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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和《高士传》论赞之比较
摘 要：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高士传》,一个是纪传体史书,一个是隐逸传记文学作品.然而,班固与皇甫谧所处时代不同,个人思想不同,其作书目的也不同.他们作品中的论赞也展现了不同思想与艺术特色.本文将以《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评论对象,思想和语言艺术特色的比较,探讨两者的差异与价值.
关键词：班固；《汉书》；皇甫谧；《高士传》；论赞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30-087-04
论赞文体诞生于正体史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论赞也进入人物传记类的小说作品.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蒲松龄《聊斋》的“异史氏曰”.当今研究中,对“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的对比研究成果有很多,可以说“太史公曰”和“异史氏曰”是“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的两个典型.但不可忽视是,司马迁和蒲松龄之间间隔的年代相当久远.蒲松龄的“异史氏曰”实际上是“文学”论赞成熟之后的产物.“史学”论赞向“文学”论赞的发展绝非是从“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的跳跃,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有有必要对这期间的史学和文学类作品的论赞进行比较研究,《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则分别在“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书》上承《左传》、《史记》,下接《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及各类传记作品,在论赞的发展中承上启下,对论赞文体的成熟及其后的论赞作品都有重要的影响.《高士传》则是特殊的人物传记作品,由于材料杂取子史,以至于《庄》、《列》寓意之作,常将杜撰的人物、事迹视为真人实事,为之立传,混迹其中.[1] 古代学者对论赞的研究中,对皇甫谧的《高士传》也有所提及.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明各家论赞名称时就提到“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2].《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对比与“太史公曰”和“异史氏曰”的对比相同,都是“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的对比.此外,《汉书》和《高士传》之间相隔并不似《史记》和《聊斋》之间那样久远.故而,对《汉书》和《高士传》论赞的对比研究,不仅能看到班固和皇甫谧写作的内容、思想,及艺术特色的异同,更可见论赞从史学向文学发展的渐进过程.
一、《汉书》与《高士传》论赞评论对象之比较
《汉书》与《高士传》分别是重要的史学著作和文学人物传记,其论赞体现着作者所持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但班固与皇甫谧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思想,其作书目的也不同.这使得他们在选择评论对象和评论立场时都存在着差异.
（一）《汉书》注重王公将相
关于史书的评论对象,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评价：“《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他指出《汉书》开始,史书对社会人物描写减少,对与统治阶级相关的王侯将相描写增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不是春秋战国时四分五裂的社会,对社会产生推动和影响的往往是自上而下,从顶层统治阶级到下层的社会,所以《汉书》的论赞也主要关注的是这些统治阶级的王侯将相.此外,《汉书》论赞也提及了部分下层人士.
对于帝王,班固在评论时针对不同的君主也有不同的感彩,例如对文帝、景帝,班固直接发出“呜呼,仁哉”[4]33和“景,美矣”[4]38 的感叹,但对哀帝、平帝则评论其“权柄外移……飨国不永”[4]88,“孝平之世,政自莽出……民怨于下” [4]92 的惋惜.对于臣下,班固以“论将”赞冯唐,以“守法”赞张释之,以“正直”赞汲黯,以“推士”赞郑当时,[5]对这些正直忠臣予以赞扬.但对佞臣如邓通、赵谈、李延年之流,班固则批评其“位过其任,莫有能终” [4]919.
《汉书》虽对王侯将相有充分关注,但对下层人士也有提及.例如在《杨胡朱梅云传》中狷狂士,《游侠传》中的豪杰游侠.班固对他们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对狷士杨王孙,班固认为 “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 [4].但对于游侠,班固则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不宜过度宣扬.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评论性文字并非都在篇后的论赞中,一些篇目诸如《货值传》、《游侠传》的评论在篇首.这些与论赞一起构成了《汉书》的评价体系.
（二）《高士传》注重隐逸高士
皇甫谧《高士传》的评论对象相比《汉书》要单一很多,均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6]181 的隐士.而《高士传》的人物则杂取子史,不仅有历史人物,还有虚构人物.《高士传》的论赞一般点明高士的事迹以及赞扬其精神.
历史人物中,有史书为其作传的.例如见于《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的老子、庄子.也有来自其他人物传记中的人物,例如《史记? 留侯世家》中的黄石公和商山四皓,《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的严遵等.
