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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话语的性别反思

宋声泉

读家有方

《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刘慧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与欧美女性艰难地争取权利相比,中国女性改变命运的历程似乎显得轻快而奔放,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女性多方面权益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与支持,男女不平等的藩篱仿佛已然彻底消除.但这反而使妇女问题演变成为一种被漠视、被悬置,甚至被无限期延宕的话题.实际上自晚清开始,巨大的社会变革触及最深的只是那些“最恶劣的弊端”——如女性幽闭、缠足等,而在人们思想意识的深处依然残存着大量男权中心的遗毒而浑然不觉.在女性的现代解放道路上,男性主导者由于或隐或显的男权意识,在革除旧弊的同时也不断地生产新的性别区隔与压抑,当下中国的家庭、教育、就业等多方面仍存在相当严重的性别歧视.可见,推进之间的深层平等和相互理解,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而厘清这种现状形成的根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刘慧英的《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只标明页码),认真梳理了中国妇女问题始被提出时的各种文本及话语势力,尤其是集中讨论了女权启蒙发生的源头及在一个短时段内的变化与当时民族国家话语的关系,值得推介.

长期以来,学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般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起点.阅读刘著第2至第5章不难发现,妇女解放事业其实早在五四前20年就已开启.该书前五章的研究重点是晚清,第6章则将视点延至民国初年,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新文化运动究竟在哪些方面超出了以往的女权启蒙话语?又在哪些方面沿袭了早期女权启蒙的套路和程式?这些追问使晚清和五四的女权启蒙得以在不断的对话中,凸显各自的价值与局限.

该书颇具创见的是对何震女权思想的探析和早期《妇女杂志》历史价值的阐发.

在第5章中,刘著细读了何震主编的《天义》杂志,勾绘出她在专制时代中难得的清醒和犀利;并考索出《天义》由女权主义向无政府主义的转变轨迹,澄清了诸多误解,特别是梳理了何震与其他无政府女权主义者的分合异同.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时期关乎“男女革命”最激进的思想是《新世纪》杂志上由男性提出的主张——在嫖女/嫖男、多妻/多夫等问题上实行“男女都一样”;身为女性的何震竟然痛斥“多夫说”,趋于保守.对此,刘慧英认为:男性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从外在理念出发,何震才是真正自女性本位着眼,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女性处境上发声;妇女看似保守落后的根源在于社会体系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而缺乏安全感的她们只能诉求于制度本身来取得保障.这样的阐释显示出作者作为女性研究主体对同为女性的研究对象的体贴与同情.

刘著第6章指出,早期《妇女杂志》虽不直接涉及振兴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而是立足于女性自身,将“兴女学”认定为处于弱势情景中的妇女的重要出路,故特别关注妇女自立和就业问题.这便消解了清末民初富国强民话语支配下的经典女权启蒙观念——“分利说”,从而显得极具颠覆性,尽管它很快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淘汰出局.

《妇女杂志》不放弃那些在激进人士眼中“落伍”的旧式妇女,以平易的姿态向她们传授各种家政和工艺常识,以培养她们为、为人母的基本素养和技能.作者将杂志首任主编王蕴章视为“对中国女性遭遇和命运寄予关注和扶持的男性”的代表,认为他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正面肯定了妇女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数千年中,女性虽一直被隔离于“公共领域”之外,但作为人类的一半,她们一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贡献于社会.书中多个章节都讨论过妇女的家务劳动是否应归入生产劳动这一问题.作者指出,家务劳动遭受贬低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其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因而被视为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劳动,并批评了晚清知识者漠视甚至蔑视妇女家务劳动的浅薄.这对当下类似问题的争鸣亦有参照意义.

一般而言,学界受制于五四史观,习惯于批判早期《妇女杂志》“提倡三从四德,专讲烹饪缝纫”,将之认定为“保守”,而推崇章锡琛的接任代表着“新生”.保守或激进的定性经常暗含落后或进步的判断.而刘著对王蕴章时代《妇女杂志》的重新估量,是对这种思想史理路的成功瓦解.

