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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协作的《土家族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回顾
王双林
（湖南省民委,湖南 长沙 430100）
摘 要：编写《土家族文学史》既是四省土家族协作研究的一个,也为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的成立作了铺垫,把土家族研究推向到另一个高峰.四省协作性的土家族研究积累了许多民族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民族工作仍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土家族；《土家族文学史》；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土家族协作研究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1332（2017）00-0103-081
作者简介：王双林（1928-）,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原湖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国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主要发起人,《土家族文学史》编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研究方向：土家族文学史.
中国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的前身是《土家族文学史》的领导小组和编委会.从成立之日起,经过湘、鄂、川、黔民委四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土家族文学史》这一鸿篇巨著.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发展土家族经济文化事业,于1990 年在原有基础上成立了现今的中国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原领导小组成员,多数已被选进协作会领导班子.原书没有选用完的数以百万计的可贵资料,转呈给协作会继续进行有关民族工作和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并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作用.
现在,我对过去了的那段关于民族工作研究的光辉历程简略的作个回顾.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加之年代较远,可能会有些不尽详尽欠准确和难尽人意之处.但我作为一个民族工作的亲历者,我想通过这些渐行渐远的回顾,对当前和今后的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的发展,对协作会今后的工作,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湘、鄂、川、黔相邻的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或杂居着五百万土家子孙.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融合移植,培育了土家族人民独特的个性气质和民族风俗,勾勒出土家地区极具风情的人文风貌,创造了独具风采的土家族文学艺术,汇入了浩浩荡荡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洪流,为丰富和发展中华多元文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在我担任湖南省民委主任的一九八五年,、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中国文联联合给湘、鄂、川、黔（当时的重庆隶属于四川省管辖,下同）四省相关部门下发了关于编写《土家族文学史》的文件,要求四省的相关部门合作承担这一任务.从此时开始到一九年十月圆满完成,历时四度春秋,终于编写完这部四十万字的鸿篇巨著.同年十月,在湖北武昌召开了总结大会,与会者高兴地将这部四省兄弟通力协作、历经四年、四十万字、在共和国四十周年大庆之际得以出版发行鸿篇巨著称之为“四四雄文”（以下称“雄文”）.与中国土家族五百万人民见了面,向党汇报,给国庆献礼.
在武昌总结大会结束时,湖北省民委特意盛情款待了四省兄弟的参与者.大家即席或引吭高歌,或赋诗起舞.向国务院申报土家族民族认定的第一人、德高望重的教授田心桃和湖南永顺县政协副主席彭勃同志用土家族语放声高歌,独有的土家民族气氛特别浓厚.大家同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一道,共庆民族平等,共祝民族团结、祖国繁荣昌盛.
我作为时任这一雄伟民族史志工程的领导小组组长,为在二十年前的正值国庆四十周年“雄文”得以出版而感到心潮澎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二十年后的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暨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成立十八年之际,回顾那段光辉的历程,仍然心驰神往,难以忘怀,恍惚又回到当时四省兄弟亲密相处,携手合作的风光岁月.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雄文”远远超出土家族一般文学的价值.她既不是一部“遵命文学”,也不是一般“琐事”记述,更不是道听途说的“奇文”,而是从多方面反映了五百万土家人的历史真相.当今研究土家族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和这部“雄文”内容相比.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土家族文化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是土家族高层次的一部文学巨著,是土家族四个文明建设的一项宏伟工程,是土家族有史以来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因此,她也是土家族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部“雄文”工程的运作成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四省兄弟团结奋斗的成果,是负责编撰此书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体现.
在回顾我们共同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有如下的体会.
一、有一个团结齐心的领导班子
四省的任务明确后,如何保证实施,领导班子成了关键所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至八日,湘、鄂、川、黔四省民委主任和部分民族理论工作者,云集湖南湘西州永顺县,召开了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家族文学史》编写筹备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县民委主任覃文仲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准备,考虑得很完善,运作得很周密,会议开得很活跃、很团结、很成功.会议期间,永顺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全部应邀参加.时任州委书记、后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土家族的杨正午同志和州委相关领导及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以示大力支持.会上传达了四部委文件,选举成立了领导小组和编委会,研究了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分工、工作方案和实施措施.会上选举了以我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湖北、贵州、四川三省民委主要领导同志为副组长,确定了编委会和秘书长,聘请了顾问.从此这项宏伟的编写工程就有组织、有计划地进入了四省合作、全面启动的新阶段.
