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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
摘 要：商於古道自开辟之日起到明朝后期,受交通条件和本地经济发展的制约,区域性的小规模的集市贸易和零星的小商小贩亦应有之,但长距离跨区域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则起始于明末.明朝中后期国家的主动开发,地方官对道路的修治,使以龙驹寨为中心的水陆兼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以商於古道主线为轴心的交通网形成,运路亦便,运费亦省.加之商州地方官对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引导,移民大量涌入对当地的开发,本地资本主义性质工矿企业的兴办,周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使得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在明末得到了短暂繁荣.之后,因明清易代,政局动荡,一度衰弱.清朝从康熙直到光绪时期政府和地方官不断经营,同治、光绪年间,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才发展成以龙驹寨为中心的有较大规模的商业贸易.
关键词：商於古道明朝清朝商业贸易龙驹寨
StudyontheCommercialtradeontheShangWuAncientPass
inMingandQingDynasty
LiXue-Feng1,2WangXiu-Rong2
(1.School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Shaanxi；2.SchoolofHumanities,ShangLuoUniversity,Shangluo726000,Shaanxi)
Abstract:Regionalall-scalefairtradeandvendorshadtakenplaceontheShangWuAncientPasssinceithadopenedup.Butthelongdistanceandtransregionallarge-scalecommercialtradehadtakenplaceintheendoftheMingDynasty,becausethetrafficconditionandthelocal?economicdevelopment.?UptotheendoftheMingDynasty,theCommercialtradefocusingonLongjuzhaiontheShangWuAncientPasshadflourishedincaseofthetransportnetworkformed,?localeconomicdevelopmentedbythethelocalofficers,economicdevelopmentedby?lotsof?immigrant,?thecapitalindustryandminingenterprisesettedup,?exposureandbringalongb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itssurroundingdistricts,whichhadbeeninterruptedbyturbulentpoliticalscene,butreprosperedinTongZhiandGuangXu´speriodsbecauseofKangxiandQianlong,Tongzhi,Guangxu´anageing.
keywords：ShangWuAncientPass;MingDynasty;QingDynasty;CommercialTrade;LongJuzhai
商於古道历史上又名“武关道”“商州道”“商山道”“商山路”“商於路”,此条古道尽管为西北通东南的捷径,但因古代商州龙驹寨至蓝田七盘坡之间不能行车,七盘坡又过于陡峭,不是大宗物资运行的便利道路.虽累经修治,直到乾隆年间,亦是通行不便.据立于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的原任洛南令钟麟书的《罗公碥记》载“商於隶省东南,自楚豫入秦者,始龙驹寨,经州城出蓝田,达于省,取道最捷.然而万山稠险,往来者人马俱困,故多纡道以避.”[1]卷2古代大宗货物陆运需骡马,商州又“素无马骡,间有畜养之家,亦甚瘦小.乾隆二十、二十一、二等年,屡办军需,协济台站,虽竭力拣选,及至台所,或大半挑退,或全数移回,于事无补,而往返需时,按日给价,赔累已多.”[1]卷3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活动,商於古道比不上汴河道.据光绪十四年正月立于商南县双庙岭乡梳洗楼村的《规留万古碑》所讲,即便是丹江航运开通后,丹江水道转商於古道水陆相兼运输亦是“商力维艰,获利有限.”[2]143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商於古道全线贯通至明朝末,未见商於古道上有大规模的商业贸易的记录,仅有小商贩活动的踪迹.到了盛唐时期,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地区》目次十六《蓝田武关驿道》中得出：“概蓝田武关道在唐代前期已置驿,邮传运漕甚繁.”[3]637的结论所依据的是《新唐书·王凝传》“出为商州刺史,驿道所出,吏破产不能给.而又冶赋羡银,常摧直以优吏俸禄.”[3]637和《姚彝神道碑》（粹编七二）“武关之外（缺）……,况奠川涤源,疏山通道,尽赋不足以供邮传.”[3]637王凝和姚彝事例只能说明商於古道在唐代的交通状况令人堪忧和当地地广人稀,赋税收入很少,“是亦见交通常困吏民也”[3]637,这个结论亦可由唐代不同时期大量有关商於古道的诗文中得到印证.至于说道商贸,恐很难得出繁荣的结论.清代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兴盛时仅龙驹寨一处的收入就居于全省之首,即便在商贸尚未恢复的乾隆九年（1744）,龙驹寨一镇岁收商税亦在5000以内.唐代如商贸繁荣,怎么可能“尽赋不足以供邮传”,“吏破产不能给”.事实上是唐代商於古道沿线地广人稀,既没有本地物资输往外地,亦不能消耗外来商品,东南与关中之间的商贸物资运输,走汴河道是最理想的道路,因此唐代商於古道上不具备商业发展的条件.严耕望在说“是前期已驿漕甚繁”的同时,又说“盖唐代京师长安与江淮间的之交通,除物资运输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到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者,皆利此道之捷径.”[3]637“汴河水道运输量大,故物资运输例多取东路,行旅者亦较安适.商邓陆路行程捷近,故公私行旅多取西路,旅途亦较艰辛.”[3]664从且不说严耕望的漕运繁忙结论是否正确,单就这两句话不难看出,严耕望所说的驿漕主要指行旅,并非物资运输.
