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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出现的三大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的社会急剧转型,叙事性成为对诗歌观念、诗写内容、诗写方法进行更新的平台,叙事性在当代诗歌中的运用经历了二十年,和八十年代诗歌中的抒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样,诗歌中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了一把更为锋利的双刃剑.对叙事的过度滥用和偏离性理解下的写作,负面影响很大,不仅仅产生了大量的差诗、坏诗,而且大量以诗的名义发布的诗歌文本,本质上是非诗、反诗的,歪曲了诗歌的本质.中国当代诗歌叙事性出现了三大问题.
一、一些流派作品中大量充斥低俗叙事
在当代诗歌叙事性潮流中,伴随整个社会的消费化、物质化、化进程,崇低写作、垃圾诗写作、下半身写作、恶叙事、流氓叙事、快感叙事、肉身叙事、书写等口号被提出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00年在网络上集结的“下半身”写作群体.在沈浩波执笔的宣言式文章《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里解释下半身“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的艺术第一次推动.这种推动是唯一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她干脆回到了本质.”[1] 把诗歌的本质和肉体等同在一起,和人原始的性欲联系起来,完全忽视了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对人的身体的规范.还有2003 年出现的“垃圾派”也提出：诗歌写作要全方位“及物”,要呈现“此在”一切的处境和经验,诗歌要无意义,无目的,无用处,诗歌要摆脱所有的使命,诗歌要庸俗,要恶俗,诗人要自我践踏、自我伤害甚至自我毁灭.
我们以下半身群体写作的诗歌为例来看这类诗歌,李红旗的《我红起来》“我在发烧从上半身开始／一路烧到下半身／我的和脑袋同时失灵”展示人被所操纵的非理性癫狂.李师江的《校园记忆》“整个校园哼哼唧唧／只有教授们还在教导我们／学为人师行为师范／为了新锐批评报答师恩／我把用完的避孕套／埋在土里”中对师长的恶意反讽.巫昂的《在深夜,我梦见了》“春天的第一个夜晚／我继续烧／也等不及桃花盛开／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也已经被水淹没”直接写对的追求.尹丽川的《爱情故事》“我整夜失眠.它在我体内／它不是我的.我多了一个东西／我想到我多了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我在清晨／叹了口气.你抽出你的东西／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完全没有传统美好爱情的影子,只有肉体和性欲.尹丽川还有一首《挑逗》“我多么想,呵,坐在你腿上,因为我多么想呵／挑逗一位有妇之夫／你是别人的男朋友,别人的情人／……／成功的男人呵,幸福的丈夫与父亲／我多么想,呵,坐在你们腿上／因为我多么想呵／挑逗你们身后坚贞的女人.／女人越坚贞呵,我越要坚决勾引你们的男人”直接写出了的渴望以挑战社会正常人伦.
沈浩波还地说：“我们亮出了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如果有人用‘畜生级的’来这么评价我们的诗歌,那将是最高的褒奖.”[2]还有《拉》《屎的奉献》《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与失语症》《一把好乳》《挂牌女郎》《让我堕落》《的失语症》《遗传》《爱与》等诗歌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无聊和,内容低贱、语言,展示的是写作者精神上的空虚焦虑,诗文本中充满了人心的堕落、无聊的自恋、有毒的物欲.这些诗在互联网的自由被滥用的情况下,轰轰烈烈地在诗坛和网络造势.
下半身们、垃圾派们还通过拉帮结派,在网络上娱乐恶搞,辱骂不同意见的诗人和读者,在诗坛形成诗歌流氓群体,加上这些流派还通过裸体朗诵等过激事件吸引大众眼球,使诗坛陷入争吵、混乱、谩骂的状态.过多的不是诗的低俗诗歌被炒作,使得大众对诗歌的接受产生障碍.诗坛的恶叙事、性叙事、脏叙事文本的传播,成为时代转型期文化病象的一种,让阅读者丧失了对诗歌的欣赏热情.
因这些流派高声贝在网络上争吵,作品一度在一些网刊和民刊上泛滥,严重破坏了诗人在公众面前的整体形象,一些大众因为部分诗人的不当不良表现,因对部分诗歌的反感,开始鄙视整个诗人群体,诗人形象被妖魔化,在大众对诗人的误会下,诗人们连承认自己是诗人也需要勇气,让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精神屈辱,在现实中陷入了作为诗人身份的深层次焦虑.
这些低俗叙事诗损害了诗歌的基本精神,歪曲了诗歌的本质,正一步步偏离严肃诗人在运用叙事时的初衷,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批判力和及物性.这些诗歌一度占据诗坛,严重危及了诗歌的良性发展,使诗歌的价值观陷入混乱,让诗歌的叙事性走向,一时似乎进入了不可把握、难以控制、让人担心的局面.
