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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花儿的演唱风格与文化传承

一、西北传统音乐——“花儿”

（一）“花儿”名称的由来及演唱风格.“花儿”属于西北地区民族音乐的主导,是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歌,在青海,“花儿”被称之为“少年”“花儿”,深受众多民族的喜爱,如汉、藏、回、撒拉、保安、土、东乡、蒙古等民族,大多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唱.

“花儿”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它的形成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息息相关.有一位名叫张亚雄的先生曾说,“花儿”是指所钟爱的女人,是一种“野曲”,可表达自己心中的真情实意,“少年”则是指男人,曾有一首《花儿与少年》就表达男女之间爱慕的情谊.“小哥哥”“尕妹妹”之间的爱情故事,充分运用到了“花儿”的题材.该作品在1946年由马步芳邀请音乐教官王洛宾作曲,以《四季歌》新鲜出炉,马步芳填词,后来由王洛宾将歌词加以修改,又将旋律进行改编,取名为《花儿与少年》.修改后的歌词就与另一种资料上记载的观点相吻合,歌词中,将“迎春花开”“白牡丹”“山里的牡丹”“红牡丹”等多种花卉比作开在春天的爱情,正好就迎合了资料中记载的柯杨先生的观点,认为歌唱花卉种类,推测“花儿”这个名称起初和字面意思有很大的关联,最初定居于河、湟一带的汉民所唱的专用花卉作比兴的民歌,是后来“花儿”的母体.

还有一种记载与之相近,也跟现在所发展的“花儿”编唱形式相似,就是郗慧民先生的“以花点睛”说.因此“花儿”有着多重含义,具有抒发情感的作用.

因此“花儿”有对唱、独唱、轮唱的方式,男女对唱,演唱者以一种“野曲”的方式,对所处的环境、内心变化等进行即兴演唱.

（二）“花儿”的发展阶段.“花儿”先有方言出现然后加入曲调.最先见于明代作品文献当中,后来在清代文献作品中,“花儿”中的方言大量使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我国东部地区逐渐有一些学者对“花儿”进行调查和对“花儿”文本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起初的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甚至有资料记载,日本、美国等外国学者也专门到我国西北地区对“花儿”进行研究与调查.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的《甘肃的歌谣——“话儿”》.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末,青海和甘肃等地的研究者也开始收集与整理“花儿”.这个时期也曾出版了一部《花儿集》,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花儿”的著作,此书由张亚雄先生编著.

随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在研究当中,将“花儿”作了深层次探讨,出现了西宁派、宁夏派、河州派、珧泯派等派别,对“花儿”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了深究,对“花儿”资料进行了整理.

1961年第9期的《青海湖》,刊载了黄荣恩的《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这为之后对“花儿”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经济开始复苏,文化日益繁荣,对艺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此阶段是“花儿”研究的深入期,对“花儿”展开研究性调查也有了环境方面的许可与帮助,对“花儿”演唱、“花儿”语言、“花儿”革新与发展进行了深究,学者最终阐述了最新的见解.如魏泉鸣先生的《花儿新论》中,分别对“花儿”构词、格律、特征,以及“花儿”创作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花儿”的研究资料更加全面和完善.1981年5月,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成立,下设“花儿”文学研究组和“花儿”音乐研究组等.

随着经济、艺术、文化的不断发展,“花儿”的传播变得更加广阔,最终走向国际.据记载,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KathrynLowry撰写了《语言、音乐和仪式：论中国西北的优秀民歌“花儿”》的论文.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赵茹兰教授发表了《莲花山花儿会：关于民歌演唱程式之研究》.国外学者对“花儿”的研究理论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借鉴.

二、传承

（一）“花儿”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对于“花儿”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处,虽然至今“花儿”一直在传承,但甚为稀少,而且也存有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是地域的象征,更是民族的象征,音乐当中语言是核心,“花儿”语言中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但语言研究者很不在意细节,过于粗略地进行记录,“花儿”歌词记录着当地人的生活,中国西北地区九个民族都在对“花儿”进行传唱,最终都将归为一种方言传唱,因此,在语言规范方面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其最终体现语言的重要性及价值意义.有很多传唱记载,其歌词中有太多错别字,曲解了语言在音乐当中的意义.

对于“花儿”真正意义上的传唱有着局限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花儿”这种生活化的艺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活态文化”,因为它是通过人来进行传承的,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会造成文化的中断,因此长久传承的条件具有局限性,至今还未曾关注到这一点.对此,应该着重提醒现在的“花儿”演唱者要有应对的措施,比如通过录音、视频记录等,将珍贵资料保存下来.

近年来,大部分“花儿”演唱者的自我修养及专业能力不够高,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不大,大概是受到现在社会中太多的音乐风格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专业演员应该肩负起对“花儿”的传承工作,正因稀少所以更显珍贵.

目前,学习“花儿”的人数越来越少,大多数人都在学与经济效益挂钩的音乐,如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破坏,如此下去,对于花儿的研究及传承亦是一种阻碍与局限.

（二）“花儿”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对地域过往的记载,人们应该了解历史,取其精华进行传承.在改革开放之前,“花儿”属于西北地区的“禁曲”,小孩子是不可以随意传唱的,因为“花儿”起初是一种传递爱情的山歌,且歌词有些直白,所以被禁唱.后来对其进行了改编,所以流传至久.

被改编的“花儿”,歌曲朗朗上口.例如《一朵浪花一支歌》由青海老作曲家施观林作曲,高鹏作词,这首曲子将现代版曲风与“花儿”曲调相结合,曲风带有“花儿”的语气助词.对于专业声乐学习者来说,该作品是学习“花儿”的入门歌曲.

“花儿”之所以传播范围小,与当前社会上的流行音乐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现在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在关注与研究,由于听觉审美的不同,为了更好地引起大众对“花儿”的关注,让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花儿”,知道“花儿”,甚至于想要自主去了解“花儿”,那么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找到吸引大众欣赏“花儿”的办法,哪怕是随意听到都可以,只要能走出第一步,就是好的开始.

我们可以将民族唱法与“花儿”唱法相结合,哪怕唱出来的“花儿”味不是很足,至少是一种接触,可以适当加入民族唱法,与教育挂钩,不仅在民族歌谱当中,而且在中小学的乐教科书中,也应该有所体现.据资料显示,只有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中小学音乐教科书中有“花儿”的歌曲,例如《雪白的鸽子》等,这仅仅是小面积传播.因此,作为一名研究生,将家乡艺术文化“花儿”进行传播与传承是一种必要的责任,笔者愿尽一份绵薄之力.

文化传承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学习音乐的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懂得去了解.

参考文献：

[1]张亚雄.花儿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211-212.

[2]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贾晞儒.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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