汴河道无论全程陆路还是水陆相兼,通行情况皆比商於古道要好的多,尤其是水陆相兼还节省运费.如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裴耀卿经汴河道漕运至西安的米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但马端临仍认为转运江淮之米,耗费巨大.后苏轼、欧阳修、赵翼在谈及汴河道漕运时都认为耗费巨大,只是因为要供应京城,不计较费用.“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闲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4]242且汴河道沿线人口稠密,商业性市镇林立,既便于物资倾销,又便于物资收购,是理想的商路.
无论走商於古道全程陆路,还是走商於古道转潼商道全程陆路,抑或丹江转商於古道水陆兼运,都比走汴河道运输条件更差,运输成本亦更高.光绪二十六年冬十月,西安饥荒形势再次严峻时,光绪皇帝下诏让于荫霖、袁世凯、岑春火滟暂缓疏浚丹江险滩,斟酌办理和平定汴河道“匪患”说：“由南运河入黄河上驶,较由汉口至龙驹寨,运路尤便,运费亦省.”[5]474
到明代中后期,丹江水运逐渐开通以后,丹江转商於古道水陆兼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尤其是商於古道沿线当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移民的大量涌入对当地的开发,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成为继下游的太湖流域之后经济中心的形成,与龙驹寨水陆通道联系都十分紧密的新兴清代四大商业名镇汉口崛起之后对商於古道及其辅道经济辐射作用的带动和影响,促使以商於古道为轴心的周边贸易逐渐兴盛,到清朝同治、光绪时达到极盛.
有关于商於古道及其辅道商业贸易的研究未见有专门论著.受严耕望的影响,部分学者对严氏的思想未加细读,发表在网络和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因叙述不清或以点代面,往往把同治、光绪时期的盛况说成是经常性,由此得出商於古道自古就是通商大道的结论.杨旭等2015年4月10日在新浪博客中谈到：“至西汉、隋唐时期,商於道上已是店铺林立.往来长安、东川、岭南、两广的商旅驮骡,多利用商於道的便捷条件,竭蹶无停,络绎如织.”[6]考之说法,此段史料来自于乾隆九年商州知州王如玖所修的《直隶商州志》卷之一·历代沿革考证·附录·道里“襄之舟楫,边镇之输蹄,糜不溯回上游,接引为道,络绎如织,竭蹶无停”[7]卷1.王如玖此言,应说的是清乾隆年间商於古道水陆兼运再次复兴时期的境况,并非指历代皆如此.商洛地方学者姚怀亮也认为“武关所在的商於道在汉初商业运输已经很繁忙了.”[8]笔者以为,无论是正史还是地方文献,地方考古,汉唐代文人墨客的诗文,没有任何能够反映汉唐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繁荣的有效信息,如商人、商队、商业市镇、货币窖藏、仓储等.武关是商於古道上的重镇,唐时在此设武关驿,唐代诗人王启的《武关赋》里的武关“萧条古垒,岂藏文之废来.寂寞空扉,似杨雄之移后.”“嗟乎！昔为洪枢,今成隙地.”[7]说明王启见到的武关,不是徐霞客见到的龙驹寨那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一派繁荣景象,而是几与荒废的情景.唐代其他文人墨客的诗文也未有丝毫的繁盛景象,皆暗含着唐代的商於古道是一条清冷、萧条、人烟稀少、艰险之路,充分说明唐代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尚未形成.明代嘉靖年间商州知州周儒的《商州知州题名记》写道：“惟商地畛梁、雍,万山盘亘,舟车艰塞,百贾罕游.”[7]
王廷伊《续修商志》卷之四·食货说道,龙驹寨在嘉、隆之前,小舟间或行驶.又在《续修商志》卷之二·建置中说：“旧志曰州治改创,地方阻僻,东不过武关,西不过牧护,讥察之所,梯航之处,通四垊,聚财货,集尽在是矣.岂与通都大邑、车摩毂击伦哉？”[9]卷2王廷伊的这两条史料说的很明白,丹江在明嘉靖、隆庆之前,间或通小舟,且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至少在明末以前仅限于武关和牧护关之间区域性的贸易.
