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方面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跟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科名从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说起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本文是一篇关于图书馆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科名从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说起

摘 要 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是一部重要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融合之作,但其选择“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名称来对应LIS是较为保守的.文章通过从直观印象、词汇选择、词汇意义、学科核心内容和学科发展等层面对学科名称选词进行探讨,发现在汉语语境中,现有学科名无法完整涵盖和准确表达LIS学科的研究任务和研究领域,而且对改善社会认知、提高学科知名度并无益处.

关键词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图书馆学 情报学 学科名称 书评

引用本文格式 王喜明.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科名——从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说起[J].图书馆论坛,2018(1):36-46.

1 关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

  2016年8月,于良芝教授新著《图书馆情报学概论》[1](以下简称《概论》)面世,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该书被视为“国内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情报学融合之作”,且“理论研究水平国际领先”[2].有学者指出,该书“理清了长期以来图书情报领域关于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等一直争论不休的概念,为图书情报领域的基础概念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本书所阐释的基本理论,作为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涉及的信息需求、查询、获取、利用的现象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和手段”[3].

  还有研究者称该书值得“‘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图书馆情报学的国际话语权!”[4]此论固属真知灼见,我国图情学术界也确实需要这样一部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争雄长的代表作,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本书似乎恰恰是“走进来”的代表:全书参考文献、注释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引述、介绍的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理论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学者,引用的案例、数据多半来自欧美国家,我国学者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的出现屈指可数;而且作者的思考方式几乎也是西式的,如《概论》中关于印刷术的表述[1]176就是典型的西方视角.

  顾烨青和张路路对《概论》进行了全面中肯的评述,也提出了“需要探讨的问题”[4].2017年4月《概论》重印,作者“最大限度地借鉴了”顾烨青和张路路指出的问题,进行了多处内容增补和修订,包括增加书后索引及两小节内容[1]自序6.笔者认为重印的《概论》仍有个别遗漏,比如第182页称“刘向、刘歆父子曾将知识分为七大类”,属于明显错误,而且与该书第60页的表述不一致.瑕不掩瑜,作者积极订正错误、完善作品的态度值得敬佩.笔者认为还有一点也应提出:《概论》没有提到在图情领域广有影响的波普尔“世界3”理论,这非常奇怪.因为该理论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图情界,我国主流图情教材对该理论都有重点介绍,甚至作为理论基础,《概论》中介绍了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的相关理论,其理论基础正是“世界3”理论.可能的解释是该理论影响力太大,而又与该书的知识体系不兼容,被作者有意忽略了.

2 问题的提出

  由于《概论》的理论架构“已经先期在本领域公认的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4],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其思想和理论影响我国学术界.这其中一个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学科名称的问题.

  在我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两个关系密切又相互独立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中,二者同属“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5];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同属管理学大类下的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6].在这两个权威文件中,虽然大类归属、一级学科名称均有差异,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关系是一致的.

  从国际来看,1970年代从美国开始,本来就高度交叉渗透的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为应对信息时代来临的冲击和挑战,开始走上了逐步整合之路,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学科LIS,即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我国对应LIS的翻译可谓五花八门,《概论》选用的“图书馆情报学”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在1980年代也曾出现过融合趋势,但出于某些原因,这一趋势在1990年代后不但事实上停止了,而且有分离的趋势.早在2009年,于良芝教授就指出:“我国从未出现过与国外LIS完全对应的学科内容、课程体系、课题资助范围及交流媒介.可以说,我国的图书馆与情报科学不过是国外LIS投射的影子,它缺少课程体系、交流媒介、研究社区的实际支撑,一直没有形成实实在在的存在.”[7]而近年来在我国影响越来越大的iSchool运动,除了给我国图情学科的变革带来巨大的机遇以外,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疑虑.已有学者对iSchool运动“去图书馆化”的倾向表示忧虑[8],而于良芝教授则关注iSchool运动对LIS的“严重曲解”[9].

  从一个学科整体的角度看待LIS,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科名称的问题.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不是对外在社会实体的某种反映,而是构成了社会实体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10].一个学科的名称实际上就是这一学科与外界交流时使用最直接的“话语”,它不仅反映了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而且对学科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内对LIS多样化的翻译本身就意味着认识的不统一.

