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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烟尘归真见瑜钱谷融先生和我的师生缘
半个多世纪前,我从湘西大山深处,历经九个日夜,跋涉三千余里到达上海,开始其后长达六年的大学生活时,似乎就注定了钱谷融先生和我的师生之缘.
其实,当我走进华东师范大学校门时,我并不知道钱先生是我就读的中文系的教师.对华东师大及其中文系的前世今生,我也一无所知.直到入校后,私下里得同学介绍,方知华东师大的前身即上海大夏大学,声名显赫的周扬曾是中文系的学生.现正在中文系任教的老师,就有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诸先生,王西彦先生则刚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作家协会.这些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坛,都是颇具知名度的人物.但在当时,除了引起一点对这些先生的好奇心,并没激起我“得遇名师”的那种兴奋.
这也难怪.这些先生在当时,非但已不“走红”,而且已经“过气”.阶级斗争一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57年反右,1959年拔白旗,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四清”运动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我们这一代年轻学生心里,站稳阶级立场显然是头等大事.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些先生是否被戴过“”帽子和是否被拔过“白旗”,但都有过“前科”,显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中人.单凭一篇《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的文学观,便显然与张扬文学阶级性的时代主潮背道而驰.
那时,许杰、施蛰存先生已不再给学生讲课,只知道我们使用的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施先生参与编写的.徐中玉先生虽仍给学生讲课,却不再主讲文艺理论,而改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只有钱先生仍在干他的老本行,主讲中国现代文学.
按课程安排,我们在大二修学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以班级为单位上课.我们年级共四个班,每班配一位老师.分到我们64级1班的,恰恰是钱谷融先生.按说,得名师执教,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一件幸事.然而当时,这在我们班上,似乎没有引起半点涟漪.在我心里,反倒有点遗憾没有分到一个更“无产”一点的老师.
于是,便开始了我和钱先生近距离的接触.那时,钱先生已年过“不惑”,却尚未“知天命”,是典型的人在中年.在我眼里,先生一表人才,举止儒雅,风度翩翩,衣着永远的整洁；大眼浓眉,眸子清澈,透着睿智,见人总是满面笑容.他的课讲得条理清晰,十分生动,且充满人文情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曹禺《雷雨》人物形象的分析,讲蘩漪的“雷雨”性格,讲周冲是“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动情处,堪称是神采飞扬.在下意识与情感层面,钱先生的讲课在我心里,已是吹皱了一池春水,然而在意识与知性层面,却又时刻保持着某种警觉——其时,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正在火热上演.“裹着糖衣的炮弹”,正不断给我们敲着警钟.
就在这种意识与下意识、情感与理智分裂的情态下,我修完了钱先生主讲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然而,还没等到这门课程的结业考试,“”便开始了.这场运动一起始便确定了两个革命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钱先生似乎顺理成章的属于后者,于是立马被“揪”了出来.那时,在我们这群青年学生中,“紧跟”几乎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唯一选择,“狂热”,是我们当时精神状态最贴切的写真.给这些被揪出的对象挂牌游街、勒令其在校园打扫卫生,有人被剃“阴阳头”,又有人被拳打脚踢……这类“”中几成常态的暴行,在华东师大校园里都曾发生过.钱先生在当时究竟具体受到何种待遇,至今我头脑中已是影像全无.因为在当时我虽然也属于“造反派”,但凡属这类场合我均不在场——倒不是对这类行为我心存抵触,反倒是觉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让这些“牛鬼蛇神”承受点革命风暴的洗礼,“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我有自己的任务在.由于我被认为能写点文章,于是便被派定没日没夜地起草大字报的文稿,与不同派别的“造反派”组织展开大辩论.我和钱先生直接对面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参加组织对系里被“打倒”对象的考试.即拟出若干道与“”有关的试题,让被试者笔答,然后将其试卷张榜公示.结果,钱先生得分最高.记得其中一道题是：说出8个样板戏的名称.其他人答对其中三五个不等,唯独钱先生无一错答；二是参加对钱先生的专题批判会,其重点是钱先生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主要发言人之一,我在台上振振有词,钱先生在一旁则默默无语（也不会允许他“有语”）.至今我还感到诧异的是,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境中,我们竟然让钱先生坐在旁边接受“批判”——还真有点暴戾中的“仁慈”.
