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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现实性和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应该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审美价值取向.因此,在电影作品中融入民族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能够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体现出强有力的现实价值.
少数民族电影,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全球化视域的民族文化传播责任是无可厚非的.如今,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做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符合国家文化软输出发展战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电影迈出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视域下电影艺术传播中的东方使者,将“我性”与“他性”的相互分立逐渐合一,在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指向中实现文化传承与文化输出的使命,而不是成为“伪好莱坞”电影所带来的那种经济快消品.
一、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内涵与国际视域
我们所述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沉积下来的最具文化内核基因特质的文化形态.可以说,其在现实中最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及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来说,能够在发扬中实现继承属性,在继承中实现对文化的发扬与再发扬.其也是文化作品内部最真实的灵魂,是以现实主义题材为创作根基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最真挚、深沉的文化表意.
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艺术化视听呈现/表现信息的文化承载体,承载中华民族文化最淳朴的灵魂,肩负着中华民族文化寻根、承载、传播、繁荣的社会历史使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族文化的视听呈现/表现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电影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将中国文化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传向世界,最终实现文化强国的基石.
(一)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民族文化是人类族群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能够体现该人类族群特点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换言之,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族群的民族性、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地域特点、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人文因素.因此,民族文化就是人民的文化,就是人民梦想的基础,就是中国梦的根柢.如果作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正确导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态度,那么该民族就不会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在国际视域的范畴之下就不会有该民族的话语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该民族将会是其他民族文化同化的对象,终将走向自己文化的消亡.
因此,民族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自信是民族文化的创新与生命活力.在电影中体现文化,是电影艺术工作者与生俱来的潜意识行为,因为电影创作这一行为生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研究浪潮诞生伊始,也就是说,电影发展与文化研究是并行的,我们无法割裂二者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相互映射的影响性.作为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不仅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以其包含了大众色彩、现实色彩等特征,促使我们对其认知走向传统与现代结合、精英与大众结合,民族与世界结合的三重维度.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认知维度和结合维度呈现何种发展趋势,其重视现实议题、忠实于现实的内核没有发生改变.
（二）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内涵的现实指涉
就我国民族组成形态而言,包括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根基与整体基数庞大,因此,我们对少数民族电影文化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有效地弥补民族文化研究的缺失,更能促使人数占大多数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形成文化的、影像的、精神的共鸣.从表象的角度来说,少数民族电影是一种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现状的现实主义电影题材,但是当我们深入解读时就会发现,少数民族电影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展现,即现实主义呈现,是民族文化的寻根过程,也是民族精神的现实传播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引导.
关于民族文化的寻根,韩少功先生曾在其文章《文学的“根”》中作了详尽的解读：“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1]电影创作者从影像寻根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从共性到个性的深入研究,进一步体现出影像与文化之间不断交互发展的形态.
从“现实”所隐含的“指涉”意义来看,我们需注意社会指涉、自我指涉的力度,即“现实”与艺术化处理的电影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少数民族电影为例,少数民族电影文化内涵的现实指涉,将传统、现代属性的社会指涉,与潜意识自我指涉（也包括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心理转型引发的自我指涉）对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完成着将具有典型人文价值及民族文化意义的内容进行视听化的现实呈现,完成着电影从业者对民族文化的寻根与探索、整理与传播.
(三)国际视域下的文化沉浸与自信
文化现象是政治、经济等上层建筑的外化表达,是人们的民族信仰、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行为惯性的直接展现.因此,文化本源可以认为是沉浸在社会化行为内部的.电影因为是社会化行为的直接表达方式之一,所以电影自然也就成为了文化沉浸媒介.
伯格森曾说过：“电影不再是最古老幻觉的完美机器,反倒是改善新现实的器官.”[2]这种对电影的认识,很直观的指出,电影创作者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基因自然而然的会随着电影的放映而发散性传播.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只有承载着自信的、坚强的、具有独特属性的民族文化电影才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文化差异的大山阻碍和泯灭.具体到少数民族电影,文化沉浸展示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属性和民族活力,当我们沉浸于少数民族多样化的文化表达时,或许,我们能够从潜意识的文化沉浸走向自觉的文化自信.
