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网
这是一篇与洛阳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杜笃《论都赋》为反对立都洛阳而作吗？
陈松青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辞赋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1）
关键词：杜笃；《论都赋》；洛阳
摘 要：自范晔《后汉书》以来,杜笃创作《论都赋》的目的,一直被认为是反对立都洛阳,主张迁都长安.此说值得怀疑.事实可能正好与之相反.
〔中图分类号〕I22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030-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3.005
《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传》（下文简称《杜笃传》）收录了传主杜笃的一篇奏文和与之相关的一篇赋——《论都赋》.该传称：“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 〔1 〕 （第9册P2594-2595 ）同书《循吏列传·王景传》说：“建初七年,（王景）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1 〕 （第9册P2464 ）以上两则材料是现存最早关于《论都赋》的记载,且都认为杜笃作赋的目的是反对立都洛阳,主张迁都长安.
《后汉书》李贤注、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对《论都赋》的主旨没有说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一、宋陈鉴《东汉文鉴》卷二、明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七、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三一等,或予节录,或予全录,也没有说明该赋的主旨.清李调元《赋话》卷七、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等都沿袭范晔的说法.清雷琳等《赋钞笺略》、李元度《赋学正鹄》等笺注评点之著,没有论及此赋.近今学者采纳《杜笃传》的说法,认为：“《论都赋》为劝谏光武帝定都于长安而作,杜笃以为关中表里山河,为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2 〕 （P408 ）“杜笃《论都赋》,最早以赋的形式表达他返都长安的主张.” 〔3 〕 （P241 ）“其主旨在反对建新都洛阳,主张复旧都长安.” 〔4 〕 （P259 ）另有一说认为：“东汉初,朝野人士为确立国都之事众说纷纭,为此,杜笃著本文参与议论.他一方面援古论今,大谈关中长安在历史上、地理上、军事上的各种优势,然另一方面又从现实出发,认为东汉王朝还不必急于考虑建都的问题,首要考虑的是安定和拓边大事,并提出并不一定要放弃洛阳城的观点.” 〔5 〕 （P299 ）此说似乎觉得传统的看法有问题,却又不敢大胆突破.
笔者从阅读《论都赋》的基本体验出发,结合汉赋创作中存在的客主问答的结构方式与讽谏目的之间的不相称、史家记载未能准确表达赋家作赋意图的现象,以及若干旁证,再三推敲,深觉《论都赋》的主旨不止是主张“不一定要放弃洛阳城”,更是坚定地主张立都洛阳,反对迁都长安.也就是说,《论都赋》的主旨,与范晔所言完全相反.鄙见一反陈说,不知是否正确,于心惴惴,谨以此文请教于方家①.
一
为了方便读者直面文本,且与笔者所论对照,不妨多费些篇幅,以保证不损害原意,兹将《杜笃传》节录于下,并随文标出“史辞”“奏文”“赋序”“赋首”“赋文”：
［史辞］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
［奏文］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时制都,不常厥邑.圣贤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势,同归异术：或弃去阻阸,务处平易；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或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或知而不从,久都墝埆.［赋序］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赋首］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桥泾、渭…….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坎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赋文］昔在强秦,爰初开畔.……大汉开基,高祖有勋.……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文帝）承流,守之以文.……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
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逮及亡新（王莽新朝）,时汉之衰.……
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之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远人）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史辞］笃后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章帝）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由上述引文可知,杜笃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也即典型的“西土人士”.其生年不详,卒于章帝建初三年（78）.
上引“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一段文字,尽管按照习惯可称“赋序”,但它纯粹是史家的叙述,属于“史辞”,而非杜笃所为.这种情况很普遍,骆鸿凯《文选学》“义例”中有“误析赋首或摘史辞为序”条可参②.杜笃的《奏》与《赋》最初应该都是独立成篇的,虽然是同时呈上,但毕竟有先后顺序.从“赋序”所表述的来看,是先上《赋》,再上《奏》,这是合理的,因为赋讽谏婉转,奏呈意明彻,这样做,对方更容易接受.或者,至少是杜笃希望光武帝先读《赋》,再读《奏》.但是《杜笃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奏》在前,《赋》在后.之所以这样,纯粹是出于修史者的剪裁.这一点可从“赋序”得到说明.这个“赋序”的位置在“赋首”之前,就赋的结构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起笔非常突兀,思想表达很不完整,尤其是,完全没有体现赋序最起码的要求——说明呈赋的背景与意图.如今,读者只有将前面的“史辞”、《奏》连缀起来,意思才算完整.