在“”最初的风暴过去后,运动的重心便转移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钱先生这类“反动学术权威”便成了“死老虎”,除了例行的学习、劳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69年,中苏之间暴发了珍宝岛争夺战,形势一度紧张起来.奉上级指示,学校开始战备疏散.于是,钱先生被安排到我们班,去上海郊县嘉定农村劳动.……下车后,到我们所在生产队,还有几里路必须步行,班里请人专为钱先生挑行李；由于我们是自办伙食,在乡下期间,便安排钱先生在厨房帮厨,捡捡菜、扫扫地,没让他下地干重活.但除此之外,班里同学没有、也不敢与钱先生有个人间的来往与交谈.至今想来,钱先生那时一定十分孤寂——这也不过是一种无端的揣测.在生活外部,钱先生始终表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神态,口无怨尤之言,面无哀戚之色,见人依旧是一脸笑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平静到几乎无故事.在写此文之前,如果不是我夫人的提醒,我差不多将钱先生随班下乡的事全忘却了.
1970年初夏,我们终于从乡下返校,随后便是紧锣密鼓的毕业分配.这一年的7月,我和我的同学便离开华东师大,各奔东西了.
八年后,即“”结束后的第二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其时,正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对“”错误的清算以及随后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予我们这一代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洗礼.伴随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阅读,我开始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认识到对许多作家作品,以及包括钱先生在内的老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进行价值重估.
1980年秋,我因事去上海,乘便去看望钱先生.见面前,想起“”时种种,我不免心怀忐忑.谁知一见面,钱先生依旧是满脸笑容,显得十分高兴.谈起往事,我心怀愧疚,为“”时期我们的“狂热”之举向他致歉.谁知钱先生竟连声说：“你们很不错,当时没有打过我.”说这话时,钱先生一脸真诚.从钱先生身上,我看到了在这之前之后与沈从文、朱光潜先生接触时所感受到的为人的直率与对人的宽容.
因为从事同一专业的缘故,从那时起,我和钱先生虽不常处,却有了一直延续着的交往.记忆中,我曾与先生一道,参加过两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数次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每次均相见甚欢.钱先生还特地邀我参加过他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又应邀赴常熟,参加钱先生主持的一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的编选会议,并走访沙家浜、无锡游太湖；我也曾请钱先生和郭豫适先生来长沙,并陪同他们夜宿桃花源、信步走凤凰.每次,在短短的几天相处中,我陪先生品茶聊天,看风景,说民俗,谈人生,却似乎不谈学问.一触及这类话题,先生总是说：“我是个散淡惯了的人,好久不写文章了.”他从不言人长短,也从不见他怒形于色.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先生更看重的是人品.谈到那类人格低下、心术不正之人,先生总是淡然一笑：“对这种人,不值得与他较劲,不和他来往就是了.”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记不起由谁提起,要我回母校工作之事.这让我动了心,钱先生也极表赞同,一次到上海,我去王铁仙先生家做客,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齐森华先生也在座.两位先生均表示愿为此事尽力.后来,他们也确实尽了力,结果却阴差阳错,我终与此事失之交臂.这大约也是“殆天数,非人力”了.
2007年,钱先生九十岁生日时,有过一次钱先生的亲朋好友、同事门生的隆重聚会,我也从长沙专程去上海为先生祝寿.两年后,我突然收到一封钱先生写给我们夫妻俩的信：
凌宇、张瑛伉俪：
多年不见,张瑛则更久.凌宇的豪爽,张瑛的温婉,时在念中.犹记当年共学时,我一直是批判对象.隆钧弟（隆钧是我曾用名——笔者注）就在我班上,尤其不能不时时表现出与同学们同仇敌忾的义愤.可他在会内会外都从不曾声讨过我,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一端.除此之外,几十年来,隆钧的立身行事,都光明磊落,风骨凛然,人所共钦的.前年我九十生日时,隆钧亦不计路远道阻,惠然亲临,并赠厚礼,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象你们贤伉俪那样的人,求之当今,恐怕也真如凤毛麟角一般了.在我心目中,你们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希望你们能常来上海.我家虽逼仄,亦勉强可以下榻.我身体尚粗健,除了前列腺肥大外,一切正常.不久前,曾有排尿困难的情况,现已痊愈.你们来,我仍可以陪你们在附近好玩的地方随便走走.另邮上《钱谷融文论选》一本,闲时随便翻翻,并望不吝指教.