顾名思义,领导小组成了完成这项工程任务的具体领导者.大家深知各自肩上担负着五百万土家儿女的殷切期望,我们认识到一个共同的责任叫“承担”.我们这个领导小组的组成,充分体现了团结、齐心、实干、配套的特点.其成员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和汉族,体现了团结开放的精神.
首先,从功能结构上讲,是比较配套齐全的.我被选为组长,其责任主要就是将大家组织起来,集思广益,各尽所能,协调关系,十分注意发挥大家的集体作用,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共同奋斗,为保证这本书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就是我的心愿和责任.虽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认真的,尽责的,在具体运作中,我从整体工程运作构思和宏观决策以及各个主要环节尽量衔接好,避免失误等方面的方案多考虑一些.
我的助手彭继宽,他对民族工作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均有较高的专业水平,是这项工程的“资料库”、好参谋,与人相处都感到他是一位诚实、厚道的好伙伴.后来彭继宽同志任湖南省民委副主任.在完成这项任务中,他成了我难得的有力助手和参谋.
其他三省的民委负责同志被选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其中,袁仲由同志是湖北省民委主任,他为人谦虚,和蔼可亲,不计较个人得失,能言能写,讲究原则,善于团结人也善于用人,工作负责,扎实细致,是一位难得的土家族的领导者.他有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叫牟廉玖同志,是省民委副主任,原系部队转业的师职干部,在他的身上既有受过部队严格教育和锻炼,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文学修养,又有地方民族工作研究的强项.因而,他的整体素质构成了他多才多艺,干劲十足,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而且性格也格外活跃,善于鼓动,凡会议有他参加,就显得颇有生机,气氛格外热烈,给人有明星般的感觉,他是仲由同志难得的一位好干部.
四川省的副组长叫白新民同志,属后来重庆市黔江地区政协副主席兼地区民委主任,是土家族中一名公认的“帅哥”,他从容自信,年轻有为,性格开朗,感情深厚,善于社交,很有活力,言谈举止,总使同仁感到格外亲和,给大家带来欢乐.人们称他和牟廉玖同志是一对“政治笑星”,他们总是在工作中给大家带来活力,在生活中给同志们增添无穷的欢笑.
贵州省的副组长是省民委副主任,叫张人位,侗族.他工作热情高,互助精神强,识大体,顾大局,民族感情深,充满兄弟情,是一位难得的合作者和支持者.铜仁市贵州省土家族比较多,且集中的地区,因此,他的助手是该地区民委副主任的田鸿同志.他为人谦虚,和蔼可亲,严于律己,讲究原则,工作积极,作风朴实,彼此相处如宾,大家亲切地叫他“田热情”.
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难得的热情的民族工作者,还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上层人士和专家教授.从上所述,这个班子的配备是相当不错的,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从另一方面看,虽然班子个人的才华和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都相当不错,但毕竟都是来自四省的四面八方之才,彼此的经历、经验、水平、工作方法和作风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相互间缺乏共事的基础和经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各方优势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力量,统一意志地去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就成了检验这个班子运作能力的关键.因此,一开始,作为组长的我,就十分注意强调,大家下决心要坚持“团结第一、整体第一、质量第一、贡献第一”,从而得到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特别是袁仲由同志和白新民同志的全力支持,且在后来的实践中证实了我们这个班子是团结的班子,是个齐心的班子,实干的班子,有责任的班子,是个功能齐全配套、能当家作主的好班子.
二、有一群能干实事的精英队伍
领导班子确定后,工作班子如何挑选和组织好,如何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各个不同环节都能从量化到细化,这是整个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的基本保证.由于这部巨著内容涉及到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有的有文史资料可查,有的是无文字资料可查的大量民间口头文学,还涉及到民族宗教和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融合演变等,内容十分丰富多彩.因此,参与和支持写作的精英队伍就显得十分复杂和特别重要.
以族别论,有土家、苗、侗、回、白等民族；以文化论,有专家、学者、教授,还有文盲半文盲的民间歌手和民间故事艺人；以地位论,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高级干部,有工、农、兵、学、商一般成员,他们中,有的曾为民族工作鼓与呼而被错误地打成,有的甚至在中因讨伐被打成反革命而险遭杀头等.这是一支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充满革命和民族感情的特殊队伍,也是一支难得的甘为“雄文”拼命现身的坚强队伍.
