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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徽学和数字人文
王 蕾
摘 要 徽州文书是20世纪中国民间历史文献领域的重大发现,由其形成和推动的徽学研究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简要回顾中山大学徽学研究、徽州文书收藏历史与传统；介绍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的规模、类型与特色,以及徽州文书分类整理与研究的初步成果和进展；论述徽州文书的数字人文发展趋势及其意义.
关键词 徽州文书 徽学研究 数字人文 中山大学图书馆 徽州文书分类
引用本文格式 王蕾. 徽州文书、徽学研究与数字人文[J]. 图书馆论坛,2016（9）：1-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徽州文书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为例”（项目批准号：12CTQ007）研究成果之一
1 徽州文书概况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包括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江西婺源六县)在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契约文书、分家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乡规民约、家谱族谱、信函书札、唱本剧本、日用杂书、宗教科仪书等原始记录.因此,徽州文书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而具体的反映[1].
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安徽屯溪古籍书店开始收藏、出售徽州文书,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公藏及研究机构开始购买徽州文书,开启了徽州文书被大规模地发现和收集的先河.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部分学者,如梁方仲等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亦逐步关注徽州文书的收集.徽州文书以其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大,被誉为继商周甲骨、汉晋简帛、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之后,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五大发现[2].徽州文书独特的原始性、唯一性、文物性和学术性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语言学、地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徽州文书引发形成的“徽学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的前沿研究领域,也是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具国际影响的成就之一.
2 中山大学徽学研究与徽州文书收藏传统
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是“徽学研究”的开创地,具有徽州文书收藏和研究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大规模发现之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人之一、以《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著作享誉学术界的中大历史系教授梁方仲便已开始通过屯溪市古籍书店为中大收购包括近百册鱼鳞册在内的珍贵徽州文书,研究明代田赋制度,发表了《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明代鱼鳞图册》等学术论文,成为徽州文书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也开创了中大图书馆收藏徽州文书的历史,使中大图书馆成为徽州文书的最早收藏机构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在梁方仲教授指导下,中大历史系研究生叶显恩潜心于徽州佃仆制度研究,到徽州屯溪、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撰写了研究生论文.1978年叶显恩教授陆续发表《从祁门善和里程氏家乘谱牒所见的徽州佃仆制度》《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等学术论文,进一步激发了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研究的兴趣和重视,为20世纪80年代徽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后叶显恩教授又多次深入徽州地区实地考察,对明清徽州地区的历史地理、地权、社会阶层、商业资本、宗族制度,以及社会思想艺术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历时性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徽州学概论》,成为国际公认的徽学研究权威和区域社会研究典范.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中大图书馆大规模收集徽州文书.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收藏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达80余万件,其中中大图书馆收藏33.8万件,数量之巨大、时代之久远、内容之丰富、记录之系统,堪称地方文献收藏典范.
3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特色
中大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上自明朝初年,下至20世纪70年代,跨越600年历史；内容涵盖土地买卖、分家析产、商业经营、赋役税收、婚姻继承、乡规民约、法律诉讼、会社活动、宗教活动、诗词戏曲等；类型包括契约、合同、阄书、账簿、票据、抄招帖文、公文执照、鱼鳞图册、会书、宗谱、书信、礼单、科仪书、唱本、日用类书等,全面展现了徽州地区社会基层的历史变迁.尤为珍贵的是,中大图书馆藏徽州文书具有鲜明的存留状态原始性和“归户性”特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徽州文书在纵向上的时代延续关系和在横向上的事务关联关系.
“归户性”是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民间历史文献的独有特征之一,也是徽州文书收集、整理与分类的基本原则,以及徽州文书数字人文建设的基本原则.徽州文书不仅具有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即文献本身特定的生产使用机制、流传方式、保存系统,文献之间还存在强烈的内在时间与事务关系关联性与结构性[3].
然而,徽州文书最初的收集与整理主要围绕研究主题,或按照文献类型开展,并非围绕文献本身展开.随着研究深入和研究方法的进步,民间文献收集和整理方法有了改变,这些变化包括：在文献收集上,注重保留搜购时原始状态的记录；在文献整理上,注重“现状记录,保持文献的归户性、系统性”；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走向“结合田野调查在文献留存现场解读文献”之路.20世纪90年代初,杨国祯编制原文书群索引,旨在反映文书之间的关系.刘伯山继而提出归户性原则,此“户”不单指单个家庭,而是包含家庭、宗族或会社等社会基本单位在内.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清水江文书”整理中提出“保持文献原来的系统”原则,强调文书内部的关联性[4].中大图书馆在徽州文书收集和入藏过程中,始终注重保持文献原始保存状态及归户性,是我国民间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的巨大进步.
