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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私塾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其对现代学校教育

[摘要] 伴随着国际上“在家教育”运动的开展与国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现代私塾再度兴起.现代私塾之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之弊.优秀传统教育文化当下价值的彰显,需要结合时代精神理性认识传统私塾教育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教育现代化可利用的丰富资源.

[关键词] 私塾现代学校个性化教育

两千多年来,私塾教育承载着农耕时代的传统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近代社会剧变中,西学渐进,中国教育发生了从传统私塾到现代学校的转型,两者并存了半个世纪,直到上个世纪60 年代我国的基础教育组织形式才彻底完成从传统私塾到现代学校的转型.二十一世纪初,伴随着国际上“在家教育”运动的开展与国内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现代私塾”再度兴起.长期以来,私塾往往被视为束缚学生身心发展的落后教育,然而认真回顾私塾教育的历史变迁,分析其独有的优势,可为现代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传统私塾教育概述

（一）传统私塾的的意涵及其类型

私塾是旧时宗族、家庭或教师设立的教学处所的统称,[1]P421是从“家有塾”的范畴中发展而来的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私”和“塾”两个字在古代很少放一起使用.自近代起,为了与官办或公立学堂相区别,“私塾”才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为便于比较,以下仍将古时的“塾教”统称为“私塾教育”.

私塾是中国古代人才培养的摇篮,经过两千年的嬗变,其制度得到逐渐成熟完善.由于私塾具有民间自为性,其组织形式和规模各不相同,但私塾都需要具备三个要素：塾师、塾舍和塾生.根据塾生受教对象不同,私塾可以分为蒙馆和经馆.蒙馆以儿童为主要施教对象,经馆则为年龄较长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塾生而设立,大塾师由造诣较深者担任,经馆多忙于应试科举,教学方法多采用串讲,人们又称这种私塾为“专馆”.

清末政府曾经对全国各地私塾的塾舍条件、塾师构成以及教学管理进行调查.在1910 年颁布的《改良私塾章程》中将私塾概括为“义塾”、“族塾”（或村塾）、“家塾”和“自设塾”四种类型.[2]P757其中“义塾”又称为“义学”,是由各地官员乡绅出资主持,或由私人捐钱捐田建立学田,利用租金在公共场所设立的私塾.义塾主要为寒门子弟提供免费的读书场所,故而具有公益性；[3]P2“3 族塾”或“村塾”是由家族或村里创办,通常推荐有资历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只招收族姓儿童.经费源于村中公共财政支出和塾生支付；塾舍一般设在祠堂、庙宇中；“家塾”则是单家独户或一姓家族出资聘请塾师在家设馆,教授家中子女和亲友子弟.家塾源自汉代的“家馆”,是最早的私塾形式之一.家塾传承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自设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或租借房屋设馆招收塾生予以教授.民间以自设塾最为常见,一般平民家庭均出资将子弟送入自设塾中读经、识字,接受人伦教化.自设塾的规模、持续取决于塾师的水平.塾师的文化水平差距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4]

(二)传统私塾的源起与兴盛

传统私塾作为民间办学形式,经历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前私塾”酝酿阶段,到隋唐宋元期间的“私塾”成型发展阶段,及至明清时期的鼎盛繁荣阶段.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的发展演化中可以探寻私塾教育的雏形.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开始盛行,秦朝“焚书坑儒”时被禁止,到汉代立儒为尊时得以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不稳,官学时有时无,私学在民间广泛兴办,发展成为学者自行开办学馆或四处巡游讲学、学子负笈求学、富足之家聘师于家讲学、父子兄弟家学传承等诸多形式,这些私学形式为后来“私塾”的创办提供了模板,可以说私塾就是在承袭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隋唐宋元时期私塾教育渐趋成型和专业化.这一时期的私塾分为初等启蒙教育和高级专经教育两种类型：初级私塾有城市坊里或乡村普遍设立的学馆、家塾和义学；高级专经私塾则为名师聚徒讲学传经,并因藏书之故而逐渐发展的书院,另外,在寺院中设立的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的寺学也当属此类.[5]P192 到了宋代,以基础教育为中心的蒙学私塾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以学术研究为中心的书院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宋代的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曾盛极一时.这一时期以“塾”命名的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大量出现.元代的私塾教育基本沿袭唐宋,值得称颂的是元代官学为触及民间底层社会开设了“社学”,但社学只是政策倡导,其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与私塾并无不同,由民间出资自行组织,应当属于义塾.