虚构人物则多取诸子书中的人物,例如王倪、许由等所谓尧舜时人.此外《高士传》还有许多不知名姓的隐逸人物和传说人物,例如汉阴丈人、石户之农,披裘公等.
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高士传》的论赞内容基本都是对高士事迹的勾勒以及对高士精神的赞扬.《弦高》中,皇甫谧以“秦穆扬兵,於周邂迕,矫命犒师,阴抒国祸”寥寥数字点出弦高犒师的重点,并强调弦高“辞赏居夷,飘然弗顾”[6]191 的行为.对他爱国和不贪富贵的精神予以赞扬.同样,《许由》中,皇甫谧以“黄屋将归,紫芳高举.颍汲箕田,羞颓汗鄙”[6]185 对许由逃隐的事迹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概括,说明其不慕名利的精神.
（三）评论对象不同之原因
《汉书》专注王公,杂以其他的评论对象,而《高士传》的评论对象是清一色的隐逸高士.班固对不同人物或事件根据其历史影响或有褒贬.皇甫谧对高士则从不同角度赞扬.可以说,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和持有的态度并不同.究其原因,在于班固和皇甫谧想通过这些人物传达的主旨不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史书的身份决定了它对不同人或事褒贬不一的态度,而断代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王公将相的特别关注.古人作史书,往往带有“资鉴”的目的.载前朝治乱,以明本朝兴衰.就史学的意义来说,“论赞”体的批评, 是史家表达历史识见的一个重要方式.[7] 史书的读者通过作者在论赞中的“寓褒贬”对人物或事物“别善恶”.这就决定了史书作者需要选取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相对比以达到其“以古鉴今”的目的.《高士传》是一本人物杂传,皇甫谧能为虚构人物立传,可见其作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史实.《高士传》历来被视作皇甫谧的“自况”之作,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称“隐逸本于皇甫谧”[8],皇甫谧在《高士传》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因向往高士行为,欣赏高士隐逸精神而为高士立传的写作目的.所以他才会把高士作为关注的对象并对高士以积极评价.
二、《汉书》与《高士传》论赞思想之比较
（一）《汉书》尊汉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而东汉时期,统治者继续不遗余力以儒学教化社会.儒者游历全国,设塾讲学,博士生活富足,广收门徒.①从这些社会现象都可以看到东汉儒学兴盛之况.社会中浓重的儒学氛围自然对班固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班氏世家为汉臣,自觉膺服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认刘氏为正统乃情理必然.[9] 班固之父班彪曾以“百姓讴吟,思仰汉德” 劝说割据陇海的隗嚣归顺刘秀,隗嚣不听,遂作《王命论》说明“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10]393,为刘氏的正统地位正名.故而在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班固在《汉书》的论赞中有明显尊汉崇儒的倾向,这些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班固经常引用孔子言论及经书内容进行评论并对儒林以关注.《张陈王周传赞》云：“故孔子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语出《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羽在孔子眼里资质低下,不能成才.但最后诸国无不传颂其名.班固以此发出对张良“以为其貌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的感叹,说明人才不可以貌取之.《佞幸传赞》中,班固以孔子“损者三友”之言,提醒统治者任人需用贤而不用亲.班固也对其他经书内容加以引用,说明其观点与思想.《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赞》云：“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班固用《诗经》的诗句说明荆舒之地多叛乱,隐射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行为.除了引用孔子言论及经书内容,《汉书》还专为儒家有成就的学者立传并在论赞中对这些人大加褒扬.董仲舒是推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人物.《董仲舒传赞》中,班固称赞其“有王佐之材”[4]571.《楚元王传赞》中,班固将刘向、董仲舒等人与孟子、荀子并别,称这些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4]478,对这些儒者的学识和影响给予积极评价.《汉书》的《儒林传赞》中,班固叙述武帝以来儒学“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4]884的盛况,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后,儒学成了一条“禄利之路”.统治者以此拉拢士人,统一思想；统一士人也以此换取衣食,效力朝廷.
