毕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关于欧债危机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停滞金融化悖论和马克思归来基于欧债危机的视角
２００７年,美国投机性抵押贷款和衍生债券泡沫破灭,引发了震惊世界的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拉开了大衰退的序幕.各国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以拯救“太大而不能倒” 的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衰退的加深,然而主权债务危机却作为新的主角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图景中,而以核心与边缘这一制度安排为主要特征的欧元帝国主义加剧了危机.最终,２００９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等国家也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局部债务危机最终演变为整体性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实质是欧元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垄断资本时代停滞金融化内在矛盾的具体呈现.本文试图以欧债危机为例,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视角,探讨作为垄断资本时代痼疾的经济停滞与金融化悖论,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欧元帝国主义视域下边缘国家可能的出路,以此纪念《资本论》出版１５０周年.
一、欧元帝国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帝国主义做过如下经典论述,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它包括五个基本特征：“（１）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２）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３）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４）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５）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列宁总结道：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１］４０１.”
在列宁的基础上,印度学者普拉巴特·帕特奈克（ＰｒａｂｈａｔＰａｔｎａｉｋ）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进一步发展.他以金融崛起的宏观维度为出发点,剖析了世界货币在垄断资本时代的具体作用,提出金融的崛起与资本集中密切有关.不过帕特奈克不赞同希法亭和列宁提出的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观点,他认为这类现象并没有出现,现实的情况是非金融企业对银行资本的依赖性日益减弱.事实上,非金融企业直接参与金融市场,并且主要从事投机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金融通过债务和金融自由化将穷国和发展中国家纳入其运行轨道之中,并据此确立了金融作为上层建筑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帕特奈克强调,帝国主义赋予了发达国家掠夺边缘国家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开辟新市场、维持低水平的工资以及攫取原材料等方式,从边缘国家攫取剩余价值而实现的［２］.古格列尔莫·卡契迪（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Ｃａｒｃｈｅｄｉ） 认为“帝国主义是跨国企业从它所控制的国家,有组织地攫取价值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元帝国主义实质上是“核心国家有组织地从边缘国家攫取利润的具体历史过程”［３］１５５－１５７.众所周知,欧洲货币联盟建立在包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ｔｈｅ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Ｔｒｅａｔｙ）、《稳定与增长公约》（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Ｐａｃｔ）以及《里斯本条约》（ｔｈｅＬｉｓｂ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等一系列条约和多边协议的基础上.这一联盟的目的在于维持该区域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并且增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欧盟实质是以德国等核心国家的资本利益为主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结合体.这必然导致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以服务于资本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增强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
第一,欧盟执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因此,欧洲央行将重心主要放在核心国家,并非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为了维护核心资本家的利益,欧洲央行在整个欧元区实行低息政策.欧洲央行本身无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政府债务,并且也不能有效地制止成员国的金融投机活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腊学者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ＣｏｓｔａｓＬａｐａｖｉｔｓａｓ） 认为欧洲央行是“欧元区经济利益和金融化的担保人、金融资本利益的捍卫者”［４］４２－４４.第二,《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政策做出了严格限制,不过成员国仍然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财政政策对于欧元充当世界货币所必备的可接受性至关重要.由于缺乏统一政府或联邦政府,欧元区既没有整体性的税收体系也不具备在欧元区域内部进行财政转移的现实条件.实际上, 正如珍妮·皮萨尼费里（ＪｅａｎＰｉｓａｎｉＦｅｒｒｙ） 指出,财政制度在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具体落实程度并不相同,边缘国家曾试图以各种方式掩盖财政赤字,这类做法加剧了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５］.