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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46年

《图书馆论坛》刘洪编辑看了《孟广均国外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文选》(海洋出版社,2017年出版)后,诚邀我在“自序”的基础上写一篇有关自己经历和人生感言的文章,说既有史料价值,也能激励图林后辈.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从经历和感言两方面提供一个老图书情报工作者是如何与事业同进步的一些俗料.

1经历

我于1934年2月出生在北京.曾就读于北京分司厅小学、河南邓县自忠中学附小、河南邓县自忠中学、徐州昕昕中学、上海市复兴中学等.1951年7月在上海市上海中学响应号召参加军干校.1954年毕业于军委外国语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身,1980年补发大学本科书).1958年到科图(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别名)工作(同年脱产到中国科技大学科技情报系图书馆学专修科学习,1960年毕业;1984-1985年在美国多米尼克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退休.

我在科图从业46年的一个独特经历是听从安排,一次次转移到单位需要的岗位,正好一步一台阶地从事了一、二、三次文献情报实务、业务管理、教育、编辑、研究等.少年时我在夜晚看到小小的萤火虫竟会发出小小的光亮,感到很奇妙,后来自比萤火虫,希望自己不管在哪儿,都能发出小小的光.

1.1图情实务

1958年到科图后,我被安排从一线做起,先是从事复制查资料工作,处理大量要求复制的国内外资料申请单,这可以说是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的手工操作的文献传递.每份申请单列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题录,涉及中、俄、英、日等语种,书、刊、会议录、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古籍、专利、特许、标准等类型(后三类文献1960年代初前后被国家调出,独立建馆),这些馆藏当时分散在北京城内外“八大处”,我得一份一份地、每份逐条逐条地处理,需要到处跑,把每条资料的原件提取出来,夹上纸条标出需复印的起迄页数,连同申请单一并送交复制组.每天很辛苦,但做得很起劲,因为在领导启发下,认识到这份工作支持科研、教学、管理等,很有意义,而自己也能很快地了解科图的丰富馆藏.那时除了白天的工作,作为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须轮流值晚班,从事借阅、提书、上架等工作.

大部分同事下放农村时,我一人被留下,做外文图书采编(有一位因身体不好未下放的潘姓复员军人负责油印目录卡片),他们回来后我才最后一批下放.1961年下放归来,我被安排在阅览推广组做宣传推广,参与新书展览、会议现场专题资料展览等业务;参与读者报告会策划和运作,为读者介绍如何查找激光、美国四大著名科技报告、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资料,到高校、研究所为科研教学人员介绍利用参考工具、检索工具的知识;参与为读者解答咨询问题等.

1966年参加“四清”回来后处于“”时期,被安排到书目组从事编制题录、文摘、专题书目的所谓二次文献情报工作.根据中科院科研任务的要求,主持编制激光、地震、仿生学、火星等资料目录,跟复制查资料一样,需从馆内和馆外(经常跑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国防科技情报研究所等)不同文种(主要是中、英、俄、日文)和不同文献类型的馆藏中选编、汇集有关专题的题录等.

后来根据中科院科研任务的需要,科图开启调研国外科技新进展的所谓三次文献情报工作,我被安排参与或主持翻译、编译、编撰专题资料,完成了“国外仿生学资料汇编”“地震预报译文集”“核酸研究资料”“用微生物从石油、天然气和煤中提取蛋白译文集”和立体摄影、国外科学报导等大量编译资料和调研报告.

1.2事业建设

经历“”后赶上改革开放是此生一大幸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中.一直关注国外发展的我在“”期间即在馆领导支持下,于1972-1973年主编的两辑《国外图书馆学参考资料》和1975年恢复的馆刊《图书馆工作》等刊发有关美国等国家的图书馆已融入information,图书馆也做情报工作等新鲜资讯,并为此在一些场合疾呼;介绍美国大学名录将图书馆馆长排在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之后,各学院院长之前等情况(以前中科院将图书馆排在幼儿园之后),呼吁将图书馆看作服务性的学术机构等.领导明智,审时度势,1977年10月院领导研究决定,在原属中科院的科学情报研究所1960年被划归国家科委后,中科院不再另设独立的科学情报研究机构,让科图兼承原情报所的任务(原来由书目组承担院里交办的二次和三次文献情报工作).科图不但于同年12月迅速成立科学情报研究室,主要从事科技情报调研,还积极促成院职能部门批准恢复、建立全院图书情报系统和筹备召开全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科图总馆意识很强,全院图书馆系统组织得好).从此中科院开启了图书情报一体化体制.

