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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柳田国男的中国大陆之旅与其影响
[摘 要]1917年3-5月,柳田国男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之旅,其在大陆的足迹从厦门开始,经香港、广州到上海、南京、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沿京广线至北京,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沈阳等地,由朝鲜返回日本.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临时变更计划,将旅行由华南、江南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北部地区,这使柳田获得了对于当时中国的较为完整的印象.柳田的中国大陆之旅,加强了他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了解占其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这一认识,一方面形成了他”国民外交”的主张,另一方面促使他的学术对象从”山人”向”常民”转换.而由这次旅行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于移民、南洋、昼民等的学术兴趣,后来成为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以人的移动 舟 岛为核心,逐步形成可以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海洋史”的宏大构想,与柳田日后对冲绳的重视,以及晚年《海上之路》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贯穿其思想及学术的一个重要脉络.
[关键词]柳田国男 中国国民外交移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0890 (2018) 02 -103 -10
学界对于柳田国男( 1875 - 1962)的研究,从其个人经历到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领域,题材多种多样,数量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也不乏佳作名篇,但就其视野而言,大都囿于日本国内.在很长的时期,对柳田国男及其学问与日本以外的关系,人们的目光只是投向了欧美①,这方面细致的实证研究,为我们理解柳田思想及学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后,柳田及日本民俗学与亚洲的关系也开始受到关注,在反思学问政治性的潮流下,出现了聚焦于柳田与当时”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朝鲜、台湾等的关系,从殖义以及战争责任角度提出的控诉与批判②.这些研究在注意到欧美以外的地区对于柳田及日本民俗学的意义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因为主要以揭露和抨击为目的,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细致的实证研究,虽然一时成为话题,以后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以来,柳田与同时代日本最大的“他者”——中国的关联,一直面貌模糊,不被重视.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日本社会或是日本民俗学内部,都有着主张“一国民俗学”的柳田与中国并无关联的印象.但如果我们仔细注视就可以发现,在柳田的思想和行动的背后,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柳田不但有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与中国的关联,而且还随着不同的时期发生着变化.
1917年3 -5月,柳田国男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台湾及中国大陆之旅,其在大陆的足迹从厦门开始,经香港、广州到上海、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到武汉,沿京广线到北京、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沈阳等地,最后经朝鲜返回日本.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但这一事实在中国不太为学界所知,在日本虽然作为柳田的经历有所提及,但因为前述的固定印象,对其意义重视不够.这次经历不但对柳田中国认识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还在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柳田的学术对象及方向.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整理柳田中国大陆之旅的具体过程,并分析其对柳田思想及学术的影响.
一、柳田国男的中国之行
与高木敏雄分道扬镳后,柳田国男在政府官员的工作之余独力支撑着《乡土杂志》每月一期的发行.1917年3月杂志发行到第4卷第12期,突然刊登出一则启示,宣布停刊.这一期上的所有文章均由柳田使用各种笔名写成,某种意义上是柳田对自己自《远野物语》等作品以来初期民俗学研究活动的一次清算.不久,柳田动身前往中国台湾与大陆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旅行.这是柳田第一次实际接触现实的中国,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之后20年代初作为国际联盟托管委员由日本赴欧洲的旅途上,柳田也曾路过香港和上海,但都只做了短暂的停留,没有积极的活动.
关于这次旅行,此前只有柳田晚年的采访回忆录《故乡七十年》①、冈谷公二《贵族院书记官长柳田国男》②等为数不多的记录和研究.2005年,新的第一手资料得到公开.从旅行地给家人或朋友寄送明信片和书信,是柳田的习惯之一,而柳田1917年从中国之行的旅途寄发给家人的明信片和书信,均保存完好.③在柳田亲笔题写的“台湾支那旅行”字样的纸袋中,保存着5封书信和22张明信片.其中,发自台湾的有6件,其他均发自大陆.这些书信资料,与当时的报刊报导、柳田本人的回忆等其他记录一起,使我们可以较为详细的把握旅行的具体情况（请参照表1）.
二、旅行计划的变更与柳田的中国印象
关于这次旅行的时间,1917年3月22日的《新闻》以《柳田翰长渡支》为题报道柳田于“廿日午后七畴三十分站出发,前往南支那及台湾各地视察,预定五月上旬归京”①.而在5月4日柳田从上海给妻子柳田孝的书信中也提到归国日期“原定在为正生日之前”②.柳田为正是柳田的长子,生日是5月11日,可见最初的计划是3月下旬至5月上旬无疑.柳田在旅行之前宣布《乡土研究》停刊,从现实理由来说,一是因为杂志靠他独力支撑,希望能为这次旅行留出充分的时间,免去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是在杂志发展及自身研究上感受到了瓶颈,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寻求一些变化.
