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学术论文怎么写 和似规律:传播学经验学派诱发的迷思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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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规律:传播学经验学派诱发的迷思

文/邓剑

摘 要:似规律是规律的单称命题,是对现象中本质部分的模仿,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可证伪性等特质.其产生于在传播研究中嫁接自然科学的方法,因具备形似规律的表征,所以足以模糊与规律的界限,不易为人所发现和认识.从经验学派研究范式催生似规律的三个诱因入手,深入探讨传播学中似规律现象的存在及影响,对传播学能够融入更多人文主义的思考、复归“入学”的怀抱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规律;似规律;经验学派;研究范式

自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其疆域版图旋即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主流的北美经验学派、雄心勃勃的欧洲批判学派及新兴的媒介环境学派.“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派着重媒介的长期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判,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每个学派都怀揣对传播学的独特理解及由此衍生的研究范式,透过对传播研究的执着追求,延伸着关于传播的内涵及外延,摸索出一条接一条的传播规律.

一、规律与似规律

何谓似规律?探讨这个概念前,我们应该首先厘清规律的意涵.规律(law) -词滥觞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逻各斯”(logos),他“承认世界的转化有一个一定的次序和一个确定的周期,适应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其“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逻各斯”于此理解为世界的普遍规律.在古代的中国,“道……在哲学上则用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而近代黑格尔(Hegel)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规律是“没有存在物的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蕴藏于现象之中的规律.列宁( Lenin)撰写黑格尔《逻辑学》笔记时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者本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存体现于规律、本质与现象三者之间,即“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现象与规律对比起来,就是总体,因为它包含规律,但还多一些,即自身运动的形式这一环节.”也就是说,现象是一个全集,规律则是位于全集中心位置的子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规律是“事物、现象之间普遍的、本质的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6】.《哲学大辞典>关于规律有以下解释:“规律亦称法则.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综上,我们关于规律的一般解释是: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

以内容为据,可将规律划分为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与思维规律三类,本文主要指涉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作为逻辑的抽象存在物,有人肯定就会有人否定,这是辩证存在的.根据对于社会规律客观性乃至社会规律的承认与否,可以将学者划分为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两派.前者承认社会规律及其客观性,后者则持否认态度.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可算众多非决定论者中的佼佼者.他认为,“如果规律不是全称的、普适的,它就是可以证伪的,就称不上是一条规律.”换句话说,规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没有时空尺度限制,体现在三段论逻辑中,即所有S都是P.显然波普尔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持规律是有条件的观点发生了激烈冲突,其思想必然遭到我国主流哲学的一致批判.诚然,我们不愿加入与波普尔的“规律”之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波普尔似乎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场域:即“悬置”规律存在与否的争议.传播研究应尽量规避对规律的单称性认识,即对传播的理解应该深入至规律的内核,避免认识留滞于近似规律的表层.所以我们以为似规律( quasi-law)是指规律的单称命题,在三段论逻辑中表现为“某些S是P”或者“某些S不是P”.在波普尔那里,似规律是可以证伪的,远称不上规律.它具备规律的某些特质及形似规律的表征,足以模糊与规律的界限,具有隐蔽性,不易为人发现和认识.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与必然性等特征;而似规律是对现象中本质部分的模仿,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可证伪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也决定了似规律必然经不起真理的检验,会慢慢消逝在传播学发展的时空维度里.经验学派的研究范式中正内隐着催生似规律的倾向,使得许多传播规律经不起实践发展的检验.比如早期有关传播效果(魔弹论)和受众的研究均凸显出经验学派对于传播的似规律性认识.追根溯源,似规律的产生主要为该学派研究范式所携带的三个诱因所致:第一,研究中离开传播研究的宏观主体——传播的一般本质;第二,研究范式的工具理性;第三,漠视传播研究的微观主体——人.

二、诱因之一:去本质化

卡尔·波普尔认为“对某特定事件给予因果解释,就是从两种前提演绎出描述该事件的命题.这两种前提就是:某些普遍规律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某些单称的或专指的命题……他们合起来得出一个完备的因果解释.”也就是说,传播研究应该从两个基本前提出发:本质(黑格尔与列宁认为规律就是本质)与特定的现象,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的规律性认识.作为前提的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本质的前提,就是在绝对意义上空谈因果律;仅有现象的前提,则易滋生单称的、不具备普遍解释力的似规律.“只要那些普遍规律经过严格的检验而被确认,并且原因(即原始条件)有独立的证据支持,那么,这样的因果解释在科学上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在此,波普尔其实已经给出了他的方法论观点,即统合本质主义(唯实主义)与唯名主义,以得到关于规律的认识.