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的梳理,对商於古道及其辅道上的商业活动进行深入剖析,并对一些叙述不清,叙述有误的说法予以纠正,以为商洛市打造深层次的商於古道文化旅游项目提供学术上的帮助.
一、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兴盛的原因
（一）以商於古道主线为轴心的交通网的形成与畅通
制约商於古道商业贸易的因素主要有交通条件和当地经济发展问题.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於古道所经过的商州和蓝田地方官员或捐俸、或筹集民间资金对商於古道主线全程陆路难以通行地段皆进行了修治,尤其是对丹江险滩的清理和对丹江航道的疏浚,到乾隆年间,商於古道水陆兼运的通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1.商州地方官员对主线全程陆路不断修治
商於古道主线陆路即历史上起于陕西长安,终于河南内乡,途径今陕西蓝田县、商洛市和河南南阳市,于新石器时代全线贯通,唐时又经崔湜和李西华的改线,通行情况好转,唐以后逐渐废弃.尽管明嘉靖二十三年郗公路的修治,万历三十四（1606）年,商州知州王邦俊对州西四十里古道的重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虎患平,商於古道主线通行状况大为改善,但商於古道主线全程陆路一直未成为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而从明万历时期丹江航运开通一直到清乾隆时期,商於古道主线和辅道相结合,从今南阳经武关过龙驹寨转潼商道再转西潼道,丹江转潼商道再转西潼道的商业运输占据主要地位,商於古道主线则是“负盐小贩”.
2.朝廷对商於古道主线和辅道相兼的全程陆路运输管理加强
商於古道从南阳至商州龙驹寨后向西北,经洛南三要司,过洛南县城至潼关的潼商道,再转西安到潼关的西潼道新石器时代就通行,从地方官上奏书中可以看出,在丹江航运未开通之前,湖广、河南到西安的商人,主要走的是这条道路.巡检司是明朝在关津、要冲之处设立的盘查过往行人,稽查无路引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截获脱逃军人及囚犯,打击,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的机构.三要司巡检位于今洛南县三要镇,洛南县东45公里处,东与高耀乡、王岭乡接壤,南与丹凤县为邻,西连寺坡乡,北通灵口镇、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因其地处卢、洛、灵三县交界处,是三条古道的交通要塞,故名“三要”,是明朝管理商於古道主线和辅道交汇商业贸易的主要机构,一直到乾隆二十一年,被龙驹寨巡检司取代.明成化六年,三要司巡检设立,“三要司,在县城东南七十里,昔因湖广、河南等处,商贾行人,皆系该处经由,以达省会,所以设立巡检,驻札稽查.”[1]卷2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说：“今由河南南阳、湖广、襄、郧入秦者,必到武关.”[10]2497乾隆十三年郡人王学潜《上潼商道李公書》也说“向使于盗贩出境之要途,如老君峪,如会峪,如石门沟,如岔口铺,如泉村之辋峪,西荆川之干树洼,及金陵川,专役巡逻.”[1]卷9
3.主线和辅道水陆相兼线路开通
龙驹寨是丹江和商於古道水陆交汇的枢纽地区,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也是以龙驹寨为中心.龙驹寨位于今丹凤县城,距省会西安170公里,距离今商洛市政府所在地商州区50公里.东距武关40公里,南至荆紫关140公里,北通潼关160公里.可东出南阳,直趋中原；南下襄樊,以控武汉.自古为商於古道上的军事重镇.龙驹寨在历史上不仅系水旱码头,交通要冲,而且为军事要塞,被称为“陕南屏障”“三秦要津”,“武关西陕东南第二门户”.要解开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和丹江通行情况之谜,龙驹寨是唯一的一把钥匙.有关丹江水运的开通,很多学者认为起始于唐代,崔湜首创,刘晏继之,历代延续.此说实际上是对严耕望观点的误读.《新唐书》记载崔湜曾凿山通道,崔湜一事只能说明唐王朝有意建设商於古道,并不能说明丹江在唐代已通航.另外严耕望所引丹江通航的史料皆出自于清朝,清代丹江通航是不争的事实.严氏所说的历代延续,指的是延续对丹江河道的疏浚,直到清朝仍未停止,并非丹江通航一事.也有学者认为起始于宋真宗景德四年,这种说法实属有误.