二、出现了大量用口语简单叙事的诗歌
在口语和方言写作中,一些诗人对口语简单化、庸俗化的使用,不经思考和提炼,就将干瘪乏味的口水词汇罗列出来,诗歌中充满了毫无节制的流水账,没有提炼的日记体,毫无诗意的“口水诗”.一些诗歌除了用日常我们说的话说了个事情外,没有任何诗意回味.一些诗人把叙事性理解为自言自语讲“故事”,甚至把一句平常的话拆开来分行,就自动化产生了诗.叙事性写作变成不需要技艺不需要思考的简单写作,诗歌写作变成了人人可为的可每天进行的流水化生产,诗歌陷入可被大量克隆复制的境地.
部分诗人在叙事性口号下,滥用口语,强制使用口语,在诗歌中玩弄堆积语言、拼接语言的技巧,玩弄语言竞技、语言狂欢游戏,对生活现象、主观感受直接进行简单罗列.诗歌的叙事性由叙事狂欢走向叙事泛滥,大量口语式的重复着日常生活的诗,将叙事性写作推进到人尽可诗的地步.
2005 年8 月,诗人雷平阳发于《天涯》的诗歌《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向南流1 公里,东纳通甸河／又南流6 公里,西纳德庆河……又南流8 公里,西纳拉竹河又南流4 公里,东纳大竹菁河／又南流3 公里,西纳老王河／……又南流2 公里,东纳松柏河／……又南流4 公里……”.全诗三十七行一共十七个“又南流……”.遭到一些读者和诗人的质问“这样的诗还是诗吗？”一些读者和诗人在网络上提出质疑,之后众多的诗人和诗评家也参与了讨论.雷平阳是对叙事性诗歌有多方面探索的诗人,作为一种探索未尝不可,之后雷平阳并没有继续这样的探索,且对这首诗有自己的解释,但许多读者并未接受和理解他的本意,而是直接从这首诗的文本所描写的事物表面去解读了这首诗.
在2006 年9 月中,诗人赵丽华发在博客上的几首诗：“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我坚决不能容忍》）“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一只蚂蚁》）“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这几首诗因过于简单化而被网络读者戏称为梨花体,遭遇网友大量仿写的“恶搞”,甚至有网友据此发明出了一种自动写作梨花体诗歌的软件,借助电脑进行自动化海量诗歌写作,使诗歌的批量简单复制成为事实,这一事情被称为梨花诗事件.曾经写出了许多优秀诗歌的《诗选刊》编辑赵丽华女士的梨花体被在网上“恶搞”的事件,是在一种口语诗走向了“口水诗”诗坛总体局面下发生的,在诗坛被口水诗淹没的时期,赵丽华的好诗也被她的口水诗遮蔽.
在2010 年10 月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揭晓后,网友们对获奖诗人车延高的《徐帆》：“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等诗的直白无意义提出质疑,车延高诗被戏称为羊羔体,网络上也出现了大量复制该诗的戏作,网友还因此怀疑鲁迅文学奖的公信力.诗人车延高被网友质疑的《徐帆》等诗歌就是一次运营写作的结果,诗人后来解释说：这几首诗歌是一家刊物需要一些宣传南京人物的诗歌,他响应后写作发表在那家刊物的,并没有收录在他获奖的诗歌集里面.我们承认《徐帆》不能代表车延高的诗歌水准,问题是在社会整体的商业化氛围中,诗人们都去跟从一些刊物的商业化运作,冲进流行文化中,会对诗歌建设带来危害,也会影响诗人的个性化写作,有时候诗人的差诗还会把诗人的好诗遮蔽了.
这三个事件波及面广,卷起了“全民式”诗歌讨论风暴,众多诗人、网友、媒体、社会人士都参与了“诗歌写作应该如何走”的相关讨论.这三次讨论有网络暴力、社会群体心理和文化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有网络诗歌读者对诗人们作品未能全面了解的原因,有部分诗歌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期待依然停留在朦胧诗时代的原因.
但就对诗歌艺术的走向来说,因三位诗人引发讨论的诗都有简单化、类型化的叙事特点,因此三次讨论核心涉及诗歌的叙事性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三次事件,有叙事写作被滥用被简单化处理引起读者反感的原因,是叙事走向极端化遭到读者广泛批评的事件.这三个事件把“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如何写诗”等问题,重新摆在诗人和大众的面前,引发了诗与非诗的标准讨论.
在叙事性诗歌写作走向中,网络的自由被滥用,诗歌的叙事无节制,出现了大量简单叙事诗歌,一方面降低网络诗歌写作的整体质量,也使诗歌写作的严谨受到戏弄.一些诗歌充满了自认小资情调的无病.最近还出现了炫耀优越物质生活的所谓中产阶级诗歌,出现了孤芳自赏的自封的美女诗.在网络和媒体对这些诗歌的批评、嘲笑、争论、谩骂的娱乐化喧嚣结束后,多种原因导致近年来网络对诗歌建设的推动有减弱趋势.
