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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和谐悠扬的乡土恋歌评梅里的《佛耳山歌》
王杰彦 张 岚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 066004）
摘 要：梅里的《佛耳山歌》以乡土世界为写作对象,书写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变革.乡村世界在改革进程中经历了重重考验,利益面前人性的自私,村干部观念的落后,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失地村民面对改革的无所适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障碍.作家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也部分解决了问题：新一代大学生村官的崛起、村民心中新的信仰体系的建立：白玉佛与长城的精神力量等等让乡土世界重获宁静.
关键词：梅里；《佛耳山歌》；失地农民；新型村官；民族精神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长城乡土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审视”,项目编号：201603050106.
秦皇岛作家梅里的两部小说《河戒》和《佛耳山歌》同时登上了中国作家网,令人眼前一亮.其中的《佛耳山歌》凭借广阔的视角、真实的笔触,将河北当代农村风貌展示出来,反映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更将变革阵痛中的人性变迁剖析得淋漓尽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向前推进,“城市化”风潮席卷全国,新世纪以来,城市化更是发展到一个相当热烈的阶段,但是中国文学依然离不开乡村,离不开中华文化起源发展之地.作家梅里作为基层领导,植根乡土,将对家乡的期许书写成这一曲悠扬的乡土之歌.
故事发生在赢洲市漆梁县八棱子乡佛耳峪村.时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佛耳峪村村干部却忧心忡忡.村里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困难,不满当前政策,聚众闹事,连年,甚至到北戴河拦截领导,哭诉告状.连续两届村领导班子倒台之后,老支书心急如焚,找到大学毕业回乡创业的宋清宇,让他带领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组成新班子,带领佛耳峪走出困境.宋清宇上任后,经历了“事件”、“偷粮事件”、“集体跳楼事件”等恶性事件,深刻认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带头发扬风格,让出个人鱼塘,又劝说在外工作的村民让出部分土地,制定新政策,给家庭困难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终于化解了多年来积淀于村民心底的矛盾,使佛耳峪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政治意味十足的内容,梅里写得有声有色.他笔下失去土地的农民,虽然聚众闹事却不掩善良本色,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这是一个矛盾的群体,也是梅里笔下刻画得真实又深入的一个群体.新一代村干部头脑灵活,开发利用现有资源,带领村民发家致富.诸如贾平凹《秦腔》中夏君亭市场化媚上式的作风没有在宋清宇诸人身上出现,这些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们热情开朗又乐观淳朴,他们不仅将新观念引入,更把文化气息引进并广泛传播.长城脚下,这群青年将民族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一、“弱势群体”路在何方——失地农民剪影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快推进,城乡结构的转型,农民失地现象开始出现,可以说农民失地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现有体制与政策背景下,农民失地不单纯是失去土地,还包括其他一系列权益.一些缺资金、无技能的农民群体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投资无门、打工无路、种田无地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地方的农民失地就等于失业.随着土地的被征用,失地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异影响,使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所以失地农民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惘.正如陈锡文所言“农民失去土地后,他当不成农民了,而领到的那点补偿金,也当不成市民,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市民,只能是社会游民,社会流民.”在《佛耳山歌》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群“游民”.以郭有田、马起根、宋金垚、沈万星为首的失地农民,在农村失去了生存保障,又不能在城市安身立命,自然成了村子里乃至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仅在村里闹,还伺机,在社会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总体看来,作者没有将他们武断定性,反而在平淡简洁的叙事中展示出这个群体尴尬的生存状态.
1.尴尬境地中的人性流露
人性是复杂的,生存于底层的这类游民更是如此.陈晓明认为,“农民乃是弱势群体,乃是被现代性侵犯,被城市盘剥的对象”.“游民”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所以困境中的他们自私甚至卑劣,但并没有放弃个人尊严.作为“游民”,他们身份尴尬,处境艰难；作为“穷人”,他们心理失衡,行为出格.郭有田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之一.他原本在赢洲市一家大型轧钢厂上班,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但是每月也有几千元的收入,衣食无忧.每次衣锦还乡,他总是很“低调”,言语中难掩自得神色.但是经济危机使厂子停产,工人下岗,他一下失去了工作,再加上老婆有病,生活陷入了困窘,无奈之下回到了佛耳峪.面对杂草丛生的院子和满目疮痍的房子,他绝望了.没有土地,他没有了生活的依靠,生存都成问题,焦虑、无助最终都化为了对党、政府以及现有政策的怨恨.郭有田是连年的死硬分子,就算拼了老命也要,在生存重压下,他被异化成了专业户.他说：
“可以这么说,蒋学仁、贾德正、陆希顺等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你、陆峥嵘、秦勉、李松山等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新产生的腐败分子；我们就是无产阶级,是穷人.纵观全国,无论城市还乡村,贫富分化日趋突出,两个阶级的矛盾还在加剧,迟早,无产阶级还会对你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实行彻底的革命……”
激烈直白的语言,口不择言的方式呐喊出郭有田们内心的痛楚.对村干部的感恩,对土地政策的不满,对村里富人的羡慕,对自己处境的悲叹等等情绪纠结在一起,使他们有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痛悔不已,然而过后依然如此.小说中这样描写郭有田：“（从信访局回来）郭有田记着乡亲们对他的好处,自知今天来信访局确是有些不光彩,一辈子没干过这样的事,因此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与宋金垚见面后心中再次燃起熊熊大火.随即自卑的心理又凸显出来：“谁叫咱穷呢.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复杂的境遇使郭有田们内心痛苦,却找不到解决途径,这是这个群体的共性所在.