第三,由于欧元区单边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政策的严格限制,就业改革成为各国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最初,就业是各国的独立政策,但是在卢森堡欧洲会议（１９９７）上,第一个欧洲就业改革方案横空出世,此后《里斯本条约》（２００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方案.其核心思想在于推动更具灵活性的就业模式以及工作和劳务派遣.由于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历史的差异,就业改革对各成员国工人所造成的具体影响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首先,边缘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福利状况普遍低于核心国家.通过向工人施压所获得的竞争力十分有限.其次,德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压榨工人.正是基于此,在最近２０年,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恰恰是名义工资成本上升最低的国家,这就使得它们的工人在整个产出份额中所占比例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整体而言,欧元区所有国家事实上都被卷进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灵活就业和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这无疑加剧了欧元区域内部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榨［４］２２－２９.欧洲一体化过程实质是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帝国主义,面对实体经济停滞这一垄断资本主义痼疾,通过作为其微观基础的跨国企业和宏观基础的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策略,以压低核心国家工人报酬、充分利用边缘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从而攫取剩余价值的具体历史进程,生动地展现了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新时期停滞金融化悖论的具体运行.边缘国家在欧元区的融合进程已经危险重重且日益有利于处于德国控制下的欧元帝国主义.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这一帝国主义进程对边缘国家的剥夺性积累,而非媒体所刻画的欧元区福利过高以及边缘国家民众的懒惰.这一整套制度,不仅仅是支撑欧元作为欧元区共同货币以及世界货币的纯技术性安排.欧元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以及在危机之际提供救助以确保金融资本的利益,同时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制,以牺牲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工人福利为代价,巩固德国等核心国家的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在欧元区的统治地位,增强其全球竞争力.
二、停滞金融化悖论
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在最近３０年已经日益金融化,这表现为对于生产而言,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停滞金融化悖论成了垄断资本时代的痼疾.拉帕维查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在吸收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经济学和日本宇野学派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化具有三个典型特征［６］.首先,大公司对银行的依赖性日益减小,并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其次,家庭通过各类资产（比如年金和保险） 以及各种债券（比如抵押贷款和无担保债务） 日益卷入金融系统.最后,银行转向通过手续费、佣金以及与家庭部门而非公司的交易活动攫取利润［７］.金融化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各有不同,这一方面导致德国工人以及边缘国家工人饱受创伤,另一方面边缘国家呈现出负债累累的消费者与房地产投机狂热［８］.
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并不存在强劲的投资增长,只有西班牙和爱尔兰在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经历了短暂的投资繁荣,其中爱尔兰在２０世纪末的投资增长主要归功于美国跨国公司,进入２１世纪后,爱尔兰和西班牙都严重依赖房地产以实现投资繁荣［４］１３－１７.另一方面,消费成为欧元帝国主义统治模式下希腊、葡萄牙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希腊和葡萄牙储蓄占ＧＤＰ中的比重,在２０世纪下半期已然为负.因此,消费增长只能通过家庭债务的攀升得以实现.此外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爱尔兰在２０世纪末也出现了储蓄下滑.边缘区家庭部门已经很难根据现有收入维持消费.整个欧元区只有德国的储蓄在２０世纪下半期呈上升趋势,并且消费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有限,因为德国主要通过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存在的停滞压力以及德国国内经济的收缩为欧元帝国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并为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了引线.
在最近２０年,个人收入的金融化已经在欧元区边缘国家急速推进,边缘国家的家庭债务大幅攀升.债务增长主要由消费和房地产的日益高涨所推动.２０世纪末期的低息政策,使得消费者债务进一步上升.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的家庭债务占ＧＤＰ的比重已高达１００％.一旦失业率和利息率提升,这一高额的负债水平将难以为继.唯一的例外是德国,家庭债务呈下降趋势.然而随着其在欧元区一体化过程的加深,边缘国家的家庭部门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这构成了欧元区不同国家对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做出的不同反应的基础,主权债务危机应运而生.这一时期,除了西班牙投资快速增加以及爱尔兰在房地产泡沫的推动下投资快速增长从而使公司债务有所增加外,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公司债务并没有显著上升［４］１９－２１.