首先,翻阅史籍,明代嘉、隆之前,仅有小舟间或行驶,从未有丹江通漕的记录.其次,刘晏从未提及过利用商於古道水陆兼运官物.最早丹江行商船,应起始于明嘉靖、隆庆年间,兴盛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龙驹寨虽当水旱之冲,古无商税.即丹水东接襄、樊,月儿潭下昔有大石横阻,故或小舟间至,水少落即滞.嘉、隆后,其路渐开.”[9]卷4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该年农历六月六日丹水涨,沙拥潭平,舟往攸利.此后从湖北襄阳过竹林关至今丹凤县龙驹寨走丹江,从龙驹寨经今商洛市商州区至今蓝田到达西安.再次,龙驹寨为水陆要冲和商贸中心,如丹江航运在唐通,商业贸易兴盛,为何唐代和宋元时期的史籍记载中及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均未见其名.龙驹寨名称最早出现是在明朝天启三年三月初七日,徐霞客途径商州时在《游太华山日记》第一次提到“龙驹寨”,这个时间,正好是龙驹寨在历史上商业贸易繁盛的第一个时期.
到清朝乾隆时期,出于运送官物和扩大贸易的需要,民国《商南县志》第二卷·舆地志·水滩引《通志》,宋代时郑樵也认为龙驹寨至淅川之间重滩叠濑险峻,多石,为舟楫患.运粮关中,皆因关中饥荒形势严峻.为增强商於古道的运输能力,加大对商於古道主线及辅道丹江的修治与管理,使主道与辅道水陆相兼运输替代了主线转辅道潼商道再转西潼道成为主要运输方式.这种努力从唐代崔湜开始,到明代万历时期才真正实现.期间郗公路的修建和重修,月儿潭大石没水中,促使了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商贸的兴盛.但明末兵燹之后又荒废,后乾隆时期不但大力疏浚水道,且对陆路也大力修治.乾隆十年（1745）,“陈公路”修建之后“通行商旅,往來如织.”“險者皆平,商旅遂以络绎.”陈宏谋还疏浚丹江航道.“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11]10561
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六年（1751）,商州知州许维权对龙驹寨至竹林关行道29处险滩的疏通；乾隆二十二年四月至十月罗公碥修建,平寛七八尺,行者称快；乾隆十四年（1749）蒋文祚对七盘坡修治,且对灞水实行的水陆交替运输,使乘载者徒步者如游康庄,如履平地.一直到乾隆二十一年,罗文思请撤三要司巡检,设龙驹寨巡检时,丹江和商於古道主线水陆兼相运输方式才占据了重要地位.湖广、河南来的商人改走丹江.“迨州河渐次开通,舟楫可行,路径又捷,概从龙驹寨往来,而三要司已非要隘.”[1]卷2
乾隆三十年（1765）李文汉重修商於古道最艰险的路程蓝桥河后商於古道往来无阻.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二日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修复水毁路段.光绪十九（1836年）年,陈端谊重修扇车峡至窄坡关一带道路.
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到了清代,以商於古道主线为轴心的交通网已经畅通,依次为基础形成了9条主要的商路.主要有以下9条商路：1.汉口—老河口—荆紫关—龙驹寨—西安、三原、渭南、潼关；2.兰州—龙驹寨—汉口—上海；3.山西—龙驹寨—荆紫关、淅川；4.武汉、南京、上海、安庆—安徽六安—河南之潢川、信阳、南阳、邓县—荆紫关—龙驹寨—西北各地；5.渭南—渭南塬—蓝田许家庙—流峪—商州黑龙口—商州城—夜村—龙驹寨.6.商州、洛南—龙驹寨—老河口—汉口；7.潼关—洛南—商州留仙坪—老君峪—龙驹寨—荆紫关、淅川；8.商州、洛南—老君峪—南沟—寺坪—石槽沟—白碌础—郧阳；9.商州、洛南—北宽坪—会峪—涝峪—马鹿坪—郧西.[12]
（二）移民大量涌入对商洛地区的开发
商洛至宋代,大部分地区农业还很落后.北宋王禹偁任商州团练副使时在《元之畬田詞并序》中载“上洛郡南六百里,属邑有豊阳上津,皆深山穷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1]卷9
唐朝商州管六县二府,户才8926,口才53080.明清时期“湖广填陕南”,从洪武二十一年（1388）开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商州及属县编查户口,时军民杂户3万有奇,人口约27万,呈历史高峰.万历间,开垦荒地原额共一千六百四十九顷零.商州烟户稠密,无地下耕.明末清初,又成了地广人稀.