而旅行的目的地,前述《新闻》的报道中台湾之外只出现了“南支那”一词,似乎只涉及福建、广东周边.但从4月14日柳田发自厦门的明信片中可以看到上海之行早已在计划之中了.
柳田国男是1915年成立的“日支国民协会”的成员③.该协会在龟井陆良的斡旋下结成,其成员包括头山满、寺尾亨、宫崎滔天、水野梅晓等人,对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抱有同情心.柳田参加该协会的具体背景和过程还不得而知,但这一事实至少显示了他对现实的中国及中日关系的兴趣.虽说柳田的旅行契机是新任的台湾民政长官下村宏的邀请,但既然到了台湾,继而渡海访问广东（当时任广东总领事的太田喜平是柳田叔父安东贞美的女婿）,进而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也是顺理成章.
结合5月8日赴汉口的船上所写的明信片内容：“（我决定）粗略看看就踏上归途.这次旅行是稍长了一点了”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柳田的原计划是至上海为止,应该是由上海直接乘船回国（当时上海一横滨航线是中日间旅客来往的干线之一）,而实际在参观南京后,旅行延长到了武汉,并决定到此为止的.但之后的发展是在访问汉口期间决定进一步赴北京,并于5月11日告诉家人.5月20日离京时,决定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奉天、京城、釜山等地回国.原本在台湾旅行之后,经香港到上海与孙文见面后便回国的计划,先是因为轮船接续不上,在广东逗留了10天,又在5月6日访问南京后一再延长旅行日程,使得对当时中国大陆南方及北方的旅行,成为了这次旅行体验的主体.
从汉口继续北上,当然有着从贵族院书记官长身份出发的政治上的理由（“来此恰逢时机,愿置个人之荣辱于度外,为邦国谋益”5月16日明信片）,但也出于柳田全面了解中国的个人愿望.因为他认为,面对中国这样国土广大的国家,“两个月的时间,想南北都能看到,确实有些勉强.但如果不是南北都走上一趟,也无法获得切身的感受”①.
柳田在5月4日的书信中提到“大国南北之差异,令人吃惊”,当时的“北”指的是上海.一路行来的柳田,对于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等地与上海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大为吃惊,而到了真正的北方地区,更加感叹中国“南北风物之差全不似在一国之中”.“此（引用者注：北京）郊外村落均是土造的平坦屋顶,平芜广漠,尘土蔽日,骆驼往来.都城之内虽是文明繁华,但深夜驴嘶马鸣,深有异乡之感”②.
比起繁华的都市生活,郊外的农村风景更令柳田印象深刻,特别是国土广阔,与日本相比风景变化较小这一点,以后他也曾多次提及.
“支那真是平芜广漠之地,十日半月的旅行,也仅能见到山水的变化而已.”（《旅行的进步与退步》1927年）
“日本可以说是便于旅行的国度.邻国的支那或是满洲,如果住在国家或是平原的中心,无论怎样尝试有效率的旅行,也不得不多走些浪费的路”（《旅行的聪明与不聪明》1934年）
对于柳田而言,漠然而难以把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景,还有当时中国呈现出一片混沌的前途.
虽然1912年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之后经历了宋教仁,第二革命,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等波折.1916年黎元洪担任大总统,但与出身北洋军阀的总理段祺瑞这之间关系日益恶化,1917年5月罢免了段的职务,柳田国男访问北京正当此时.通过北伐战争结束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的局面,还要等到10年之后.
除了风景（南京城内的田园与城外的湖、青岛九水名胜等）外,现实的中国给柳田的印象大都是消极的：从都市的杂乱与不洁（厦门、广州、汉口）、浪费时间（踏青、茶馆）、轻视人命、到崇拜欧洲、喜欢说大道理,以至于独轮车的吱呀声带来的不快.虽然柳田对上层社会的饮食文化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嗜好的过度发达,以及与民众的分离③.
而一般民众显示出的麻木,尤其令柳田感到失望.他在回国后的采访中谈到,“虽然还能够看得到乱后的景象,但民众只是默然来往,似乎显得与之毫无关系.我仿佛可以从中看到支那的国民性,不由得深深感到悲哀”.“侨居的日本人没有谁能预言支那的未来,这理所当然.即便是支那人自己,也恐怕无人知道吧.吾等若是处于自由的地位,真想站在他们的立场,将他们唤醒”④.