二、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时代需求
在摄影术诞生前,信息传递主要依靠或多或少会被加入信息传递者主观意识的文字和绘画进行.换言之,这种方式的信息传递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对客观事物/事件本来面目的弱化.当1826年法国人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egre;pce)拍摄出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张照片,这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类认识世界、传播信息的手段变得更为真实,人们追求“真实”的在这一刻得到彻底的激发.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的影像逐渐替代了原有的“真实”,为观看群体提供着极致的视听盛宴和情感共鸣,为大众构建出不断丰富和深化的“真实”的梦境.这与田汉先生“银色的梦”、左翼时期软性电影之间也存在某种关联,时代造就了梦境的属性,也促使我们不断关注梦与现实的关系,同样的,电影的梦需要照进现实,影响现实以及感召现实.
当然,与现实背离的梦并不能承载民族文化的责任与义务,更不能作为文化使者,将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于世界,更谈不到文化自信与民族责任.换言之,具有现实主义题材特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是满足时代对“真实”的需求.比如,以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例,《五朵》《阿诗玛》等经典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多以艺术化处理的方式,将“现实”艺术化处理为某种梦境式的视听呈现,也将纯粹的艺术性“还原”为较为明确的、具有一定根源的“现实”视听表达；《冰山上的来客》等反映新疆维吾尔族的电影,则将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与国家大命运、大环境结合,体现出少数民族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意义,使得观众从中获得以小（少数民族）见大（国家）的情感认同和精神归属.
(一)虚构空间的现实幻象
人们或许会因对“影像”表象的真实产生认同与信任,逐渐忽略“影像”信息本质的相对性与真实性.大众群体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影像”真实的含义.这种深层意义的赋予正是现实幻象产生的根源.或许在社会文化发展的某一个时刻,我们将会看到费尔巴哈(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曾指出的与现实颠倒的社会景象：“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3]在这样的社会镜像下,“神圣性正依真理之减少和幻想之增加的程度而增加、琐碎,最高级的幻想也就是最高级的神圣”[4].这就是虚构空间的现实幻象.
“照片被不明不白地搞成了物品,而照片上的人却分明地被搞成了人,而这仅仅因为他们和人类相像,并没有特定的意向性.照片上的人在表象、符号和影像的岸间漂浮,却永远也靠不了其中的任何一岸.”[5]正因如此,某些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社会消费文化,从一定程度上充分利用这一点,极大化地调用大众的认同感,给予大众视听感受层面乃至心理层面的愉悦享受.这样的社会文化行为创造出社会真实现象的“伪”记录.
（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真实建构
“影像”源于记录,曾被看作是存在过的证明,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现象记录留存的最重要方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曾在他的论著《明室》中提到过相似的说法.因此对于影像信息的接受体来说,影像是真实生活的记录而非艺术化的再现/表现,是趋同于现实之真实的.在对“影像”的真实性探讨初期,人们一直在强调“影像”之“真实”,却忽略了这本身在记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角度、景别、焦点、景深等一系列影像创作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创作手段,而这些影像创作手段正是信息传达着赋予“影像”态度的核心要素.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是对生活的艺术化加工.从影片的素材收集的角度来说,新媒体时代为创作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创作者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即可了解到真实的故事,正式的事件以及真实的人物.然而,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递不再是单一指向性的,信息的传递者/接受者可以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作为信息的传达者/接受者正在逐渐的忽略影像所带来的信息传播者的态度,更多是通过多视点对事物/事件进行碎片化的解构/重构,从而完成“影像”所谓真实性的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媒体时代在对电影创作者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创作挑战.作为创作者应更加深入的了解采集到的素材的真实背景以及前因后果,一直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故事,才能在创作的故事中沉浸更多的民族文化信息,并得到观看的认同.
三、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现代化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电影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电影,确立了“人民电影”的社会功能性定位,奠定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坚实基础；经历了中国民族电影他者文化的异构想象与主位电影民族文化立场深入探究的共同发展；经历了民族文化真本性的传承与发展同民族文化国际化身份认同的冲撞与发展.虽然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没有登上世界艺术之巅峰,但是却在不断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语境下的“主位”与“他者”
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进行文本化研究可以发现,少数民族电影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自1950年反映蒙古族生活的《内蒙古人民的胜利》[3],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描绘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开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非少数民族群体通过自己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地域环境、生活习惯、民族信仰等诸多因素的了解之后,通过艺术手段进行的信息提取以自己的文化观点进行艺术化加工后的产物.从人类学角度来说,非少数民族群体创作的少数民族电影可以称之为客位观电影,亦或他者电影.所以从狭义角度出发,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其实只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尽管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这些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并不算少数民族电影,但是它们依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肩负着自己的文化使命,完成着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责任.