1978年5月,中科院发布《关于筹备召开图书情报工作会议的通知》,科图即与院有关职能部门一起筹备.出乎意料,我被史鉴(后为科图馆长)等领导的筹备办公室吸收进来,得以参与调研四个分院图书馆和100多个研究所图书馆现状(我具体参与华东片调研)、编写一系列参考资料作为会议文件(我负责编写《一些国家主要图书馆和情报机构概况》)、制定全院图书馆工作条例和职称评定条例等,参与了从筹备到会议结束全过程.史鉴是一位智慧的学者型领导,容易接受新事物,加上具有类似特点的白国应和其他同事,经过多次研讨,决定一起提出“图书情报一体化”“两个一部分”(图书馆工作是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图书馆工作人员是科研人员的一部分)等在我国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政策条例,最后被会议接受和通过,并得到院领导认可.他们口才出众,到处宣介,我则将这些内容写入教材和文章.此后业内一些人在刊物上、会议上质疑这些提法,在刊物上与我商榷,我未公开回应以示尊重,也想让事实和未来说话.后来我国业界、学界不仅提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学,现在还见证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甚至智库工作等提法,这是后话了.

1978年底全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结束后,我被调到科图改革办公室,参与机构设置、干部选聘、职称评定等,当然基本上仍是为决策做参谋类、辅助性工作.

1.3图情教育

科图一贯重视教育,一开始只有在职教育(我教过业余英语班).1958年底,中科院成立经教育部批准的我国第一所中国科学情报大学,不久并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科技情报学系,下设图书馆学专修科(该系一开始是与科图共建,专修科则由科图负全责),从而有了学历教育,包括大本和大专.我1958年暑期后到科图,由于单位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仅仅工作两个多月,就选派我作为在职人员脱产学习.该专修科是个60人的大班,我被指派为班长.1年多里紧张地学习了十多门业务课和科技基础知识及俄语,1960年我以全优成绩获得第二个学历.

“”结束后不久,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教育,当时科图人事处负责教育的王静珠和叶美媛处长建议抓住机遇,招收硕士研究生.经她们多次宣传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领导出国考察开阔了眼界,又了解到可就近与已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合作,上下意见一致后,即在中科院计算中心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支持下,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而使科图成为我国第一个招收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图书馆,首批导师有留美的彭溎源、留苏的佟曾功等,后来我也被评为硕士生导师.一开始为保证质量,摸索经验,三个导师带一个学生.期间我跟佟曾功、史鉴等领导提到,美国曾办过图书馆学硕士点的卡内基亚特兰大图书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办了几年就办不下去了,我们应注意吸取教训.没想到不但坚持办了下来,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批准,还获得了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开始重视该学科,6月25日宣布成立图书馆与情报学评议组(临时),我被聘为成员之一(成员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局、中国科技情报所、科图等).1992年6月评议组转正,原来的成员只剩下彭斐章教授和我.期间积极支持通过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申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点,以及国务院学位委直批的三位博导(彭斐章、周文骏、严怡民).1993年科图负责人事教育的老叶和小王敦促申报博士点,鉴于院有关职能部门一反在申办硕士点时持冷淡怀疑的态度,转而热情支持,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已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本馆已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能力,史馆长等反复研究,作出科图申办博士点的决定.1993年我59岁,风闻要让我留下来,从不登领导家门的我竟冒失地去史馆长家恳请按时退休.没想到,馆里不但不让退,还研究决定申报博导时报我一人,令我颇为尴尬.一生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我只好与徐引篪副馆长和小王一起具体操办.1993年底,在评议组和学位委支持下,我成为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国务院学位委直批的本学科博导(看似荣光,在单位虽属在编人员,但因年龄进不了“创新工程”,地位、待遇差别很大).欣慰的是,在包括临时组在内的三届任期中,我与召集人彭斐章教授等支持发展了本学科的众多博士点和硕士点.

1.4图情编辑

有意思的经历之一还有曾参与过4种刊物的编辑工作.