之所以说刘著对何震与王蕴章的妇女思想的发掘与阐释别具手眼,首先是其在民族国家话语的主流性别论述之外诠释了两个另类的女权话语的脉络,更重要的是,作者展现的这两种论调不是将妇女作为客体对象而是作为话语主体建构出了历史多面性.这也充分展现了作者的研究视野:不满足于将妇女视为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受害者”来设置女权启蒙的话语框架,而是指出妇女被利用收编的过程中,也名正言顺地浮出了历史地表;在遭受歧视、剥削、残害等不公的同时,也逐渐萌发了抗争自强的意识,从而去自觉地改变她的历史和社会地位.

《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以自觉的女性立场与女权主义的眼光,挑战了人们习焉不察的历史话语.

首先,在妇女史重建方面,刘著指出,“每一部中国妇女运动史的绝大部分篇幅都被当时民族国家的‘中心事件’所占据,被妇女们如何为这些事件竭尽全力所占据,因此整部中国妇女运动史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像一部妇女爱国史、救国史,乃至成为整个民族国家或某个政党历史的一个侧面、翻版和附件”(第64页).因此,重建妇女史的首要问题是反思妇女进入历史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证明妇女拥有自己的历史.正如以高彦颐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不断强调传统中国妇女不只是受压迫、受欺凌的对象,作者同样希望改变以往那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历史研究方法,重新检视动态的、多层面、多样化的女性生存状态,还原中国妇女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基于此,作者格外看重何震与王蕴章女权论的价值.她相信: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这类非主流的书写和行动会得到更多的挖掘与展现;它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不再是孤立另类的存在,而会形成一种以妇女为主体的谱系.

妇女史重要的颠覆性力量不只是要写出一部与男性截然不同的妇女的历史,还要为书写人类全体的历史提供新的分析范畴与逻辑框架.早在1996年,刘慧英便指出中国妇女问题的正式提出与中国的现代化一同起步,“如何来估量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中男性的作用以及整个民族国家利益对女性命运的‘左右’,如何来审视中国妇女处于这种‘喷薄而出’历史境遇中的‘失语’现象,这都是关注中国‘现代性’的人们应该而且必须正视的”[1].而《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背后的问题域,仍是在讨论妇女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即将女权问题作为观照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视角,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妇女解放所遭遇的来自传统的束缚以及现代化本身的压抑.凡此种种,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性发生及其特征的认识.

其次,在妇女史资料的辨析与运用方面,该书亦可圈可点.所作论述大多立足于原始报刊,对《天义》《新世纪》《妇女杂志》的考索尤见功力,对各种资料汇编的意识形态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大量用来了解妇女历史的资料都是“通过男性观察的透镜中折射出来的”[2];若从女权主义层面解读带有男性偏见的史料,恰恰可以借由“化合”作用,呈现出更加客观中性的历史话语.因此,妇女史研究可以尝试突破以往仅就史料自身观点进行提炼的思维范式,引入从女性立场出发的分析.这种研究思路贯穿刘著始终,如对杜亚泉的《论蓄妾》一文,史家大多表彰其对传统陋习的抨击,但刘慧英却一语道破他的问题——全篇绝口不谈作为“妾”的女性的痛苦,大讲男人蓄妾于家于国的不利;而且,在杜氏规劝男人不要蓄妾的背后,实质还隐藏了非常深刻的“女人祸水”的旧逻辑.同样精彩的还有作者对鞠普《男女杂交说》中民族国家与无政府主义两种话语的混乱纠葛的解读,以及结合山额夫人的节育思想在五四后的传播与接受,对孙中山人口增长理论的批判等.可贵的是,作者以女权主义理论视角烛照男性话语的同时,并未给人以隔靴搔痒、牵强附会的感觉,反而令人佩服其独到与敏锐.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为何震做的翻案研究.现存有关何震的史料基本对其持否定态度.陶成章、柳亚子和冯自由等人,将她描述成了一个好名多欲、奢侈放荡的女人,还视何震为刘师培变节的罪魁祸首.然而,刘著通过对何震载于《天义》文章的细致考察,发现她对妇女身体解放的态度显得非常谨慎,甚至对以“解放”和“自由”为名的纵欲人生抱有否定的观点,和冯自由等人称其“宣言公夫公妻不讳”的说辞不符.于是作者提出:目前关乎何震的回忆录式的史料或许并不可靠,其女权主义立场及妇女问题的表述,还应以她在《天义》上发表的文字为依据,为学界重新认识何震提供了新的可能.