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删去上述“史辞”,录《奏》以下文字,题为《论都赋（并上奏及序）》 〔6 〕 （第1册P626-627 ）,可见严氏没有“摘史辞为序”.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读者判断杜笃呈进《论都赋》的目的是什么,要看作赋的杜笃怎么说,而不是看《后汉书》的作者怎么说.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25）都鄗,同年定都洛阳,有云：“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六年,首次“幸长安,始谒高庙”.（又据《后汉书·隗嚣传》记载,“六年,关东悉平”,割据天水一带的隗嚣首鼠两端,“帝知其终不为用,叵欲讨之,遂西幸长安”.故知光武此次巡行长安,目的是震慑隗嚣,但结果是,隗嚣称臣于蜀王公孙述.八年,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于汉.九年春,隗嚣死.）十一年,光武亲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次年十一月公孙述死于成都.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十九年正月“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于长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中元元年（56）四月,“行幸长安,戊子,祀长陵” 〔1 〕 （第1册,P24-82 ）.可见光武帝在位期间,多次巡行旧都长安,祭祖祀神,修复长安建筑.尤可注意的是,建武十二年,公孙述战死,东汉政权自此趋于稳定.
《论都赋》的“赋首”,述及建武十八、十九年事,与《光武帝纪》的记载相符；又据《杜笃传》所载,《论都赋》作于杜笃为大司马吴汉作诔之后,而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吴汉死于建武二十年五月丁亥；又,《论都赋》序没有提及建武二十二年巡行长安事,可见《论都赋》应当作于建武二十年和二十二年之间.明王袆《大事记续编》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系《论都赋》作年为建武十九年（43）.陆侃如定为建武二十年（44）,即把诔与赋看作同年所作 〔7 〕 （P64 ）.此时距建武元年冬建都洛阳,已近二十年.此前,光武屡次巡行长安,其动机如何,无疑会引起人们的猜测,以致议论纷纷,势必影响安定的局面.赋首说：“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前一“之”字,是“往”、“迁往”的意思.李贤注：“恐西都置关,所以拒外山东也.” 〔1 〕 （第9册P2598 ）意谓：“山东”人士担心东汉朝廷迁都长安,一旦有事,便排斥“山东”,弃“山东”于不顾.
“赋首”又称：“客有为笃言：‘彼坎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小貌）,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非常明显,主张返都长安的是“客”,反对返都长安的是“笃”.“客”把洛邑比作坎井,认为像吞舟巨鱼不能容于坎井一样,当今天子不可居处于小小的洛邑.对此,“笃未甚然其言”,也即“笃”明确表示反对返都长安.这个“笃”应该就是现实中的“杜笃”,而非杜笃虚构.
“赋文”首先铺叙立都长安的种种好处,其中心是：“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是对“赋首”所谓“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的具体展开.如果不通览全篇,读者难免会认为作者主张返都长安.但下文接着陈述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光武兴复汉室：“南擒公孙,北背强胡,……遂兴复乎大汉.”对立都洛阳并无微词.尤其认为“天下新定”,战争的创伤刚刚平复,“主上”考虑边境未宁、远人未服,故“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即无暇考虑返都长安的问题,照应“赋首”所说的“而今国家未暇之故”.（当然,基于赋的表达的特殊性,光武帝是否考虑过返都长安,从已有材料看,是难以确知的.）
自“今国家躬行道德”至“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意谓：东汉立国不久,处在“罔挹”“无隆”,而非“满”“盛”,也即“不损”“不移”的上升态势中,因此不迁都,是有利于王政的,圣主会采纳；迁都,则不利于王政,圣主不会采纳.这是暗讽光武不要因为“凄然有怀祖之思”而忘了治国的理性原则.“笃”针对建都长安,可以凭险据要,为“守国之利器”之说,指出立都洛阳,“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即仁义与武备兼行,一样可以“守国”.
