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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关于陈寅恪文学方法综述

内容摘要：陈寅恪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史学大师,亦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学术界从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和有关观点进行研究和评价,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以更具学理性的态度从事陈寅恪研究,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其中对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与思想的研究所占比例不算很大,但通过梳理“诗史互证”方法、“了解之同情”方法、比较分析法的研究现状,探讨其取得的学术价值及其中的不足,试图探寻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空白点,有利于进一步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体系.

关键词：新世纪陈寅恪诗史互证了解之同情比较分析法

陈寅恪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以其学术渊源而言,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又深受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陈寅恪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作为一代大师,他的意义绝不限于在文史哲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的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超出于具体成果的更值得人们思考的启示,他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使人们悟到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性的文化心态.

学术界从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对陈寅恪学术思想和有关观点进行研究和评价,但仅限于对某些具体历史观点的评述,缺乏系统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对陈寅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和文学领域,但更多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才真正重视陈寅恪的文化思想与学术成就,研究不断推进与深入,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的“陈寅恪热”已经有所降温,学术界开始以更加理智和冷静的态度从事陈寅恪研究,其学理性也更加突出,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

一.研究现状

综观新世纪以来的陈寅恪研究,大致可分为八个领域：一是对陈寅恪史学研究成就的评价,一般公认陈寅恪学术上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因此人们自然注重对其中古史研究的评价；二是对陈寅恪语言与文学研究成就的评价,包括对其宗教研究的考察,比如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的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三是对陈寅恪之晚年生活、心态及著作研究,所谓晚年,指的是1949年以后,重点探讨陈寅恪这一阶段的生活、心理历程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四是陈寅恪之文化观及知识分子观研究,是近年来最引人注意和容易引起争议的的一个领域,争论焦点集中在陈寅恪究竟是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如何,又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五是对义宁陈氏家族史的研究；六是对陈寅恪生平与学术道路及与同时代人关系的研究；七是陈寅恪治学方法研究；八是陈寅恪诗歌笺注,因为他的诗歌有太多的古典与今典,公认为隐晦难懂.

其中,对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与思想的研究所占比例不算很大,这一点仅从中国中文期刊网搜索所得的数据即可得到证明.2000年至今,在中国中文期刊网检索到的陈寅恪相关研究的论文约1054篇,但专论陈寅恪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论文仅一百余篇,结合出版的论文集与研究专著,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如下：

1.关于“诗史互证”方法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定义曰：“所谓‘诗史互证’,指在同一首诗的注释中,将诗歌文本和历史文本互相进行印证,或借以考辨两种文体各自的正误,或借以说明诗歌的旨意和历史事实.”[1]所谓“诗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以史证诗”,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来考辨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及作家生活的特定历史环境,以求达到对作品的真正理解；二是“以诗证史”,发掘诗文词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埋藏的史实信息来扩充史料的领域,以弥补历史书写中被改造、遗漏或模糊的部分.“诗史互证”方法虽非陈寅恪首创,但由他加以观念化、系统化,并运用得炉火纯青,达到“史文合通、真美会融”的高妙境界,为他人难以企及,成为方法论上的典型范例.这一文学研究方法贯穿于陈寅恪先生学术研究的始终,成为他主要的治学方法之一.

所以关于“诗史互证”方法的探讨在陈寅恪治学方法研究中占有最大的比例.新世纪以来,陈寅恪文史研究中“诗”与“史”的密切关系以及“诗史互证”这一独特的治学方法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而被学者们逐渐肯定.部分学者还提出,“诗史互证”方法中的“诗”是广义的,既包括诗歌也包括小说等文学作品；不论是陈寅恪早期作品《元白诗笺证稿》,还是其晚年著述《柳如是别传》等中都体现了“诗史互证”方法的应用.

在论文《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中,陈建华认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方法结合其“古典”、“今典”独揭之秘,为现代史学继往开来贡献巨大,尤其在《柳如是别传》中,其“诗史互证”与“古典今事”视境融合,更臻出神入化之境,因此论文以从“以诗语史”到“以史证诗”为题,似立足于“诗”,却更着眼于陈寅恪“诗史互证”中诗史之间的模糊交界之处,试图强调其文本的开放性[2].景蜀慧在《魏晋诗人与政治》一书中指出陈寅恪的“诗史互证”在本质上是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治史方法,其学术渊源有传统的训估考据学、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的史学、语言学、阐释学理论,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3].另外,还有学者从陈寅恪和钱钟书之间著名的“诗史”之争出发,比较其诗学范式的异同,比如左汉林的《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4]等.

从文学研究方法角度来研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代表性文章还有郝润华的《从传统到现代——论陈寅恪对传统诗歌检释方法的继承和开拓》[5]、党大恩、党艺峰的《从以诗证史到因史释诗一一陈寅恪唐诗笼证的诗学价值导论》[6]等文.