清朝从顺治六年（1649）,清廷公布《垦荒令》开始,但商州至乾隆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仍是“卑州地处山陬,幅员辽阔,居村半属零星.”“卑州及所属洛、镇、山、商四县,均系僻处山乡,民贫土瘠,烟户稀少.”[1]卷2
地方官员也因地制宜引导民众对当地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商洛地区经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先有陈宏谋在陕西时“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恒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11]10561后又乾隆二十一年（1756）,罗文思任商州知州劝民开垦,“如东乡之长岗岭谷山,南乡之流岭黑山,西、北两乡之边家山、泥峪山、上庄、高岭等,共有五十余处,皆逐渐开熟,要止零星坵叚不成顷亩.”[1]卷3乾隆二十二年（1757）,罗文思在劝民垦荒的同时,又推广水稻“育苗插秧法”,亩产成倍增加.开荒田,修渠堰,兴蚕桑,轻徭役,开道路,成桥梁,惠商贾,恤鳏寡.
乾隆四十四年（1779）,湖南与湖北两省受灾,流民再次徙入商州、山阳、柞水、镇安等地.光绪元年（1875）,商州户口增至43122户,310794人,呈清代人口最高峰,商州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
从商洛地区人口增加和商业贸易发展程度可以明显看出,商业贸易的繁荣是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当地的开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唐代人口53080,到清代光绪元年310794,人口增加了六倍.随着移民大量涌入,人地之间矛盾加剧,为解决愈来愈多的移民的生计问题,明代中后期高产耐旱的甘薯和玉米传入商洛地区且逐渐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移民入山后,不但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而且大力发展药材、木耳等土特产,使得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剧增,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移民涌入带来消费需求和劳动力,也促使商於古道及其辅道沿线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三）商於古道及其辅道沿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
商洛矿产资源丰富,“州诸矿有：马鹿坪,东南一百八十里,近商南五矿.猪牙口、南阳洞、小叠俱产银,打熊沟、庙沟俱产铅；银厂沟,东六十里三矿.本沟、蒲峪沟俱产银,古峰寺产铅；原科沟,东北六十里四矿.本沟、琴池沟,渭坡俱产银,锡家河产铅；银洞沟,西北一百里三矿,近蓝田、渭南.韩峪川、松桥子俱产银,古洞产铅；倒岔沟,西北一百一十里,黑龙峪四矿.南崕、白沟,砂仁沟,俱产银,家洞产铅；郭家店,西北一百里五矿.汪沟、南牧护、东牧护、秦岭俱产银,湘子洞产铅；蒲岔沟,西一百一十里三矿.本沟、野猪坪、柘茨林俱产银；大坪沟,西南三十里,土门川地方一矿.产银；金岭川,西南六十里,近蓝田二矿.麻池沟、街阪沟俱产银；嵩坪沟,西南一百里,近鎭安、蓝田七矿.石道峪、狐洞、蒋家阴、黄栢岔俱产银,烂嘴、椒源沟、灵峪岔俱产铅；秦王山,西南八十里一矿.产铅；小窵川,南六十里近山阳二矿.本沟,李家沟俱产银；岔口铺东官道一眼.产银.洛南有仰天池、七宝山、黑山、马齿沟、大小蛇沟、吕家坡、张家沟铜矿,葫芦沟,王家庵、鱼儿沟、菜子坪、桃坪、野里沟、吕家坡、张家沟、绿竹沟、黄村保、浮庄、不住等沟铅矿.”[9]卷4
官营开矿业开始于明朝永乐元年（1403）,商县凤凰山开银坑八所.洛南铜、铅矿的开采开始于乾隆十四年六月,时废时兴.
民营企业明展迅速：“前史商属产矿之名最着,然自宋时,已以所产微薄,诏罢贡金.至明代而采榷四出,矿盗纵横,国家不受其利,而徒受其害,此固立法之未善.”[9]卷4嘉靖末年,邑人何恕於白花岭聚众盗矿至万有余人.万历年间,采榷四出,几遍邑境.
