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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城》看文化冲突
内容摘 要：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关键词：文化冲突 《边城》
文化冲突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的文化之间的碰撞、对抗和交锋.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不同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冲突.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即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也就是人们在身份上的冲突.沈从文的一生极富喜剧色彩,从边远的湘西到大都市北京,经历了乡下人和绅士鬼的痛苦抉择.因而他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文化冲突.
当初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者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提道：“……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个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由此看来,作者写《边城》的初衷在于针对民族文学和农民文学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说明,事实上,他在作品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细读《边城》,发现里面包含着两种文化冲突：苗汉文化冲突；城乡文化冲突.
凌宇老师指出：“《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边城》故事发生地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些.溪州铜柱,南方长城都是历史上民族隔离的见证,自明清以来,沿袭不成文的规定：“民不入峒,苗不出境”.
翠翠的父母在对歌中相爱,《边城》中是如此描述的：“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这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当年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恨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为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人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溪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也说到了.……”由此可见,唱歌在翠翠父母的结合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歌声惹的祸.翠翠的父亲是一个军人,绿营里的军人,因此他应该是一个汉人.汉人的身份使得他害怕处罚,羞于向苗女求婚,宁愿选择了双双赴死.大老和二老通过对歌来竞争爱情.对歌求爱的方式虽不是苗族所特有,但是在苗族最为盛行.老船夫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该由大老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二老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明媒正娶的走“车路”,是汉族的传统婚嫁方式,是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走“马路”定终身是少数民族（苗族）的择偶方式,做长辈的尊重儿女的意愿,对儿女的对象,不大注意身份,地位,财产,因而更注重爱情的价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众所周知,湘西是一个苗民聚居的地方,民风古蛮,强悍,在婚恋形式上,苗族人民一直保持着原始的自由形态.他们不兴礼金,不讲门第,一切以情爱为上.男女之间的结识与相爱,对以对歌形式进行“湘西苗族,每逢佳节良宵,有跳约之风,童男处女,纷至森林山巅,唱歌跳舞,此唱彼和,虽不相识,可相约订婚”可见,苗族青年男女是以唱歌为媒,才相识、相悦、相择、相爱的.翠翠是在父母歌声中唱出来的,所以难免重蹈覆辙.异族的婚姻悲剧在两代人的身上上演,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多半是苗汉文化冲突使然.
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用饱蘸心血的笔,构筑了一座美丽而忧伤的《边城》.美丽,来自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忧伤来自现代城市文化与之发生的冲突.在《边城》里面,作者唱着一曲凄美的挽歌,为着那无从抗拒的乡下人的悲凄的命运歌咏.
作者本人和读者们都认为《边城》是他的代表作.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注入作者的人生观,就算不得代表作.《边城》浓缩了沈从文的人生观,翠翠则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作者的一生都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游离在城市绅士之间.翠翠的人生悲剧,道出了作者与城市文化不协和的哀音.王团总以一座新碾坊做陪嫁,让自己女儿横梗在翠翠与二佬之间,迫使他们爱情破灭,造成翠翠的悲剧命运.王团总是地方权势的代表,碾坊则是物质文明的象征.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新题记》中写道：“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他生长在湘西的小乡村,带着那种浓浓的眷恋,以至于始终无法融入大都市的氛围.他曾经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你们少数中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他醉心于描写乡风乡貌,展现乡下人的真善美.《边城》中白塔的坍塌和重建,象征着理想之城的重建.
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他所拥有的现代理性,使他实现了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乡下人的超越.是他当年独自离开湘西、进入都市寻求知识和理性的必然结果.
1934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这是沈从文最满意的创作状态,将功利、世俗、嘈杂屏闭在外,在一个“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中”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在大都市遭遇挫折后产生深深的文化自卑感,但他从内心排斥城市的喧闹呵纷扰,而崇尚乡下的宁静的风景.对他个人而言,二十年城市里的生活,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因而他更向往于湘西的风俗人情：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中秋节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天,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这些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乡村画面,凝聚着作者的牧歌情结.在他的眼里,湘西人有着“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为了寻求一点理想,他离开了湘西,走进了现代都市,但他看到的是病态的灵魂,沉落的背影,萎缩的人生,不禁深深怀念那个遥远的乡村.那里溪水清澈见底,岸边幽篁虫鸣,吊脚楼上歌声清越婉转；边城人淳朴,善良,热情,正直以及显示出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傩送对爱情的执着,他选择了走马路,为翠翠唱清歌,而面对团总家里陪嫁的碾坊一点都不动心.表现出对都市物质文化的拒绝.作者在《边城》里,不但写了爱情,也写了亲情.这里的人们相亲相爱,亲如手足,患难与共,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都是非常感人肺腑:祖孙两相濡以沫,兄弟对翠翠的爱情,老船夫和杨马兵的友情,山民们对老船夫祖孙两的照顾,船总顺顺对孤儿翠翠的关爱等.
年老的船夫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连同白塔一同逝去,作品中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气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是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渗透,和谐同一.翠翠的名字由来也说明了这一点.与此雷同的还有翠翠受窘跑到竹林等意象,充分体现了沈从文对于自然的酷爱.他对自然的亲近与挚爱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湘西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几乎要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为实为利的庸俗人生观,于是他试图用体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傩送和天保从小就被父亲派遣“各处旅行”“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城市商业文化,都放弃了碾坊——农村文化的象征.宁愿选择渡船,浪漫而不受拘束的生活.
湘西世界是一个对现代人有着无穷魅力的充满乡土气息的世界,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下人的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动,表现他们在上的热情、粗犷和勇敢.绝无“想说爱你并不容易”的扭扭捏捏,也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遮遮掩掩,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是轰轰烈烈,有的是生命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该仅仅把这些看成是苗汉、城乡的对立,而应该看到这种表面对立背面的东西,应该看作是我们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即文化的冲突.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文化冲突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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