  在《概论》中,作者专门用了两节来讨论“图书馆情报学的信息概念之惑”“信息社会中图书馆情报学的定位之惑”,实际上都指向了目前以LIS为学科名的研究体系和领域存在的理论困境,这在其他概论性教材中是非常少见的,体现出作者直面问题的学术勇气.《概论》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不是简单列举不同的认识和纷争,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体系(包括其中关联的逻辑体系),在此体系基础之上进行各种扩展与延伸.

  笔者在阅读《概论》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否定与再否定,在接受了该书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洗礼之后,继承了《概论》作者的思辨精神,认为用“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名称来对应和指称LIS所涉及的研究体系和学术领域存在问题,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3 从直观印象看学科名

  学科名是一个研究体系和领域的最直接代表,既是给本学科相关人员使用的,更是给学科外的人识别的,它是本学科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在中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或用人单位选择应聘者等重要场合都可能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图书馆情报学”专业,而是分为独立的图书馆学(专科以上开设)和情报学(研究生阶段开设).在直观印象层面,由于图书馆学专业受到“图书馆”一词与机构“绑定”的社会习惯认知的“拖累”,长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情报”一词的“神秘”色彩,情报学专业在某种意义上说占据了高点,但这种优势并不是绝对的,早有学者指出这种“神秘”对“外事工作、宣传工作、交流工作等的开展诸多不利”,并疾呼“名实不副,害莫大焉”[11].

  我国在1990年代出现的“图情高等教育系科易名”风潮,非常重要的动因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和教学机构自身出于竞争劣势的自我要求[12].在这之前,美国一些著名的LIS学院就已经在其名称中删除“图书馆”字样,而“日益严峻的生源、就业及研究经费竞争”也是主要的动因[9].然而在我国,图书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和专业,还是依靠强大的学术惯性坚持了下来.

  事实上,无论是图书馆学还是图书馆情报学,作为学科名称,已经影响了业内外对学科领域和价值的认知.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应该让人见名知义,容易联想到对应的实践领域.《概论》中的“绪论”部分出了一道思考题:“请尝试向一个外行人解释图书馆情报学是怎样的学科.”题干中写到:“图书馆情报学是一个被社会高度误解的学科.人们习惯于把图书馆信息职业的活动化约为图书馆活动,又进一步把图书馆活动化约为‘借书还书’活动,因而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借借还还的活动需要一个学科的支撑.”[1]11该题已经明白无误地点出了学科名称带来的负面效应.

  《概论》给“图书馆”赋予了包含更广的新定义(后文另述),即使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要让该学科人士理解和认同也颇为不易,而专家学者们对于词汇意义的阐释其实并无助于扭转外界的习惯认知.初级学习者和从业者们在面对混乱的专业核心概念和指向狭隘的学科名称时产生的迷茫与纠结,又是否真正引起过理论研究者的关切?

  综上,仅从直观印象看,“图书馆”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负资产”,作为学科名称中的核心词汇并不合适.于良芝教授从改善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也并不反对“改名”,她在另文中就说:“全新的LIS教育当然可以使用适当的品牌策略(包括为了提高社会知名度而采取的更名策略).”[9]

4 从词汇选择看学科名

  正如《概论》所说,LIS的中文翻译很多,比如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与情报学、图书情报学、图书馆与信息学、图书馆资讯学.在《概论》中,作者选择了图书馆情报学的提法,原因是:“取‘情报’而非‘信息’是因循传统,省略‘与’或‘和’是为了简练.”[1]6这一组合名称看似偏正结构,实则为并列结构.所以,从词汇选择的角度出发,需要分别从图书馆和情报两个词汇出发进行讨论,此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翻译问题和语言特点问题.

4.1 关于“情报”

  在《概论》中,除了学科名之外,情报已经完全被替换为信息,从学科名称派生的职业则称为“图书馆信息职业”.书中第一章介绍了一系列学科基本概念,而理论上的核心词汇“情报”并未出现.通观全书,情报一词完全符号化,作为信息的同义词,自身在书中并没有专门的定义.事实上,被作者一笔带过的正是所谓“世界情报学史上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之争,即情报与信息概念的讨论”[13].