明清时期是私塾发展的鼎盛阶段.那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举制得以持续和完善、印刷出版技术得到普及,这些都为私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明清统治者采取各项措施鼓励私塾的普及,私塾教育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由城及乡、由汉族聚居地向少数民族地区纵深化的普及态势.清朝政府通过颁布兴学诏令,设立地方教育管理职能部门对私塾进行管理和控制.这使得私塾的体制逐渐完善,教学质量也得到较好的保障,民众在私塾读书识字接受教育,及至准备科举考试,获得金榜题名.

(三)传统私塾的改良和没落

进入近代,蒸汽机的出现和应用,需要教育能培养大批满足新型工业需求的人才.随着社会时局的急剧变化,中国被迫进行社会转型.民众开始意识到教育对“富国强民”的重要意义,传统私塾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一方面,私塾的个别教育效率低下,直接影响教育普及率,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数量需求；另外,改革者认为私塾教学内容、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均陈旧落后,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培养不出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至1905 年,科举制被清政府废除,传统私塾教育被瓦解,现代学校开始兴办.

然而清朝政府很快又意识到已在中国存续了上千年的私塾教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废止的,于是采取改良的办法,通过培训塾师、开设新课程内容、改革教学与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来逐渐达成与现代学校的统一.这使得一些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私塾教育逐步走上了新式学堂的道路,然而,在很多偏僻地区的塾师依然难以摆脱封建思想的窠臼,传统的私塾教育延续多年.自“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现代学校的办学理念涌入中国,传统私塾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随之弱化,一些新的学校学制开始产生,例如1929 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学暂行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实行学分制,初中设置职业科目,高中设选修科目等.[6]这个改良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相互妥协与借鉴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有的私塾与小学合并,有的自行关闭,到上世纪60 年代初期私塾基本绝迹.

二、现代私塾复现及现代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教育的组织形式也日趋多元化.目前,除了以政府主导的公立学校,民间出资的私立学校也炙手可热,而沉寂多年的私塾教育又再度复兴.伴随着加强中国传统教育的呼声与国际上出现的在家上学运动,人们对传统文化精神倍加推崇,私塾在国内再度出现.某种程度上讲,现代私塾之热正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之弊.

(一)现代私塾教育的复现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00 余家私塾,开办时间从1 年到10 不等,接受全日制私塾教育的孩子也已逾万,此外业余读经的孩子将近千万.[7]这类民间教育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术界将其称为“现代私塾”.现代私塾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类似于古代的家塾的家学型私塾.这类私塾一般由经济富裕的高学历者或受“在家上学”的西方教育形式影响的回国人士创办,家长自己或者聘请教师在家中给孩子上课,这类家长往往对现行的学校教育不满,因此将孩子放在家中接受个性化教育.第二类是探索型,这类私塾在创建之初往往就有着各自明确的创办理念与目标.例如,北京的万圣国学馆就致力于弘扬和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主要加强读经,启迪智慧,孕育性情.这类读经类私塾的目标多是希望用传统文化熏陶现代的孩子,夯实其道德基础.

(二)现代学校教育的问题

现代学校教育与现代社会文化、现代科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具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属性.现代学校教肓发展至今,其思想内容、方式方法、教育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对各民族素质的提高,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生改善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然而,快速发展过程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教育观念、教育质量、教育结构、教育布局及教育治理等几个方面.