边缘国家的金融化以欧洲货币联盟,特别是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帝国主义为基础.边缘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其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家庭债务支撑的消费扩张,或者以房地产投机为根本特征的泡沫.无论是家庭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债务都在大量增加.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压力被转嫁给欧元区的工人,并且德国比边缘国家更成功地挤压工人报酬,有力地实施了兼具灵活性和限制实际工资的政策.例如２００３年社会党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著名的２０１０年章程,新劳动合同降低了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此外,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以来,德国资本就一直在利用东欧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工人实际工资下滑,从而提高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对于诸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西班牙这类边缘国家而言,受困于实际工资停滞甚至下滑以及社会保护网络的维持,并不能像德国那样拼命挤压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为了应对垄断资本时代经济停滞的困境,德国主要通过压低工人的报酬水平以及降低福利而苟延残喘.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经常账户盈余,这源自压低欧元区工人工资水平,而非生产率的强劲增长.经常账户盈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德国银行借款给欧元区边缘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而不断循环.对于边缘国家而言,欧元帝国主义所导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夺性积累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从局部债务危机演变为欧元区整体性危机的根本性原因.瓦西利斯·弗斯卡斯（ＶａｓｓｉｌｉｓＫ．Ｆｏｕｓｋａｓ） 和康斯坦丁·迪缪拉斯（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Ｄｉｍｏｕｌａｓ） 认为通过银行部门蔓延至欧洲及其羸弱的边缘国家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充满缺陷的过程,也是霸权转移的过程.他们将局部地区与欧洲以及全球联系起来展开论述,详细考察了不仅威胁欧盟凝聚力而且威胁整个欧洲大西洋世界霸权的希腊债务危机的金融、地理以及历史基础［９］２０－３４.归根结底,欧元帝国主义是建立在核心国家掠夺边缘国家的基础上,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合约和协议,压低整个欧元区工人工资,并且通过金融化将边缘国家纳入其运行轨道,以实现欧元区垄断金融资本家集团的剥夺性积累.
三、边缘国家的未来
２０１７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保持持续扩张势头,然而扩张主要集中在核心国家,以希腊等为代表的边缘国家仍然处于持续收缩状态,整体经济复苏依然相对缓慢,欧债危机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看似平静的欧洲大陆所隐藏的阶级矛盾正在不断发酵.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欧洲大陆之间的对立也日趋尖锐化,平静的表面潜藏着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然而对于边缘国家而言,既不存在任何轻松的选择,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货币金融研究中心对边缘国家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为深入理解欧洲大陆政治走势尤其是希腊等边缘国家与欧元区的关系及其未来的选择,提供了值得借鉴之处,文章余下部分对此做了较为系统性的介绍［１０］.文章认为,对于边缘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退出欧元系统,而在于要破除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对抗紧缩政策,扭转私有化、自由化趋势,推翻资本对劳工的压榨.
第一种选择,边缘国家“接受削减工资、减少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税率的紧缩性政策以减少公共债务”.为了推进这一政策的实施,核心国家可能会同时推行过渡性贷款以及降低商业贷款利率.然而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就业弹性,并且欧盟会要求边缘国家实行更为严苛的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推行公共部门以及教育的私有化.显然这一选择的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强资本对劳工的压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跨国企业在垄断资本时代的竞争力.然而,随着边缘国家社会运动的不断涌现,紧缩政策只会加剧边缘国家民众的反抗,加剧欧元区动荡不安的局势.同时,欧元区缺乏提供过渡性贷款和在边缘国家执行紧缩政策的完善机制.并且核心国家内部也存在一股反对救助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然而,真正问题不在于欧元区的制度机制.相反,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很可能导致边缘国家衰退加深从而更难偿还公共债务.贫穷、不平等以及社会对立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通过自由主义政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生产率增加要求投资和新技术,而这两者都不能由自由市场提供.只要以德国为核心的欧元帝国主义继续存在,边缘国家必然继续陷入之前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竞争的困境.另一方面,德国为了维持其竞争力,势必继续加强对工人的压迫.以紧缩政策为内核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留在欧元区,将会导致实际工资持续下滑,这对于扭转边缘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于事无补.加之２００７年次债危机所引发的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并没有出现真正复苏的迹象,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将会给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更为残酷的未来.