  早在1980年代初,情报与信息之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1992年9月国家科委作出用信息替代情报的决定之后,这场争论逐渐达到.相关论述很多,如姚健[14]、沈固朝[15]等学者的文章,本文仅就一些他人较少注意到的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情报”一词是来源于日本的外来词[16]288,被引入我国之初主要作为军事术语使用[1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科技等其他存在对抗性活动的领域逐渐引入情报一词,比如大约从1930年代起,我国曾出现过许多以情报命名的刊物,如《每周情报》《南洋情报》《敌伪经济情报》《国际贸易情报》《世界政治经济情报》[18-19].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银行冀南分行曾编印过一份名为《经济情报》的刊物[20].1956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该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科学情报研究所,许多人认为当时是把俄语“Информация”(基本等同英语information)一词翻译为情报,并导致了后来“几十年文字语义混乱”[21].还有一种说法是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效仿日语的做法,把information翻译为情报[22](经查《郭沫若年谱》[23],郭曾在情报所成立仪式上讲话,但讲话内容暂阙).笔者认为这两个说法都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关于郭沫若“定名”说,除了郭与日本深厚的渊源这一个人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信息”一词的含义和情报工作实际需要相差较远.

  词汇含义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变化,而翻译很难实现两种语言中的词汇完整对应.这从英语词汇“information/intelligence”和汉语词汇“信息/情报”对译的历程中就可以明显看到.“不论是汉语‘信息’还是英文‘Information’,起初都仅是‘消息’(Message)的意思.”[24]但在我国,“信息”和information建立联系应该要比“情报”早很多.在1934年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辞典》中,“信息”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汇就包括“news”“information”,而该辞典中并无“情报”一词[25].而在民国时期风行几十年的《英华大辞典》(颜惠庆主编,1908年初版)中,“information”的若干中文义项中并无“信息”字样,与之最接近的是“消息”,反而“intelligence”的义项中有“信息”一词.同样,该辞典中也没有“情报”一词[26].而在1950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里,“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都包含了“消息”和“情报”的义项,“信息”一词却又不见踪迹[27].

  可以说是香农的“信息论”给了“information”和“信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一个似乎未被我国图情学界注意到的情况是:几乎就在科学情报研究所成立的同时,1956年创刊的《电信科学》杂志第5期重点刊发了多篇与信息论有关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介绍信息论》[28],文中“信息”一词反复出现.这说明当时“信息”一词主要作为通信领域的科学术语来使用,和情报工作起步时所从事的文献资料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当时“信息”一词主要强调传递属性,而“情报”一词主要强调知识属性和效用属性.后来看起来所谓的“历史的误会”[29],在当时可能是合理的选择.

  随着信息论的发展及其在其他学科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一词的内涵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而在我国,“情报”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并在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逐步接轨的同时向信息的“内涵”趋近,直到“情报就是信息”[30]这一观点开始流行,至此二者合一就近乎水到渠成了.然而,由于1992年开始的情报改信息的相关工作并不彻底(保留了研究生阶段情报学的学科设置),以及我国情报学自身的一些发展特点,才留下了今天“信息”和“情报”争论不休的局面.

  虽然在我国,“信息”已经成为“information”一词的主流译法,许多图情界人士也支持顺应时代潮流把“情报”替换为“信息”,而且就像《概论》一书所做的,除了学科名,具体表述中绝大部分场合都完成了更替,但还有部分情报学领域的人士坚持要保留“情报学”的称谓,并希望用“Intelligence Science”来对应我国的“情报学”,以与“Information Science”相区别,但依然存在问题:第一,虽然英语中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存在意义上的区别,但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近年来这两个词“经常有相互换用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趋同的趋势”[31].第二,在我国,“Intelligence Science”现在更广为接受的对应词是“智能科学”,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最受瞩目的科学领域,与智能科学竞争“Intelligence Science”无疑是下下之策.因此,笔者赞同《概论》中把原来翻译为“情报”的地方全部替换为“信息”,但认为仍然在学科名中保留“情报”的提法显得过于保守.

4.2 关于“图书馆”

  “图书馆”也是一个源于日语的外来词[16]346,其“引进之功”被归于梁启超和他主持的《时务报》[32],其对应的英语词汇是“library”,似乎没人对此有何异议,然而依然潜藏着一些问题.

  从词汇外观看,英语是拼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中表示“图书”概念的常用词汇很多,比如book、codex、volume,而这些词汇与表示“图书馆”的词汇library从外观看差别很大(当然,英语单词library源于拉丁文liber,liber词义也很丰富,其中就包括书的义项).汉语则不同,即便不了解图书馆的人也能够从字面上“望文生义”,知道这一定是与“图书”有关的场所(馆).对于汉语来说,抽象化的名称更便于表达和区分学科统属,“图书馆”一词实体意象过强,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其局限性是非常突出的.

