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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华：三壶斋的翰墨情缘
西哲云“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国人说“为人作嫁,悦人娱己”.我在方格垄亩间躬耕了三十个春秋,为百数计的文坛师友作嫁.其间与他们沟通联络,或倾听教诲,或音问过从,凡见诸文字者,不论是只言片语,抑或是故纸碎片,我都不忍弃舍,藏之箱箧.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便集腋成裘.今之打开,满目琳琅,遍纸芬芳.摩挲已作古先辈们的手泽,犹感体温尚存,或觉音容宛在,好像与我促膝对话,耳提面命我做人作文,在苍茫的暮色中赶路.
这些藏品,在他人看来“不过如此”,然我视如拱璧,生命之一部分也.它们的来源有三：先贤所赐、本人所藏、意外之财“偶然拾得”.无一与孔方兄有涉,是无价之物.逡巡这一页页故纸天地,回眸这一片片旧时月色,不免令人感慨：有的几近百年,历经沧桑；有的失而复得,颇富传奇；也有的故事丛生,极具趣味.我择其要者,作了点睛式诠注,助读者去品味.
清赏翰墨
三十载的编辑生涯使我经年沐浴在文坛师友手泽的春风里,累月生活在墨润纸香的文字间,也不知何时被醉倒,恋起“纸墨香”来.清赏翰墨成了我一大乐趣.静心检视始于1995年秋暮,我到沪上组稿,住在延安饭店,友人沈建中来访,听说我要拜访王映霞,他说：“老太太字写得蛮好,你何不请她给你写幅字嘛！”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便买了本册页,同时购了毛笔和墨汁.那天与王映霞谈完书稿后,我提出求墨,王映霞很爽快,只说没有笔墨.我从包中掏出备好的文房三宝,王映霞笑着说：“你是有备而来！”我本想请她当场挥毫,不料,王映霞嘱我次日等她睡过午觉后来取.我只好退掉当日的车票,坐等了一天.讨得“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十个字. 字写得不俗,苍劲中糅着女性的妩媚,钩划里溢着一种风流.谁能想到那是出自九旬老太太之手？
首战告捷,兴奋莫名.于是乎,此后出差京华或沪上,游弋于津门或姑苏,我都不忘带着那本册页,凡遇中意而又可行的求墨对象,就适时乞讨.
我之求墨,不惟书家,文人圈内凡我敬仰者、感兴趣者均为意中人.对书写工具不讲究,以对方方便为好；所写内容,悉听书者尊便,旨在留痕、存真纪念.一本册页题满了,另册续上.第一本册页封面的题签一直空空如也,直至2004年,旅美书画家张充和回国办画展,在北京我与她失之交臂,尾追到苏州.充和先生为我题了“师友墨宝”四字.流年似水,十数年下来收获颇丰,仅文学圈内就有五六十位之多,遍及海内外：丁聪、丁景唐、王映霞、王世襄、文洁若、无名氏、龙应台、司马中原、冯亦代、吴祖光、张充和、张香华、张默、陈若曦、余光中、范用、黄苗子、宗璞、柯灵、柏杨、周而复、周有光、季羡林、胡絜青、席慕蓉、萧乾、梅志、黄裳和董桥……
我之求墨还是有点“艺术”的.求得王映霞的字后,我给她刻了一方名章、两方闲章.当时她闲居深圳,高兴之下给我寄来三幅字.记得我拆信时有两位同仁在侧,他们嚷着“见面有份”.我信手给汪修荣、张冲一人一幅,大家同乐.不久,托朋友在广陵刻印社一笔买了二十盒精印的《北平笺谱》,足费我当时三个月的薪俸.除答谢已为我留墨的前贤外,同时“特供”给雅好此物的师友.朋友们笑话我在搞“感情投资”,我戏称此举是“广种福田”,实则是做广告：“斯人有此癖”,以便他日我向对方摊开册页时,他不至于感到意外.