2.关于“了解之同情”方法

1930年陈寅恪在《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开宗明义：“对于古人的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7]“了解之同情”一语正式被提出.陈寅恪认为“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今人欲“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必然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古人的生活经历、背景等距今久远,“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二是“今日可依据之材料”是古时遗存下来的最小部分,可谓“残余断片”,以有限的材料很难反映和还原真实.因此,陈寅恪指出,只有确立“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才能解决这一困难.这一文学研究方法准确地概括了从事学术研究者对于古人的著述所应采取的审慎态度,这种研究态度也贯穿于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之中,在他的史学、文化、语言、文学等研究中皆有体现,其中,尤以文学研究最为显著,他的《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皆是明证.新世纪以来,作为文学批评观的“了解之同情”自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陈怀宇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点出了“了解之同情”一语的西学渊源,他认为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可能受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的影响,比如“了解之同情”一语,来源于德语.文章做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利用陈寅恪著作、其师友白璧德和吴宓等人的学术著作或日记作为背景资料来挖掘陈寅恪和赫尔德之间对于历史文化理解认识的联系,将两者的史学思想进行比较,揭示其类似用语与说法,并考察了陈寅恪可能传承此种思想的时间、路径与学术史背景.[8]同时,也有学者对“了解之同情”为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看法提出质疑,例如桑兵细致研读了两篇审査报告并参照其他的相关记述,认为陈寅恪研治经史首重的是宋贤治史的“长编考异”之法,而内典文献则取源自佛典翻译的“合本子注”.[9]

综观学者们对“了解之同情”方法的探讨,大多都是就陈寅恪的历史研究而言,只有余其彦的《〈柳如是别传〉心理分析浅谈》一文是从文学研宄的角度来思考的.他认为,贯彻全书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充分地体现了《柳如是别传》文学创作的特点,这又得益于陈寅恪独创的分析方法,即诂释诗章时将考“今典”与释“古典”相结合,与以及对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10]

3.关于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也是陈寅恪运用自如并取得显著成果的研究方法,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陈寅恪比较分析法的形成既与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背景有关,又受到家学传统的直接影响,多年的海外游学生涯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潜移默化之中加以吸收和运用,尤其是对比较分析法和比较文学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1932年,陈寅恪先生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时提到：“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11]

因此,新世纪以来大多学者都髙度评价了陈寅恪的比较分析法及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如彭华通过对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伦传与佛教故事》的进一步疏证,对陈寅恪比较史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一次梳理,指出了其中的优势与不足.[12]另外,孙彩霞在《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文中从比较文学理论、影响研究、译介学、文类学等四个方面谈论陈寅恪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指出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始终强调的中心.[13]又如肖四新在《论陈寅恪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一文中认为陈寅恪是中国第一位从学科自觉高度提出比较文学定义的学者,他用理论与实践活动丰富与发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范式与研究方法,并在跨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独到的见解.[14]

二.研究价值和不足

新世纪以来,虽然对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与思想的研究所占比例不算很大,但研究者也仔细发现和整理了陈寅恪在古典文学史上的研究成果与巨大贡献,试图探讨其文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其中不乏有益启示.

到目前为止,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主要取得研究成绩有：第一,学者们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重要意义,并开始做一些整理总结工作.第二,研究者对陈寅恪文史研究中存在的“诗史互证”特征已经达成共识,研究探讨了“诗史互证”思想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其适用范围,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该方法的价值做出了判断并加以充分肯定.第三,研究者不仅对比较分析法和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作用有更深入的探讨,也注意到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在心理层面上的强调.第四,对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中涉及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有进一步的梳理与分析.

但与此同时,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显露出一些不足.首先,从数量上看,在对陈寅恪的整个研究中,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其他部分如家族史研究、文化观研究、史学研究等相比较还显得非常薄弱,有关文学研究思想特别是方法的学术论文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出版.其次,从材料上看,因为陈寅恪的论著学术性极强,涉及古代语言、哲学、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又以竖排繁体半文言的版面形式面世,用思细密,文字繁富,有些研究者对基本文献重视与研读不够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使研究成果的严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从质量上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研究质量也有待提高.特别是有关“诗史互证”方法的研究不仅大多集中在史学领域,而且受先前研究成果的影响,研究者的考察不够深入细密,结论往往重复较多而缺乏创见.

总的来说,陈寅恪先生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但陈寅恪的研究始终是以史学为其学术活动的重心,仅兼及文学.纵观他的著述,缺乏系统论述文学理论方法的专门文章,这是因为他有关文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散见于其对历史的考证与阐释中,虽寥寥数语但极为睿智与深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陈寅恪对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诗歌内容的笺释、小说文体的考探等,与历史、语言学等学科互相渗透,并多有新见.因此在文学研究方面,陈寅恪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整理与深入研究.目前,关于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还存在很多空白点,有待当代学者进一步研究,这不仅有利于理解陈寅恪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而且有利于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有利于启发和改进学术界的研究指导思想和学术方法.

参考文献

[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81.

[2]陈建华.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J].复旦学报,2005(06):74.

[3]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07:4.

[4]左汉林.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J].湖北社会科学,2004(10).

[5]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91-203.

[6]党大恩、党艺峰.从以诗证史到因史释诗一陈寅恪唐诗笔证的诗学价值导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32).

[7][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79,252.

[8]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2006(04).

[9]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

[10]余其彦.《柳如是别传》心理分析浅谈[J].江淮论坛,2002(06).

[12]彭华.《华伦传》《曹冲传》疏证——关于陈寅恪运用比较方法的一项检讨[J].史学月刊,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