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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空间和地理学的政治
最先向刘邦建议将西汉王朝的首都建在西安的人包括张良在内.此后,刘邦采纳了他的臣子们的建议.在此之前,秦的都城的一大部分已经延伸到渭河南岸的地区,咸阳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包括今天的西安西北部分在内的广阔区域.秦人不仅以西安周围为其核心,其实他们最早的都城就设在西安东北的栎阳,宫殿、陵寝也广布在西安不同的地方.当时想要攻打秦国的其他诸侯国,只能在远离西安的关隘之外,叩关而回,无法冲破秦国的天险.
国家和首都的建构基础是地理和人口.有了山川河流,作为国家主体的人群才可以繁衍生存.周文王将国都从岐山周原之上迁移到沣河滈河两岸的原因也大致如此.这些大约便是后来许多封建王朝选择西安为首善之都的共同理由吧.
将西安选为都城出于安全和治理的考虑.西安的地理空间几乎完全符合早期统治者对于国家治理的策略需要.
作为首都必须居于国家地理的圆心.西安不仅合乎上述的要求,而且它背山临河,西高东低,居形之胜,在天之中,处于中国地理形势中居高临下的位置,并且尽显出了当时首都与国家其他地方所具有的审美和象征的关系.首都必须是其他领土的装饰,因为它要把自身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植入到其他的领土之上.同时,西安南靠着秦岭的终南山,在早期人们对于山的崇拜中,秦岭被人视为“父亲”山,更容易使西安成为一个有威严的象征符号.
早期都城的建设与选择, 必须考虑军事防御和安全治理, 西安在这方面的地理优势,更是得天独厚.西安南面的秦岭山体高峻,耸峙入云,被称为“天下之大阻” ； 西安西侧有陇山,北侧有岐山、九崤山和嵯峨山,自西向东,遥相呼应,形成天然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 在西安的东侧,则有黄河天险作为防守的凭借.
环绕在西安周围山岭、河道与谷口的关塞,在军事上使西安占尽了地理优势.这些关塞包括东面的函谷关、蒲津关、龙门关 ； 南面的武关、峣关 ； 西有陇山关、大散关 ；北有萧关.只要守住这些关塞,便可进攻,退可守.地形地理上的优势,为建都西安的各个王朝提供了军事上的优势.
国之都城仅有“四塞之固”还远远不够 ； 一方面,从军事防御的角度上讲,它应当固若金汤； 另一方面, 它地理的牢固封闭, 丝毫不应该影响它对于流动性所产生的功效.都城必须使得观念流通,意志流通,命令流通和商业流通.在地理上,都得要使上述的流通在国都与其他的领土范围内,保持强度与持续性的畅通.西安周围的傥骆道,南面的子午道、蓝武道、褒斜道,以及秦时所建的直道与渭河水道,保证了西安将封闭与流通集于一身,很好地在地里空间上,将两者牢牢地拴在一起,相互促进,使得都城的构想,在西安的地理空间里,得到最好的实践.
作为首都,同时还必须是一个奢华之地,以便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并且自身也具有同样吸引别的国家的东西.西安可谓“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 ,山林、河流和肥沃的平原, 以及适宜的气候, 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 “天府之国” 的地方. “八水绕长安”的水环境,秦岭北麓的七十二峪口和原始森林提供的珍奇丰厚的资源,以及沿终南山所分布的温泉带,为西安在汉唐时期成为世界东方最大的国际都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人口也是都城巩固持续安全的基础因素之一.秦始皇灭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后又“征发民夫七十万人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 ,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至六七十万.西汉时期,京城长安“为户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 ,若把皇族、士兵和其他人口计算在内,总人口大约在 50 万以上.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 ,长安人口 130 余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京城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还在于 ： 它的空间地理与资源,能够容纳三个阶层的人口及其要素与秩序,他必须能让君主、官僚,以及那些对于宫廷运转必不可少的士兵、工匠、商人和侍从,住在它当中或周围.西安在它作为都城的历史中,呈现出这一方面雄厚的基础和独特效应,它的空间、地理与人口,成为在它之中建立起的王朝长治久安的支撑.