尽管情况如此特殊,但他们的共同誓言是：“一切为了这本书,这本书高于一切.”他们心里是这么想,实际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
如对土家族文学很有研究并出书若干的土家族民族专家彭武一同志,他年逾古稀,为了给这部“雄文”寻找素材,马不停蹄的先后跑了七个省、市、区的有关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史部门,废寝忘食,不厌其烦地查阅有关文史资料.他所背的小背包,经常装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笔记本,二是几个用来充饥的馒头,口渴了就喝自来水.一星期不洗澡,半个月不换衣服他也不在乎.以“一箪食,一瓢饮”的简单生活方式,坚持工作,拼命为“雄文”的成功而尽力.
后来武一同志因患癌症到了难以起步的地步,才由组织上硬性强迫他进了湖南省肿瘤医院,医生出自内心的劝他专心治病多休息,少动脑,以减轻精神负担,争取早日康复.他却说：“治病与任务同等重要,只要我人还在呼吸,手中的笔就不能停”.正式这种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支撑着他不停地笔耕.在他住院期间,我和彭继宽同志先后多次前去医院探视他的病情.最后一次看望他时,他已经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了,我们劝他好好养病,而他却十分动情、费力地对我们说：“我深知自己患的是绝症,死我不怕,我可以含笑而去,但我深感遗憾的是《土家族文学史》分给我的任务尚未完成,我死不瞑目！”我们三人紧紧地握着手,眼泪默默地流出.就在我们轻轻交谈中,武一同志却突然停止了呼吸,他的双眼还是半睁着,似乎还为自己感到任务尚未完成而内疚……我强忍内心的痛苦,用手轻轻地抹闭他的眼睛,请他放心地一路走好.这时,我和继宽同志都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眼中的泪水忍不住滚滚而流.我们为有这么一位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好同志过早离世而悲痛万分,也为同志加兄弟就这么阴阳别离难割舍.正因为我们这支精英队伍有这种可亲可敬的献身精神,构筑了“雄文”可贵的精神支柱,真实的反映了这支精英队伍优良的品德和钢铁般的意志、毅力者不乏其人.
在我们这支特殊队伍中还值得重重一提的是我们的主编之一姚纪彭老师,他是一位汉族教授.为这部“雄文”承担重任,精心设计,为保质量,甘为老牛,尽职尽责,力蹄自奋,为“雄文”的问世,他无私的付出了自己可贵的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起到了难得的总设计师作用.
还有一位土家族教授曾庆全同志,他是“雄文”的总顾问,他思境似海,笔力如山,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受编委会邀请,两次以数月时间,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反复修订,为保证和提高这本书的质量,力尽了他的光辉才华,做出了份量很重的宝贵贡献.类似精英,屈指可数,借此一笔,一一致谢,以示铭记.
三、有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好环境
我们编写这部巨著,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热潮中起步和竣工的.大家深知,我们的先民,远在数千年前,就在这四省相邻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开发了这块土地,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必须优化我们的观念,克服我们的不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去请进来,将自己的优势与别人有力帮助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才能出优质的成果.
于是,我们的精英们表示既要积极广泛地搜集和整理土家族的原始资料,这是本文的基础；又要勇于跳出土家族的圈子站在外面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写得更客观些.通过取长补短,大家确实深深地认识到在实践中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自己感到困惑时,只要站在外面一看就比较清楚,问题也容易解决.这既有效地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又能扩大视野,吸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和先进经验.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既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人员的组合到具体行动都体现了这一知道思想.如主编之一的姚纪彭老师,长期从事土家族文学研究,并早就从事过土家族文学史的编写.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人位同志,曾是侗族文学史的主编,很有这项工作的经验.正是由于我们真心真意地向汉族老大哥和其他少数民族兄弟虚心学习,从而才使得这部“雄文”每页的份量都显得那样厚重、那样有光彩,获得了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土家人民的高度赞扬.
四、有一套科学的运作方法
四省合作,人才多,力量大,关键是要齐心合力,否则,各持己见,不仅各自的优势难以发挥,而且会抵消彼此的积极性.大家认为,以往四省之间的相处,总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差距,就土家族源和某些习俗而言,相互之间的看法很不一致.