  更重要的是,从library到图书馆,翻译造成了多义词单义化,也增加了中文对LIS和图情学科的接受和理解难度.随便查一本英语词典就会发现,library除了图书馆的义项(甚至都不是第一义项)外,还有藏书、收藏的唱片、电脑程序、丛书、文库、库(计算机学科范畴)等许多义项.而在汉语词典中,图书馆一词基本上只有作为“机构”意义上的一种解释,这也是我国约定俗成的普遍认识.Library丰富的意义让其作为一个学科名显得游刃有余,而图书馆单一的指向让汉语语境中的人们对其做延伸使用时就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概论》中提到英国的一辆流动图书车也被认定成一个“图书馆”[1]251,若在我国恐怕很多人接受不了.作者还担心百度文库(而非百度图书馆)等名词也会挤压图书馆的话语空间[1]311,而这些如果换在英语语境中,则根本不存在问题.借助翻译,中英词汇只能实现主要意义的对应,不能实现完整映射.

  在汉语语境中,图书馆一词意味着一所以固定建筑为外在形式的机构,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至于“超星图书馆”之类,在图书馆学话语体系之外,一般只会视为一种借用和延伸,很少会认为其在本质上是同类事物.

  其实,之前已有我国学者意识到在学科名中把library翻译为图书馆存在的弊端,并指出日本和韩国在翻译LIS时对library所作的灵活处理[33],但似乎并未引起我国学界足够的注意和反响.

  所以,单从词汇选择看,笔者认为,用“图书馆学”来对应“Library Science”存在先天不足,随着信息社会发展,这种不足对该学科发展的束缚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按传统译法,LIS无论被翻译成“图书馆与情报”还是“图书馆与信息”,图书馆一词的局限性都会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

5 从词汇意义看学科名

  情报与信息之争,表面上争的是翻译用词,实际上争的是词汇概念和意义.目前信息是情报的上位概念这一关系已基本取得我国学界的共识.因笔者认同《概论》中信息对情报的实质替换,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讨论信息或情报的意义,而将专门就《概论》中对“图书馆”意义的拓展进行讨论.

  《概论》中对图书馆进行了如下定义:“通过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传递、传播,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取的实体或虚拟平台.”[1]54这一定义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图书馆与实体图书馆在概念和意义上进行区别:“从理论上说,图书馆的未来与实体图书馆的未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需要区别对待.”[1]311这也成为该书的逻辑起点.

  可以说,把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定义为实体图书馆,把“图书馆”抽象为一种由实体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其他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等各种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的机构或系统共同构成的集体的符号,是《概论》为了保留“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所做的努力和选择.然而,“学术界在定义一个专业术语的时候,想抛开约定俗成的含义,难度显然是非常大的”[13],这也和“同一名词术语应始终用来表达同一概念,同一概念应始终采用同一名词来表达”的科学标准[34]相抵触.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图书馆”含义的抽象化会让“场所+组织+平台”三结合的实体图书馆更加迷失,比如口语、手语、旗语都属于语言,但把图书馆(即实体图书馆)、数据库、百科全书都称为图书馆就很奇怪,也说不通.《概论》中举了“马车和交通工具”的例子[1]311,恰好证明了当原有名词不能很好地指代或包含发展后的同类事物时,就需要有“层级”更高的名词出现,以统领和指代各种下位事物的名词.顺着书中的思路,如果人类从来就没有见识过马车之外的交通工具,那有必要再造一个表达属性意义的同义词来表示马车吗?交通工具这一名词不就是为了对知识进行组织归类而产生的吗?学术词汇必须严谨规范,虚化图书馆一词的实体意义,扩大其指代范围,至少会让中国人难以接受,让该词同时指代上下位概念,在逻辑上也会造成混乱.

  然而,如果改名,也就是增加一个上位类名是一个经济高效的方案,为什么一定要因循守旧不放呢?直观、清晰的区分,不是比勉强的解释和附会更容易让人、特别是“外行”人理解吗?或许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同样是追寻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王子舟教授提出了“知识集合”的概念,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类,这一选择本身与《概论》中把图书馆定义为“信息……平台”如出一辙,但显然概括更精炼,也便于传播和交流.