现代学校教育观念尚不能完全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的需求,高分低能、重智轻德、千人一面现象十分严重,育人本体价值和本体功能被忽视.现代学校教育结构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普通高中及职业学校不能得到同等重视,生源差距显著,人才培养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不相匹配,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现代学校教育质量更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竞争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教育被窄化为教学,教学又简化为知识的传授,传授被演化为记忆和背诵,知识被异化为解题方法,个体的基础性成长被急功近利的理解为以分数为标签的“成功”、“成才”,从而教育的过程被异化为知识复制过程,育人变成批量生产；现代学校教育的布局依然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的需求,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资源配置还需更加合理,同时,学校分重点普通、班级分快慢、学生分层次等现状制约着教育机会的平等；学校自治、自主办学权益仍相当不足,问责制度不够健全.

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究其原因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当然,学校育人素养的低效既与社会环境浮躁、道德整体滑坡紧密相关,也与教师育人水平整体不高直接相关.教育质量教取决于教师质量,从面上看,我国教师的教书育人责任感和使命感还需加强,业务水平还需提高.

三、传统私塾教育对现代学校教育的启示

研读经典文化,可以发现有很多普遍适用的、永恒的智慧与价值,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都有启发作用.传统私塾教育的精华正是克服现代学校教育中教育同质化、德育形式化等问题的一剂良药.在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重新理性认识传统私塾教育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教育现代化可以利用的丰富资源,是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必须.

(一)有教无类,兼可成人

我国教育资源在地域、城乡、校际之间差别依然十分突出.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和考试招生制度等方面已成为现代学校教育改革最棘手却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私塾教育的有教无类思想直指教育公平问题,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

孔子在其家乡曲阜私人开办的教育场所通常被认为是私塾.因此,可以称孔子为第一个大塾师.孔子秉持“有教无类”思想招收学生,既无门户之见,也无贵贱之分与地域歧视.当时,他开设的私塾最大、培养的学生最多、对社会影响最广.墨翟、颜元、蔡元培、陶行知等很多教育家都接受这一理念并且把它发扬光大,至今“有教无类”思想仍有它的先进性,并演变为人人可以平等享有教育权.“有教无类”思想,使得所有民众享有教育权,扩大了教育对象,打破了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历史,实现了普通民众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同时,我们要理解和把握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本质,它原先指的是任何教育对象都能以塑造人格、培养君子作为教育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人人均可为善,人人皆可成君子,这便是教育结果上的“无类”.全社会要对育人目的、育人理念形成新的共识,社会要形成有利于全体学生全面、个性成长的育人环境,鼓励现代学校育人模式的转型与创新,现代学校教育要以立德树人、培养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要旨,从过度应试的急功近利的教育现状中走出来.

(二)博学严师,言传身教

教师是学问之师,首先需要博学多识.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制约现代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师资的薄弱,而现代私塾存在的重要问题也在于优秀教师的稀缺.在教师各项素质中,广博学识是基础.在古代,特别是政治复杂、社会动荡时代,对传统师德的要求就包括了塾师要博学多识的要求.传统私塾重视塾师的真才实学,其中,不少为学识渊博的“大师型”塾师.据合肥志记载,塾师中有不少名望颇高、学问颇深的饱学之士,如马通伯曾任北京国史馆总裁,张子开(文远)曾任合肥县儒学教谕、庐州中学堂坐堂监督和合肥县教育会副会长,较为出名的还有诗文自成一派的江孝潜,饱学之士王曜庭、李渭川等等.蔡元培、徐特立、黄炎培等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些杰出人物也曾担任过塾师,有的家学渊源深厚,有的社会声誉颇佳,大多为地方精英阶层.