湖南的民族专家和学者中有的同志认为其族源是以原当地土著先民为主体而融合了其他民族发展起来的；湖北的民族专家和学者则认为是古代巴人为主体而融合其他民族发展起来的；有的说是从贵州而来,也有的说是从江西而来,诸说不一.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县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又如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传统性和开放性如何结合,以及自己写与别人的相互关系；“雄文”总体性的历史与现实份量如何相对平衡和控制；对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汉化是进步表现还是退化表现；甚至还有“中心”和“非中心”的提法等.
这些从思想认识到客观存在的不同观点,我们当时初步摸了一下,梳了梳辫子,大小共有五十七个之多.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或处理不及时,就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四省之间的团结共事,影响到我们整体形象和整体力量的发挥,还会影响到我们编写工程的进度、速度和“雄文”的质量.但在这五十多个问题,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一个一个区具体的解决,而是采取分门别类根据工程的进展和责任分工,分阶段的去解决、去消化.
我们从实际出发,注意到：一是要积极主动,问题一发现就要设法面对,不能回避；二是要用大道理管小道理,从全局和政治上辩证地考虑和处理问题,绝不能只就事论事,顾此失彼；三是增强团结意识,用集体力量推动编撰工程的前进；四是四省按分工包干,先行自我消化,然后相互通气协调,综合性地解决；五是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凡涉及到四省谁分工负责范围所出现的问题,就由谁去负责积极主动解决,绝不能相互推诿,听之任之,让其扩散,造成被动.
比如在永顺的第一次会议后,就出现湖南的同志背后议论谁是“中心”问题.兄弟省的同志听了就有看法.此风在会后继续扩散,如听之任之,不去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到兄弟省的友好合作气氛.于是在第二次秀山会议期间,一开始我就找到彭继宽同志商量,专门将湖南的彭武一、彭秀枢、彭勃“三彭”到一起谈话,他们各有代表性,彭武一同志是多元论者,彭秀枢、彭勃两位是“中心”论者.重点是解决后两彭的观点,先说明情况,再交换一件,最后我向他们提出四点要求：（一）会上不争论“中心”；（二）会后不搞串联活动；（三）以大局为重,与兄弟省搞好团结；（四）谦虚待人,称兄弟省为“大哥”,以心换心,促成合作.谈话后,三人一致表示：“听组织的话,服从大局,绝不说影响团结的话,绝不做影响团结的事”.会后效果很好.湖北省民委主任袁仲由同志谦虚的说：“湖南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是老弟,要向湖南的同志学习.”后来大家相敬如宾,友好始终.
在具体运作中,我们还注意到,有因人制宜的,也有因事制宜的,还有因地制宜的.如刚一开始就碰到各省各地都想将自己所在地的典型内容往“雄文”中挤,争有一席之地,且相争的势头很明显.这时我就在大会上提出：“坚持真理,团结合作,严格要求,保证质量,突出重点,相对平衡,求同存异,集中.”后来成了四川酉阳审稿会议的指导原则.
又如在讨论土家族源这个问题上,众说不一,纷纷相争时,湖北省民委主任袁仲由同志和中南民族大学彭英明教授都主张多元共存.这两人的发言很有代表性.袁是湖北省民族工作的主管者,属民族工作专家.彭英明同志是当时中南民族大学最年轻的土家族教授和校长,他思想性、包容性都很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组织才能,善于从政治角度提问题,从组织角度团结人.因此他俩的发言富有权威性,我就借题发挥,一方面肯定他俩客观正确,另一方面我也就湖北恩施会议上提出：“多元一体几千秋,青史灿烂今日修.盛世同振比兹卡,武陵春满转脚楼.”后来成了克服土家族源“中心”之争的共识.
为巩固这一共识,我们领导小组和编写小组工五十多人到湖北长阳县武落钟离山参观.湖北当时的具体组织者是长阳县的老县长刘光荣同志,他对土家历史和现实情况都很有研究,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敬重的土家“老黄牛”,他对工作很负责,民族感情深厚.在他的静心组织下,参观留下许多可贵的观感.我当时写的是“极目巴山土”,彭英明教授写的是“民族之源”,夏国康写的是“土家圣地”,牟廉玖同志写的是“族自斯繁”.湖南省作协主席孙建忠同志写的“寻根到此”……成了那次参观的思想归宿.
