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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二陈往来质疑略考
陈垣与陈寅恪,素以“史学二陈”齐名学界,二陈的交际由来已久,故而“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与陈寅恪关系甚笃”.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二陈研究可谓冷清不少,故而会有“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一说.就“二陈”问题而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牛润珍先生《“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一文,梳理“二陈”的个人际遇、阐述二者治史的精神,就二陈之交际则着墨不多.
在今人看来,“自１９４９年之后陈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１９４９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冼玉清”.部分学者将此变化归咎于１９４９年前后唯物史观对学界的冲击：１９４９年５月,陈垣先生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表示,“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此事于学界而言可谓影响甚大；而立足南国的陈寅恪却在１９５３年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于当时之学术环境又太异乎寻常,如此旗帜鲜明的对立,的确容易得出二人因此分道扬镳之结论.
陈寅恪与陈垣现存时代最晚的一封往来书信是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陈寅恪致陈垣函.而观《也同欢乐也同愁》涉及二陈交集之回忆,最晚可追溯到１９４２年初,陈垣先生之子陈乐素先生于国难中救济陈寅恪先生一家之事,其后便再无关于与陈垣先生交往之记载.这一点与陈智超先生的回忆一致.早在１９４９年以前,二陈的交际已然出现了七年的真空期.回顾陈寅恪这七年的轨迹,除却一路辗转于广州、桂林、成都等南方各地,１９４７年举家返回陈垣先生所在的北平,直到１９４９年末迁至岭南,都不见二陈有所往来的记载.由此看,单从政治志趣来解释二陈“决裂”便不足全然信服.
观陈寅恪现存的书信,其有无、多寡实因人而异.如《书信集》中收录致容庚之信函达九通,也无法改变其后“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的现实,未尝念及“旧谊”；而即便是“相逢握手泪汍澜”的吴宓,现存之信函亦只得两通.那么,抛弃以数量先入为主定义亲疏的简单结论,必须主以信函内容为考辨：《陈寅恪集》中已收录的致陈垣函共十八通,仅次于往来信函最多的傅斯年,但从主要内容来看,介绍、查借书籍七通,切磋学术五通,举荐人才三通,介绍学人三通,可见陈氏所写信函必事出有因,言之有物,未尝空做枉自嗟呀、空劳牵挂的情谊之叹.陈寅恪之信札多为学术而书,且寅恪先生早年“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反观陈垣“最具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的前期”,亦多涉宗教史、中西交通史之范畴.这种相似的治学志趣学界虽多有论述,但却也是这一时期二陈书信往来频繁之一大注脚,足以看出陈寅恪信札之主观功用,即以论学为要.抗战爆发之后,寅恪先生逐步转向中古史研究,而陈垣则致力于以史救国,两者虽能于１９４０年为《明季滇黔佛教考》拜序之事,共抒家国破碎的兴亡之叹,但学术之研究已然殊途,此种往来终究昙花一现,转瞬便归于无声.故而,学术研究上的转向,动摇了二陈学术切磋的往来基础,直接影响了他们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二陈论学之往来已渐趋沉寂.
除学术研究上的分途,地域上的限制影响亦尤为巨大,以往学术界往往一语带过,而其中之种种曲折,实有迹可循.
据陈氏姐妹回忆,陈寅恪举家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乘火车离开北平南下,而寅恪先生致陈垣函中,前十七通中最迟者不过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５日,可见寅恪先生离开北平至１９４７年返回,十年间二陈书信竟仅有一函存世,不禁令人唏嘘.且言“滇中友人又须迁蜀,现正在转徙中也”.他饱受远离故土之苦楚,且此信函后特加一句“诸友人处乞代致意”.这也是二陈往来信函中唯一一次出现代为致意之语,寅恪先生流离在外而许久不便与友人联络的无奈情状跃然纸上.由是可见,在南国飘零十载的陈寅恪与滞留北国之学人之生疏,在此时已初见端倪,在此七年之后,即便重返北平,似乎亦未能真正重拾昔日旧谊,可见地域远隔之影响甚矣.
及至１９４９年南、北二陈格局尘埃落定,地域上已是千里之遥.昔日同处北平之时,尚有人事之牵涉,故多有举荐学人等诸杂事,故而分别四年后,陈寅恪在拒绝北返时,还能“举荐陈垣担任中古所所长”,以人事、才识,陈垣都能担起重任,可谓旧识之深.但是,分处南、北两所高校,此类人事交集毕竟稀少,人事等杂事之牵涉既断,无形间,二陈间省却诸多诉诸往来之必要.
再者,二陈各自身处南、北学术圈之一大中心,陈垣１９５３年四月致冼玉清函：“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已出版,能一部否？”然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实于１９５０年于岭南大学出版,且“出版后,每位选修他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１９５５年为本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可见《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早已出版并至少在小范围流传,而陈垣竟于１９５３年方才有所听闻以至问询.且此时汪篯未南行,尚不存在后学所言之“立场上的顾虑”,则可见南、北学术圈之沟通并不畅通,学术信息之交流缓慢且十分有限,故而陈垣有“寒家藏书不多,粤人著述尤缺”、“惜蔽藏粤无多”之叹,此亦可作其时南、北学人交流阻力不小的一个缩影.那么,若将此作为这一时期二陈交往中不可逆的大背景以作考量,也就不难理解“久病,粤中讯息隔绝,仅剩琅轩馆一线”一事.除却久病不便,亦当有天各一方之无可奈何也.
此外,尚有另一位典型人物,可做旁证,即同在中山大学的岑仲勉.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五年间,据《陈垣往来书信集》载,岑氏与陈垣往来书信达四十一通之多,而１９３７年后,这段“热络”的交际却戛然而止,直到１９５５年陈垣才得借致冼玉清函之机,询问“仲勉先生有面晤否”.此番情状,与其对寅恪先生之挂问好生相似,亦可知后信中“粤中讯息隔绝”所言毫不夸张.由此看,二陈分立南、北而书信往来断绝,恐并非针对个人之有意回避,而是身处千里之外的北京学人对于整个粤中学人的联系,实属不易.其后风气日紧,更不自言,二老又年事已高,无力改变地域之胁迫,当属时代之憾.
陈垣先生有言“交友原本要紧,无友不可以成学”,道尽近世学人间惺惺相惜之感；而寅恪先生请垣老于“诸友人处乞待致意”,则垣老也当处于此“诸友人”之列.二老一生为学,以学为友,本无可厚非,何必苛求更多,强附文化大义；但有只言片语便草木皆兵,牵扯政事,仍自忖内幕重重,自造歧途而不自知.二陈同为一时代之史学泰斗,以其所学共振中华学术之复兴,已然是史学之大幸.然而自身取舍殊异,人各有志,志同方能道合.唯其晚学后辈,虽不得一睹先贤风采,唯以叹惋,但必不能圄于旧时所限,为阴谋之论,或避而不谈,将诸先生之学束之高阁,则实为不幸.
史学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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