嘉庆二十五年（1820）,河南神屋镇人在洛南窑底老君庙梁建陶瓷厂,为洛南陶瓷之始.光绪二十七年（1910）,镇安知县李麟监办二台子铜矿和黄龙铺铁厂,历时六年,批解紫铜5.8万斤,炼铁10万斤.龙驹寨的木蜡漆蜡,商洛镇、南秦川的造纸业,竹林关的造船业,龙驹寨、牧护关、腰市等市镇的油房业,棣花等村镇的蓝靛种植和全州乡镇染布业的发展,以及城乡市镇无处不有的砖瓦窑和陶瓷业等.
无论是官办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一般规模大,雇佣工人数量多.“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13]18“鼓铸之利,不惟不可禁止,尚有当讲求者.山内古称陆海,虽亦间有铜、铅各矿,非常产也.而产铁矿之地则甚多,听外间客民就地炉冶,雇募工作,固足养活无业之人.”[13]18
道光三十年（1850）,汉口邮电总局在龙驹寨设邮电支局.英商买办韩福泰自武汉至龙驹寨开设福泰洋行,创商州电信、外资入境之始.随着龙驹寨商业贸易兴盛,产生了一大批脱离农业专门从事商业的富商巨贾、小商小贩、骡夫、马夫.之后,大量洋行、商行、信贷机构进入龙驹寨、商州城,产生了极大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逐渐出现了商洛镇集,棣花集,老君殿集,东、西龙驹寨集,桃花铺集,铁峪铺集,武关集.其中龙驹寨集规模最大,商洛镇集、老君殿集次之.这些厂矿生产的产品大量在市场上销售,所需的物资需从市场上购买,一大批进入工矿企业生产的工人生活用品需要市场提供.可以说,明清时期商於古道及其辅道商业繁荣是本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推动的结果.
二、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日渐繁荣的表现
（一）昙花一现式的明代商业贸易
明朝从立国之始,就采取了惠商政策.从大明成化（1465--1487）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明朝政府为获取商税,大力发展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朝廷在商州“增置州邑,使轺商货,商於道视昔渐通.”[7]卷13虽然明代嘉靖时期“郗公路”的修治,但到万历前期,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依旧没有发展起来.李昌祺的《内乡县》“岩邑千山里,荒村户半逃.”[14]吴显的《牧护关》“马惫时防石,山荒不见村.”[9]卷10姜士昌的《商山道中》“空山自荒途,飞流何浩浩.”[15]
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农历)六月六日,险滩被大水冲平,舟船往来无碍,以处于水陆要冲地带的“陆通关辅,水走襄汉”龙驹寨为中心的商业贸易才逐渐兴盛起来.之后,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迅猛发展.到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三月初七日,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到商州时,看到是一派商业繁荣的景象.“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16]17
康熙初年商州知州王廷伊《续修商志》卷之四杂税记载龙驹寨天启一朝贸易兴盛的境况“龙驹寨一镇,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商税所由复增,税额所由日益也.”[9]卷4
兴盛的贸易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一朝(1618-1627年),粗略算来亦不足十年,可谓昙花一现.之后龙驹寨“人亡市毁,商贾不通,官饷难办.”[9]卷2
（二）日渐繁荣昌盛的清代商贸
1.顺治、康熙时期商於古道的商业贸易萧条
崇祯时期,李自成起义和之后的王朝更替,商於古道一度荒废.“明末之变,人烟断绝,关门不守.”[9]卷2“兵劫后,市镇丘墟,行商裹足.”[9]卷4顺治九年（1652）,商州知州刘正主持修葺被战乱摧毁的龙驹寨城,复商兴农贸易.但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前,商於古道上行人稀少,贸易萧条.这一时期途径商洛的官员、文人的诗作中再也不是万历、天启时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是一片荒凉的景象.“顾欲及今日而跻万、启之盛,知必俟之百年累世而后,或庶几焉.”[9]卷4清顺治八年（1651）年,许辰出任抚治商洛道,曾“勒木榜捐龙驹店行私饷；用反间计擒杆贼何士升,并剿抚诸寇,大有造于商也.”[9]卷3他在任期间的一系列诗作最能反映清初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状况.許宸《之官商洛宿吉公峪寨》“熙时偶经过,弥望一萧索.丧乱胡大頻,举目益堪愕.日落不逢人,茂草肥狐貉.”