通过实地参观,四省的同志和专家教授们收获很大,加深了感情,加强了团结.后来大家又参观了湖南永顺县的老司城,对这座素有“土司小朝廷”之称的商城古都,更加深了对土家族历史悠久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增强了四省间的民族团结,有力地推动了我们民族工作全面深入有效地开展.
又如土家语言、风俗习惯的汉化现象,如何认识其性质问题.争论是相当激烈的,其中,一是主张保持自己民族语言和习俗,否则就失去了民族特色,就会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位置,等于不存在了,从而说不能视“汉化”为帮助进步.另一种看法认为“汉化”是在历史发展的相互交流融合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汉化程度越高,越是易于接受和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和提高本民族整体素质.因此,汉化程度的高低应该视为社会进步与否的表现.但汉化不能人为地去强制实施,在一定历史阶段对本民族有益的一些民族特点,本民族人民有要求保留的部分,就应该保留；对某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旧的习俗,应该改革的就要坚持改革,这就是与时俱进,顺历史潮流而动.这是以四川省民委白新民为首的开放派在湖南永顺会议上的发言,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采取了从团结大局出发,用发展观点和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经过平等协商讨论,逐步统一认识,在“多元一体”中,共同前进.
后来我们在湖北武昌总结会议上,大家在回顾对以往四年合作过程中,深深感到,写好土家族文学史,当然应充分发挥土家族自己人、财、物的主导作用,土家族的精英们理所当然地都应为此争作贡献,站在土家族的历史高度,用土家族人的思想感情来认真撰写,才会写出真正反映土家人的历史和现实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但也要十分注意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促使我们用开放的态度,走出去,请进来,将自己的努力与别人的有力帮助紧紧地结合起来,起到事半功倍,结出丰硕成果.
我们领导小组和编委会成员、顾问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五十多人,其中,除土家族外,还有苗族、侗族、白族、汉族等十四人,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四四雄文”这部巨著的编写成功,离不开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老大哥尽力帮助,这是多民族团结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
五、运用“雄文”工程的综合效益,落实各项民族政策
四省的良好合作机制,造就了“雄文”的成功问世,推动了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尤其对落实各项民族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大家感到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的运作,都是在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回顾以往无不是如此走过来的,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有党制定,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保障.作为从事民族工作的我们,其主要职责就是如何执行落实.
几个省的民委领导每次在一起开会时,最后总要多留一天时间,专门就民族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民族政策的吃透、用足、用活等方面交换意见.这其中当然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的有关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相互交流和探讨,同时也共同提出一些关于民族工作的有关建议给地方党委、政府,有的呈报给党和国务院.
由于我们所从事的“雄文”工程,正逢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中进行的,所以在民族地区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活、用足民族经济政策方面研究得比较多.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每次最后一天会议交换意见时,下面上来的同志都把思想和眼光集中在“钱”的问题上去争论.
因为我们四省的民族地区都面临这一现实,各省的民委领导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谈了这方面成功与失败的感受,尤其是湖北民委主任袁仲由同志,每次交换意见时,他谈得多而具体,切入实际.其他地（州）市县的同志也谈得不少.我也在会上谈了我的体会,我说民族地区的一些同志说：“不会要的是要钱,会要的是要政策”,我的看法是：“钱也要,政策也要,但重点要放在政策上.”
因下面穷,要办成一件事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所以钱是首当其冲的,是很现实、很具体的,所以钱一定要,但钱是局部性的,一次性的,用完则完；而政策事关全局性、长时间起作用的,所以重点要放在政策方面.
于是,我讲了我在经济工作的具体运作中,坚持了“四抓四促”的做法.（具体内容,我在《湖南民族工作第二个春天》一文中有述,在此从略）我在四抓四促中,既体现了要钱,更体现了要政策.我刚到省民委时,当时给湖南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每年只有两百万元,我到民委后,大家给我提建议最多的是要争取增加对湖南民族发展资金的投入,于是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白天会上谈情况,晚上到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赵延年家串门,向他做专门回报求救,结果会后给湖南增加到五百万元,在此基础上我找到省政府刘正省长争取省里配套资金五百万元,共计一千万元.后来我又通过副省长周正同志,要求将有支持民族地区任务的省直八个厅局的钱由民委牵头捆在一起使用,这就由一块钱变成了几块钱用,使民族地区每年最多能得到二千九百七十万元的无偿开发资金.这其中要钱、要政策都起作用了,而重点是在要政策上.