围绕着西安地理与空间同治理国家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地理空间对于一国之都的重要性,并且这些认识最先都是出于地理方面的考虑.人口、地理、 领土、 安全, 这些构成当今生命政治与权力运作的治理技术, 其实在更远的年代,已经显现出空间地理政治化的操作和看待.我们对于包括像西安这样的地方的进入,也绕不过地理,而地理在当时,涉及到在西安这样的地方,如何将可能的未来发展,以及人为的多样性,整合到空间地理中,使自然空间变成组织空间,以便应对某种不能确切预知的事件 ； 将地理空间纳入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构想,也是一个风险最小化和积极因素最大化的问题.
《管子》当中便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 就地利”的论述, 似乎就是在描述西安.而杜佑在《通史》中, 更进一步在地理的认识中, 关注到了领土与首都的关系问题, 他讲道： “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膄,关中为海内之雄地……若居则势大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 .这些都是针对西安而言的.
回到张良等人对刘邦提出的定都西安的建议上,在对地理、气候、自然环境的看待和处理方面,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构想的实现,必须通过作用于环境来实现.对空间地理的利用,也是一项政治技术.西安特殊的自然地理,使它在历史中,不断地得以呈现在权力的眼睛当中.西安自然地理中隐含的东西,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现象和状况.定都西安,便意味着它的地理要与权力结合,必须与心灵结合.这些,在进入西安的地理过程中,都是有可能遇到的,甚至是无法回避的东西.
长安一片月——关于西安的文化想象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想象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相见的场面,他注意到城市间的许多相像之处,并且描述它们的妙奇,将城市看作是梦,在其中可以想象的东西皆可入梦,但最出乎意料的梦也许也是一个画谜.
在许多非凡的不可思议的城市景象之上,都由每一物掩饰着另一物.而“一个梦是对我们还未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 ”
我们在城市中漫游的经历,许多时候都是这样 ： 尽管我们是在醒着的状态下,走过了广场,来到了车站,又似乎像是锁闭在梦的境遇里.沿着街道一直朝前走,两边的店铺,陌生的人群,前方不远的转弯之处,联结另一个地方的路口.这些眼前的情景,就像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正在被另一个环节继替.我们也正在成为这一环环相扣的装置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行走.这一切最终都指朝着一个梦,成为对于眼前不远处下一个情景的好奇与期待,让城市这样一座人造的“天堂” ,永远都处在被人的期许、不断追随和探问的过程中.总是下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这本大书的魅力,永远都藏在它尚未说出的部分.
1924 年,鲁迅先生曾经有过西安行.在对千年古都进行一番现实省察与文化想象的对比之后,鲁迅放弃了计划中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想法.对于“长安的事” ,他有过这样的附带记述 ：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 一个多月之后, 糊里糊涂地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起长安, 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 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自愧无以对 ‘不耻下问’ 的朋友们.
……我一面剪, 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 记起我的青年时代, 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
显然,对于其时的西安,鲁迅先生没有清楚的观感.实际的西安与“凭书本来摹想的”西安,毕竟完全不同,甚至连天空都不一样了,而非唐朝的天空.书本和现实的长安已经模糊不清,长安已非长安.两个长安都像是梦游中的情况,尽管荒凉,却潜在地激发出了“长安何处”的探问.
有一点是确切的 ： 当鲁迅实际面对西安的时候,无论观感如何,西安对他而言,已成了复数.不止一个西安,也不仅仅只是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存在着对于多个西安的文化想象与集体记忆,在其中谁都可以见仁见智.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不只是鲁迅先生对于长安的失落有着心理上的反映,即使在唐末,繁盛埋没,举目凄凉,故物皆无的景象,就早已映入了敏感的文人眼中. 鲁迅先生在其中或许看见了更为深重的文化危机, 而当时随行的孙伏园先生,情绪就稍显舒缓一些,与鲁迅的趣味不尽相同.孙伏园先生在随后所写的《长安道上》这样说 ：
“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 ”
孙伏园对于西安的记述,信息量要大得多.在他看来 ： “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 ”残破倒不要紧,一代一代地去真,会打破他对西安原有的那一点印象.故都的“去真”化,让孙伏园也像鲁迅一样,有了对于西安类似的感受,只是两人的侧重与立足点不同.