三、少数诗人在诗歌中进行虚假叙事
当代诗坛里充满太多的包装行为、太多的炒作行动、太多的“先锋”举动,太多的为了浮出水面而进行的策划,太多的宣言,太多的山头,太多的流派,充斥“惊声尖叫”、“大胆语言”、“惊世骇俗”、“高分贝争吵”、“奇特事件”、“模式化生产”、“权威口味跟风”、“红人名人效应”、“文学权力交换”、“宣言论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许多浮出水面的诗歌充满了泡沫,这些脏污的泡沫将真诗遮蔽.还因诗坛和媒体过度对诗人的不正常行为过激运动的关注,以至于有人策划用过激的行为让自己浮出水面,有的人甚至不顾及社会对人的道德约束,在文本中表现起虚假的可怜、孤独、自恋、先锋、前卫来.
和民间诗歌刊物除了常常以诗人出生的年代编辑专号和专栏外,还会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地震诗歌”、“抗旱诗歌”、“地理诗歌”、“新红颜写作”等写作内容,作为诗歌专号或专栏的内容.一些诗歌写作者为了争取诗歌发表,主动迎合和民间诗歌刊物编辑的口味,于是,出现“‘口语写作’火的时期,我们去表演极端的‘口水’,去把每一句家常话都写成分行文字；‘身体写作’火了,我们去表演公开的性爱,去将文字与的捆绑销售；需要‘灵魂写作’了,我们去表演沉痛和道义,表演‘历史的倒车’不能再开；‘底层文学’火了,我们都一窝蜂似的去表演难兄难弟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生存挣扎,哭着喊着要去替民工和‘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们’代言；地震受灾了,我们都去表演苦难,表演悲伤,表演受难者进入天堂的解脱……”[3] 诗坛一度出现许多没有去过打工现场的打工诗人,自己的生活基本和底层隔绝的底层诗人,没有爱情生活的爱情诗人,没有去抗震的抗震诗人,长得很难看的美女诗人,在诗歌中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病.
因诗歌被选题化、被风格化、被专题化、被专号化情况严重,一些诗人的作品就投其所好,陷入了虚假叙事.有的诗人的作品里技巧、语言、场景等都有,就是没有真情实感,这些诗歌苍白无血色,徒留高明的诗歌特技表演.一些诗人违背了叙事性诗歌写作的在场性和客观性前提,写起了自己并没有经历的事情,写起了从未去过的现场的所谓在场诗,诗人李小雨介绍说：“我参加的几次关于某一个特定地区的诗歌大赛,获奖者都是从来没有到过此地的诗人作家.”[4]没有现场体验的这些诗人作家对这个地方的叙事,要么是依据二手资料的叙事,要么就是假叙事,诗坛由情感走向生活经历.虚假叙事的危害,对于诗坛、对于社会和诗人本人,不亚于八十年代一些诗人的虚假抒情,比过去的“为文而造情”危害更大.“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对一个诗人的写作信念实际上是一种更严峻的考验,绝大多数的写作者很难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严峻和紧张的时代,容易造就英雄和高尚的写作,但在日常和平庸中,就会出现堕落和无聊的自恋.” [5] 诗人缺少了历史感、责任心和良心,在诗歌写作中就有滑向肉体、滑向低俗、滑向无聊、滑向自恋的可能.赵卫峰指出当代诗歌“还有以市井民间作为立场、以民谣方式表述平常生活人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型的诗歌数量也众……诗性与诗意却在大量的复制与克隆中渐渐失踪了.……大量的网络顺口溜、小故事和日常生活流水账式诗歌不仅表明诗人自我盲目的重复与自以为是惯性,还说明了当下诗写者精神面貌的平面与苍白.”[6]
在当代诗坛“以市井民间作为立场、以民谣方式表述平常生活人事的日常生活叙事型的诗歌数量也众……诗性与诗意却在大量的复制与克隆中渐渐失踪了.……大量的网络顺口溜、小故事和日常生活流水账式诗歌不仅表明诗人自我盲目的重复与自以为是惯性,还说明了当下诗写者精神面貌的平面与苍白.”[7]当代诗坛旗号漫天飞,各种不同名目的“先锋”诗派,都在以先锋之名,争夺发表权,甚至于急于进入文学史.一些诗人在流派的争吵中丧失独立,少数诗人因忙于加入流派的各种运动,而丧失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各种以代以群以地域以流派以职业甚至以资产等方式集结的诗歌,以写作数量多引起注意,以口号新奇名称特别引起注意,而作品不仅质量不整齐,而且越来越平淡化、低矮化、平庸化.