“教不严,师之惰”.教育过程关系到子女未来.古代家族聘请塾师训其子女,希望塾师能够从严治学,使子女学有所成.因此,要求塾师从严治教,以培养孩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厚实的知识基础.现代学校教学要借鉴私塾“管束严苛”的做法.避免从棒杀走向捧杀另一种极端.今天美国等教育学界也在纷纷强调意志力对成人成才的关键作用.学生能否养成严谨认真的生活态度与学习习惯,对其一身有重要影响.我们现代学校教育也同样要重视对孩子自觉自律的行为习惯的严格要求,加强对学生行为的管理,对待学生要宽严有度.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身教重于言传.塾师是子弟学习的楷模,塾师的言行是师德的外在体现,也是子弟效仿的楷模.古代塾师长期受到儒家思想浸润,他们多数是自觉自律、品行高尚的精英人士,自愿从教,自珍自爱,为人师表,身正为范.因此,行为端正,德行出众,循礼而行是师为人表的外在道德体现.对师德的要求强调塾师在行为举止上体现出道德意蕴.[8]对于师德的要求,传统家训进一步强调,塾师不能一味侧重于知识的灌输,而要重视知识的融会贯通.道德和学问兼济,才是理想师德的表现.尽管传统师德理念的阐述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与传统封建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价值观存在客观的一致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师为人表、其品最上、德业兼资等师德内容的传统阐述与构建,对现代学校教育发展师德建设提供启示作用.

(三)因材施教,教书育人

高效是现代学校教育班级授课制的主要优势,但容易出现不能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的问题.这也是许多家长选择将孩子送进具有个别化教学特征的现代私塾学校的一个原因.传统私塾不受学生年龄及数量的限制,统班而分教.[9]这为个别教学和因材施教创造了条件.因同一班级内学生年龄不同,人数有限,可以根据年龄特征、个性差异,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方法、进度、时序,因人而异、个别指导.现代学校教育由于班级人数多,客观上不具有传统私塾因材施教的个别化教育教学条件,但是,可以尝试“分层走班”等先进的教学管理方式,尽量加入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个别教学”和“因材施教”的元素,努力提升教育教学效果.“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从传统私塾的特征来看,其德育主张是一切道德皆在生活之中,这也是给我们现代学校教育提高德育效果的重要启示.传统私塾要求在生活细节中、在教学过程中,以喜闻乐见、易学易记的内容,从小培养行为礼节与道德品质,使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潜移默化、以身作则、潜移默化、防微杜渐、禁于未发”都是当时总结出来的一系列德育方法、德育原则.学生所学习的教材本身就是德育材料,皆将学习知识与道德教育融为一体,乃至于成其终身恪守的人生信条.在成人修养方面,更有“立志、躬行、内省、慎独、去私、解蔽、与人为善、兼善天下”等伦理道德要求,[9]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完成,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

随着西方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全面引入我国,现代学校教育中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被逐步弱化和摒弃,而流于形式的政治教育逐步取代人格培养和道德教化,这使得我国现代中小学陷入德育无位、德育无奈、德育无能的困境.现代学校教育中德育问题的解决可借鉴私塾重视道德伦理教育的经验,重视德育目标“个性化”和“主体化”,强调德育内容“情境化”和“生活化”,实现德育方法“体验化”和“人性化”等.