第二种选择,边缘国家“对欧元区进行改革”.如前文所述,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和“各家自扫门前雪” 的财政政策本身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典型特征.欧洲央行向银行提供大量流动性,却对政府债务冷眼旁观,对金融投机活动也缺乏有力的干预手段.因此,不从根本上触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里斯本条约》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表面上的和谐,同时维持欧元区的保守主义.然而,这类改革对工人的吸引力以及真正解决欧元区结构性不平衡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需要实施更为激进的改革,包括废除《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改变欧洲银行的相关规定,使其能够向成员国提供贷款.这类改革的目的是继续维持货币联盟,同时构造一个对工人阶级有好处的“好欧元” 策略.这一策略可能导致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预算的显著增加,以将资金从富国转移给穷国.不过,“好欧元” 策略也可能面临如下三个问题.首先,欧元区缺乏统一政府,欧元区现有的运作机制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其次, “好欧元”策略将会与欧元充当世界货币的假定相矛盾.一旦成员国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欧元价值在国际市场就有崩溃的危险,欧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将受到巨大挑战.最后,“好欧元” 能否与欧洲货币联盟兼容还有待考察,而且“好欧元” 策略很可能以“无欧元” 收场.
第三种选择,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货币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这种选择可能存在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保守性退出”,这已经为盎格鲁撒克逊媒体热议,其目标在于货币贬值,并且可能促进边缘国家出口的复苏.但这可能会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国外债务偿还造成困难.由于可交易物品上升,工人工资可能下滑.贬值很可能伴随着紧缩政策和自由化而来,而这会对工人造成很大压力.由于边缘国家技术水平有限,生产率长期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边缘国家的统治精英并不具备处理这类困难的能力,一旦实施“保守性退出”,更为可能的结果是陷入经济停滞.第二个方向是“激进性退出”,即通过边缘国家工人运动实现自身的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策略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需要对资本账户施加控制以阻止资本外逃.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包括公共设施、交通和能源等一系列关键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的策略,以确保产出和就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货币金融研究中心认为,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创造出能够将公共资源和公共信用结合起来的产业政策,因为边缘国家存在极其广阔的国有化空间,包括绿色经济在内的新经济策略也有助于投资增长,从而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金融化.他们认为,这类激进政策可能需要通过建立透明且责任明晰的机制以对政府进行改造,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因此也将呈现崭新的面貌.不过,“激进性退出” 策略也存在下述两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是支持这一转型的政治基础尚且十分薄弱,这一方面在于民众对激进改革的支持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在于到目前为止,欧洲尚不存在大胆反对紧缩政策的政治力量.二是“激进性退出” 策略很可能导致边缘国家陷入“闭关锁国” 的封闭性发展困境.由于边缘国家通常规模较小,在贸易投资上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更强,并且需要大量技术转移,因此国际性盟友及其在维持贸易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如果欧盟其他国家仍然处于货币联盟的统治之下,这将很难实现.尽管如此,边缘国家的“激进性退出”策略仍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能够给欧元区核心国家和正在遭受残酷压榨的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新的希望.
概而言之,货币金融研究中心对边缘国家所面临具体选择的分析对人们认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现实和政策选择有极大意义.他们提出的激进性退出策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凯恩斯策略的基础上,既具备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也兼有凯恩斯主义策略性的特征.这对于工人运动仍处于低迷状态的欧洲而言,是积蓄力量并且获得群众支持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这一策略整体上并未超越资本主义视野,而是凯恩斯主义性质的改良主义策略.这对于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左翼力量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超越资本主义还是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新时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经济停滞,垄断资本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以实现剥夺性积累.因此,在如何超越停滞金融化悖论这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痼疾上,不仅欧洲左翼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者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马克思的复归为寻求上述解答提供了思想的曙光,这不仅要求人们回到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更要求在垄断资本时展马克思,继续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武器.
欧债危机论文范文结:
适合欧债危机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欧债危机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2、危机公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