我之求墨方法是因地制宜.对方是深居简出的长者,多借组稿之便,拜访时“顺手牵羊（字）；作客金陵的名流,我适时堵截“雁过拔毛”；同辈友人光临寒舍,便是“守株待兔”了.当然,有时也很“俗气”,不少是在杯盘狼藉的餐席上完成的.记得庚寅冬月,黄裳先生作金陵故地游,我陪同先生览老虎桥监狱旧址,访胭脂井,登鸡鸣寺豁梦楼,行色匆匆.在凤凰台餐桌上,我摊开册页,先生念我鞍前马后之劳,欣然命笔述其走马观花的经过,幽默地说我助他游览,行色匆匆,“自笑如老伶工登场点到而已”.
我游走于众多前辈中,颇有如鱼得水之乐.大概是自己识人、识事、识相、识趣吧,我求墨的中签率是百分之百.不敢强人所难,更不愿彼此尴尬.春种,夏忙,秋收,冬藏.
退休居家,闲时把玩册页,读墨怀人,百感丛生.师友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甚而连当时题墨时的神态都历历在目.记得余光中重游南京,我请他在鼓楼大钟亭茶社上吃茶,买单之后我捧上册页,余先生凝视窗外远处苍茫暮色中的鼓楼和近在咫尺的大钟亭,信手题下诗句：“鼓楼之下,钟亭之上,故人重叙,其乐洋洋.”
读墨、读人,亦是读史.
题墨者的哲思、智慧、识见、情趣、生存状况乃至与受者亲疏程度,都融在他那三两行文字中,令你回味.每幅字都蕴藉一个故事.再说王映霞吧,我拜访她时,她孑然一身蜗居在上海延安中路一弄堂中.居室狭小,孤床紧靠饭桌,桌子挨着冰箱,冰箱顶着墙脚,家具油漆斑驳,全是陈年旧物；但收拾得相当整洁,冰箱上还有瓶鲜花.准是我言谈中曾言及她的居室不敞吧,她就写了“室雅何须大”来回应我.言外之意是“酒好不怕巷子深”.你这金陵客来上海滩访我,不是因为我的“室雅”有“花香”吗？何陋之有！浏览、留意册页上所有的题字,个性色彩特别鲜明.
萧乾题：“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他吃过全说真话的亏.
丁聪题：“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论.”那是他上过违心之论的当.
梅志录的“勇者除虫菊,临仇笑懦夫”是胡风的诗句,是她对胡风耿介个性的颂赞.
龙应台的“什么都不相信之后才能再信,再相信”,这充满哲思、睿智的警句,彰显她的怀疑精神.
胡絜青题字,时年九十二.沧桑一个世纪,她什么没看透？面对落晖,她关心的只是颐养天年：“福自人得来,寿在乐观中.”此话极富科学道理,养眼、养性、养心又养身.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前辈对我的希望、鼓励和祝福.
冯亦代：“希望编出更能垂之永久的好书传到后人.”范用：“甘当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
令我备觉温馨的是王世襄：“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 他从一个作者的视角,表达了对编者的尊重和对编辑工作重要性的认同.……有的师友地处偏远,隔山隔水,面都不曾见,我无法将册页呈到他们的手上,譬如港人董桥,我就只好请他“另纸”书写,附在册末.对待“欠账”我亦难忘怀.夏志清先生曾多次允诺要给我写幅小楷,因不胜忙碌而无法兑现.我正考虑是否要厚着脸皮去“索债”！
“犹恋风流纸墨香”（丁景唐题）,“恋”着的是“香”,恋不到的只能是遗憾了.
苏雪林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回故里探亲,我闻讯当日赶到合肥去“拜会”,她是我的作者,请她题字该不难的.可老太太那时一直坐在轮椅上,上上下下要人抱,吃饭要人喂,我只好把册页装进包里.