其次,《汉书》的论赞多以朝廷为出发点,维护封建等级,对君主的行为多褒扬乃至粉饰.班固在《汉书》论赞中强调汉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继唐尧之正统.他用“五德终始”的观点,为汉朝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说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是“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4]20 的历史选择.因此,凡与朝廷立场有出入的,班固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最明显的例子当属班固对游侠的态度.司马迁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容于法度,但他们有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生的优秀品质.班固则对朝廷打击游侠势力的作为表示支持,认为游侠窃生杀之权的行为已经是罪不容诛,他们所谓的品质也不过是道德之末流,难登大雅.《汉书》的论赞多对皇帝以正面评价,虽然诸如文景、武帝的评价还是较为恰当准确,但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4]74-75,成帝“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4]84,这些并无多少作为的皇帝,班固却依然以这些乏善可陈的东西来称颂他们.这与他对汉朝的拥护与儒家讲求忠顺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高士传》儒道兼综
皇甫谧处于魏晋思想变革之际,此时的汉朝以来儒家经学传统逐渐向魏晋玄学思潮转变.皇甫谧继承旧有的经学传统,魏晋玄学也对他深有影响,其思想整体是儒道兼综.与班氏家族一样,皇甫氏也有浓厚的儒家传统.皇甫谧的高祖皇甫规曾举贤良方正,后还乡“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人”[10]620.其祖父皇甫叔献,任灞陵令,父皇甫叔侯,举孝廉.这样的儒学家世自然对皇甫谧的儒学思想有深刻影响.皇甫谧的儒学思想见于其各类著作中,《帝王世纪》对各代帝王谱系详细罗列,强调王道纲常,具有儒家礼法精神.《列女传》叙述与忠孝节义有关的人物事迹,宣扬儒家伦理观念.皇甫谧虽有儒学背景,但其所处时代却属于魏晋玄学的上升时期,所以皇甫谧从老庄哲学中也汲取了大量道家思想.皇甫谧以颇具道家色彩的“玄晏先生”自号,遁世隐居,朝廷屡次征兆征召而不就.生活上俨然是一位隐逸之士.可以说,皇甫谧深受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这种儒道兼综的思想也体现在《高士传》的论赞中,具体在以下两个方面：
《汉书》推崇儒家,所以关注儒林.《高士传》重隐逸,则对道家人物更为关注.《高士传》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道家著作的人物,诸如《庄子》被衣、王倪、齿缺和石户之农等以及《列子》中的林類,老商氏等,皇甫谧在评论时也多直抒对这些人的赞美之情.例如被衣“超然释智”,齿缺“蕴含上智”.老商氏“得道而归”等.此外,来自史书的人物也是精通老庄的道家人物.河上丈人见于《史记? 乐毅列传》,著有《老子章句》,皇甫谧评论河上丈人是“伯阳倡教,嗣流河上”[6]211 的道家宗师.严遵见于《汉书? 王贡两龚鲍传》,也是一位“聃文是阐,乃作《指归》”[6]219 的道家人物,他著有《老子指归》,对老子思想进行阐释.
虽然《高士传》对道家人物关注更多,但隐逸并非道家的专属权利.儒家思想虽然强调积极用世,表面上看同隐逸现象格格不入,但它对高士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11] 故而在《高士传》中也可以看到儒者,诸如颜回、曾参以及田何等人.皇甫谧或评价其精神,或论其学术成就.皇甫谧以“浩浩之气,常骄大人”[6]200,点出了曾参轻视权贵的精神,以“不悼簞瓢,心齐白日”[6]200 说明颜回安平乐道,志向远大的精神.田何治《周易》,皇甫谧以“子莊嫡继,孔派.一移客土,四嗣俱兴”[6]214 来说明田何对《周易》的继承和传播所做的贡献.
除了对儒道两家的隐逸之士关注以外,皇甫谧在论赞中也经常提及高士们“定帝谋王”的行为.统治者礼贤下士,高士也为统治者解忧排扰.统治者与高士并不对立,而是相处融洽,亦师亦友.蓋公以无为之道教导丞相曹参,曹参才能“衍辅汉庭,玄风犹在”[6]212.另外,像严光这样“少与龙潜”,与光武帝刘秀“内榻同眠”,更是与统治者有着朋友般的关系.就算是从尧处逃隐的许由,去世之后,也被尧封为“箕山公神”,世代祭祀“绵绵无绝”.从皇甫谧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些高士一方面隐居山林,一方面又和统治者有平等密切的来往.这实际上体现着皇甫谧心中统治者与士人的理想关系——宽松与包容.统治者尊重士人,能礼贤下士,向其求教.同时,并不强求他们一定为自己效力,尊重士人的选择.士人也不会排斥统治者,即使不为其效力,也能为其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两者的关系并非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良师益友,相互促进的关系.皇甫谧这样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魏晋时代,政权反复易主,并常常伴随着杀戮.士人朝不保夕,稍有不慎,遂身首异处,统治者与士人的关系是异常紧张的.正是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才有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对统治者与士人轻松友好的关系的描写.
