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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诗歌的双重选择

詹永东

低平的语调,克制的节奏,意象与物象的交叉跳跃,对细节的迷恋,对意境的恰当保持和安置,形成了张建新诗歌富有弹性的语言特色,总体上呈现叙事与表象、直击与暗示交织的“迷离”面貌.在他不间断的诗歌实践中,这种“迷离”渐渐固化为一种风格.但正是这样的“迷离”,使他的诗歌并没有囿于风格的“固化”,而始终获得新意和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迷离”没有一味走向形而上的神秘感——艺术形式的迷蒙状态,而是还原和揭示出生存及人的存在的迷惑与分离——这应视为张建新诗歌的最高价值所在.

对口语的吸收与改造

严格意义上,所有的语言一旦以书面的形式出现,就必然是书面语言.现代诗与后现代诗对口语和书面语言的界定主要表现为:口语多为叙述性语言并努力保持说话的语调,书面语为描写(呈现)性语言并通过意象实现语言的自觉.

源自西方的百年现代诗发展历程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为圭臬,通过象征、隐喻、暗示等各种技术手段,使语言的自觉性、丰富性、开放性、发现性和无限性呈现出无比广阔而又异常坚实的“华美”面貌.这种不断积累的厚度和愈来愈开阔的“语言场”,实际上令一代又一代现代诗的追随和实践者处于饕餮的惊喜和近似绝望的超越的艰难之中——艰难到每一个有亮度的词——尽管这正是现代诗的魅力和不断发展的价值所在.

时代转型和变迁的背景,和这种从精神层面到技术层面的惊喜和绝望,应该是后现代诗歌产生的双重动因一一在从精神世界向物质世界滑翔过程中对难以超越的妥协和另辟蹊径试图超越的努力.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动因,后现代诗歌在客观上没有形成蔚然大观之势,到目前还是作为现代诗的一种补偿优势而存在.倒是张建新这样的“现代和后现代杂糅的混合体” (沈天鸿评张建新语)诗歌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张建新诗歌对口语的吸收是在业已形成的“书面语”中努力保持一部分“说话”的语调,这使他的诗歌有效摆脱了纯粹书面语呈现的过于人文化倾向的疏离感,而实现与所表达的对象一一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的亲近,又将这种亲近成功地传递给读者,达到阅读的快感.但,如果仅仅是亲近和快感,他的作品将在“扁平化”的后现代典型特征下丧失更大价值一一他因此开始对口语进行“改造”.即在保持语调的同时,改变语言的节奏,并通过节奏的改变达到结构的错位与起伏.另一个技术性手段是在叙述性口语中插入描写性意象,形成叙述与意象的跳跃性衔接,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转折和效果. 在场感和技术性离场 张建新的《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被沈天鸿评价为“完美得无可挑剔”,全诗只有九行:

我比雪晚一些抵达/进入青林寺/首先要进入到一场雪中/我是人群中的早起者/一行遗留和消失的脚印/见证了这些,也见证了/雪在身后落下/鸟群在树枝上落下/我在早课的经声里落下

这是一首不言自明的现代诗.沈天鸿从更高的“现代哲学性质”对这首诗予以确认.以青林寺的禅意、雪的安静、遗留和消失的脚印的暗示、鸟群、早课的经声等几个疏淡的意象,直接见证诗歌的在场,而这种“在场”越是得到“指认”,就越是暗示离场的必然. “在”与“不在”间于是形成一种张力,并在这个张力上保持诗歌的成功和平衡.整体的象征和暗示使这首诗不带有一丝后现代特征.

我更倾向于这首诗是古典禅意诗或玄学诗的现代翻版,当然这并不能否认这是一首标准的现代诗,并以现代诗手法处理在场与离场.现代诗的在场与离场从哲学出发,经历技术化手段,又回到哲学的归指,是一个尽管艰难却是成熟的路径.而到了后现代诗歌,在场就是在场,离场就是离场.他们追求的“单极效应”,意味着一种无可奈何因而不得不如此的选择.