某年随一位同道拜访金克木.他们是熟人,寒暄后那朋友即请先生挥毫.天时、地利、人不和,那是我第一次见金先生,与那同道朋友相交又浅.我识相、识趣,没敢凑热闹.扼腕的是,此后与金先生再也没有面缘了.现在想想实在后悔,我当年为何脸皮不厚一点,即使让朋友“不屑”一下（不至于）,让金先生勉强一下（肯定不会）也值！
后当我发现居然没有周有光先生题墨（惟有他与允和先生题在照片背面的两句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时,委实遗憾,遂觍颜请一百零五岁的周先生“补题”.周先生慨然应允,信笔题了他的一句名言：“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收藏墨宝,就是收藏友谊；收藏墨宝,就是收藏人生,也是在收藏历史.清赏翰墨,睹物思人；感慰老怀,不亦乐乎！
辑藏题签
收藏这一行当门类繁多,仅纸质而言,就有钱币、邮票、电话卡、藏书票乃至字画.惟我“独树一帜”,玩题签.
所谓题签,即为书名题写的签条.刻下俗语“书卖一张皮（脸,封面）”,而书名恰似人之五官,彰显尊容.题写书名者多系书家、社会名流,或与作者有着某种渊源者,因此题写书名时都较慎重、认真,多用毛颖写在宣纸上,下钤一方书者印鉴,古色古香的书卷气溢满方寸间,不啻是件玲珑的艺术品.题签不易得.一部书只有一枚,它的不可复制性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且时人设计书封十九都用电脑操作.题签非出版者无缘触及,难以问津,雅而有品的题签更是可遇不可求了.我刚做编辑时并不珍惜,直到若干年后“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我始开窍,着意收藏.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江苏出版总社（高云岭五十六号）新大楼落成.粥少僧多,总社属下的几家小社抓阄问鼎.我们社手气臭,抓到的是兄弟社倒腾出的新华印刷厂内的老房子.入住是日,我收拾好办公室,提着水瓶到楼下锅炉房冲水,见到老房主遗弃的一堆旧书报垃圾堵在楼梯口,你踩来,我踏去,如履大道.我是一个喜欢“捡破烂”的拾荒人,想从中淘出一两本感兴趣的旧书,便放下水瓶翻检起来.两手苍苍十指黑,不经意却发现一卷绳扎的纸片,打开一看是封面设计的样稿.首页的一张版样纸上粘着一枚题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绍虞题”.那是古典文学大家郭绍虞先生的手迹.同款不同式的有三帧,大概是供美编选用的.我捏在手中好不高兴.过路的同仁取笑我是不是在找存折.我只笑不语,逐页翻觅.直拨弄到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块“大馅饼”：两指宽、七八寸长的宣纸条上赫然写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右侧还有铅笔标注的印痕,没有署名和印章. 全凭经验,我一眼认出那是茅盾先生的手迹.我欣喜若狂,大喊“我发财啦”！乐极生悲,一不小心把放在墙边的水瓶踢爆了.回到办公室,我与手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等九院校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比照,毫厘不差.虽然这枚题签缺少署名和印鉴（大概是另纸写就拼版）,这一雅物充其量只能算个“断臂维纳斯”,但茅盾先生的字写得相当苍劲、清秀,有种沧桑的历史感.我将其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悦目,赏心.
这一启蒙令我辑藏题签的意识日增、兴趣益厚起来.一方面留心周遭有人文价值的题签,一方面当我组到有品位的文稿时,不忘请相关的名流雅士题署书名.甚者,不惜辗转相托,不远万里,求到大洋彼岸.
旗开得胜,自茅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我的辑藏题签的领头羊,果然吉羊（祥）.十多年来,我已搜罗到巴金、冰心、曹禺、顾毓琇、萧乾、赵朴初、周而复、吴祖光、黄苗子、王世襄、王映霞、柏杨、林海音、朱屺瞻、胡絜青、钱君匋、俞振飞、黄宗英、郁风、文洁若、张兆和、张充和等四十位社会贤达、文坛耆宿们的题签.他们或楷、或隶、或篆、或草,不拘一格,或庄、或谐,自成风流.
我拥有的题签多为大家们应邀为我所编辑的图书而署,每枚题签中都或深或淡地蕴着温馨的故事,或多或少地藏着先贤们做人的风范.
