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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周恩来总理的胸怀
周恩来总理诞辰90 周年时,李先念写过一篇怀念周总理的文章.文中引用林则徐的诗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然后指出：“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这代表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对周总理博大胸怀的评价.从“”中过来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周总理是什么委屈都能受的,是有着“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的奉献精神的.他们也都是敬佩周总理的胸怀的.
始终有一个“大”字周总理的胸怀里一直有这个“大”字.他在小学读书时就用毛笔写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他在《尚志论》作文中写道：“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计其大”即救国家、尽力报效社会.革命胜利后,周恩来担任新中国总理27 年.他胸中的“大”字,就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1972 年11 月,他曾说：“20 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上天”即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是国家整个科学技术、工业、国防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周恩来为“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在运筹、组织、管理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东西是GDP 所不能代替的.说：“如果60 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周恩来在为农业现代化奋斗时,特别重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水利方面,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许多重大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文献.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
“上天”和水利这两件事,都是让周总理挂帅去抓落实的.周总理抓这两件大事,始终贯彻着一个当前服从长远、小局服从大局的大局观.他抓两弹一星,高度重视协同作战、集智攻关.这件事让杨振宁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抓水利强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强调统筹兼顾,很好地协调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始终有一个“忠”字郭沫若在悼念周总理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周总理是一位忠诚的总理,是一位对人民忠诚、对国家忠诚、对党忠诚、对忠诚的好总理.周恩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处在党和国家关键位置上且担任了27 年总理的领导人.作为总理如何处理好与主席的关系？这是体现周恩来胸怀的突出方面.讲周恩来的胸怀,不可能绕过毛、周关系.成为主席,成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是党选择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周恩来也参与了这个选择.在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推举领导红军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选择也体现了周恩来的胸怀,选贤与能的胸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胸怀.体现周总理胸怀的毛、周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第一,毛、周关系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协力关系.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的是总战略家、总决策者和理论家的角色；周恩来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在一首诗里所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建国后更是如此.他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许多事情都是管方针、路线、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例如,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与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下定决心做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具体的组织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例如,在1972 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 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尼克松在北京访问,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尼克松认为,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进行具体而务实的管理,“好让毛全神贯注于做国家超然的精神领袖.”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虽是极而言之的话,但却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毛、周关系是忠诚与信任的关系.周恩来处处维护的领袖地位.在周恩来面前,任何损害领袖地位的图谋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64 年赫鲁晓夫,周恩来率团出访莫斯科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粗野地说：“我们可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的呢？苏中关系不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搞的！”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的决定.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有一次,一位记者为了抢拍的照片,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周恩来的肩上伸了出去.拍完照片,周恩来回过头来,记者才大吃一惊：“啊！ 总理！”信任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说：新中国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尊称“总理”.与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从细小侧面反映着对周恩来信任中透出自然、亲近.第三,毛、周关系是善于迂回、等待与高度尊重的关系.周恩来在《学习》一文中曾指出：“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如何对待的错误、同的分歧？周恩来从不采取直接批评、直接对抗的态度,而是一贯采取迂回、等待的态度.在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意见分歧中,周恩来就采取了迂回、等待的态度.在“”动乱中,周恩来也是采取了迂回、等待的态度.周恩来的这种迂回、等待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避免了分裂.
对周恩来在分歧面前的迂回、等待是尊重的.如对他的反反冒进,在1960 年的十年总结中,实际上承认周总理是对的.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始终有一个“慎”字周恩来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总理,这与他的绝对忠诚和大局意识分不开,与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泄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的才能分不开,也与他胸中始终有一个“慎”字分不开.他是谦虚谨慎的典范,也是“案无积卷,事不过夜”的典范.
周总理谨慎的工作方法最重要的有四条：第一,谨慎恐惧.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谨慎恐惧”.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谨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周恩来抓水利、“上天”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谨慎恐惧.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第二,求同存异.建国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建国后,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求同存异.如：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他在处理中美、中日关系时也是重视求同存异.在内政上,他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周恩来正是由于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所以具有能把各种思路不同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第三,中和守衡.一位外国朋友曾说：在周恩来身上,从来没有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这句朴实而平凡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出周恩来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点.例如,在处理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反对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指出：“在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几个月后,他又指出：“处理好上下关系,既要做到集中统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须都照顾到.”例如,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问题,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他借鉴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视工业,影响民生的教训,指出：“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第四,谋定而后动.在外交工作和国家建设中,如何处理目标与步骤、谋划与行动的关系？周恩来的一贯做法是谋定而后动.他重视事前的计划、运筹,强调预备好了才行动,有目标地稳步前进,不打无把握之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始终有一个“献”字周总理的胸中始终有个“献”字.他是只讲奉献,不图索取的典范.周总理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首先表现在勤劳工作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周总理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勤劳是其原因之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他被外国人称为“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他能管得过来,能管得有条不紊,靠的是勤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 小时,有时在16 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困难时期,周总理直接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省份渡过难关.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 年6 月到1962 年9 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 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现仍保存的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 处之多.这是他勤劳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从1962 年11 月17 日专委会成立到1974 年4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专委会会议达60 次之多.也有人说,周恩来担任专委会主任以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达500 次之多.周恩来的大胸怀、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逆境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乱局中,周恩来需要加倍地勤奋工作,需要加倍地迂回、等待、忍让.这些都是以牺牲他的健康、牺牲他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李先念说周总理在“”中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周恩来也曾说“”使他少活10 年.他为什么不去当个逍遥派,图自己自在呢？他为什么不去称病稳退、明哲保身呢？很简单,这不是周恩来的胸怀,不是周恩来的精神.周恩来因为在“”逆境中无怨无悔地奉献,才铸造了他“”10 年的苦难辉煌,才有了10 里长街送总理的前无古人的壮观场景.所以说周总理在“”中起了“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所以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始终有一个“廉”字周恩来胸中始终有一个“廉”字.他从不多吃多占,内衣是补了又补,没有什么私人财产,更谈不上什么国外存款.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的政治品德、思想道德、为政官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都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学习的.
周总理的胸怀也装着他的亲人和家庭.这也是与那个“大”紧密相连的.因为孝敬父母、爱护妻儿的人才能爱国爱民.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连自己的妻儿都不爱护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家、爱人民呢？( 摘自《党史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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