然而在方法论的哲学取向上,作为主流的经验学派于传播学建立伊始,便毫不犹豫地倒向了唯名主义一边.经验学派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移植到传播研究里,引致研究者驻足于传播外衣的描述,拒绝向传播本质的亲近.不仅造成似规律现象的衍生,更直接影响到传播学学科的建构.由于过分注重经验材料与实证考察,经验学派研究的逻辑起点往往是各种具体现象(特定的原始条件),忽视甚至有意排斥将形而上的抽象本质作为研究内容.从具体问题入手,力求“以小见大”揭示传播的普遍规律,这种窥豹一斑的研究范式,正是人文社会科学内滋生似规律现象的开始.相较本质,现象是运动的,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以现象为起点进行研究,可能得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片面结论.例如,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魔弹论”的产生是以对大众媒介技术这一特定现象为基点,对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特点、效果进行研究,得到人们对广播宣传没有免疫力这样的荒谬结论.事实证明以特定现象为前提(恐慌的社会心理、报刊、广播等特定的技术条件)所得出的经验性结论将随现象的变化而消亡.战争结束、新传播技术兴起,改变了现象存在的形态,使得“魔弹论”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最终走下历史舞台.因此,现象(作为研究前提)的变化成为了似规律被剥离规律表衣的原因.如果经验学派能够从传播本质出发,结合现时代特定现象,经过慎密研究,那么“魔弹论”这样的似规律理论形态本是可以趋避的.

在实证主义涌入人文社会科学前,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缓慢、沉稳、系统的,新学科出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逻辑实证主义中心转移至美国后,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纷纷向实证研究方法迁徙.比如,政治学历经历史、法学、哲学研究方法支配后,最终也已转入政治行为的经验研究.这股“移民”风潮加速了旧学科的发展、新学科的涌现及学科的相互融合.几乎与涉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均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交叉性、边缘性的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经验材料开始堆积于各学科内,愈来愈多的学者涉足实证领域.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其核心关怀是方法论的科学性,强调实证技术的运用,最后形成科学式、形而下的表象分析.它大大简化了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需要的深厚学养,人们只需进行基本的方法训练,便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实证研究者.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验学派的研究范式缔造了学者的速成法,同时也降低了传播学的进入壁垒,为传播学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学科劳动力.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则讲究本体论的研究,人本身就是研究的手段,强调学者的学术涵养与思辨能力,主张更具人文气息、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学术风格需要长期浸淫才能开花结果,学者的成长必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所以实证主义是培养传播学技术工人的工厂,而人文方法才是孕育学者的殿堂.大概实证研究是能够迅速取得研究成果,于短时间内拓宽学科疆域的好办法.因此,实证主义方法在崇尚消费文化的美国自然能够得到更多传播学者的青睐.传播学披着经验学派外纱诞生于美国,便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门年轻学科,传播学缺乏基本的历史底蕴与知识沉淀.传播世界里杂陈零碎的传播现象,亟待学者们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筑建传播的学科体系,围绕传播的本质勾勒一个“传播规律圈”.然而,这种理性的呼唤似乎成为经验学派不能承受之重.经验学派运用归纳型的研究范式探索传播学场域,在“学科建立初期,这种归纳型范式划分取向有利于高效地从旁系学科中撷取知识资源,迅速形成学科的疆域版图,对学科立足具有建构性的积极意义”[9】.然而以具体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视野显得过分狭窄,缺乏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度,于宏观处的学科建设并无助益.经验学派的研究范式又多形成应用型的传播理论(局部规律),并不必然导向基础理论(普遍规律)的发现.因而整个传播学领域满布层次匮乏的平行理论,缺少具有统摄作用的中心理论,呈现出一副拼图或者杂烩的面容,因缺失作为地基的基础理论未能铸就一幢理论大厦.这也是为什么施拉姆(Schramm)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感叹“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