巴金题的“探索人生”（巴金、萧珊集）、冰心题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吴文藻集）和顾毓琇题的“浪漫人生”（赵元任、杨步伟集）,都是他们寿登九五后所作,倘从题写书名角度来说,或许是他们各自的“绝笔”了.
令我感怀的是曹禺先生.此前我无缘结识,更无面缘.他的信址还是舒乙提供的.我只凭自己的一封短简,他便很快将题签寄来.遗憾的是有笔误,不能将就,我硬着头皮恳请他重题一款.十天不到,他便将新题的“爱的新月”（徐志摩、陆小曼集）挂号寄来.事后方知,那时他已住北京医院,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张兆和题的“多情人不老”（周有光、张允和集）,大概其姐张允和没有把题写要求说清楚.兆和怕来回折腾贻误出版期,以横式竖式、断句不断句不同样式,一下子写了十六帧供选.黄宗英最先写的一帧“ ；——命运的分号”（冯亦代、黄宗英集）,付邮时,冯亦代嫌其草率,特附信云：“我们的脸皮太厚,决定重写.”不日,即将重新写好的若干份寄来.黄宗英后来对我说：“纸笔都是上街新买的.”
令我抱憾终身的是愧对了朱屺瞻、赵朴初两先生.我请他们题“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因故未成书.两位先生精彩绝伦的题签,无缘再与读者见面.
辑藏,本就是雅玩（以升值为旨者另论）.既是玩,不必太刻意.做个有心人即可,随缘是福.我想根据自己所事行业的特点玩收藏,一是辑藏起来方便,往往会“得来全不费工夫”,二可玩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特色来.乐在其中也.
品味手稿
大概是职业本能,我对作家的手稿十分钟爱.余生也晚,跻身编席也晚,俟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编辑,已很难读到手稿了,偶尔见之,也是复印件.
新千年后,案头文稿更是清一色的电脑吐的方块字,甚而连函札亦然.再以后就是“电子版”了.科学创造了文明,也“毁灭”了文化！打印的文稿固然整洁、清爽,看起来很“悦目”,编起来很方便,但我总觉得不如读手稿那样“赏心”.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打印稿像瓷皿,手稿像陶器.前者珠润、雅洁,多少有点“冷”；后者原始,甚而粗糙,却不乏“热”,有种莫名的亲和力.特别是那些内容上乘,字迹又漂亮的手稿,拜读起来悦目又赏心.此外,打印稿读起来总有一种“纸上得来”的感觉,文意一览无遗.读手稿则不然,能隐隐脉察作者的手温,特别是作者增删、勾画涂抹的那类手稿,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多了：文脉走向变异、遣词造句的润饰以及对作品意境的提升……甚而从字迹书写之变化,可窥视作者创作时心境的平和或浮躁.总之,有种“躬行”后感受到一种交流的快意,不仅品出了作品文字外的天空,而且滋补“作嫁”人自己的身心.倘读到像鲁迅先生用毛笔在稿笺上耕耘的手稿,只有沐手焚香方才有资格展读了.
物以稀为贵,珍物更以鲜而昂.据说,鲁迅先生的手稿市场价一页需四五万元,且市面绝迹.鲁迅以降的名家们的手稿多为博物院、图书馆收藏.文物拍卖市场偶露一两页,必为藏家所追捧.我想一名家经典名篇的手稿,远比同一层次名书画家的精品更为可贵.前者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后者是可“批量”生产的.
手稿像良田、绿洲,与时代脚步的风沙渐离我们远去了.这算不算一种悲哀呢？
文如其人.手稿如其人.