“赋文”的最后一段：“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这仍然是“笃”说的话.据句意,“而”字后省略了“笃以”二字.意思是：“客”认为长安是守国利器,不可以久虚,但“笃”认为,国家从来就没有将长安弃于不顾,那又为什么一定要迁离洛阳、返都长安呢？这是在该赋中第二次使用“渟瀯”一词.前文中,“客”所说的“洛邑之渟瀯”,是带有贬义的,此处“笃”临时套用,不能视为对立都洛阳的批评.有人将末句理解为：“何必要去小小的洛阳定都呢？” 〔8 〕 （P146 ）这个理解不对.首先,杜笃写《论都赋》的时候,东汉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奏文也说：“久都墝埆.”不存在去不去洛阳定都的问题.其次,此处的“去”,是“离开”的意思.在秦汉文章中,“去”岂能解作“前往”？此外,前文所引“另一观点”认为,《论都赋》的作者“提出并不一定要放弃洛阳城的观点”,也没有准确理解“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的意思,因为杜笃此处运用反问,语气坚决,决不含糊.《论都赋》极力描写长安的地理形势的险要、西汉政权的强大；述写东汉则突出光武之“持平守实”,“存不忘亡,安不讳危”,笔风相对平实,篇幅也不及前者的一半.但是,对于“世据雍州之利”与“今国家未暇之故”两者,作者着意于后者,曲终奏雅,用意是很明确的.
二
其实《论都赋》的各家注释,就字面的解释而言,大抵与笔者的上述理解一致,但是一旦论及赋的主旨,则又折中于《杜笃传》的“史辞”,从无怀疑,原因恐怕在于：赋的创作,主文谲谏,《论都赋》有可能采用反讽的手法,表达作者杜笃观点的,不是赋中的“笃”而是“客”,因而不敢直接依据赋作本身概括其主旨.诚然,某些汉代赋作,其文本所呈露的主旨与作者主观的讽谏目的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比如,扬雄的《长杨赋》就非常典型.在赋文中,子墨客卿认为天子校猎“颇扰于农人”,旷日持久,劳而无益；翰林主人则批评子墨客卿“只知其一,未睹其二”,“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获其王侯.”至此,读者会认为,代表作者扬雄观点的,自然是翰林主人,而不是子墨客卿,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不会是完全相反.但是,赋前的文字却说：“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令胡人手搏之,……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义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 〔9 〕 （第11册P3557 ）这段文字表明扬雄作赋的目的是对天子校猎的批评,也即与子墨客卿的立场相同,而与翰林主人相反.这段赋前的文字出自扬雄自撰,《汉书·扬雄传赞》即云：“雄之自序云尔.”颜师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9 〕 （第11册P3587 ）通观本传,其中有些句子似不出于扬雄本人之手,如“《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等等,似应是《汉书》作者之语 〔10 〕 （P46 ）,但《长杨赋》等篇之前叙述写作背景、目的的文字,取自扬雄《自序》,可以无疑.总之,《长杨赋》的创作出现了这样的悖反现象：表达作者讽谏主旨的,是“客”而非“主”.正如日人青木正儿所说：“一些感觉迟钝的人很不容易在赋中看出什么地方表现讽刺的意思.” 〔11 〕 （P149 ）这是司马相如、扬雄赋作的通病,而像扬雄的《长杨赋》则表现得更严重些.可以这样解释：扬雄认识到,赋文本身可能会误导 读者,因此另撰文字,阐述作赋的真正用意所在,缀于赋前.这不失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措施.
《论都赋》的讽谏方式可否与《长杨赋》类比呢？否.试想,如果杜笃不借“主”而借“客”来为自己代言,那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真实的名（“笃”）、以问答者一方的身份出现在赋中呢？也许正是鉴于《长杨赋》主客倒置、主旨莫明之弊,杜笃才让自己在赋中“现身说法”,以免误导 读者.