[15]许辰《过花园富水二关》“蚕丛何处见,疑是此双关.豺虎时时过,荊榛步步删.”[15]另一位官员毛师柱途径商於古道时创作的系列诗歌亦描述了商於古道这一时期的荒凉景象.《由长安抵蓝田途中即事》“薄暮投茅店,萧条早闭门.饭麤聊果腹,户少不成村.险道愁商洛,荒年弃子孙.流移方满目,漂泊且休论.”[17]《坡底夜宿》“独客投孤店,千峰压一村.中宵愁虎出,何止攫羊豚.”[17]《麻涧山行》“胭脂关畔路,独怪不逢人.”[17]《龙驹寨》“疲马怯危途,嶔骐乱石铺.关山真险寒,风景绝荒芜.苜蓿秋原老,豺狼夜壑趋.村空人不见,何处问龙驹.”[17]《紫峪道中》“茫茫残照里,不见有人家.”[17]《抵商南喜晤宋性存明府下榻话旧》“萧条商洛路,白日断人行.”[17]《商南夜至河口》“月黑林藏虎,村荒树绕鸦.流移新复业,溅喜有人家.”[17]
直到康熙三十三年,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尚处于“近日唯龙驹寨、商洛镇稍成集市”[9]卷2
2．乾隆、嘉庆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交通的进一步畅通及本地工业的发展和土特品种类的增多,乾隆、嘉靖时期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仍是以龙驹寨为中心.乾隆十四年,蒋文祚修七盘坡时已是“蓝邑西达会省,南通商洛,往来行旅,络绎不绝.”[1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罗文思上奏朝廷,以洛南三要司巡检闲曹无事,要求移驻龙驹寨时说：“龙驹寨为水陆要冲,商贾辐辏,宜设官弹压.”[1]卷2“而州东之龙驹寨,离城一百里,委系水陆码头,路通楚、豫二省,商賈络绎”[1]卷2乾隆二十年钟麟书《夏日登补山阁》“蚁队数行人隔岸,棋枰几格稻连阡.”[1]卷9
到嘉庆时期,龙驹寨已是“因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骡,人烟稠密,亦小都会焉.”[13]8
据大清道光二十九年所立《三圣宫碑》载,道光时期,龙驹寨成为商州之巨镇.“其四方往来商贾云集,有车才能通,而运载独特夫骡者矣.”[2]32
3．同治、光绪时期商於古道上的商业贸易极盛
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以商於古道主线为中心的交通网的畅通,商於古道沿线移民的大力开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龙驹寨水旱码头历经不懈努力和恢复重建,终于迎来了商业贸易活动的鼎盛时期.
咸丰十年（1860）,清廷委郧阳府黄道台到龙驹寨设立百货厘金总局,并在竹林关设卡,其税率初为“百征一”,后提高到“百征三”.
同治十一年（1872）,商州知府在茶房立集,每逢二、五、八为集日.
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龙驹寨水旱码头的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大宗商品货运量分别为下行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核桃岁约十余万斤,漆油岁约二万余斤,木耳岁约四、五万斤,五味子岁约数五万斤,苍术岁约数十万斤.上行自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布匹岁约两千余尺,火柴岁约千余箱,红白糖岁约万余斤,苏木岁约五百余斤.自均州水运至龙驹寨者,烟草岁约万余斤.此外自潼关陆运至龙驹寨者,潞盐岁约四十多万斤.自山西陆运至龙驹寨者,棉花岁约十余万斤.自四川运至龙驹寨者,黄表岁约万余箱.[19]
陕西名儒刘安国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撰著的《陕西交通挈要》一书也记载说,晚清民初时,“自汉口水路运来的货物……一年之经过额,火柴(福兴、中兴、永顺各品牌)约五六千箱,煤油(美孚牌)约七八百箱,白糖约三四千包.”[20]
三、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作用
（一）极大地增加了陕西的税收
自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活跃时起,政府就在龙驹寨设税司收税.随着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的日渐发展,收取的税额逐渐增加,有利地支持了陕西的财政.王廷伊《续修商志》说龙驹寨“古无商税”,当地居民私自收税,经常发生纠纷.其后由于码头货物吞吐量较前剧增,市场交易额也日渐巨大.所以,天启初,明廷于龙驹寨专门设立了税司,置税官一员,而且税官皆为藩司首领(即由陕西布政分司官员亲自兼任),足见官府对它的重视程度.“税有定额,按季收解.”[9]卷4明代后期每年从龙驹寨征收商税2500两,占全省总额的19.3%.“龙驹寨一镇,虽康衢巨室,尚逊万启.乃百艇千蹄,亦极熙攘,岁收商税五千以内,较诸从前不啻倍蓰（即不足五分之一）.”[7]卷6同时也说明即便在商贸尚未恢复的乾隆九年（1744）,龙驹寨一镇岁收商税亦在5000以内.