如果叙事性出现的以上问题,不加以控制,有害性还更大.诗歌的叙事性经历了二十年的走向,诗歌写作要在矛盾中前进,叙事性写作需要拨正,需要在确立方向和限度中发展,要节制它的使用,要引导它的走向,对叙事性诗歌进行扬弃已经成为了当代诗人面临的紧迫问题.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诗歌叙事性的进行辩证运用,可以有效规避当代诗歌叙事性出现的问题.
(一)以时代理性精神引领叙事方向.
建立在人类理性精神上的叙事,是叙事性诗歌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和关键.叙事性诗歌必须倡导诗人叙述人格中的力量、人性中大美和人心中的博爱,呼唤诗人表现人类广阔的精神世界,书写人的尊严、灵魂、思想、精神.叙事性诗歌还应介入到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批判中,要鼓励诗人对人类共同经验的大事件进行叙述,以彰显时代理性精神.
(二)让叙事服务于诗意本质.
叙事在诗歌中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叙事只是诗的形式,而不是诗的本体.当代叙事性诗歌的目标不是逃避情感,而是要辨明情感的真实情况,过滤去虚假情感,在张扬真实情感中构建诗意,让人在体味现实、体味人生、体味存在中找到诗意.诗人不能把叙事看成诗歌的本体,让叙事高于一切,而要根据诗意的营造需要,具体地运用叙事技巧,根据表达内在情感的需要,具体地对叙事中的语言进行有“心”的调动.
(三)在辩证综合性基础上进行叙事.
叙事本来是作为诗歌的一种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而提出来的,他的作用应有时效性,必须和其他写作方法辩证综合使用.诗人不可排斥叙事,也不可让叙事高于一切.叙事曾经是对意向、隐喻、象征等其他写作方法的摈弃,但是这样的反拨不能长期矫枉过正.诗歌中叙事要求诗人综合多种写作方法,以对平面化的写实语言进行升华.要求诗人熟练掌握多种写作技巧,并根据需要综合利用它们.
(四)在叙事中合理运用口语.
叙事性诗歌写作提倡多使用口语,口语写作使当代诗歌更能贴近日常生活,更能表现个体生命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处境,给当代诗歌打开了表现空间.但口语入诗更要警惕作品浅显直白无意蕴,要避免格调粗俗低俗,要防止不加控制,不加节制、不当运用的口语破坏了诗歌的音乐韵律和诗意韵味.真正有意味有价值的“口语诗”写作,更加需要整体的诗意和深层次的思索来支撑,需要根据写作内容来选择语言,需要更高写作技巧,需要诗人更多的生活观察,需要诗人对语言深入的把握,对事件的在场性深入体验.同时,对语言表现出来的语气、语感和语言的内部节奏的控制也有要求.
（五）诗人要坚持个人化叙事.
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走向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重提写作主体的地位.诗人不能从社会需求角度和名利追逐角度去写诗,要从诗的角度写诗,从自己内心需要的角度写诗.诗人要回到个人的经验和内心进行写作.诗人要在写作中避免狭隘的时尚影响,而是以创作影响力久远艺术上成熟的作品为追求.诗人要在日常写作的基础上,计划一定量的有写作难度的经典写作.诗人还要不断突破自己过去的诗歌套路,突破已经被他人广泛运用的诗歌写作模式,在突破后整合探索新的写作方法.
(六)倡导深度体验下的深度叙事.
为了避免诗歌中叙事走向简单化、平面化、芜杂化,诗歌叙事必须是深度叙事.诗歌写作中叙事应该向深度叙述开掘,必须以服务于诗意为前提,对日常经验进行筛选过滤,要在叙事时,反映出诗人经历的独特性、当代性感受.人类的共同体验是相互沟通的桥梁,深度感受加上深度思考,辅与熟练的诗歌技巧,才能真正在诗人、文本和读者之间搭起桥梁,属于诗人的个人体验是诗歌个性和感染力的基础.叙事不能停留于事物的表象,叙事不能停留在说出了事上,应该对时代有一个前瞻性,对人性中的跨时空力量有所解读,要让读者思考“事为何事”、“事如何是这样”、“事将如何走向”等更多的问题.
【注释】
[1]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杨克主编：《2000 年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1.
[2] 转引自李清霞：《下半身诗歌：的肉身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518545430100lt.html[3] 刘波: 当下先锋诗歌应拒绝表演,《星星 诗歌理论》,2010,8.
[4] 刘秀娟: 重新发现诗歌的力量,《文艺报》2110,10,25.
[5] 李志元、张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2.
[6] [7] 赵卫峰：当代诗歌的散文化问题,《星星 诗歌理论》,2008 年,第11 期.
（作者单位：昭通学院中文系 ）
责任编辑：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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