《奏》开篇说：“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细揣文意,光武帝对杜笃立都何处的看法是知道的.是如何知道的？我以为,这是在杜笃看来,光武帝先已读《论都赋》,而《论都赋》已将杜笃此次进呈的目的说得很明白,所以杜笃作《奏》只“略其梗概”.这也是当时杜笃进呈的时候,《赋》在前、《奏》在后的一个证据.应该说,这篇《奏》对于读者理解《论都赋》的主旨至为重要,但是非常遗憾,从现存的文字看,《奏》的主旨并没有表达清楚.陆机《文赋》说：“奏,平彻以闲雅.”以此衡量,这不是一篇好奏文.杜笃此奏的主体部分（从“昔盘庚去奢”至“久都墝埆”）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从盘庚立都于亳、周成王经营东都洛邑之例,得出“遭时制都,不常厥邑”（对于都址的选择,要因时制宜,不应固守某地）的结论,此可谓“平彻”.第二层,首发议论：“圣贤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也没问题,但是接着以“守国之势,同归异术”一句总领各种有优有劣、有知（智）有愚的立都之例,思理夹缠,平彻与闲雅并失.“同归异术”是“异术同归”的倒文（例同“同归殊途”）.依此,“守国之势,同归异术”,即“守国之势,异术同归”之意.依据正常的行文思路,下文应该列举优而非劣、智而非愚的例子,以说明“异术同归”.“弃去阻阸,务处平易”（指周公劝阻武王欲筑宫于五行之山）、“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指秦建都咸阳）、“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指汉高祖建都长安）,都是此类“优而非劣、智而非愚”的正例,而“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指项羽欲立都彭城）,却明显是反例.如此,则“知而不从,久都墝埆”（指光武帝立都洛阳）,是正例,还是反例呢？的确让人难以判断.可见,从奏文求得对《论都赋》主旨的理解,帮助有限.因此,后世论者一律遵从“史辞”的看法,如：“他（杜笃）历举周公、秦皇、项羽、高祖、光武等建都之情况作比较,表示对光武都洛之不满.高祖听戍卒娄敬之言,即日车驾西都长安,乃因‘洛阳田地薄,四面受敌’之故.今光武明知其如此,而仍‘久都墝埆’,不效法先王之决定,是有违祖训.” 〔4 〕 （P260 ）有《杜笃传》的“史辞”在前,做出这样的推阐,并不奇怪.可是,笔者感到疑惑的是,假如杜笃果真如此直斥光武帝既“愚”且“劣”,他会不会因此获罪？而在《后汉书》本传中看不到杜笃因此获罪的记载.
虽然《奏》对理解《论都赋》的主旨,帮助不大,但仍可作出一些合理的推测.《奏》文的关键问题是：光武帝立都洛阳,在杜笃看来,是否如项羽欲都彭城一样,是愚蠢顽劣的行为？
且看“知而不从,久都墝埆”的出处.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败亡；高祖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天下大定,都洛阳；旋改都长安.高祖定都长安,主要听从娄敬（赐姓刘）与张良之言.其时,娄敬进言：
陛下之取天下与周异.……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也,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于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史记·刘敬列传》） 〔12 〕 （第8册P2715-2716 ）
显然,娄敬认为,高祖初都洛阳之时,天下局势未稳,入都关中（长安）最坏也可保守一方；此外,当时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关中土地肥美,可资利用；并明确指出汉初形势不可与周成王时匹比,故不可以建都洛阳.刘邦听了,尚有迟疑.张良支持了娄敬,所持论据大致相同,并着意指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杜笃奏文所说的“久都墝埆”,正是“洛阳……田地薄”的意思,是暗引张良之语,而《后汉书》的作者却将之理解为杜笃是借此批评光武帝立都洛阳.其实杜笃择用“墝埆”一词,跟前文说到的“渟瀯”一样,只不过是修辞上的移就之法,并非讥贬.“知而不从,久都墝埆”,应该理解为：陛下明明知道洛阳“褊小”“田地薄”,不宜建都,但没有信从,所以久都于此.不是对光武帝立都洛阳的批评,相反是肯定.（知,也可解作“智”.）如前所述,杜笃作《论都赋》时,东汉政权已趋稳定,与刘邦曾短暂立都洛阳,不可同日而语.况且“成周之隆,乃即中洛”,也是“遭时制都,不常厥邑”的成功案例,光武帝为什么不可以援引？又为什么说立都洛阳一定是“有违祖训”的“劣愚”表现呢？
三
前文已述,《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因为有所谓的“神雀诸瑞”,王景作《金人论》以“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消除杜笃《论都赋》在社会上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笔者搜检多个古籍数据库,获知《金人论》一文,除了题目,已无一字存世.巧的是,杜笃也有同类作品——《众瑞赋》.此赋存有残句：“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颂》之声,非一家之作也.”（《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九）“猛将与虏交锋.”（《文选·潘岳关中诗》注）“千里遥思,展转反侧.”（《文选·雪赋》注）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中元元年（56）,“京师醴泉涌出”“赤草生于水崖”,又有“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 〔1 〕 （P82-83 ）.《众瑞赋》之作,当与此有关,而其时汉朝与匈奴交锋,故有“猛将与虏交锋”、“千里遥思,展转反侧”等语.虽然东汉某些士人对所谓符瑞,是有反思的,但杜笃此作既然以《众瑞赋》命名,其颂美当朝,是毫无疑问的.很难想像,同一个杜笃,其思想会如此分裂：一方面反对定都洛阳；另一方面铺衍洛阳以及郡国祥瑞,对东汉王朝加以颂美.
