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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26年总理任期开中国外交风格
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了8 年多外交部长；在他担任总理长达26 年的时期内,中国的外交工作始终与他密不可分.原周恩来秘书、新中国首任裁军事务大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大使级代表钱嘉东,不久前撰文阐释了周恩来总理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外交风格.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可以说是周总理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典范.万隆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亚非会议,是二战结束后只有亚非国家参加,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帝国主义、殖义国家坚决反对,千方百计企图破坏.在中国台湾的集团甚至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爆炸事件,企图谋杀周总理.
会议开始后,有少数国家,其中一部分明显受到美国的指使,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新中国、苏联大肆攻击.一些国家甚至担心会议开不下去,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中国代表团.
周总理此时镇定自若.预定他在4月19 日下午作大会发言,他就利用当天中午休会的间歇,亲自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下午复会时,他让我们首先分发了他原定讲话的书面稿,登台讲话时,念的是他的补充发言稿,一上来,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们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有同吗?有.有异吗? 也有,但可放在一边,不必强求一致.”
像石破天惊似的,会场的气氛立即开始发生变化.周总理又就会上一些人提及的具体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确实有许多华侨在海外,但我们决不干涉他国内政,只要求华侨遵纪守法,与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最后,周总理说：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大家亲自来中国看看.
周总理话音刚落,一片掌声,经久不息.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经这样说,是周恩来总理挽救了万隆会议.
会议重归正道后,接着讨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问题,并讨论准备最后发表的会议公报稿.讨论中,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如：公报稿中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些国家的代表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概念,说这是的词汇,要求改为联合国宪章中使用的“和平相处”,周总理表示,这并无二致,可以这样改.也有人不喜欢“五项原则”,把五项扩展为七项、十项.周总理认为,这也无伤大雅.在大原则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对于这些细枝末节均予机动灵活的处理,推动了会议的进展.后来被称为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事实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扩充.
“求同存异”这个概念,就是首先在万隆会议上产生的.
不卑不亢,礼尚往来
尼克松来访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即于1971 年7 月秘密访华,在商讨宣布尼克松访华公告时,美方要求写上尼克松是应中国政府邀请来访的.这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美方要求,我方同意他来访的.
经周总理提议,公告最后改为：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 年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样既坚持了我方从事实出发的原则立场,也照顾了美方需要.
尼克松来访时,除在北京活动外,还要去杭州、上海.美方提出,总统去外地时也要用美方的总统一号专机.我方指出这是十分无理的要求.尼克松从北京去杭州和上海访问,是在中国国内飞行,这与中国的主权有关,而且周总理将亲自陪同前往.我方拒绝了美方的要求,坚持尼克松总统在我国国内飞行,必须乘坐中国飞机.美方只好放弃原来的要求.
尼克松访华期间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文件从北京谈起,一直谈到上海,在尼克松离华前夕才达成协议,所以后来世称“上海公报”.在我方的坚持下,美方同意在文件中写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但是在中国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由于双方立场迥异,最后只能用双方分别叙述各自立场的方式写入文件,打破了一般联合公报只记录共同语言的通例.
在中美两国关系问题上,我方最关心的当然是中国台湾问题,这是我方核心利益所在,是发展两国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美国当时还不愿放弃所谓“老朋友”,不愿明确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几经周折,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措词：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美方这一措辞虽然差强人意,总算包含了“一个中国”的内容,我方也就接受了,这才使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
尊重弱小国家
我国在国际上总是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周总理对派往这些国家的工作人员总是谆谆嘱咐：必须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新华社记者高梁1961 年即被派往非洲常驻,周总理访问非洲时,他是随团记者,在他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着重谈到,总理曾多次专门向他交代：在非洲工作,必须看到各国都有它的长处,要向各国的长处学习,一定要杜绝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周总理身体力行,访问非洲时,尊重主人安排,尊重当地习俗,更是创下了许多范例：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亲自驾驶专机,陪同周总理去外地,我们有同志担心安全问题,总理力排众议说：“人家总统自己驾驶,自己坐得,我为什么坐不得?”在摩洛哥时,当地对待贵宾的习惯是,主人要把羊肉送进客人嘴里,总理也欣然接受.
1963 至1964 年,周总理出访亚非欧14 国,包括西非的加纳.在出访途中,加纳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了,但首都阿克拉形势仍很紧张.总统恩克鲁玛待在他的城堡里,不能外出.
在此情况下,总理的访问是否能照计划进行呢? 多数同志主张取消访问.总理则认为,人家遇到困难,需要支持,访问应照常进行.但为照顾对方的困难,可以打破礼宾常规,恩克鲁玛总统不到机场迎接,也不外出,所有活动都在城堡内进行.
访问取得成功.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在1972 年9 月中日即将恢复邦交之时,周总理提出“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一理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态度,不仅中美关系处于隔绝状态,中日关系也无法打开.根据周总理的设想,长期以来我国对日本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在20 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结交了包括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人士乃至卸任首相、大臣、议员等政界人物在内的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其中不少人都曾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这在日本被称之为“越顶外交”,对日本不啻是当头一棒.日本政府迫于形势,又正值田中角荣就任首相,他于1972 年9 月访华,终于恢复中日邦交.
周总理以他的远见卓识,在建交形势刚刚露头之际,就预见到我们原来的那些日本友人“以民促官”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以后我们将更多地与日本和人士打交道.他及时提出,我们必须“饮水不忘掘井人”,“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我们对日本友人如此,对其他国家的友人也是如此.凡与我们友好或曾为两国关系作出过贡献的人,不管他们后的境遇如何,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探望他们,或欢迎他们来华访问.有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的人物,在或退休后,曾几次、十几次乃至几十次地来我国重访.英国前首相希思便是一例,据统计,他前后访华共达49 次之多.
( 据《党的文献》)
——／故事／——
周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1971 年三四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方本来只邀请了哥伦比亚等四国代表团在世锦赛后来我国访问.消息传出后,美国代表团忽然向我方提出,他们也希望来华访问,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周总理要同时接见所有的乒乓球代表团,又想与美国代表团单独谈谈,但不能另行组织一次会见,怎样才能在一次会见中既照顾到其他四国,又能与美国代表团单独说话呢？
最后,仍是总理出的主意.会见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进行的.根据总理的思路,东大厅的座位围成一个很大的椭圆形,分成五段,五个代表团按国名排列顺序分别就坐,段与段之间留一空当,每一段的一端搁一个茶几作为主位,由我方接待人员陪坐.
周总理接见时,首先在第一个代表团旁边的主位上就坐,在这里既可以向全场所有五国代表团的成员说话,又可与第一代表团单独说话.然后,他起立与坐在第二代表团旁边主位上的我方人员交换坐位,与第二代表团说话……依此类推,周总理最后坐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旁边.与美国代表团说话自然是总理接见的重点,他以“有朋自远方来”开始,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总理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会见和谈话,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华,由于正好发生在中美关系即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键时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被誉为“乒乓外交”和“小球转动大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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