第二,与中国少数民族他者电影相对立的正是少数民族群体为电影主创人员进行的少数民族主位观电影,亦或主位电影,从上文所述的现实指涉来看,这种主位的特征也体现出某种社会指涉与自我指涉结合之后的影像化处理.如藏族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维吾尔族西尔扎提·牙合甫的《塔克拉玛干的鼓声》,都是具有鲜明现实主义意义的少数民族电影作品.他/她们完全的依托本民族的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以民族核心文化意识和主流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电影创作.这样的创作在近些年,随着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投入而蓬勃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主位纪录片电影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发展与历史使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经历了新中国电影“十七年”的蓬勃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多以革命历史为时代背景,以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自然环境为场景,民族服饰饮食为符号,很好的完成了宣扬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政策的电影传播作用.与此同时,为今天的电影从业者提供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素材的归纳与积累.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寻根开始盛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逐渐开始了主位观层面的创作探索.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同胞的命运,关注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发展,由此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自身本体文化内涵、立场及人文情怀层面的艺术创作探究,最终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少数民族电影面貌.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在市场化定律的影响之下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直到近些年国家在民族文化发展层面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三）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传播与认同
电影的创作离不开电影的创作者和观看者,只有当创作者/观看者对电影传达的信息达到相互间的认同之时,才能完成电影的最终创作.正如明斯特贝格在《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电影心理学》提到的——“对运动的感知是一个独立的经验,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看到一系列不同的位置.在这系列视觉印象上还要加上意识的特定内容.”[7]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将向全球敞开自己的心扉,然而纯粹少数民族化的艺术表达方式在电影创作层面是具有鲜明的文化视阈空间的.因此,在全球文化共同体发展的今天,我们只有尽可能的将具有民族特质的文化内涵进行精准的视听信息传达才能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信息传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民族文化信息视听化的编译,并不是指语言层面的翻译,更多的是视听语言系统的精准表达与阐释.
四、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超越与创新
视听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行业的信息传播法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时效、经济、地域等影响视听产品传播的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我们与西方电影艺术创作的技术/观念层面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媒介变革也为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快消文化、眼球经济、版权保障等视听新媒体时代与生俱来的媒介影响因素.在这样的一个媒介技术变革的关键时间节点,如何超越与创新是各行各业都在探讨的问题,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来说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民族精神与文化态度的坚守
回望几千年的人类发展,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坚守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具有时代指向性特征的.
这样的时代文化命题对于当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学术/创作层面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确立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应有地位,寻求和建构文化发展的根基和视界,为中华文化的崛起形成符合时代的文化传统”[8].从社会作用角度来说,亦可以加深大众对各民族传统核心文化的认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断超越与传承.
民族精神与文化态度的坚守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民族文化繁荣历程的开始.
(二)视听新媒体视域下的文化主题与创作主体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作为一种现实主义艺术形态的创作,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扣的,即便是在视听新媒体视域下也是如此.所以,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主题与创作主体的选择方面往往也是要符合社会背景、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及大众精神层面需求等方面因素的表达.
从当下的社会时代环境氛围下,各种媒介上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荒诞、暴力、反社会主流价值的“三俗”信息.从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角度出发,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应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要创作题材,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创作文化主题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的视听环境增添新鲜的、高品质的文化血液.
(三)民族文化战略意义
2011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可为构建全球共同文化价值体系作出贡献.”①
民族文化的全球化交流,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交流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更是全球各民族多样性文化汇聚、认同的根基.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中华民族的民族使命.同时,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②,可以在全球文化共同体的时代中唤起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危机意识与责任意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结语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9]时至今日,生存空间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狭义的地理空间,更大程度上是指的民族文化空间.在视听新媒体的时代,民族文化在网络社会中以一种虚拟的形式快速、发散、非定向的传播着文化信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传播是极具积极意义的,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同化/异化都是在瞬间完成的,是不可认为控制的.我们在不断的输出自己民族的文化信息,同时也在主动/被动的接受着其他民族文化的“输入”.
因此,在当下全球文化传播态势下,不论从艺术创作理论方向切入还是从社会文化批判角度出发的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文化探讨都变得愈加重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使者,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使命,是“中国梦”全球化传播的最直接媒介,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历史印记.
电影创作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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