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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的一种讲法
焦述先生的近作《红旗渠的基石》（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关于红旗渠的英雄史诗.可以说,作为建国后的宏大题材,红旗渠已然是被反复讲述的中国故事,相关的著作颇多,而且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幕幕壮举早已经以活化石的方式嵌入历史的纪念碑中,留存的一道道沟渠,也以开天辟地的姿态傲视在山谷间.如何将过去的故事讲出新意颇具难度,而焦述先生通过自己的走访,打捞红旗渠的亲历者,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采摘下来,还原为一幅幅鲜活的文学图景,以真切、动人的方式讲述别样的中国故事.
作品采用大故事、小视角的写作方式,书中描写的英雄都是普通人,多为当地的村民,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从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首批修渠大军37000人迎着太行山早春的寒风挺进山西,自发成立一个特殊的部落,“不论是领导还是民工,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也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找不到合适地方,就地取材,垒石庵、挖洞子、睡崖下、躺石缝,即使露天打铺,睡没有屋顶、没有床、没有火的石板,也是家常便饭.”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渠线一点点向前延伸……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年轻人牺牲了生命,落下残疾的更是不胜枚举,用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历时十年,才完成修渠的历史使命.
人情美、人性美是作者写作的着力点.在这些故事中,有温暖的记忆,如在工地上蜜月中的爱情,新媳妇牛便芹来到工地上寻找新婚的丈夫吕桂生,一位被抽调修渠的乡村教师.有在那个特殊年代县长和村民的“五同”协议,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我们才可以发现,“在工地,无论是抡锤断石、垒渠砌墙、开山放炮、烧石灰造,都有干部在现场苦干.只要是民工能干的活,没有哪一种是干部不能干的.”同时,也有不幸被改写人生轨迹的郑年仔,即将举行婚礼的他,在工地意外被炸瞎眼睛,善良、质朴的他不愿意因自己的残疾影响到未婚妻的前程,于是硬着心肠退了婚,以致自己一生孤苦.到作者去探访他时,75岁的老人依旧孑然一身.“如今他只能靠好心的妹妹照料,妹妹已是当了奶奶的老人,只能隔三岔五来看哥哥,做一锅饭,够年仔吃上两三天,堆的脏衣服多了,就洗一回.”而老人面对作者,只是说,“只要政府别忘了俺们这些为修红旗渠出过大力、流过血汗的人,逢年过节能派人看看俺们,要是能提桶油,带袋大米、多少给一点儿经济补助,贴补俺吃药输液,就中啦！”打开这些人的人生,我们会发现,作者沿着渠道走访,还原了英雄故事,其实英雄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也有人生悲欢离合.在那样一个年代,他们参与到这场历史的改写运动中,以一幕幕壮举完成国家使命,他们的人生与时代的需要完全结合在一起,在集体面前,都会选择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可以说,读到这本书,在普遍精神矮小的当下,会让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书中所呈现的普通人的英雄气质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何处理宏大题材,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碎片化时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些年争论的焦点所在.陈晓明先生曾在《文学的时代难题与碎片化的疑虑》中,引述了网友“爆米花”提出的问题：“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陈晓明的回答是：整全性的时代产生整全性的文学,也就产生了被现在的人们所尊崇的那种“天主教堂式”辉煌大厦般的文学.以此来考量焦述先生的红旗渠创作,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没有沿用教科书式的正确书写方式,或无节制地对于英雄事迹的豪迈情感宣泄,而是通过自己的寻访、客观还原普通人的英雄壮举,耐心温情地讲述现在的生活故事,与打捞历史的记忆有效结合,从而还原那个时代的底色和气质,形成整体性、一体化的文学思考.
在“阳光没有背面中”,作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接力,不仅还原历史,也讲述正在发生的故事,那就是对于幸存者和伤残者的追问,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作者提出,在媒体纷纷聚焦红旗渠的丰功伟绩时,在歌颂红旗渠精英的卓识远见,烈士们的屡屡功勋时,是否忽略了那些因当年修渠而致残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的失去了手,有的没有了脚,有的视力减退或双目失明,有的缺少了肋骨或行走不便……”如今,他们年事已高,生活难以自理,日子过得异常艰苦困顿.他们的一片赤诚和牺牲是否受到政府、社会的重视,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还好,经过多方努力,林州慈善总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也算是社会对其付出的一些感念、回报和温暖.
回顾之前的写作,我们会发现焦述一直是一位对现实具有很强敏感性的作家,市长系列就以自己的挂职经历,还原较为神秘的官员生活,率先推动了政界小说的风潮.《房子·房子》直逼近年来现实生活中因房价暴涨带给普通人的生存困扰.同时将开发商、政府勾连起来,以小视角打开大问题,并追问房价暴涨这一风潮的因由.作者以一名小人物、有着良好品质的优秀青年,因为房子耽误结婚,带来各种人生困惑,甚至导致个人奋斗都失去目标和方向,感到茫然、困惑的问题.而这样的期待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优秀青年也遭遇到普遍的时代难题,陷入人生困境.毕竟,在时代浪潮中,个体的力量如一茎瘦草,显得如此微弱,最终也只有寻求自我解脱,以不买房的方式退出这场疲惫的、无望的奔跑.
触及红旗渠这一红色题材,也是如此.个人面对时代应该做出什么选择.在故事发生的时期文学中不会存在这一问题,宏大的国家命题总会裹挟着激昂的人们向前走.但是现在是21世纪的中国,全球性的碎片化时代,个体如何面对时代难题,成为一种新的困境.文学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解决之道,于是,作品越来越不愿意直面现实,选择退回到形式写作和个体话语序列中去,以更为私人化的方式存在.焦述的创作显然不愿意囿于此,他是喜欢触及热点话题,敢于发出时代之问的.于是,我们会看到,《红旗渠的基石》这本书打开的历史与现实,作品触及的本是红色历史题材,却勾连起现在的故事.即便在处理、还原历史时,作者也刻意拉近距离,将英雄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他们只是普通的村民,参与到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去.而且,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还在继续.我们在感慨红旗渠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的同时,也应关心曾经的英雄们现在的生活,因为历史所造成的种种困顿,而不能简单地用阳光覆盖阴影,盲目地沉浸到豪迈的英雄话语中去,更不能将他们视为失语者.他们的历史曾是红旗渠的基石,他们的现在也应是红旗渠精神的一部分.
作者的写作方式有意将之报告文学化,还原为一幕幕故事,同时直面现实之痛.红旗渠的故事,不应该仅仅有英雄事迹的歌颂,也应该有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追问和负责,这才是文学的正确打开方式.文学作品的根本面向的是人心、人性和人情,是扑面而来的社会问题.歌德曾经说过：“一切代表上升时代的进步作家,他们都是生气勃勃的,对生活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因而他们敢于面对世界,真实地表现自己时代的美与丑、高尚与卑下,揭露社会的矛盾,反映时代精神.相反,一切代表倒退和衰亡势力的作家,由于他们看不到先进的社会力量,因而不敢正视现实,只能躲在艺术的‘之塔’中表达自己主观的心灵、情感和情绪,这样的艺术家自然是病态的、不健康的.”我们在这本书中,不仅仅看到了红旗渠工程的浩大,也看到如砂砾般普通人构成的坚固的基石,他们是红旗渠故事和精神的完整呈现.而焦述先生的奔走、采访、写作也使得红旗渠故事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对于时代落幕后幸存者的关切显示了写作者的人文情怀,而对于红色话语遮蔽下的当下中国故事的讲述,更使得作品在已有的话语结构和历史记忆中增添了很多温情和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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