从《在青林寺或不在青林寺》走出的张建新,在诗歌中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他使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技术性手段来调和现代与后现代,并使二者在不和谐中达到更好的诗意表达.一方面说明张建新诗歌对在场的依赖,通过在场获取存在和空间感;另一方面显示时间(历史)感在弱化.至于文本上的“技术性”离场,实质上是对现代诗的“恋母情结”,依靠现代诗的脐带“供血”.有意思的是现代诗往往通过不在场达到在场,而后现代诗则相反,表现为直接在场,又逃离.这有如虚无与存在、存在与虚无的先后秩序,也许前者暗含着担当,而后者体现出无奈一一两者在对存在的焦虑上似乎取得了一致.张建新的诗歌相对偏向后者.

身体写作

在张建新的诗歌中,身体写作显而易见一一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我的身体会向你说出,简单的逻辑多么幸福和可贵”(《勉为其难》)、“我终于可以毫不费力地,敲断身体的根须”(《把一个词带到雪中》)、“晚上我回到身体,裹上厚厚羽绒服抵抗诵经声”(《还原》)、“被契约摁住的身体,仿佛一个木塞”(《摁住》)、“围在一起说话,用毛线缠住身体”(《在服装城外》)、“一场深秋的细雨将他们的身体,逼回巢穴”(《即景》)等,在张建新的诗中以超常的频次出现.这些身体书写又分四种情况:一是直接以身体为意象,并直接出场.二是对身体状况(感官)的描述.三是身体器官的出现.四是关于疾病的描写和感悟.

需要指出的是,张建新的身体写作与诗坛上的“下半身”、“口水诗”等完全以身体为目的的诗有严格的区分,其严格程度应该以动物性和生命意识的区分来衡量.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身体写作的总体指向是后现代式的怀疑一一现代诗的怀疑是理性和思.首先是对世界的怀疑,相对于世界,后现代诗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然而,这样的相信不会持久,因为身体最终还是世界的一部分.于是从对世界的怀疑过渡到对身体的怀疑.怀疑一直进行,直到对包括自己身体在内的世界的否定.这样的否定同时也是后现代诗对现代诗的否定.包括张建新在内的处于中间地带的诗人,目前还停留在怀疑之中.他们中会有人继续向否定推进,也有人就始终留在怀疑之中,但回到现代诗的“此岸”可能性不大.

身体写作在文本上的收获在于:从现代诗之思向以身体感官为主转移;身体感官的加强,目的还是获得更强的在场感;在场感又直接增强亲近感,最终使诗歌和诗人获得存在感.

碎片化

张建新诗歌的碎片化既是诗歌得以存在的形式,也是在形式中获取的结果.上文谈及的三个方面都是构成碎片化的“因”和“果”.我们常常听到“世界乱透了”、“生活一团糟”等这样的“台词”,这当然不是张建新说的,但不能否认他对这类的“台词”没有同感一一世界本身就是碎片化的一一是科学、神学和美学让我们获得了秩序.现代诗歌尊重并维护这样的秩序,而后现代诗歌从认知到文本给予持续否定.在场,意味着碎片.再次就是身体写作.生命的虚无感,感官的随意性,尤其是当他直面“破碎的身体”,又经历最亲近的身体的消亡,与其毫无希望地在整体性思维中寻找一剂回,不如直击和呈现破碎.

碎片化当然体现在文本(语言)上.除了前面谈及他的诗歌整体的“迷离”面貌.对语言的有意识截断,对生活之痛(重)和其对立面的“轻”两类意象或物象的并置,对从希望一步步走向幻灭的逼真叙述,对特定的难以释怀的情绪的宣泄与克制,甚至偶尔对世界的敌意并通过一个“坏词”来凸显,还有诗歌这一文本本身就难以记载他的命运的“自传”,而只能以片段或词的方式呈现,从而又与“自传”的长度形成“抽离”……这一切,足以让他的诗歌足够破碎.不止是破碎,他甚至引入了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手法,他在通过碎片化逆向肢解一个整体一一碎片是一种力量.

回到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社会斑斓的图景”何尝不是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尤其是从“信息爆炸”到大数据对生活的介入,其物质性和工具性已经成为生活无力拒绝的“常态’’.在这一“常态”下,现代诗人还在坚守精神的乌托邦,后现代诗人甘愿“物化”,而坚持“混合所有制”的诗人也许选择了一条不得己而为之、却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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