可以说,高士们多为道家人物,治道家经典,但同时又能为帝王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这些高士身上杂糅着儒家与道家,是《高士传》儒道兼综的思想体现.
三、《汉书》与《高士传》论赞语言特色之比较
（一）《汉书》骈散结合
论赞作为史书作者带有主观色彩评论的部分,恰当运用语言对传达准确的评论立场和立场有积极作用,这对作者的文学功底有着很高的要求.很明显,班固并不缺乏这样的才能.《后汉书? 班固传》中有“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0]395 的记载.《汉书》论赞语言最大特点在于骈散结合,整饬而富有变化,具体表现在《汉书》论赞多用四、六句,中间又杂以散句,故而有刘知几所谓“典诰之风”.例如《宣帝纪赞》：
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赞曰：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虖！韩氏自弓高后贵显,盖周烈近与！
以上两则论赞均以四、六句为主,中间又兼有散句,语句稍加雕琢辞藻,句式较整齐,有骈俪化的倾向.班固将散文的风格与辞赋的风格相结合使得《汉书》的论赞在整饬中富有变化.
（二）《高士传》骈俪整饬
相比于《汉书》,《高士传》的论赞更加骈俪整饬,其论赞中只有清一色的四言句.同时,《高士传》在正文中以叙述性的文字描述高士行为,在论赞中则以典雅整饬的抒情性文字既对高士行为概括,又表明了自己对高士的赞美.例如《东海隐者》：
东海隐者,不知何许人也,汉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节徵用,历位至一年.复还,通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奇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曷为致此？而复遽去,何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距良,终身不纳.论者高之.
隐者贤旷,避世沧瀛.其友树节,乃饵华缨.
进轻退促,举动不经.交携长绝,时议所钦.
实际上,《东海隐者》的论赞与正文的内容并无多少差异,即东海隐者之友王良以清节换取利禄,东海隐者与之绝交的事.正文用叙述性的文字进行描述,而论赞中则以整齐典雅的四言句概括.正文中以“良以清节徵用,历位至一年”说明王良终南捷径的行为,而在论赞中,则被浓缩成了“其友树节,乃饵华缨”这八个字,语言精练而典雅.同时,从“隐者贤旷,避世沧瀛”和“进轻退促,举动不经”就能看出皇甫谧对两者的态度,东海隐者是闲雅高洁的,而王良则是有背高义的.
《高士传》论赞的骈俪整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的兴盛不无关系,与高士传同时期的史书作品的论赞,也呈现骈俪整饬的倾向.例如与皇甫谧同时的陈寿所作的《三国志》中《董二袁刘传》评曰：
董卓狼戾贼忍,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如果以《汉书》为对照,则《三国志》论赞的更加骈化,散句更少,更加工整.皇甫谧和陈寿之后范晔的《后汉书》的论赞,则与《高士传》更为贴近.例如《后汉书? 董卓列传赞》：
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无礼虽及,馀?遂广.矢延王辂,后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范晔也全部用四言,这一点与皇甫谧一致.对比《三国志》,《高士传》和《后汉书》在论赞骈俪化上做得更为彻底.整个论赞十分典雅整齐.
可以说,《高士传》的论赞所呈现出的骈俪整饬,与这一时期的骈俪文风有着密切关系.不仅是《高士传》,甚至于正体史书的论赞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四、结语
论赞自《春秋》“君子曰”而起,是史书和传记文学抒发作者议论和感慨的重要文字.《汉书》与《高士传》的论赞都在论赞文体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因其作者的思想和所处的时代不同,《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又各自独具特色.在评论对象上,《汉书》关注王侯将相,《高士传》关注隐逸高士.在思想上,《汉书》尊汉崇儒,而《高士传》儒道兼综.在语言特色方面,《汉书》骈散结合,而《高士传》骈俪整饬.虽然《汉书》与《高士传》论赞的对比讨论至此结束,但有关论赞文体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作品论赞特色的讨论仍将不断持续.
注释：
①范晔《后汉书》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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