到乾隆二十八年,商州每年商杂税达到额征银34558.2两有奇,赢余尽收尽解,与自古以来的贸易大道陕西省潼关道和省府西安,边贸重镇延安、榆林,关中自古交通商贸重镇凤翔,陕南茶马古道所经地汉中,及关中北部的同州六个府,咸阳、陇西等州等每年政府所定的应收税额数量相同,可见,乾隆时期商於古道上的商税对陕西发展的作用.[21]
到商於古道商业全盛时期的光绪年间,“龙驹一镇,光绪时厘金岁额为十三万两”,“为全陕冠”.[12]8347
（二）带动了商州本地经济发展
商业贸易的发展,本地土特产和工矿业产品的外销,使得商於古道沿线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不再完全依靠传统的农业,农业中大量经济作物如木耳、药材的种植,工矿业中木厂、纸厂、耳厂、陶瓷厂的开办,铜矿、铁矿的开采,改变了商州地区的生产结构,使商州摆脱了原来单一农业模式,进入农、工、商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商州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商州居民的生活.王廷伊在《续修商志》卷四《食货志》终篇的“续曰”里写道：“商於全盛之时,……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丰不全收,歉不全乏.兼有丝蚕蜡虫,椒桃漆药,储蓄百产,虽多为客商专利,皆足以补衣食之缺,而佐赋税之穷,所以郊野之富,号称‘近蜀’.故其时,在上者支度有余,在下者供应不苦.”[9]卷4商业集市增多,市场上交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激增,依赖商业贸易生活的人口愈来愈多.王廷伊《建置志》“关市”一节中,就记载说：“右诸集市,州城之外,惟龙驹寨南北辐辏,其余不过五谷、畜产、椒桃、麻楮之属而已.”各集市交易日期,亦约定成俗,或一、三、五,或二、四、六,或三、六、九,市日安排大抵以相邻集镇错开为宜,余日皆无市可求.“惟龙驹寨一处,人烟稠密,店廛络绎,逢集.”[9]卷2
四、结语
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的发展历程明显的表现出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的繁荣首先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万历、天启时期的兴盛,明末清初的萧条,康熙时期的恢复,乾嘉时期的初步发展,同治光绪时期时期的全盛,和明清时期政局的变化是相一致.
其次,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丹江航运畅通后主线和辅道水陆兼运输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基础上,大部分集市皆位于主线和辅道交汇之处,龙驹寨为商贸中心.汉唐时期,商於古道全程陆路通行情况虽不及明清,但大部分路段处在丹江两岸比较开阔平缓的地带,是秦岭古道里最易通行的道路,只有蓝田七盘坡难以逾越,但并未见商於古道上有大规模商业贸易的记载.明代嘉、隆之后,丹江水运逐渐开通,随着对丹江的不断疏浚和对险滩的治理,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才见于史.从明清时期集市设立的地点来看,商洛镇集、棣花集、老君殿集、东、西龙驹寨集、桃花铺集、铁峪铺集、武关集,其中龙驹寨集规模最大,商洛镇集、老君殿集次之,都在州城以东的主道与辅道交汇处.州城以西亦有麻涧集、秦岭铺集、牧护关集；北有岔口铺集、泉村集、大荆集,但都是一些规模小,交易物品数量少,品种少的小集市.“右诸集市,除州城之外,唯龙驹寨南北辐凑,其余不过五谷、畜产、椒桃、麻楮之属而已.”[9]卷2
再次,明清时期商於古道上商业贸易的繁荣是当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前述商於古道在汉唐时期通行情况也较好,但未见有大规模商业贸易的记录.康熙时期王廷伊《续修商志》卷之六·典礼讲商州居民农历来尚力作,不骛商贾.到了明朝永乐至嘉隆时期,本地采矿业如铁厂,加工业如木厂、纸厂、耳厂、陶瓷厂等,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大量兴办,贸易的发展亦跟随着这些企业的兴盛而兴盛.商州在自身开发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后,消费外来产品,和向外输出商品剧增,加之商州以商於古道辅道为中心的交通网的形成和畅通,使其贸易不依赖于关中而独成体系.因此商於古道从来就不不是一条关中和东南商业贸易的理想通道,而是一条以主线为轴心,以龙驹寨为聚居点,以丹江和商於古道水陆兼运为主要路径,经各条辅道向周边辐射蔓延的商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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