三、“国民外交”观与“常民之学”
柳田的中国之旅,从门司港出发,最后回到下关,前后大约70天.在台湾只停留了14天,并且其中一半的时间都是因为客船的延期而不得已的延长.从旅行后柳田接受采访,或是谈及的见闻、感想,发表过的相关文章①看,谈论的也大都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情况,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可以说这次旅行,虽然台湾是一个契机,但对于柳田而言,当时的中国大陆才是他最为关心的对象.
从柳田的年谱中我们能够知道,1917年7月28日,长野县东筑摩郡和松本市的教育会联合主办了柳田国男的演讲会,地点在松本中学,讲演的题目为“支那视察谈”.但是已经出版的三种柳田全集中都没有相关的文字资料,所以对于讲演的内容一直无从得知.经过石井正己的调查发现当时会议的组织者胡桃泽勘内留下了这次讲演的笔记,而其后人保存的这一笔记虽然在1998年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得以公诸于众②,但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柳田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虽然有关于中国的移民及饮食文化等的介绍,但却看不到较有体系的中国观或是中国论,《支那视察谈》则是弥补这一空白的珍贵资料.
举办讲演会是出于柳田的意愿.5月24日,从南到北游历了中国的柳田从归途的青岛给长野县地区民俗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及重要组织者胡桃泽勘内寄发了一张明信片,提到“现在就想与别人分享我的印象”③.6月3日回到的柳田,在10日和15日又两次去函与胡桃泽商讨讲演时间等具体事宜,并对讲演中使用的中国地图做了详细要求,拜托提前制作④,从中不难看出柳田对这次讲演的高度热情.
这次讲演会是地方教育会组织的以一般民众为对象的活动,所以柳田的讲演也从一般性的议论人手.他首先将所谓“支那通”分为三类,一是狭义的支那通,即了解中国的人；二是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人；三是曾到过中国的人,在此基础上提出“若非能说出支那到底还是难以理解的国家这样的话,决计算不上真正的支那通”.柳田表示“自己虽然是属于第三种意义上的人,但却是深深感到支那的难以理解”,因为“觉得我们此前对支那的观察可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今日选择了这一题目”.
在接受报纸的采访时柳田也提到“侨居的日本人没有谁能够预言支那的未来”,长达两个月的旅行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支那的难以理解”.这里的“难以理解”当然不是不可理喻的意思,而是说以中国的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想要理解绝非易事.紧接着柳田重点谈论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解.
柳田提出,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态度.柳田回溯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认为在江户时代“至少有真正的日支亲善”,战争时日本人也还“对支那抱有强烈的同情”,但甲午战争后“对支那的态度变为憎恶和轻蔑”,“与欧米诸国一起,将支那视为一种目的物了”.柳田批评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质问“日本人难道不是过于模仿了欧美人对支那的态度吗？”并提出应该舍弃这样的态度,将中国的问题当作日本自身的问题.
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重要的是理解的主体.在此柳田主张“国民外交”,即“国与国之交,须得是国民与国民之交”：
“所谓国策,若非出于国民的自觉,不可为之.应有统一的国民态度.问题有轻重缓急,对英对俄都不可轻视,但支那问题实际上最为紧要.因为这关系到我国之存亡,若是态度谬误,实为万代之耻.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更加理解和同情支那.理解产生同情,基于同情的声援不是对别国的干涉.”
柳田主张国策必须基于民意,中日友好的真正基础,并非是政府的外交政策,而是国民每一个人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声援,而这是关系到日本未来的最为紧要的事情.
为了实现“国民外交”,必须排除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包括对媒体的盲目信任,以及因为到过中国就自以为是的狂妄.尤其对后者,柳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只是见见支那的文武官吏,或是那些经常接触外国人的人（商人等）,并非理想状态.而以中流及上流社会、向导、饭店服务员、开放口岸居民的风俗推及全体,则是重大的谬误……要知道这些人只是极少数,其他的那些人才是多数.据说支那有四亿人口,那么至少其中三亿都是其他的人吧.”
《支那视察谈》可以说是柳田中国观最为集中的展示.对日本人中国观变迁的反省与批判,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与主张,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显示了柳田作为一流知识分子的卓越见识.正确的态度和切实的理解是两国友好的基础,而真正的理解不能只依靠表面的、少数人的、特别的情况,而应该从其背后沉默的大多数人、从他们的日常状态获得.