此外,刘著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表现为作者特别重视对图像这类非文字材料的利用.这些图像将本来抽象的历史叙述表现得形象具体,有效地推进了行文论证,如对《节制》封面构图的解析、对“欧洲女界在大战中之运动”的描述、对《妇女杂志》第一卷各期封面的展示以及为“署名为何震所绘的女娲像”所做的辩驳等.同时,作者还对书中提到的女性人物、女校校址、女性刊物等配以图像,使其与文字描述相得益彰,令读者在丰富饱满的历史感中体验到阅读的快感.

《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虽堪称近年来出版的妇女史研究中的佳构,但仍有可继续探索的未竟之处.

一是对民族国家话语内部的“女性自我启蒙”面相的挖掘仍有开拓的空间.

该书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主导性的民族国家话语、反民族国家话语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新文化运动进程中的妇女问题讨论.但如果考虑后两种话语内部自身的异质性而进一步细致划分,刘著实际上考察了晚清至五四女权启蒙的五副面孔:梁启超等“男性女权先声”以富国强民为诉求的妇女论,李石曾、鞠普等男性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作为彻底解决社会问题附属品的妇女思想,何震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并且维护自身性别立场的天然女权主义,王蕴章的对女性历史与现状客观中立的现实主义认识维度,章锡琛、周建人等男性新文化者具有个人主义基调的“妇女主义”.在这五种话语中,除了何震之外,其余四种依然出自于男性倡导者.

“女性自我启蒙”固然脱胎于“男性女权先声”的主张,二者由于话语主体不同的性别身份,经常会呈现出自然而微妙的差异.例如,《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燕斌女士虽热烈鼓吹女子爱国论,但同时也主张“世界通行的女子新道德”,希望女性“保护自己的人格”.类似的言论在该刊中并不鲜见,使得“女性自我启蒙”在沿袭了富国强民论述之外,也存在着基于自身性别利益的男权批判,从而拓展了“男性女权先声”的话语路径.相较男性,“女性自我启蒙”能更设身处地为妇女着想.此外,“女性自我启蒙”的内部实质也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缠足论述,愿花的《论缠足之害》便没有遵循晚清论者的救国思路,而是从女性自身体验和切实利益出发,显得平实动人[3];而刘瑞平却自觉肩起女性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出于这种焦虑和不安,其对缠足的论述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谴责的意味,较之普通男性更加声色俱厉[4].

二是对女权启蒙话语在20世纪初的主题转换与内在变迁的勾勒仍欠清晰,这主要体现在对民国建立之于女权启蒙话语转向影响的叙述稍显不足.

在晚清革命语境下,男女平权的主张本就包含政治权利的平等,很多报刊上皆有关于西方女子参政运动的介绍.但吊诡的是,民族国家话语下起步的女权启蒙,在真正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后,却遭受着更大的压抑——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参政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得到认可.于是,妇女领袖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和沈佩贞等人,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建立了各种团体,如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分会;同时,为了壮大声势、增强舆论效应,她们也纷纷办报,并在上面频频发声.这些女性领袖们的女权启蒙话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女国民的权利意识取代了尽义务的政治表述.可见,在晚清到1915年的《妇女杂志》和《青年杂志》之间,民初两年的女子参政运动实质上是重要的一环;而且,此期的女权运动真正实现了以妇女为领导者.因此,如果能将民国建立前后的女权启蒙之流转描绘出来,不仅可以使其清末至五四这30年的历时性发展显得更加清晰,也可令“女性自我启蒙”的这一面相更为丰满.

注释

[1]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2][美]吉达·勒纳著:《妇女史的挑战》,蔡一平译、闵冬潮校,《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4期.

[3]愿花:《论缠足之害》,《女子世界》第16、17期,1906年7月.

[4]刘瑞平:《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女子世界》第7期,1904年7月.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民族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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