《论都赋》之后,东汉出现了一批京都赋,内容是比较西都、东都的高下,西汉、东汉的优劣.班固的《两都赋》、崔骃的《反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是相对较早的一批.从现存的文字看,这些赋都没有明确提及《论都赋》,但是,其中崔骃的《反都赋》对于我们理解《论都赋》有一些间接的帮助.
崔骃的《反都赋》虽然已残,但其开篇文字尚属完好：“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艺文类聚》卷六十一）这里的“客”所说的与《论都赋》中的“客”所说的“彼坎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的观点完全相同,都认为“洛邑褊小”,不宜建都.崔作认为“祸败之机,不在险也”,可见他是明确反对迁都的,而杜作也说：“笃未甚然其（客）言.”总之,崔骃的《反都赋》与杜笃的《论都赋》,主旨相同,而不是相反.
傅毅的《洛都赋》（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一）是一篇赞美洛都的赋.其《反都赋》仅存二句：“因龙门以畅化,开伊阙以达聪.”（《水经注》卷一五）无法据此推知全篇主旨,但可以肯定的是,《洛都赋》与《反都赋》既然为同一作者所作,它们的主旨应该统一的,至少是不相违背的.也就是说,二作在赞美洛都上是一致的.
总之,对于立都长安,还是立都洛阳,傅毅、崔骃的这些赋作与杜笃《论都赋》一样,所要表达的观点不会有什么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傅毅和崔骃二赋题作《反都赋》呢？或许因为,当时主张返都长安者,另有人在,傅、崔不予赞同,作赋“反”之,所以题作《反都赋》.文献间缺,无法确考.但可确信,傅、崔二赋,并非就杜笃《论都赋》而反.
四
范晔《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多家《后汉书》撰成.而《东观汉记》是由班固至蔡邕等几代学者陆续编撰而成的,后亡佚,今有四库馆臣辑本、吴树平校注本,都略载王景、杜笃事迹,但都不见与《金人论》《论都赋》相关事件的记载.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甚至不载王景、杜笃事迹.
范晔《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云：“显宗（明帝）甚奇之（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此盖《东观汉记》之最初蓝本,所述光武帝一朝史实,并不完整.余嘉锡即说：“余尝推究其事,盖明帝见固所作《汉书》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业,不可无纪述,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本纪.又因以及诸功臣与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光武帝）之威德.……可见帝之所留意,独在于本纪,其列传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复作.虽有草创之功,犹未足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 〔13 〕 （P211 ）
由于光武一朝史实记载已不完整,再加上后来的散佚,范晔撰《后汉书》时可能已不清楚当时议论迁都的详情.当他读到杜笃《奏》中的“知而不从,久都墝埆”时,因为“墝埆”是个贬义词,便误以为杜笃的《奏》是在批评光武帝立都洛阳,进而将《论都赋》也理解为同一主旨,连带认为王景的《金人论》也是批评《论都赋》的.当然,因为《金人论》已佚,现在已无法断定《金人论》是否针对《论都赋》而发.