三诱因之二: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一词源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性”( rationality)概念,他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前者注重传播研究过程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人本取向与价值关怀,难以进行经验量化与数理逻辑的表述.后者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称谓:韦伯的形式理性、伽达默尔的方法理性、霍克海默的主观理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等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尽管称谓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指向——研究者借助各种实证研究工具,物化研究方式及对象,以实现研究预期的最大化,终使研究者与研究本身亦发生异化.“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1”所以,“卢卡奇认为,工具理性与关注人的主体性、追求主体价值实现的目的合理性相对立,它只关注生产或社会本身的客观进程,要求纳入这一客观进程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能够被量化、具备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乔治·瑞泽尔对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解读,“形式理性有四个维度:效率、可预测性、重视量而不是质、通过运用非人的技术代性的技术来加强控制”[1 3】.这也是我们常可在经验学派中观察到的研究范式:寻求最便利也是最富效率的客观操作方法,趋避形而上的思维沉淀;主张同质性、排斥异质性以确保经验材料的可重复性与可预测性;重视样本的量化特征,推崇统计规律而忽视单个样本的质性差异;运用非人的技术代性的技术方面,更让学术研究退化为机械的程式操作.研究者并不需具备大量传播学素养,不必对传播现象进行人文式的思辨,只需掌握一般研究手法、遵循严格的研究步骤,就可从预定程式中观察、推演出结果.因此,传播学在“工具理性”大旗下被规范为一门精湛的手艺,摧毁了人文社会科学本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传播研究本应发轫于人的兴趣,经验学派却使其让渡予“研究工具的兴趣”,从而窄化了传播的意涵与外延,也将创造传播历史及规律的权力转交给研究的范式.研究范式不感兴趣的论题自然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域之外.例如“将诸如悖论、双重约束和元信息传播等概念变成研究性的问题,经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学者大多从中得到培养的那些(以量化技术为中心的)强调个人研究的方法对于研究相关的行为来说,不是令人满意的工具.”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上述关注自然被排斥于主流传播研究之外.因此,我们的研究视域根本性的为研究工具所限.形而上之思辨方法其研究工具就是我们的大脑,对象世界可以直观、真实、直接地展现于我们眼前,避免了研究工具的过滤效果,其研究视域也就跟我们的思维一样,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经验学派背离思辨方法,依赖于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比如问卷、实验设备),用工具思考替代人类思考.故其研究视域仅是工具所及之处,并伴随中介工具所携带之对象世界的间接性、放大化与偏向性.经验学派使对传播本质的研究异化为对工具性能的测量,所发现并非传播之一般规律,而是传播规律的技术形式.这种传播规律的技术形式,是以对传播技术及研究范式的理解为前提,非以对传播本质的认识为基础,其内涵与外延必较一般规律而简化,呈现似规律的单称特征.比如,在传统媒介时代,单向的传播技术告诉经验学派受众乃是单一的信息接受者,从根本上忽视了作为人类本质的互动性.随着网络媒介时代的到来,传播研究的经验材料发生深刻变化,现象显示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也可进行诸如信息反馈或信息主动生产等活动,传播学关于受众的规律才又被重新认识与改写.

由上可知,似规律现象必然“寄生”于传播技术或研究范式之中.传播技术之废弃、改变或研究范式的滞后、改良,必然令更多由经验学派炮制的似规律被发现.所以传播的似规律现象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不具备“规律既不能创造也不会消灭”的客观特性,因此似规律现象是主观的,同时亦具有历史性,可以通过反思经验学派研究范式得以修正.

四、诱因之三:人的物化

经验学派研究范式存在一个隐性逻辑关系,即对象世界的二分法,但为大多人所不察.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界.自然界具有普遍的齐一性,即特定的条件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自然科学家仅需强调数学公式在方法论中的应用、解释线性的因果关系便可揭示客观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故我们可以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世界是一元的.而人类世界则不然.人类世界不仅存在可测量的客观行为,更有深藏于行为身后的主观建构,后者绝非沿着自然界线性逻辑的路径发展.照搬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就会削弱社会科学内涵与方法的深度.任何涉及到人的研究,都不会是线性因果关系所能完全解释的.值得经验学派的学者庆贺的是,数学家香农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将那些可能涉及到人在传播中的主观主用的变量以一个常数K来表示,从而使他避开了意义的问题”[1 5】.这就彻底实现了传播世界的二元分化,形成了可量度的传播物理世界和可以趋避的意义世界.当然,我们不必苛求作为数学家的香农,他并非一个传播学者,他只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做了一位数学家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传播学者在传播研究中失去对“人”的兴趣,美其名日“科学主义”,那便过莫大焉.传播学应该是一门“人”学,研究人于传播的价值以及传播于人的意义,才会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承认与肯定,找到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内的位置,不致沦为一门形而下的技术科学.