(1)参与1949年后我国第一种图情期刊《图书情报工作》的编辑工作.从1958年到2004年,我经历了从读者到作者再到编者的历程.最先作为新人,如饥似渴地从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一期开始,篇篇不落地阅读.在积累一定的业务知识和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尝试成为作者,从1963年起陆续为1961年改称的《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1975年改称的《图书馆工作》、1980年改称的《图书情报工作》至2004年退休,共写了31篇文章.1975年《图书馆工作》编辑部成立时,我正被借调在北京图书馆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部分的筹备与组织,科图将我的编制落在编辑部,并让我兼顾编辑工作,从而开启了编辑生涯.馆史记载,1992年11月《图书情报工作》新编委会成立,我被任命为主编;从1975年到2004年底,做了近30年编辑,最后12年为主编.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导重视,给编辑部配备的人力较强(仅北京大学毕业生先后即有三位,还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才子才女,后来有四位被提升为副馆长、两位成为博导).二是团队团结一致,大家友好相处,努力工作,多次获得科图的年终奖励.在与周金龙副馆长兼杂志社社长的共同努力下,将其打造成了国内一流刊物——曾获中科院优秀期刊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等,是我国最早被《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和银盘公司收入的图书馆学期刊.三是编学结合,1992-2004年担任主编,1993年起担任博导,基本同步,因此在这12年里编辑部成了编辑、教育、研究基地,即一个学习型编辑部.

(2)1979年3月1日《图书情报工作动态》创刊,是主要报道全院(中科院)图情系统工作动态的内部刊物.最早三期试刊是在史鉴副馆长的策划、主持下,由我具体负责组稿、编辑加工、印发.

(3)1982年科图创办《国外图书情报工作》,我先是任副主编(史鉴馆长任主编),不久转正.大量介绍国外有关理论与实践,如信息资源管理、馆藏合作发展、信息技术、信息服务、质量管理、情报科学,虽坚持十年,终因经费问题于1992年停刊.

(4)1986年《国外科技新书评介》出版.这是馆领导与西德施普林格出版公司商定,由该公司协助科图创办的面向全院科技工作者和图书馆的内部刊物,该公司免费提供各类科技的部分新书,编辑部面向全国聘请高级科研人员为这些新书做评介.1985年我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后,即被任命为采访部副主任,兼任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闫立中副馆长为主编),负责此刊筹备,后来科图增设中层部门——编辑出版部,让我做主任,将此刊带过来,因此相当于同时主持三个刊物.

1.5图情研究

1.5.1工作研究

我做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结合工作,边工作边研究(写文章靠业余时间).

(1)业务研究.做复制资料工作之余,撰写《谈谈复制资料的查找方法》.做借阅值班工作,在出纳处和书库值晚班时,除在五层书库中跑上跑下提书,做好借还和阅览工作,还撰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简介》.做分类编目时,独自做外文书采、分、编,无暇多顾,后来审校编目组翻译的AACR2条例,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部分时参与分类和条款设置,再后来一直关注图书情报学的分类问题,撰写《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领域分类表简要评介》等文章.做宣传推广,如具体做新书介绍、展览等时,撰写《我们是如何进行新书刊介绍工作的》.做参考咨询,如在全国大办农业时,除做资料检索讲座外,撰写《查找英文农业机具文献资料的途径》《国外主要农业图书馆及其出版物》等;在全国大搞激光研究时,撰写《查找激光资料的一个重要途径》;结合工作写了《英文参考书浅谈》《学位论文的检索》等.做文摘索引时,结合工作写过《美国书本式索引编制技术现状》《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合作专书)等.做情报调研时,曾翻译《未来学入门》《回答未来的挑战》《未来的冲击》等专书,撰写《图书情报工作概论》(合作专书)和《面对新技术革命、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中国也要建设信息化社会》《要为明天学习》《为进入21世纪做好准备》《图书馆的未来与发展》《我国图书馆中期未来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现代化发展过程》等.1984-1985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调研并撰写《图书馆工作项目分析》,刊载于《图书情报工作动态》.筹备《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部分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卷”国际化,加强对国外资料的充实,让我撰写和修订了39个词条.