4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整理与研究
2010年,中大图书馆联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建立中山大学985工程重点创新基地——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创新基地,开展馆藏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完成“泛在知识环境下的特色资源服务研究——以徽学文献研究为例”“徽州文书分类法与元数据标准设计研究”等课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分类规则草案》和徽州文书元数据规范,促进了徽州文书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目前中大图书馆正在结合徽州文书整理工作,对主要文本类型进行研究,探索徽州文书科学分类体系.
近年中大图书馆特藏部以馆藏徽州文书为基础,开展徽州文书整理与分类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成果.以本期《图书馆论坛》的“徽州文书分类整理与研究”专题为例,《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保护初探》结合徽州文书的特殊性,分析徽州文书保护工作原则,梳理中大图书馆徽州文书保护实践,提出徽州文书保护建议；《徽州文书中的教育考试类文献探究》探讨该类文书的特点、类型与社会意义,为教育文书的分类和著录方法提供了借鉴；《从分家书看徽州地区分家习惯》以馆藏31份徽州分家书为对象,分析徽州地区分家的一般原因、分家原则和分家形式,该研究有益于探索徽州文书分家书的分类；《清前中期里长户的赋役应对策略——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祁门县程世芳户文书为例》通过考察程世芳户家族在顺治、康熙、乾嘉时期依次采取的合会、生息基金、各房津贴、共同应役田产等家族赋役应对措施,揭示了清前中期一个家族赋役应对方式的历时性变化,从中可见归户文书的价值和全面揭示文书信息的重要性.这些成果既有对赋役文书、分家书和教育考试类文书等三种具体文书类型的个案研究,也有对徽州文书保护、科学分类方法,以及各类型文书的著录方式与标引体系的宏观探讨,有助于促进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分类研究.
5 徽州文书数字人文发展趋势
徽州文书的分类整理研究是徽州文书开发利用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大多数徽州文书收藏机构在徽州文书的利用上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影印出版以供学界利用；二是将徽州文书数字化,在网上予以公开.这两种公开利用的方式对促进徽学研究大有裨益,但并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特色文献利用与学术研究的时代需求.近年在地方特色文献的开发利用上,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学术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拓展和创新的数字人文在我国迅速兴起,成为未来徽州文书整理和开发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又称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或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是借助数字科技进行人文研究和教学的新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力图寻找在“前数字时代”难以观察的现象、无法想象的议题,开拓此前无法进行的研究.数字人文已涵盖文学、戏剧、历史等人文研究不同分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文学科研究环境,是目前及未来国际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数字人文思想与技术环境下,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学科文献资源的整理随处可见,比如,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历史地理的可视化开发,文本挖掘技术对文学、历史类文献的深度整体分析和检索,文本可视化与模式化、语料库技术、词频分析技术等的充分利用.它们深刻地改变着原有文献数字化系统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在学术研究中的呈现和利用方法.
数字人文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国家,80年代中期进入整合期,2000年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成立多个数字人文研究、教学机构.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DH Center Net)亦相继成立,大规模的数字人文国家级计划涌现.在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亦颇有特色.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数字人文实践起步较早,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自2009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度的数字典藏与数字人文国际研讨会,出版《数字人文研究丛书》,工程学、信息科学、历史学专家合作10余年,相继开发出淡新档案数据库、台湾古契约文书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将全文资料库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以及计算语言学技术融合,为寻找资料的多重脉络、重构人文数字研究环境做出了卓越的努力；“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开发了台湾历史地图、汉语平衡语料库等数据库,在中文断词、词性分析等领域取得了开拓性成果.中国大陆的数字人文实践多数集中于历史学领域.比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 ECAI) 等机构从2001年开始合作,共同建立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等合作,开发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武汉大学借助其信息管理等学科基础,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关力量,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5-6].
图书馆作为文献收藏整理的重要机构,必须高度重视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文献中心,过去10余年来在特色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开发领域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当前须积极向数字人文方向迈进.中大图书馆依托丰富的馆藏徽州文书资源,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深入合作,正在组建历史文献数字人文研究平台,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数字人文理论、技术、方法与经验,以徽州文书为基础开展民间历史文献数字人文的学术研究与技术实践,探索运用大量文书进行人文研究的新方法,建立研究徽州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的数字环境.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将展开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在历史文献整理与开发中的应用、基础理论体系、知识论与方法论等研究.在应用与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开展徽州文书元数据标准方案研究、数字人文环境下民间文书分类与多重脉络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历史文献全文数字化技术与历史地理信息技术等.
参考文献
[1][2][3]王蕾,申斌. 徽州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方法研究——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为例[J]. 图书馆论坛,2014（3）：120-126.
[4] 杨培娜,申斌. 走向民间历史文献学——20世纪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方法的演进历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1-80.
[5] 项洁,涂丰恩. 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位人文研究·导论——什么是数字人文[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9-28.
[6] 王晓光. “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EB/OL]. [2016-07-25].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855- 275758.html.
作者简介 王蕾,女,博士,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
收稿日期 2016-07-29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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