应对隐含的二分逻辑,维特根斯坦进一步为剔除“人”的因素提供了学理依据.他以语言为工具将人类社会的学术研究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经验事实的描述,另一类是经验事实的价值表达.前者有我们能准确理解的语言符号作为公式化表达,即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与逻辑性,因此其是科学的;后者是不能说出或者不能用语言符号进行清晰表达的主观价值领域,只能诉诸于内心“私人语言”的隐喻,不具备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因此主观价值领域不具备科学性,不能进入科学的范畴.对于价值表达的彻底否定,使得那些纯粹关乎价值判断的学科顺理成章地被排斥于科学的大门外,比如伦理学.“现在我就说伦理学研究什么是有价值的;或者研究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说伦理学是研究生活意义的;或者是研究什么使我们感到生活是值得的;或者研究生活的正确方式”】,也就是说伦理学是纯粹关于价值表达的学科,与事实描述无涉,所以它不是科学的.因此,价值判断亦被经验学派认为是超验的、不可测,并被限定在研究盲点之中.

从根本上说,对象世界的二分法在逻辑层面把人及人的价值予以物化,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界的对接,同时帮助经验学派的对象世界窃取与自然科学类似的齐一性,从而为经验学派的研究提供逻辑起点的合理性.然而,这种二分法是对于人类世界的一种错误假设.人及人组成的社会具有主、客观的合一性,二者寓于不可分割的同一主体中.强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主观与客观,然后再进行物理合并的简单做法是对人类世界的机械认识,必将研究引向产生似规律认识的不归路.比如,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如果仅看到客观行为效果的变化,忽视传播中“人”所体现的精神性、认识性改变(这是经验学派不善测量的领域),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传播效果的物化,并非传播效果全貌,因此只能算作对传播效果的似规律性认识.

同时对象世界的二分法亦背离了人的本质属性,把作为“人”学的传播学引入似规律认识的窠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两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社会性在抽象范畴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具体形式则是通过传播行为搭建的.我们可以认为,传播就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映现.离开了传播,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方式与意义;而离开了人,传播也就成为没有内容、空洞的假命题.因此,离开了对“人”的理解,空谈传播学规律,是致使传播学似规律频出的重要原因.比如,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谓的规律都面临语境转换问题.也就是说,一条被证明在西方社会适用的社会规律,移植到东方社会可能就会出现规律适应问题.美国社会的消费经济规律,就不一定能正确解释以储蓄经济为主的中国经济现象.每当遇到这类问题时,经济学家们便开始正视实证主义的缺陷,重新理解“人”之于社会经济研究的意义.同理,传播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就要求传播学者不能再以物化人的方式研究传播中出现的问题,而要将“人”融入研究范式之中.

有形交通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使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变为可能.出于对人安全性、便利性等意义的反思,有形交通经常进行道轨的新设与重铸,令轨道交通的世界得以畅行无阻.而传播是无形的交通,用以缩短人与人的社会距离,实现心与心的交融.离开对人之意义的思考,进行传播交通的设计,是目前传播领域似是而非的似规律频生、理论与实践出现诸多阻塞的根本原因.因此,于经验学派研究范式中融入人文主义的关怀是传播学领域的燃眉之急.

五、结语

综上,似规律产生于在传播研究中嫁接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美其名日“科学主义”,使得传播学在发展进程中濒临诸多大可不必的危机.正如哈耶克所说,科学主义乃是“盲目照搬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的别名”.传播学不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简单依赖“方法的殖民”,生长在滋生似规律的温床上而不觉.其发展已进入迫切需要重构传播研究“本土文化与方法”、建设符合本学科特色之研究范式的“后殖民”阶段.作为与自然科学有着亲缘关系的传播学,摆在其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沿着经验主义的老路走向形而下的技术科学,另一个则是融合人文主义关怀,复归“人”学的怀抱.

传播学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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