(2)编辑研究.在从事编辑工作期间,结合工作曾发表《编辑述怀》《精品意识、创新意识、读者意识》等;结合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编委会成员和国际图联相关组织成员,曾发表《中国内地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研究》(中英文)、《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质量问题探讨》等文章.

(3)教育研究.结合教育工作曾发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研究生教育20年》(中英文)、《对图书馆学教育几个问题的看法》《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调研与分析》《关于图书馆学博士生教育的随想录》等;结合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工作,发表《关于学科建设:为文献信息管理学鼓与呼》《关于学科建设和名称设置之我见》《重视发展二级学科科学定名一级学科》等.

1.5.2学术研究

侧重谈谈引进借鉴和对外宣介.

(1)引进借鉴.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在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学科建设、资源建设、事业建设、编辑工作、教育工作等领域中,联系我国实际,引进国外先进理论与方法,尝试做洋为中用的借鉴性工作.

①资源建设.198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强调文献资源建设,高校、科学院系统最先进行文献资源调查、布局等研究.意识到这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我组织学生翻译《美国文献情报资源建设》;自己撰写《国外合作藏书发展概况》;申请院级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研究”,从学科、地区、文献类型、重点机构、经费等方面设立19个子课题,院部、院馆、各分院馆和研究所馆专家参加(我任组长).在调研过程中参考引用了美国图书馆界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大家边学边做,边研究边改革,在协调合作方面取得新进展,如全院协调书刊采购,减少了重复,节约了大量资金,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调整文献资源结构,使布局更合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后撰写了总报告《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研究》,编辑了《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指南》等.课题成果先后获得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②信息资源管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我除陆续推介有关资讯外,1992年还与卢泰宏教授引进当时国外热门的“信息资源管理”学说,组织翻译出版《信息资源管理专辑》,刊发在《国外图书情报工作》上.随后接连发表《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中心、信息资源管理》《论信息资源及其活动》《从科学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合作)等文章.1998年与博士生合作撰写《信息资源管理导论》一书,系统地利用第一手资料引进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甚至尝试构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该书出了3版,多次印刷,被作为教材或考研参考书.

③综合研究.由于我曾从事的业务工作是多方面的,对国外图书情报事业和学科调研也就涉及多领域,从编写文摘开始,一步一台阶地最后发展到编写专著.1960年起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编译数以百计的国外图书馆学文摘,直至停办.1963年起为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综合科技动态·情报分册》编译不少国外图书情报理论与实践文章,包括科技情报传播等,直到停办.1972年创办《国外图书馆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计算机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缩微品、COM、CIM、科技情报系统等;介绍苏联、美国、西德、日本等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概况;调研一些国家的图书情报工作、事业发展、学科建设,包括信息资源、馆藏合作发展、图书情报服务、质量管理、情报科学史等;较早介绍了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爆炸等.1980年起应邀到北京大学等处做讲座,所讲文稿《国外图书情报工作概况和我国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图书情报工作发展动向》《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等均被发表.1981年由科图史鉴等译和我审校、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自动化专书的《计算机化图书馆系统引论》由北京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1年主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译文集》.翻译《世界图书馆大事年表(1880-1976)》(日文),后被刊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1995年撰写的《当前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被收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总报告.1996年作为主要撰写者撰写的《对美国一段学科史的学习心得》被收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的《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创建40周年文集》.1999年、2009年与博士生合作编著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均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基础理论、技术、服务、管理、教育等.

(2)对外宣介.除引进借鉴外,我也尽力用外文宣传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和图书情报事业.为1993年第一次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编写的《中国科学院文献及其合理布局》被刊登在LibraryAcquisition上.1995年为国际图联撰写的《中国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研究》刊登在IFLARTELJNewsletter上.1996年与学生合写的《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系统》刊登在Libri上.1998年与学生合写的《数字图书馆:定义与对传统图书馆的影响》刊登在台湾《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上.1999年应韩国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邀请,撰写《中国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技术与趋势》(DigitalLibraries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Developments,TechnologiesandCurrentTrends),作为两位主要报告人之一用英语作报告,该文刊登在会议录中.2001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生教育20年》刊登在我国台湾《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2008年应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研究所邀请,作为“短期特聘客座教授”在台湾讲学,还临时被邀参加国际图书馆自动化研讨会,以《中国大陆图书馆自动化概况》为题演讲,经当场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

1.6五个类型

此生有意思的经历还包括在五个不同类型图书馆工作过,有解放前、解放后,有长达几十年、短至数十天,有国内、国外.