  当图书馆被从“本质”的角度定义为“信息……平台”或“知识集合”之后,其场所和机构属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同时下降了,此时图书馆虽有一个看似实体的名称,但实际上是“降格”了,与其他大小不同的概念平等起来,成为信息交流活动的中间环节之一(而且据《概论》中科学交流系统图显示,图书馆只是整个交流系统中的一个非必备环节[1]48).

  《概论》中指出的“图书馆职业身份模糊”[1]74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职业名称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再回到老问题,以机构(现实存在的)命名学科和职业,其天然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相反的例子很多,比如医院是机构,但从业者不叫医院职业,而分医生、护士、药剂师、检验师等,统称为医疗卫生行业,该行业从业人员也不一定在医院工作.图书馆学——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员,这样的体系过于僵化和狭隘.

  由此出发,图书馆学作为LIS关注的整体学科领域的学科名称是不合适的.从图书馆事业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位置来看,图书馆学其实不必刻意与谁合并,但也应该降低自身级别,成为整个信息管理学科体系中的一个专门方向.

6 从学科核心内容看学科名

  一个学科主要研究并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和知识可以称为该学科的核心内容,而该学科在高等教育环节正在使用的权威教材最能体现其核心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几种图情领域代表性教材的对比分析,探讨学科核心内容是否与当前使用的学科名相适应.这里所选择的教材分别是《图书馆学概论(修订二版)》(吴慰慈、董焱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月),《情报学基础教程(第二版)》(叶鹰、武夷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信息管理学基础(第二版)》(马费成、宋恩梅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首先,将《图书馆学概论》与《情报学基础教程》各章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发现《图书馆学概论》一书几乎每章题目都包含了图书馆一词,而《情报学基础教程》则更是全部包含情报一词,然而基本看不到二者之间有哪些部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对于一个号称已经融为一体的学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然后,再来对比《情报学基础教程》和《信息管理学基础》(如表2所示),发现这两本教材内容有着极高的相似度,特别是传统情报学领域关注的情报组织、检索、服务等内容,几乎就是直接换了个信息的名字就成为了信息管理学的核心内容,还不用说二者共用的基本理论和科学规律.这说明从“情报”向“信息”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困难. 

  

  最后比较《信息管理学基础》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如表3所示),发现这两本教材的重合内容依然很多,而且也多集中在基本科学规律和实践环节.明显不同的是:《信息管理学基础》更偏向于技术,并且把图书馆相关内容做了一般化处理;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更偏向于哲学社会科学,并且把图书馆相关内容做了重点介绍.

  综上,从学科核心内容角度看LIS学科名,可以看出把情报替换为信息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实践已经走在了前面,之所以保留图书馆字样,主要功能或只在于突出学科的特点和传承.而在LIS框架下把图书馆相关内容与其他信息查询与获取平台进行整合处理并非难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人有更广的学术视野来平等看待各种信息查询与获取的平台.去掉图书馆的“独尊”地位,换来的将会是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7 从学科发展看学科名

  虽然我国还没有形成能够与LIS完整对应的学科,但相关的研究和工作并未停止.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之间的分分合合,以及夹杂其中的争论和分歧,都是这种探索的外在表现.《概论》直面了这些争论,指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合之后,图书馆相关问题在图书馆情报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或重要等级下降,成为“一般问题的组成部分”[1]69.但是,由原来学科名称的简单相加并不能真正适应学科的发展,而且从社会发展来看,学科体系也需要进行深层次整合.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作为同族学科,从属于管理学大类,二者之间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图情档”中的档案学.在2011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之下,还增设了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而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图书馆学、情报学相关类目设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大类之下,与新闻、广电、出版等类并列,同属“信息与知识传播”二级类目;在最新的第五版中,“合并G25、G35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修改G25类名为‘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35].最新版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和类名.虽然这几种文献编制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但在适应图情学科发展变化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是显而易见的.相关学科专业所在知识体系位置的变化和学科名的变化,其本质都是出于对学科性质、学科任务认识的变化.