我素留意作者的手稿,特别是我所推崇的前辈作家.三十多年前,桥梁专家茅以升惠寄一份他的《关于“中国石拱桥”的创作》手稿,亮丽极了. 老先生的功力很深,不仅文笔老辣,叙事简洁,书写时也一笔一画,钉是钉,铆是铆,银钩铁划工整得直可入帖,简直是件精美的工艺品,一展科学家独有的谨严之风.与其相映成趣的是年近九十目力全衰的周汝昌的手稿则是“天书”了,惟有他的女儿周伦苓方能辨认、诠释. 即令目力如此,周汝昌也坚持用自己的思维、行文方式完成作品,足见一个老作家的创作风格.而戈宝权的手稿,字迹比蝇头小楷还小,简直是字如蝼蚁,但绝对爽目.
因我喜欢收藏作家手稿,画家吴冠中将他的散文名篇《水仙》手稿惠我.此稿其风格与茅以升先生截然不同.吴先生信手写来,文思如泉涌,汪洋恣肆,自然而亲切.就文本而言,词句有增有删,有删后又恢复,稿面圈点涂画,杂而不乱；就书写而论,文字有工于方格者,有驰骋框外以至游离于稿笺天头地间,好像天马行空一般.诚如《水仙》一文描摹水仙时云：“水仙非仙,清白清静自成仙.”吴先生的手稿自由挥洒,彰显艺术家的本色.仙风道骨是精神.
我收藏顾毓琇九十九岁时的一份手稿,那是他为自己的《百龄自述》所作的序.全文千余字,思路清晰,文字表述畅达,字也写得认真,繁体竖写,只是竖行有点“不正”,字迹也有点“发飘”.显然,那是年寿太高,握管无力所致.就美学观点评判,似无多少可称誉之处,不过,寿登期颐本身就是奇迹,百岁人瑞的手稿更是可遇不可求,更何况那是他的“绝笔”文稿,其意义就更非平常了.
健在的一些文学前贤们,极少数的能与时俱进,换笔用电脑写作,百岁寿星周有光屈指数一,绝大多数前辈作家仍在方格内耕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手稿也倍加珍惜起来,将手稿自留,请人打字后再外投.即令他自己无意保存手稿,后人也着意收藏.我的一位编辑同仁收到一位前辈短文的手稿,很是高兴.孰料不几日,那位作家来信嘱托,希望编辑在文稿植完字后“掷还”！我亲历过一些有身价的大家们的信,原件自存,以复印件寄受者.
先人的手泽是后人最佳的纪念物.对作者来说,那些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文字的手稿,更为牵心.
若干年前,我拜访耄耋之年的宗璞,与她谈起冯友兰先生.她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曾给我供职的《东方纪事》杂志写过一篇《九十华诞会》,洋洋数千言,详细记录先父冯友兰九十华诞会的盛况.她问我她的那份手稿还在否？她这一问,问得我措手不及,我支支吾吾,说“找一找”.其实早为我藏诸箱箧,实在舍不得还她.我知道她绝不只是自恋自己的手稿,而是怀念慈父,那一字一句、一笔一画,甚而连一个标点的使用都融着她对父亲的爱.
由我所藏的为数不多的手稿中也可看出历史的脚印、科学的日益昌明.某年我因出版社搬迁“偶然拾得”的一摞手稿,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是时印刷都是铅排,手稿稿面有排字工的手印,稿面污染,墨迹斑斑,连校对逐行折叠的印痕都依稀可见,连所用字号、文稿编码都标注得十分清楚,足见前辈编辑们的敬业,且多用毛笔.而九十年代排版所用原稿都是打字稿,稿面光洁,没有斑痕了,编辑大多用圆珠笔,鲜见毛颖了.
我极精心收藏先辈手稿,深怕有个闪失.可是越怕越出问题.1993年,冰心赠我一页吴文藻的手稿,写在五百格大稿纸上,那是她从民族研究所专为我要的.我怕弄丢,怕折损,思虑再三要放在一个最为稳妥的地方,夹在某本重要的夹子中.几次搬家,几番整理,当要用这页手稿制版时,箱底翻朝天,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真叫穷人腰里有块铁,走路都要捏三捏,最后还是没能“捏”住.现在只好用备存的一件复印件代替.这真叫悲哀.收藏手稿还真是收藏历史,趣味无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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