柳田强调必须通过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演讲中是从作为“国民外交”的基础这一政治或外交的角度加以诠释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能从中看到柳田思想转折的重大契机.
众所周知,柳田在民俗学研究的初期,关心的主要对象是“山人”,即因为后来的日本人的占领而被驱逐到深山之中的日本原住民的后裔.可以说是对社会的少数派、边缘群体的研究.但1917年柳田在日本地理历史学会大会发表演讲《山人考》,总结了他在这一研究上的基本结论之后,离开了这一领域,开始摸索研究国民大多数的学问①.以往的论者们大多承认柳田这一学术方向的转换,但多数意见认为之后的研究牺牲了初期研究中存在的丰饶的可能性,因此是柳田学问上的一次“挫折”,然而对“挫折”的原因、契机却语焉不详.
而结合柳田对中国的认识和其文章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国旅行的经验对柳田社会理解的重要影响.此前眼界停留于日本国内而专注于少数族群的柳田,因为对中国的接触,深刻认识到要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首先需要了解其中占人口多数的一般民众的状态及风俗.回到日本之后在研究对象上的变化,正是这一思想内转而运用于日本研究的必然结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一转换绝非学问上的“挫折”,而是中国旅行经验带给柳田的认识上的深化,这一深化正是后来作为“常民之学”的柳田民俗学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至今无论是民俗学者还是柳田论者,尚没有日本学者能够指出这一点,最大的原因在于其目光限于日本国内,对中国经验予柳田的影响缺乏重视,因此虽然知道事实,但却认识不到脉络,于是只能对其原因、背景作武断之论.
放眼观之,之后通过20年代常驻日内瓦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柳田进一步确认了应努力了解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这一主张不但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也适用于欧洲的“先进国家”.
“无论哪个国家,其背后都有占人口三分之二或是五分之四的普通人,穿着普通的衣服,每天劳动着.到过外国,特别是见过其农村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些.支那或是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听到过一些传言,见到也不会特别惊讶.但实际上那些倨傲的文明国中,传统的农民和劳动者的大多数也还是粗鄙的”（《农民文艺及其遗物》1927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代中期柳田确立的作为“常民之学”的民俗学,其思想轮廓有着逐步形成的清晰过程：即从中国经验起步,再经过欧洲经验的检验,最终落实于日本的具体现实.
四、移民、舟、岛与“海洋史”
1917年中国旅行对柳田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对海外务工及移民问题的关心.
5月22 - 23日,柳田国男在青岛旅行.在他下榻的宾馆中,大多数旅客都是来应募赴欧劳务输出的.柳田因此了解到不少相关信息,也得到了“对苦力的待遇已经大为改观”①的整体印象.回国后的6月27日夜,柳田在位于神田的学士会馆作关于中国旅行的报告,专门介绍了相关的情况,报告的主要内容第二天以《五万苦力远赴英法》为题刊登在《朝日新闻》上.
在随后7月帝国农会的访谈中,柳田主要谈论的也是“南支那的苦力”.柳田介绍了前往海外务工的中国劳动者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就其出身地而言,仅限于山东和广东、福建这两处；二是他们一定会回到故乡；三是山东出身的往北,广东、福建出身的往南,而上海正是南北的分界线.还指出广东、福建的下层民众依托亲戚关系前往南洋,如今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已经占据了人口的大半,成为政治及经济上的一大势力,他们的巨额汇款支撑着故乡的经济.②
由旅行经验出发的对移民问题的兴趣,并没有只停留于对中国状况的介绍上,而是进一步发展到思考本国的实践问题.柳田在1919年2月2日出席了日本移民协会的总会③,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与日本的人口问题相关联,集中讨论了日本的移民问题④.柳田的移民论反对国家的过多介入,主张应该充分依靠民众的自主选择,其参照的样本正是中国南方前往南洋的移民（华侨）.
此外,柳田对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南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旅行后的第二年1918年与其弟松冈静雄开始了对南洋的共同研究,并开始学习荷兰语⑤,这些经历也形成了他日后接受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一职并常驻日内瓦的基础.
而在民俗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上,柳田对水上生活者的兴趣与这次中国旅行的经历紧密相关.
1917年4月17日给妻子柳田孝的书信,是柳田从中国大陆寄发的第一封书信,同时也是旅行中最长的一封,而书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蛋民（蛋民）”的亲身经历.