2.穷凶极恶难掩善良本性
郭有田、马起根、宋金垚等人是凶恶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正常人的道德准则.老支书蒋学仁善良软弱,无论何时何地,都维护着村里人.但他们似凶神恶煞,甚至将他推下城墙,摔断手臂,之后又在他家放了一把火.随后的村干部贾德正作风硬朗,黑白道通吃,他们虽表面惧怕,但内心同样不服.后来宋清宇走马上任,上任之初这群人就不分青红皂白,给他了个下马威,随后的几次恶性事件,更让村、乡、县乃至市一级干部挠头.但随着宋清宇改革方案的推进,这个群体真正得到了实惠,他们的生存不再艰难,分得了土地,找到了工作,那么这群本性朴实的农民便放弃了,放弃了与政策斗、与领导斗的恶行,甚至开始对自己过往的过激行为忏悔.
宋金垚是郭有田“赵光腚团”的中坚分子,他大专毕业,自以为比一般乡里人多些见识,于是经常给团的成员们提一些“建设性意见”,俨然成了“军师”.在与村领导斗争的过程中,正是宋金垚主导了“放火事件”和“投毒事件”,给蒋学仁家放火,给贾德正家猪圈投毒,使两家损失惨重.后来,这些村干部不计前嫌,反而将“故乡一条街”上的门面房承包给他,让他对以往行径后悔不已.为此,他上山拜“白玉佛”,以求赎罪,最终也是在梦中白玉佛的“神谕”指示下,将钱放在信封里,暗中投到了蒋、贾二人的院子里.
不仅宋金垚,其他几人,诸如郭有田、马起根、沈万星都是如此,村干部为他们解决了生存大计,那么有什么理由不感恩！所以最后团取得了根本性胜利之后,几人一边唱歌喝酒庆祝,内心却异常沉重.他们是死硬分子,但也是村里普通一员,虽然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时穷凶极恶,但本质上都是善良朴实的农民.
二、乡村未来开拓者——新型村官形象
相对于城市来讲,中国的农村的发展是缓慢的,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也明显较差.改革大潮汹涌而至,农村不能永远固守老一辈传统不放,只能适应新方针、新政策、新观念.但在改革过程中,必定要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所以新一代农村干部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宋清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面对满目疮痍的故乡,他下定决心,制定新制度,传播新观念,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付诸实施.
1.引入新观念,制定新制度
作为新一代大学生村官,宋清宇无疑是有见地的.他曾说：“中国的农民,他不可能一步就走进城市,他需要几代人才可能真正的融入.因此,在你没有真正走进城市的时候,永远不能放弃土地,否则就是自掘坟墓.”所以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村里户积淀已久的矛盾,主要是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就业问题.只要农民有了奔头,生活不再困窘,矛盾将迎刃而解.于是,他带领一批同龄人,制定并推出一系列政策,并付诸实施.这些政策包括宋清宇、李松山、陆峥嵘等人让出双红豆垂钓场、多丽漂流场和果园,让本村无土地人员承包,并从本村招人解决就业；号召在外做生意、上班者出让土地,并分给无土地户承包等等；建立“百斗”游乐场、“丹顶鹤”野生鸟类养殖表演场,并招收村内职工等等.这些举措是宋清宇团队牺牲了个人利益,为村民谋求了集体利益,因此得到了广泛支持,也正是在这些措施推行下去之后,佛耳峪走出低谷,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而且,宋清宇等人并不仅仅满足于此,矛盾解决了,还要有进一步发展.他提出的佛耳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体现出新一代大学生村官的广阔眼界和深刻思想.
2.发展新农村文化事业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这一命题显然是作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在小说中特别写道宋清宇等热血青年不仅致力于解决村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还着力发展新农村文化事业,办起了“山鹰文学社”.这样的情节虽然有些生硬,但寄寓了作者对农村文化事业未来的憧憬.