1.6.1专门图书馆

1958-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46年,不再专述.

1.6.2国家图书馆

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部分启动,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参与筹划、组织图书馆学部分的编辑工作,办公室紧邻《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我与北京图书馆的李哲民、马同俨一起坐班,也去外地调研,与各路专家联络,策划筹备各种会议,大约一年后改为两头坐班,历时两年多.前期准备工作结束后,被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别增补为编委并兼两个分支副主编.1985年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后,被指派参与周文骏教授领导的定稿小组工作,直至定稿完毕.

1.6.3大学图书馆

1984年去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私立教会大学RosaryCollege(现DominicanUniversity)品牌之一——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该院当时以公共图书馆馆长为主要培养目标,没想到现在竟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中心,还培养博士生.我作为自费公派者,可依法每周打工约20个小时来维持生活(主要是吃住),曾在该校图书馆做过约半年的英文图书分类编目.能够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实地观察其运作、馆长、人员表现等情况,收获不少.

1.6.4公共图书馆

在大学图书馆打工,导师觉得我报酬太低,通过他的学生——OakPark区公共图书馆馆长让我在该馆再做一份短工.流通部门人少忙不过来,就让我帮忙做借阅工作,主要是图书归架和维护十几个字头书架的书序.开始时馆长天天检查我负责的书架,检查完会连笑带比划地说“Verygood”,后来改为机动抽查.那时除了访学,就是一校馆一区馆“两头跑”,一静(分编)一动(归架)“保平衡”,过得紧张充实又快乐.能够实地观察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景象,也颇有意义.

1.6.5学校图书馆

1945-1947年我在自忠中学上学时,性格比较内向,课余经常去图书室看书,对图书室负责人刘锡九(解放后刘先生在南京林业学校图书馆工作,是中专图书馆界的优秀代表人物,南京大学倪波教授曾为他的《中学图书馆工作》一书写序)将图书室办得井井有条、温馨舒适印象很深,很敬佩他.他对我能安安静静读书也有好印象,熟识后我就经常帮他打打下手,拆包、贴书标、上架等,每次最多一两个小时.

2感言

作为一个“80”后,我不仅经历过日本侵略时期,亲身体会过了亡国奴滋味;经历过蒋管民国时期,目睹了民不聊生的苦难;也喜迎新生共和国,经历了长达近70年的时期,感慨很多,这里删繁就简,整合为三个关键词.

2.1长安

1949年前,我的童年少年一直处在动荡的年代.先是日本侵华,占领了我的出生地北平,父亲所在部队(属非蒋嫡系冯玉祥系)在前方抗日,家留在北平,在日军铁蹄下度日,因无接济,生活困苦,母亲常带我和妹妹去北海门外摘野菜就着混合面吃.1941年父亲派人扮成商人接我们辗转逃难到河南邓县张坡村,不久在日军追逼下,又逃难到湖北竹山县田家坝,总是和处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生活在一起共度时艰.后生活在蒋管区,抗战胜利后全家随军流动,先后暂住过临颍、商丘和徐州,都是住在贫民区的土房子里,夏天得露天睡在院子里才凉快些,目睹了富人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穷人穷困潦倒、民不聊生的情形,也知道了非嫡系部队被克扣军饷、编制、武器装备,被排挤、欺辱等实情.1949年欢天喜地迎来了新中国,它至今已豪迈地走过近70年历程.此处我想说的是,在前期我也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在阶级斗争思想指导下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所以还是处于动荡的岁月.自己觉得有意思但有点苦涩的事之一是在这些动荡的年月里曾上过二所小学、五所中学.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我们看到了国家的飞速发展、日益富强,见证了包括图书情报在内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见证了中科院和科图跻身世界一流,用百姓的话说“赶上了好时候”,从内心感到喜悦、自豪.不必讳言,我们对各种反道德、反人性的事感到愤怒,对部分人暴富、贫困地区百姓过得非常艰难等不公平现象感到不解,但主流仍然是整个社会继续向健康方向发展.由于体会到稳定来之不易,才深感维护国家长治久面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和基础.