长安在文人的想象中类似一个梦, 当这个梦回到现实中, 总会变化并呈现出异样来.途中行记或游历观感之类的文字,虽然多为片段、零碎的东西,显得不够完整系统,但它们对我们了解时空中的对象还是有帮助的.尽管像长安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文人心中多少都有着不解的情结,体现在文字里会不同程度地形成长安的象征或暗喻效果,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了解到西安当时情况的点滴痕迹.
对于西安的印象与记忆, 外国人因为文化情感方面的因素使然, 与中国人会有不同.曾于 1906 年至 1910 年在西安陕西高等学堂教书的足立喜六,对西安及周围地历史遗迹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 留下了 《长安史迹考》 等大量的文字和珍贵的实拍图片,为西安保全了上个世纪初期城市真实样貌的许多图像.足立喜六 1906 年对西安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写的 ：
“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 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 惟桥已非唐代所建. 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朝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关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 ”
足立喜六对浐水桥、牌坊、地名、城壁和沿途的一切都颇感兴趣,并且尽量能与历史进行比对.尽管其时西安城内的“杂沓”同样令他惊异.但是,足立喜六的注意力更多地在了故迹与遗址的本身之上,实地的踏查、测定,少有好恶之判断.
自从西安这座城市自唐末衰落之后, 它的荒废本身, 也会成为它多样性的一个方面.足立喜六留下的关于西安上个世纪初期的文字和 171 副珍贵的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历经千年衰败的城市景象的不同侧面,同样也会将人引入西安的旧梦.
其实,在明清时期对于西安的文学叙事中,就早已经将西安历史化了,寻古探幽,遍访诸陵,抒发思古之叹,已经成为这一方面惯常的方法.但西安并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被描写的,它是作为一个空洞的背景,不见生活的细节情景,也缺乏实体感,更谈不上对于城市性格的塑造.灵异传说,鬼魂故事,多在长安城头夜行,多可以被形容为长安之夜的异梦.
林语堂的 《朱门》 与贾平凹的 《废都》 都是以西安作为实体空间对象的文化叙事. 《朱门》里透射的西安现代经验、场景、细节和风气,以及主人翁李飞的犹疑、无奈,提供了西安城市向现代转型时期极为丰富的文化想象与记忆. 《朱门》内外和《废都》之中,都有着意味深长的人间烟火.
从汉唐到今天,由长安到西安,涉及到这一片地域空间的叙事、记忆和想象,充满了变化与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长安的明月.这明月一直在西安的夜空中映射着光轮,带着声音,带着温暖,也带着日常生活的冷淡,成为西安城市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唐诗中有许多时候描写到这轮月亮.李白在长安看见它时,是这样写道的 ：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望月驰想,不仅是在夜里听到城中妇人的捣衣之声,关于长安的月,以及月亮的痴爱,在更深的夜里,引发了他的思乡 ：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已经把长安月视为知己朋友.
西安的终南月光,同样富含意味,那种奇异独特的山间月光,会使人想到冬日的残雪,即使在城里明城墙的雪地里看见那轮月光,也都使人自然想到终南山.月亮在两个地方之间建立起联系,在唐代,诗人祖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切 ：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长安的月,即便在霓虹激光四射的今天,对于那些与自己相伴许久的建筑来讲, 都是最美的.灯影光束, 闪耀辉煌的大雁塔, 怎么变换花样,终不及它在月光里的样子,迷人美妙.
许多关于西安的记忆和文化想象,都是经由月亮生发、转化,最终在我们面前展现开来.月亮是自然之物,也是一种文化想象,甚至还与我们自身合而为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是如何发明和建构了这样一种关系.尤其是在西安,对于我们所看见的“长安月” ,以及它的声音,我们又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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