如果仔细比对范晔对班固《两都赋序》的窜改,可以看出范氏对《论都赋》的微妙心态.班固《两都赋序》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文选》卷一）关于《两都赋》的写作年代,学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该赋作于明帝永平年间,如陆侃如系其作年于永平九年（66） 〔7 〕 （上册P89 ）；刘跃进注意到《东都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两句,而此事发生在永平十二年（69） 〔1 〕 （第10册P2849 ）,于是将《两都赋》的时代定于永平十二年（69）之后③；赵逵夫认为班固在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年间忙于编撰《汉书》,无暇作赋,《两都赋》应作于章帝元和年间④；陈君认为《两都赋》应作于章帝时期,且据《后汉书》卷三《章帝纪》云：“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十二月丁亥,车驾还宫.”认为《两都赋序》讲到的“西土耆老”“冀上之眷顾”之事,很有可能与章帝建初七年的西巡有关 〔14 〕 （P250-256 ）.
班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其生平与杜笃（？－78）相值而晚.假若定《两都赋》作年为永平九年（66）,则距《论都赋》作年建武二十年（44）,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其时杜笃还在世；若定《两都赋》作年为建初七年（82）,则距杜赋作年近四十年,其时杜笃已去世多年.固然,杜笃籍隶西土（京兆杜陵）,可以如班固《两都赋序》那样称之为“西土耆老”,但班固作《两都赋》时,距《论都赋》已甚久远,而且其序只是述说作赋时的近况,没有说明其赋渊源于何人,所以没有提及《论都赋》是很自然的.然而范晔对班固《两都赋序》的窜改,则颇可玩味.其《后汉书·班固传》说：“时京师修起宫室,濬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搆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 〔1 〕 （第5册P1335 ）范晔对班序最大的改动是,添加了“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等具有追本溯源、或者说具有文学史意味的语句,但是既然如此,则又为什么仅言及司马相如等人,而不齿及作为东汉京都赋的开篇之作、而且在他看来是主张迁都长安、可以引为敌论的《论都赋》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班固《两都赋》及《序》字字俱在,范晔自然无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曲意妄改,而只能作有限的“合理补充”.而且《两都赋》以东都主人的身份批评西都客：“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这与《论都赋》“（杜）笃”批评山东人士“惧关门之反拒”,并无任何区别⑤.
后世文献,如明王袆《大事记续编》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阎镇珩《六典通考》卷一百八十八《都邑考》（清光绪刻本）,将杜笃、王景等论都故事,进行精简窜并.兹录阎著：“后汉建武元年十月,车驾入洛阳,……遂定都焉.时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奏之,曰：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嵚岩,函关守峣,山东道穷.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笃奏上《论都》,欲论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眷然伫立,望上西幸.徐州刺史王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以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云.建初中,京师修起宫室,濬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乃上《两都赋》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佚之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将后汉定都洛阳与杜笃奏《论都赋》两件相距近二十年的事,用一个“时”字串起,似乎它们发生的时间相差不远,给读者的感觉是,杜笃反对立都洛阳,顺理成章；（2）以“论都”为线索,将杜笃、王景与班固窜并在一起,这样做不仅强化读者“王景作《金人论》以反对杜笃《论都赋》”的认识,甚至也有误导 读者“班固作《两都赋》以反对杜笃《论都赋》”之嫌.《论都赋》,一篇并非反对立都洛阳的赋作,从范晔的误读开始,经过历代学人对这个误读的不断强化,遂成“定谳”,未免遗憾.
〔注释〕
①对此笔者十多年前已有初步的怀疑,但没有予以充分的探讨.见拙著《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5－268页.
②参见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38页.又,力之先生称：收录于《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太平御览》等书中“所录先秦两汉之诗文,往往摘史氏语以为序,或将他人之序当其序”（《试论赋之范围与汉赋“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68页）,所言甚是.
③参见刘跃进《东观著作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④参见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⑤此外《论都赋》“关门反距”一语,直接为张衡《南都赋》所袭用：“高祖阶其途,光武揽其英,是以关门反距,汉德久长.”李善《文选》注卷四即引《论都赋》作注.）班固、张衡对杜赋有袭用,无法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杜笃相反.
［参考文献］
〔1〕（刘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0.
〔3〕罗宗强、陈洪主编,张峰屹、赵季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4〕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译.文白对照全汉赋〔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吴万刚、张巨才主编.中国历代名赋金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王青.扬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M〕.孟庆文译.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1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14〕陈君.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洛阳论文范文结:
关于本文可作为洛阳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洛阳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