  与学科体系和学科名一起发生改变的还有直接与社会需求接轨的职业群体.《概论》指出:“信息获取平台的多样化不构成对图书馆信息职业的威胁,很多平台事实上扩大了图书馆信息职业技能的用武之地.图书馆信息职业确实是时候在强化统一身份意识的同时,在战略上考虑如何系统地将现有图书馆的同类平台纳入自己的实践范围,以及如何参与其他平台的建设.”[1]299该结论成立的前提是确实存在“图书馆信息职业”这样一个职业,并且搜索引擎、专业门户等也属于并认同这一职业,如此才能合理解释高校图书馆读者流失的现象,好比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但问题是,《概论》也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图书馆信息职业”的身份意识.书中说“图书馆信息职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条件是接受图书馆情报学教育、以图书馆情报学作为职业活动的智力源泉”[1]58,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图书馆学专业,还是情报学专业的毕业生,都远未构成各种网络信息获取平台开发和维护的主力,这也反证了图书馆情报学如果要完整支撑(至少是占据主导地位)所谓的“图书馆信息职业”,学科体系、专业教育体系都必须要改变.

  有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观点:“图书馆行业是信息职业的重要组成”[36]163.由此看来,如果一直坚持使用类似“图书馆信息职业”之类的表述,那么该职业对应的行业大约主要还是图书馆相关组织机构,而这显然和《概论》中希望的情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改为“信息管理职业”,是否既能拓宽口径,又能和信息技术职业相区别呢?

  肖希明教授等专门调查研究了“美国 iSchools学院的信息科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核心课程,指出“国内图书情报学教育应注重结合职业能力培养需求,尤其是注重核心课程在信息伦理、政策与法规,信息安全,信息与社会,信息跨学科应用类,信息职业管理等方面的设置”[36]77.而这些内容基本上都出现在《信息管理学基础》一书中,再考虑到其他共同的核心内容(如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服务),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我国图情学科的整合目标是否就是已经基本成型的信息管理学呢?

8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科名?

  从上述分析出发,笔者认为,无论是独立的图书馆学还是情报学,仅就学科名称而言,都存在“先天”问题,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其学科名对学科发展的不利影响将愈加凸显.而由此二者简单拼凑起来的“图书馆情报学”学科,无论实质性融合情况如何,仅就学科名而言,同样无法完整涵盖和准确表达学科研究任务和研究领域,而且对于改善社会认知,提高学科知名度并无益处.所以,整个学科体系的变革重组势在必行,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学科名称的问题.

  诚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可谓困难重重,抛开庞大的专业学/协会体系不谈,我国图书馆学界和情报学界各自的反对甚至分离的声音都很强大,比如在图情融合的大趋势下,还有我国学者在呼吁“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但呼吁者本身也陷于学科名称是什么和如何翻译这一困境之中[31].如果再考虑到某些较为强势的专门情报学学科(如竞争情报学、军事情报学),情报学的情况又会更加复杂.

  《概论》选择“图书馆情报学”作为学科名,除了习惯之外,其实也表达了对学科转型的深度忧虑,“对话语力量缺乏敏感则导致我们不能洞察‘图书馆’消亡论对同名职业和学科带来的毁灭性打击”[1]314,或许正是其固守图书馆名称不放的心理原因.书中还提到:“尽管从理论上说,图书馆信息职业的前景因为维系于永恒的人类信息查询与获取需要而拥有比较牢固的根基,但在互联网引发的新一轮社会分工中,她确实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战略眼光,才能巩固自身的地位.”[1]313由此看来,作者并非没有从更高的站位、更全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舍不得放弃,而为图书馆“正名”就成为该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然而,当考虑到1980年代黄宗忠教授对图书馆所作的界定:“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不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的图书馆,而是不受时空影响的图书馆,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37]《概论》中的“正名”很难说是理论创新,而这种跨越几十年,仍然把概念“纠偏”作为“救命稻草”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概念对应名词自身存在的缺陷.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自洽固然必要,但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普遍认知能力.

  爱因斯坦曾说过,关注人类自身及其命运,必须作为所有技术努力的主要事业,从我们头脑创造出来的,应当是人类的福祉.“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只有始终秉持造福人类的宗旨,科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的价值,也才能不负人类的希望与期待.”[38]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跳出本学科来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是要努力守住某个“牌位”,还是要贯彻我们的学术精神和职业宗旨,去追求人类共同福祉,而无惧改变自己,破茧重生?