宋清宇作为文学社社长,不仅号召了村里年轻人入社,还将“事业”拓展到了县里,甚至市里.薛倾城、周聪、甚至市里孟庆吾书记都来捧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成功.尤其是后来村里的落后分子郭有田、马起根都参与到诗歌创作中来,更是凸显了文学社的影响力.实际上,乡村文化事业发展是一个让人忧虑的命题.改革大潮冲击带来的传统文化的丢失,使乡村文化发展进入到瓶颈期.但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为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所以宋清宇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
然而,更深入来讲,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乡村,其优秀传统文化更值得发扬,因此作者应适当予以关注,否则,单纯靠现代文明来拯救乡村文化,这种文化想象未免失之偏颇.
三、民族精神象征——白玉佛与长城意象
在《佛耳山歌》中,有两个意象特别引人关注,一个是白玉佛意象,一个是长城意象.白玉佛是村民心目中的守护神,守护着全村人的生命、健康.所以村民们无论有什么事都要拜一拜白玉佛,白玉庵的香火格外的旺；长城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即便是当地古长城依然是如此.虽然已是残垣断壁,但长城带来的精神力量永远存在.
1.白玉佛意象：精神寄托与心灵守护
在佛耳峪村民眼中,白玉佛是神,能救人脱离苦难.“今天是周六,肯定都是来旅游的.一群举着花伞的红男绿女去了白玉庵.据说,白玉佛现在很有灵气,有求必应.求子的、讨官的、聚财的、驱邪治病的、寻亲的……香火很旺,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那烧香火的人都跪满了院子,把香都烧到天上去了.”这是白玉庵的盛景.佛耳峪人民爱戴白玉佛,尊敬白玉佛,也善于倾听白玉佛的“神谕”.白玉佛就是佛耳峪的守护神,指引村民一心向善.宋金垚、郭玉叶夫妇就是在白玉佛的指示下,将钱送到了贾、蒋二位村干部家中的,可见白玉佛对乡民精神、行为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白玉佛不是万能的.在佛耳峪村民聚众闹事,暴力袭警,将要集体跳楼之时,“佛耳峪连一只鸟叫都没有.佛耳山上的仙鹤也不飞翔,也不起舞……那白玉佛也无言,她根本保护不了佛耳峪里的人们.她是不是也在流泪呢？”所以宋清宇等人在探讨白玉佛的精神实质是,总结出三句话,即爱国爱家,仁义忠贞,勤劳果敢.的确,白玉佛带给人的精神引导、心灵启示,即是这些优秀品质的铸就.
2.长城意象：民族精神凝聚
长城一直以来不仅是著名旅游景点,而且承载着历史文化发展,她的价值集中在人文内涵、精神层面之上.“万里长城永不倒”成了一种象征,象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恒存发展,数千年一直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形象.大多数人都认可“长城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标记,……可增强人们的国家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长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重塑具有重要作用……”《佛耳山歌》这部作品中,长城作为背景出现在故事中,代表了作者的一种信仰,对民族精神永存的信仰.
古老的村落,翠屏山上雄伟的长城,奔腾的青龙河,佛耳峪的地理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尤其是霞光中的长城,虽残破但不失雄伟.作者写道,“佛耳峪长城,除山海关,原来就数这一带规模最大、建制最全、保存最完整的长城.她山上有围城,山下有瓮城,亮马山上设有独立的大型烽火台.她还穿越了河流,有水下长城,这是山海关都逊色十分的景观……”然而这种雄伟却在先前病态的乡村中遭到了破坏.本该作为民族精神核心存在的长城,却成了佛耳峪人的伤心之地——老支书蒋学仁被暴徒推下城墙,手臂摔断；韩香柳在长城上小屋中生下私生子,孩子的父亲是个只知感慨国人不懂保护长城的骗子；郭玉叶爬上“九楼”,那座沧桑的“九楼”,想要从上一跃而下,结束生命…….幸而在新干部的领导下,在新政策的引导下,佛耳峪重新走上发展之路.长城,也被列入了发展规划之中.古长城修葺、长城旅游文化公司成立等等让人看到了长城的希望,民族未来的希望.
《佛耳山歌》这部作品,用淳朴的乡土叙事展示出乡村当下的状态,对于乡村经验、人性刻画、风土人情的勾画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佛耳峪村是勇于变革的,她无疑已经冲破传统束缚,成了新型乡村的代表.虽然人们的方言依旧那么浓郁,民风依旧那么淳朴,但乡村生活实际已被现代文明所解构——这种解构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佛耳峪村的发展轨迹为乡村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佛耳山歌,真的是作者虔诚写就的一曲乡村恋歌.
参考文献：
[1]陈锡文.试析新阶段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1（11）.
[2]陈晓明.诡异的乡土叙事——评贾平凹的《秦腔》[J].中国网.
[3]景爱.长城的内涵及相关问题[J].学术探索,2010（6）.
[4]刘文泉 朱屹.“长城文化”现象与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J].工程学院学报,2003（2）.
作者简介：
王杰彦（1981.11-）,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
张岚（1981.10-）,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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