六、重重一笔,练出一批接班新材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党在培养各民族的各种人才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大批土家族民族研究工作者和作家、学者,他们借助于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旺盛的创造力,感受着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许多丰富多彩、充满土家特色的各类调查报告和独具民族风情的文学作品.他们以大量的独具民族风格的报告和文学作品,确立了土家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当四部委下达编撰“雄文”的任务后,他们又以更新的姿态、更旺盛的精力和意志积极投入到这一宏伟工程上来.但这支队伍基本上是新中国建国前后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人才.如湖南的作家汪承栋,孙建忠、颜家文,民族民俗专家彭勃,湖北的作家李传峰,民族民俗专家田禾,教授曾庆全,贵州的民族民俗专家思基,四川的学者李绍明,民族民俗专家孙因、白新民等.这些人只能说是老一代的精英,他们无论是谈论风花雪月,或是谈文论政,总是一击则中要害,他们的这种气度,光凭读书是得不到的,而是多少年的实践生活的历练.
相比之下,六十年代后的新生力量却显得单薄,有些力不从心,展望未来,有后继无人的危机感.因此,四省从事民族工作的领导、专家、教授们,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大好时机,有意识地挑选和组织一批新的骨干队伍,放在一线锻炼,以展示他们的才华.他们虽然年轻,社会阅历浅,生活经历不够丰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知之不多,但这些后起之秀文化素质高、思想活跃、观点新颖,善于独立思考,接受新生事物快,优势也很明显,只要将任务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感到这是领导和组织上对他们的高度信任,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这些年轻的一代精英们也真不负众望,以火热般的投入这浩大的工程中.
为完成“雄文”这一工程任务,我们四省先后有一百多为学者、专家、教授、民间歌手、艺人参与.其中百分之三十是来自青年一代的六零后新秀,他们接受任务后,便立即深入到四省边区的土家族居住的大山区,为“雄文”的高质量问世付出了可贵的辛劳.如贵州的田永红、张明全、田鸿鹄,四川的彭林绪、曹风、陈川等,他们历经艰辛,深入土家族山寨,做了广泛的调查,积累并编写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为“雄文”的问世添砖加瓦.
在这一时期,不仅涌现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民族工作者,还产生了大批土家族青年作家,他们在省内外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和文学作品.如蔡测海、李传峰、陈川、温新阶、任光明、田贞见、彭荣德、杨盛龙、彭学明、田永红、彭志明、张心翠等等,形成了老中青一脉相承,风格各异的文学创作梯队,丰富了中国文坛,表现了活力旺盛、后继有人的大好形势.
由此,我们深信我们这个民族,经受着历史的熏陶和现实的锤炼,将会逐步形成独具特色和一定规模的土家族研究工作者和来势强劲的文学创作队伍.
七、重视平台,继续发挥作用
历时四年的“雄文”工程,给四省频繁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对营造湘、鄂、川、黔民族工作氛围起到了相互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这一地区民族工作稳步向前发展,特别是土家族文学的兴起都有明显的效果.因此,运作好“雄文”这个平台打下的良好基础,对先期组织的一百多人,历时四年艰苦努力,搜集到的三百多万字的素材,仅仅只用四十万字,还有极大的空间可以挖掘,这剩下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涉及到土家族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民风领域里,是一笔非常可贵的财富,有待于后期继续加工整理,供后辈形成有用的研究成果,尚有可取之处.
自武昌“雄文”总结会议后,大家就考虑如何将这一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后在湖南永顺及张家界会议上,大家经过充分讨论,认为“雄文”的任务虽已完成,平台的牌子可以转换,但研究工作不应停止,大家同意在原来“雄文”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现今的四省土家族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
时间和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协作会所走过的十八年的光辉历程,是五百万土家儿女所共认的,对四省边境的整个民族工作和综合发展发挥了参谋和促进作用,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出现了大批民族工作、民族经济研究质量颇高的可喜成果.
展望未来,在二十一世纪的年代里,随着经济更加迅猛的向前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必将得到更大的繁荣.因此,祝愿我们的经济文化研究协作会的工作,站在新的历史的高度,登高望远,更上一层楼,在新世纪的前进步伐中,取得更光辉的成就！
2008 年10 月 于长沙
责任编辑：葛政委
文字校对：向华武
土家族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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