  事实上,国内外都不乏可供参考的例子.比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图情界专业协会组织ASLIB,1924年成立时的名称是英国专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协会,1949年与英国国际书目协会合并后改称英国情报组织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现在看来翻译为信息管理协会更恰当).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ASLIB逐步调整其职能和服务,很早就放弃了专业图书馆协会的身份,并声称“从1924年起,我们的使命一直是开发产品与提供服务,为改变世界的管理信息的问题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39].而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数字图书馆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其英文名称是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中英文名称并不完全对应,体现出名称选择和翻译时的大视野和灵活性.

  如果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各自改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很难逾越的障碍的话,那么作为面向信息时代的两者融合的产物,我国的“图书馆情报学”是不是可以首先从名称上破旧立新,亮明旗帜呢?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iSchool运动正是我国图情学科进行变革的重要契机.因为“iSchools的重要理念是摆脱‘图书馆机构为主体’,迈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发展道路”[36]302.

  在此,本人提出对学科名变革的两点看法:(1)作为对应LIS学科的整体学科名,情报必须用信息替换,这是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做法[40],目前的情报和信息共用、混用现象过于突出,人为制造了交流的障碍;至于情报,可以保留在一些专门的研究领域中,比如竞争情报、军事情报.

  (2)关于图书馆一词的处理,有两个方案可供讨论:①把图书馆改为图书,即确定学科名为图书信息学,也就是把现在使用最广的LIS中文译名——图书情报学(笔者以各种LIS中文译名为检索词在CNKI中按篇名进行检索,图书情报学检出结果700多条,排名第二的图书馆情报学只有不到50条,其他更少)中的情报替换为信息.图书信息学的译法在包昌火[41]、缪其浩[42]、肖勇[43]等学者的论文中都出现过,其优点:一是去掉“馆”字就脱离了机构印象的束缚,二是与LIS对译基本不存在障碍,三是偏正结构便于体现主次和学科传承及特点;缺点是依然不够“大气”,并不能有效解决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问题.②弃用图书馆相关字样,改称信息管理学.事实上,1990年代中前期,我国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方向正是“信息管理化”,但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一进程遭遇了很大的挫折[44].改称信息管理学的优点:一是可以直接体现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交叉学科特点,并且符合iSchool运动的精神;二是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信息管理学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学科称谓;三是符合信息社会发展要求,便于针对社会职业需求培养宽口径人才;四是社会“观感”好,容易吸引人才;缺点:一是基于当前的理论认识,从整体上看,档案学、博物馆学、出版学等都属于“信息管理学科群”[36]166,从图情直接转向信管,比1990年代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学科整合难度大;二是与LIS的名称不匹配,不利于对外交流.

  1995年11月,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由武汉大学牵头组织召开了一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博士生培养和修订专业目录方案的研讨会,与会者建议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这个一级学科扩充为包括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情报学、科技情报学、社会科学情报学、编辑学、出版发行学、档案学9个学科在内的学科群.当时为了这个新的一级学科的学科名称,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其中黄宗忠、倪波两位教授提出可称为“文献信息学”[45](该名称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并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同).可以说以文献信息学作为学科名称,比笔者的两点意见都要好,体现出极高的学术眼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提议最终未被采用,以至于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当时提出的一个结构松散、割裂的“暂行”方案——“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而且不知道还要用多久!

  最后,无论学科名如何变化,至少应做到统一称谓,这不但有利于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更是未来高等教育体系中调整专业设置时所必需的.而这种调整行为本身,既是时代和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需要学界同仁齐心推动.

  笔者具有15年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和基层图书馆工作经历,并非没有专业感情.本文不揣浅陋,只希望以一孔之见,在推动学科变革和发展车轮前行方面,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至于本文提出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业界同仁的共同思考,那就是笔者最大的荣幸了.

参考文献

[1]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2]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图书馆情报学领域一部全新的入门性著作[N]. 图书馆报,2016- 09- 02(9).

[3] 刘兹恒. 大众创新背景下的图书馆学研究[J]. 山东图书馆学刊,2017(1):113-115.

[4] 顾烨青,张路路. 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图书馆情报学理论著作——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J]. 图书馆论坛,2016(12):44-53.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S/OL]. [2017-07-20]. http://zy. zwbk. org/index. php?title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

[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EB/OL]. [2017-07-20]. http://old. moe. gov. cn// 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4/201104/ 116439. html.

[7] 于良芝. 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的使命与视域[J]. 图书情报工作,2009(9):5-9.