顺请
俪安！
钱谷融
2 月27 日
这信让我们十分感动.先生是那般谦虚,将自己等同我们同学中的一员；又是那般宽容与豁达,身处“”逆境,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苦难,却宁愿从当时身陷狂热的年轻学生身上去发现他们尚存的良知.他对我的看法,是一种我难以承重的褒扬,而在这里,却鲜明地见出先生衡人论世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视学生为亲人的殷殷之情,却非笔墨可以形容.
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我给钱先生写了一封回信：钱先生钧鉴：
蒙赐亲笔,我和张瑛拜读再三.先生情深意长,令学生十分感动.先生忆及期间事,纯系长者对晚辈的宽容.其实,当年学生对先生的认识与看法,颇为复杂.虽然学生内心深处,对先生的学问人品,即便在当时,也还保有几份敬重,但政治、文学观念,却蔽于时流.公众场合那份“同仇敌忾的义愤”,也并非全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也不乏真实.只不过在言语、行为上,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即便是敌人,也不能辱及其人格,何况是自己的师长.如今触摸这段历史,总有一种挥不去的苍凉与伤感.
先生对学生的性格为人,赞赏有加,使学生顿起不能承受之感.学生今年也六十有五,回首自己过往行迹,其为人尚得免别人背后之讥,其实全得益于前辈人格风骨给我以榜样.在这方面,学生堪称得天独厚.大学期间,能得先生为师,其后又厕身王瑶先生门墙,并同时得与沈从文、朱光潜、林庚诸先生过从.如果说,政治层面的去蔽,得益于“”后的拨乱反正,而在真正认识人生、懂得如何做人方面,恰是包括先生在内的前辈人格风骨的垂范.从你们身上,学生才真正认识到了哪些人才是这个民族精神人格的脊梁.
先生的学问、人格,可谓是历久弥香.赋予文学以人学内涵,实为先生一大发现.在中国20 世纪文论史上,实具里程碑意义.当年拜读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内心对先生的才华学问,钦佩不已.那种诗情与理性的水融,既给人以理性的启迪,又给人以诗性的享受.学生出道以来的作文风格,倘若还有一点可称道之处,似乎也得益于先生文章影响多多.
这些且不去说它.以目下学生心境而言,事功也罢,文章也罢,其实都不过过眼烟云.真正让人昂首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地、直面无愧于人者,只有为人的品格、德行、风骨.在学生眼中,先生的人格风骨,堪称上品：胸襟坦荡、恩怨分明、有信有守；行事光明磊落；对后辈的扶植提携,泽被后世；心存仁厚,对人生具悲悯情怀.学生得以先生为师,实为人生路上一大幸事.
先生视学生为亲人,是对学生最大的褒奖.虽然,以前先生未曾明言,但先生一直以来对学生的关爱有加,学生早已感知.先生视学生为亲人,学生自当视先生为亲长.先生年过九旬,身体尚如此康健,实为难得,学生为此倍觉欣慰.倘有机会,一定去上海拜望先生.
祝先生与师母
永远健康快乐！
凌宇拜呈
2010 年3 月19 日,长沙.
这是我与钱先生唯一的一次通信.距离这次通信,又过了七个年头,转眼间即将迎来钱先生的百年华诞.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届时,我将专程去上海,为先生祝寿,去收获师生又一次相聚的欢欣.
写于2017 年6 月
拂去烟尘归真见瑜钱谷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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