居住于船上,在水上营生的“蛋”或“蛋家”,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上岸定居政策的推行,蛋民急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柳田旅行的时代,还是为数众多.特别是柳田的足迹所至,如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等地,正是蛋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柳田在广州居住的沙面租界区是填埋而成的,柳田提到环绕租界的运河上“密密麻麻”全是蛋民.特别是前往三水旅行时租用了蛋民的船,柳田亲眼目睹“一兄一妹两名幼童帮助摇橹”,为他们生活的艰辛而触动,感叹“来到异国方知日本之可贵,此等事情不一而足”⑥.
这一经验给柳田的印象十分深刻,回到日本后他“也读相关的书,也想着能否与有着同样生活方式的日本海女进行比较”,并为此特地“找了个理由”⑦,于1919年5月1 -12日赴九州调查⑧.在此期间,柳田于4 -6日,参观了佐贺县东松浦郡呼子渔村,在平户岛的田助听取了关于日本“家船”（也是水上生活者）的儿童生活,8日去长崎县立图书馆调查相关的旧记录,10日在大分市进行了调查.如果不是12日因贵族院发生火灾匆忙赶回,柳田应该还会做更为详细的调查.而就水上生活者这一话题,柳田在旅行之后不久的23日,即在同人会上提到①,以后1921年2月23日在长崎商业会议所的朝日讲演会②以及1939年1月29日第114次“木曜会”③上曾多次提及,保持了长期的学术兴趣.
柳田对于中国蛋民或是日本“家船”的兴趣,并非只因为他们相对陆地定居者而言较为独特的生活方式.1920年柳田担任《朝日新闻》的客座评论员后,在他那著名的对日本东北、关西、冲绳等地区从北至南的大旅行之前,首先前往的,是新潟县的佐渡岛（6月15日- 24日）.柳田希望通过还保留在该岛的北方海女的传统,确认所谓水上生活并非只是南方九州等个别地区的特殊现象,而是日本社会发展史上被忘却埋没的重要一页这一假说.结合这一时期柳田显示出的对岛屿研究的浓厚兴趣,如1919年柳田开始大量阅读《英领新几内亚志》《斯吾岛志》等关于岛屿的民族志④等事实,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几乎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可以称之为“水上人类史”的宏大构想,正在柳田心里逐步形成.
通过中国海外劳工和移民深刻认识到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长途迁徙”,通过蛋民重新认识到的“集移动手段与生活空间于一体的舟”,以及与二者相关的“作为生活空间的岛屿”,柳田晚年论述日本人起源的著作《海上之路》的基本骨骼,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已经显出了雏形.许多论者提及在其后的冲绳旅行中,柳田第一次接触到了与日本本土具有紧密联系而又具有不同形态的语言和信仰,因此将冲绳视为日本人、日本文化的原乡.然而如果我们重视冲绳之行之前的一系列似乎散乱但其背后有着一贯性的过程,那么可以说柳田对冲绳赋予的意义,并非是从对冲绳地区的实际接触开始的,而是与赴冲绳前通过中国经验和其后的不断思考已经逐步形成的“人的移动一舟一岛”这一宏大构想密切相关.并非是冲绳形成了柳田的思想,而是冲绳为柳田已经形成的假说提供了看上去极具说服力的材料.
小结
1917年的旅行,是柳田国男第一次接触现实的中国.
在旅途中,柳田增加了对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北方地区的访问,在紧密的日程中对中国的南北有了初步的印象.柳田为中国国土的广阔和南北的差异而惊讶,也目睹了中国的未来尚不清晰的混沌景象.他强调正确理解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以及为了这样的理解需要从了解生活于底层的占国民大多数的普通人,这成为他归国后大力主张的“国民外交”的基础.而这一思路,日后进一步与其欧洲经验相结合,最终发展成为作为“常民之学”的民俗学的思想根基.
另一方面,由这次中国旅行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于移民、南洋、“家船”的兴趣,逐步成为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以人的移动一舟一岛为核心,开始形成柳田与“陆地史”相对的、可以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海洋史”的宏大构想.这与日后他对冲绳的重视,以及晚年《海上之路》的论述一起,形成了贯穿柳田思想及学术的一个重要脉络.
这次旅行不久后的1919年12月,柳田辞去了官职,开始集中于学术研究.这一时期,柳田担任《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撰写了大量时论性文章,通过从南到北的大旅行,对日本全国的状况有了整体的了解,也两次赴欧洲常驻,大量接触和吸收了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的成果,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回国,紧锣密鼓的开始了确立日本民俗学的学问摸索.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有待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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