[8] 肖希明,李琪,刘巧园. iSchools“去图书馆化”的倾向值得警惕[J]. 图书情报知识,2017(1):19-25.

[9] 于良芝,梁司晨. iSchool的迷思:对iSchool运动有关LIS、iField及其关系的认知的反思[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5):18-33.

[10] R Kelle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pproach to Discourse (SKAD)[J]. Human Studies,2011(1):43-65.

[11] 周智佑. 对“科技情报”正名为“科技信息”的看法[J]. 科技情报工作,1991(12):13.

[12] 王世伟. 关于图情高等教育系科易名的思考[J]. 图书馆杂志,1993(3):12-13.

[13] 成颖,孙建军,柯青. 情报学研究反思——从信息与情报的概念视角思考[J]. 情报科学,2011(8):1147- 1153.

[14] 姚健,贾桂华. 英汉信息与情报概念辨析[J]. 情报学刊,1994(1):5-11.

[15]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J]. 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9(1):22-30.

[16] 刘正埮,高明凯,麦永乾,等. 汉语外来词词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17] 王存奎,王爱博,谢晓专,等. 情报界定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J]. 保密科学技术,2013(9):12-21.

[18] 国家图书馆. 民国期刊数据库[DB/OL]. [2017-08-15] http://mylib. nlc. cn/web/guest/minguoqikan.

[19] 古籍网. [2017-08-15]. http://www. bookinlife. net/.

[20] 经济情报[DB/OL]. [2017-08-15]. http://xueshu.baidu.com/s?wd等于paperuri:(740f3c260313d141583c 869fc803747f)&filter等于sc_long_sign&sc_ks_ para等于 q%3D%E7%BB%8F%E6%B5%8E%E6%83%85%E6%8A%A5&tn等于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等于utf-8&sc_us等于 8227934758818813080.

[21] 惠世荣. 结论?共识?——关于情报与信息定义讨论的综述[J]. 津图学刊,1995(1):37.

[22] 李彭元. 从语源学看“情报”改“信息”[J]. 图书馆学研究,1997(5):59-60.

[23] 王继权,童炜钢. 郭沫若年谱(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138.

[24] 叶继元,陈铭,谢欢,等. 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3):34-43.

[25] 陆费执,严独鹤. 中华汉英大辞典[M]. 上海:中华书局,1934:33.

[26] 颜惠庆. 英华大辞典(小字本)[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530,538.

[27] 郑易里,曹成修. 英华大辞典[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640,649.

[28] 毕德显. 介绍信息论[J]. 电信科学,1956(5):1-5.

[29] 王万宗. 再论情报的定义与属性[J]. 情报学科,1992(4):250-255,263-264.

[30] 李毅. 再谈对情报概念的认识[J]. 情报学刊,1980(2):19-21.

[31] 黄长著. 关于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考虑[J]. 情报杂志,2017(5):6-8.

[32] 蒋永福. 图书馆学基础简明教程[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9.

[33] 叶继元. 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3):11-17,23.

[34] 姚健. 情报概念泛化论[J]. 图书情报工作,1996(1):64-67.

[35] 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8.

[36] 肖希明,司莉,吴丹,等. iSchools 运动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变革[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37]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9.

[38] 鞠强. 探索未知、造福人类是科学的本义[J]. 科技导报,2014(8):7.

[39] 范并思,邱五芳,潘卫,等.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5.

[40] 谢晓专. 情报学“名不副实”的尴尬及其解决之道[J]. 情报资料工作,2010(3):14-19.

[41] 包昌火,李艳,包琰. 论竞争情报学科的构建[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1):1-9.

[42] 缪其浩. 情报观:一个来自实践的命题[J]. 图书情报工作,2005(9):11-12,22.

[43] 肖勇. 我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存在与学科关系[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9(9):1-4.

[44] 王知津. 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20年评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2):68-72. .

[45] 黎盛荣. 也谈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定位和学科建设[J]. 图书情报工作,1997(10):21-22.

作者简介 王喜明,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馆员,兼信息管理系任课教师.

收稿日期 2017-07-31

(责任编辑:付伟棠)

图书馆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图书馆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图书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1、图书馆文献

2、图书馆期刊

3、图书馆论文发表

4、图书馆学刊

5、图书馆杂志

6、图书馆建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