2.2专业

从20几岁算起,我坚持在岗46年,将宝贵年华献给了科图和图书情报事业,这又是一个有意思之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感言.

(1)专业思想.我在中学时梦想当作家、记者,到外院后梦想当翻译,从未有过当图书馆员的想法.后来接受推荐到科图,单位进行培养,让我读了图书馆学大专,毕业后又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支持在业内学界施展,担任社会,并给予或申报上级给予多级的奖励;那时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强调服从工作需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馆部在北京市中心的王府井,大多数同事家在城里,但服务点在中关村,我们每天挤公共汽车往返,经常是晚上九点下班到家已十点半,第二天八点又上班,无任何劳务费、加班费之类的工资外收入,都以多做贡献为荣;那时馆里有许多老同事是老大学生、归国留学生、科学家夫人、自学成才者等,他们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奉献的精神和言传身教影响着我,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于是逐渐安下心来,从被动的服从变成了自觉主动的选定.应该承认,有时外界的诱惑会引起思想波动,我有好几次跳槽的机会,但由于上述因素,最终还是坚定了专业思想,坚守在科图的图书情报岗位上,决心在这个领域体现出人生价值.

我所做的只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事情,科图培养的许多年轻博士才是热爱专业、完善自我、励志成才的优秀代表,比如李春旺是科图副馆长、张智雄是武汉分院图书馆馆长、孙坦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所长、李广建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系主任、初景利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陈定权是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院长、霍国庆是全域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全科盟)理事长、谢阳群是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他们都成为了业务中坚、学科带头人、事业成功的典范,令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2)专业素质.安下心来,再加上接受业务培训,觉得图书情报领域大有可为,于是克服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等浮躁心态,有了积极努力的劲头,在不同岗位发出小小的光亮,接着才会有较强的学习提高、充实自己的愿望,开始时天天要与惰性做斗争,静下心来,自己给自己鼓劲,成了习惯后,不学习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例如,“”时系统复习了汉语语法、英语语法,后来阅读中外文图书情报学书刊到了痴迷程度,日积月累收获自然多,从而使基础更为坚实.在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驱动下,自觉地勤奋地思考钻研,逐渐养成创了新能力.例如,发现了众多的新鲜内容,就有经过综合分析宣介出去的强烈,再加上在工作中做有心人,经常总结经验,才会越来越热衷于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编译、撰写文章甚至专书,取得一些学术成果.

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我们学科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门类,实践性、应用性很强,所以图书情报专业素质应涵盖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图书情报专业技能,包括文献信息的采集、整理、服务和新技术应用、管理、研究、辅导、交流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本固根深,才有实力;厚积薄发,才能得心应手.

(3)专业精神.这里重点指在专业素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工作极其热爱和投入的态度.我在科图有幸与一大批令人钦佩的同事共事,包括、梅兰芳和司徒美堂之儿媳、漆南薰和齐如山之女、范文澜之妹、铁道兵副司令之子,令人起敬的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背景,而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爱岗敬业态度和职业道德.我在《图书馆》2004年第五期发表的诗作《图书馆员职业——我的幸福,我的荣耀》中提到我们这个崇高的职业:

这个职业让我们懂得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这个职业薰陶我们崇拜人类文明,

热爱世界文化.

这个职业教会我们放眼全球,

而又脚踏实地.

这个职业把我们修炼得实实在在,

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

规规矩矩.

这个职业让我们的心灵净化,

让一切浮躁、虚伪、自负、贪婪离我们而去.

我还提到了具有本专业特有精神的人:

这个职业造就出数以千计杰出的图书馆员

——我的楷模:

古、今、中、外,

逝去的、活着的,

年长的、年轻的,

……

他们学识渊博,

“精通语言文学,

掌握历史、目录学、古籍知识、百科词典.

他们神采奕奕、

和蔼可亲,

具有出众的条理性、

秩序感、

辨别细节的能力和献身精神”①.

这个职业也造就出数以千计的新型图书馆员

——我的老师:

他们与时俱进,

融入IT、因特、多媒体,

链接电子、数字、虚拟、“无墙”,

成了既管书又管信息的复合型图书馆员

——学科馆员、信息导航员、赛伯馆员

以及/CIO、CKO,

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

一站式、自助式服务,

跨越时空的即时性服务,

千方百计使用户满意,甚至满足.