(四)互为借鉴,相映生辉

当下民间兴起的现代私塾热,反映了社会对现代学校教育的部分不满与逃避.但,现代私塾在继承传统私塾教育优势与现代学校教育精神两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一些现代私塾出现因循守旧、狭隘的复古“形式教育”倾向.它们排斥现代教育思想而过分倚重古代经典,尊崇经典中的纲常伦理,崇奉古代礼制礼节,教育目的被窄化为传承经典中封建社会的保守偏狭的特殊伦理道德关系.恰恰忽略了开放包容才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优秀文化传统.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现代私塾也不例外,应当具有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教育观念、形态和特征.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成份的现代私塾,它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没能统筹兼顾传统“私塾”精华与“现代”教育特性.现代私塾在课程设置方面均缺乏严格标准,教育教学内容的随意性强、系统性差,有些有悖时代精神和违背人性规律的内容未经科学审定、严格选择就传授给分辨能力尚弱的儿童,会对孩子造成隐形伤害.此外,现代私塾教育方式方法简单化,缺少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死记硬背、简单灌输为主,孩子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等培养无以保障.在教育资源方面更是短缺,除了硬件不够或设施简陋、安全设施存在隐患外,更为甚者,现代私塾有一大部分属于“地下办学”,师资与古代大儒先生比相去甚远.还有,学生被封闭在家中或寄宿在偏远环境,远离实际的现代社会生活,缺少班集体生活的社会化过程,在掌握的知识及社会性发展方面都很难与后续阶段对接.因此,现代私塾的最大症结就在于上私塾的孩子在将来如何融入社会,满足需求.

现代私塾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仍徘徊在复古与创新之间,存在以上诸多问题.我们在给予一定发展空间的同时,要合理引导、有效监管,使现代私塾规范发展、使其能合法化地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如何使得现代私塾成为体制内合法化的存在,如何与体制内接轨解决学生的出路问题,都必须要有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管,有些办学目的不正的需要立即取缔、师资及办学水平与现代学校相当的应该加以扶持.当然,首先是如何让这一合理化的存在变得合法化,这方面,国外有些经验可资借鉴,可以修改教育法等,以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家上学,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定期监控“家教”的情况,进一步规范私塾的办学行为,比如适当放宽民办教育的门槛,让一些办得较好的私塾具备相关资质,能合法接收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政府相应地可以提供一些政策扶持,让一些水平相当的私塾能够有一些教育经费补贴.总之,应以现代学校教育科学来指导和解决现代私塾存在的问题.

现代私塾扩大了受教育者的选择空间,这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相一致,这种实践探索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现代学校教育面临的诸多困境也并非现代私塾所能解决,更不能因为传统私塾具有许多优势而去简单地否定现代学校教育.简单回归传统私塾不可能也没必要,社会大量人才的培养仍需依托于现代学校教育,现代私塾充其量只能作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小众提供教育选择的可能.因此,我们要结合传统私塾教育的优势来改革现代学校教育.现代学校教育在办学形式方面可以借鉴传统私熟教育的灵活性.当然,吸收的同时仍须进一步认识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学校与政府、教育的公益性与趋利性、学校内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多种关系.同时,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从根本上改变过度应试的教育现状；改变德育知识化、形式化的倾向,增加德育的实效性.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可以借鉴传统私塾的一些经验,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发具有发展潜力的校本课程（包括国学课程）,当然,要注意好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设计的整体结构性问题,以满足学生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发掘学生的个性和潜力,促进学生多元发展,使得孩子学习的天性得到充分培养.对于现代学校教育最大的问题,班集体统一授课制带来的育人质量问题,提出的改造路径影响最大并且受到广泛重视的是“选修课制”和“小班化教育”改革.[10]但时至今日,以往这些改良抑或改革,仍然是在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传统框架内进行的,还需要进一步在教育理念、内容与途径等方面取得内源性、结构性、系统性的突破与进展,方能实现育人模式的深度转型.

注: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3]蒋纯焦.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4]秦玉清. 传统私塾的历史变迁[J]. 寻根,2007（2）.[5]陈学恂. 中国教育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倪娟,沈健.高中课改学分认定的实践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2010（3）.

[7]熊江宁. 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J]. 北京社会科学,2011（5）.

[8]王烁生. 传统私塾教育中的师德理念窥探[J]. 教育评论,2016 (4).

[9]谈儒强. 教化之基养正之所贤才之薮——以清末以降合肥地区私塾教育为例[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28(5).

[10]方展画. 育人模式转换：基础教育改革的抉择[J]. 教育发展研究,2010（17）.

作者单位：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