我敬佩他们,赞美他们,祝福他们,

更为他们献身的我们这个职业骄傲和自豪.

2.3简单

一些朋友让我传授自己超过我国平均寿龄之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生活简单.相对于物质享受,我更在乎拥有比较单纯的精神世界,一生生活朴素,低标准要求,粗茶淡饭,素食为主,烟酒不沾,营养品不吃,至今仍是老式宿舍(客厅面积为9平方米).当博导时工资为1500元,而进入创新工程者远高于我,如按时于60岁退休加入一公司(已诚邀我),工资为5000元,包括退休金会有两份收入,但领导不让退,就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需要(听说还有人嫉妒让我多干了十年).我常跟年轻朋友说,每天看到建筑工、修路工、清洁工、交警等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情景,我就觉得能在大楼里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和住处,应该知足,绝不能追求超过自身能力的物质享受.回想起来,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1)家庭的熏陶.年少时,父亲身在前方,一年只回家一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得天天战战兢兢地垂立在他身旁接受训导,上“修身”课.他引经据典讲古训,指定阅读文史哲典籍,给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使我一生不敢有非分之想,总是循规蹈矩.他还精选了一名人品、学养俱佳的年轻部下留下照顾我们,任务之一是家教,对我和妹妹的学业抓得很紧,竟做到语文逐字逐句、算数逐项逐题地检查、指导,门门课都管,真的是耐心细致、一丝不苟,还教我们练字,要求必须规整美观等.在他一对一的调教下,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后来又跳到五年级.一开始就有严格的家教,真是一种幸运.那时冯系军属的生活艰苦,我们全家一直挤住在小土房里,吃一大锅混合菜,过年才有鱼肉.因此从小打下了酷爱学习,看淡享乐的底子.看来熏陶很重要.

(2)部队的锻炼.1951年,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军干校,被分配到位于张家口的军委外国语学院,经考试后被录取到英语队最高班学习.作为第一批学员,靠自己劳动挖地、挑土、搬石、砌砖,在处女地上盖校舍、建操场.正式开学后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爬山、跑步,几分钟内洗漱完毕,内务整理需一丝不苟,井井有条.每天的安排极其紧张、果断、井然有序.吃饭是各班围圈蹲地吃杂粮和大锅菜,睡觉是通铺大炕.艰苦环境养成了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看来锻炼很重要.

(3)伴侣的力助.谁也想不到,我的人生伴侣竟是父亲帮我做的选择.他是一名人士,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让我选择了一位出身于传统工人世家的女工做人生伴侣,主要是看重她的善良人品和勤劳朴实.由于有位贤内助,我才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而且一起过普通老百姓的简单生活,反而都能活得比较健康.老伴所在工厂倒闭,职工只有最低的生活费,但都能为国家分担困难,不找麻烦.我深感亏欠的是老伴本来是被重点培养的骨干,因为“竟嫁给了伪国民党伪军中将的儿子”而被取消了入党、提干的机会(其实我父亲是抗日将领、起义军人,他的朋友红军长征老干部给我们做的介绍人),她未嫌弃我,我也一生专一.这又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四清”下放当过农民,抗美援朝当过士兵,再加上50多年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所以工农兵的光全沾了.看来“内助”也很重要.

反思起来,感到不足之处很多.例如,在“阶级斗争为纲”包括“”时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一些问题不大理解,有困惑、忧虑、委屈;前面提及,我所做的基本上都是学科基础知识传播、学科情报调研、实践经验总结之类的工作,比不上高深的理论研究和复杂的技术研究;还感到自己有些刻板,书呆子气重,不善于与人交往.虽是迟暮,仍希望能够不断克服缺点,有所进步.

最后想说,能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挚爱的事业,不仅无怨无悔,甚至感到幸福和荣耀.作为一个老者,看到年轻同行在事业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远远超过老一辈,深感欣慰和高兴.希望大家继续迎接各种变化和挑战,积极开创新领域和新局面!

注释

①引自意大利费德里戈公爵和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的话.

作者简介孟广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原《图书情报工作》主编.

收稿日期2017-08-27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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