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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自觉和陌上中国的建构付秀莹小说论
付秀莹十年来的创作历程表明,当一个作家携带着美学的自觉与丰沛的经验时,她能够游刃于乡村与城市、叙事与抒情、精神与日常等两极之间,能够在借鉴、化合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个人风格的写作范式.从《爱情到处流传》到《陌上》,就题材而言,付秀莹对“乡村”与“城市”给予了几乎同等的分配,并通过“进城”和“打工”书写,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双向度的连接.她不仅用绵密的笔触、缓慢的抒情、偕同自然的节奏建构起了“芳村”的文学地理图,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当代作家如何运用具有传统性的资源与笔法去阐述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理解这个时代给故乡、给现实带来的巨型嬗变以及人心向度的“变形记”.她的写作兼具古典与现代的气质,她凝视故乡的深挚暖意与爱意,她对故土风物的深切眷恋与诗性追忆,她对城市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批判性思考与呈现,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了温暖绵密的质地.
一、梦、留白与叙事的宽度
付秀莹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手法与美学风范,向来有着亲近之心与摹写之意.她的小说在进入和返向文学传统的路径上,吸收了梦境、留白、抒情、比兴等手法,在写景状物、虚实相生、生命循环上也保留着传统文学的诸多痕迹,连题目都有着趋向于古典的意境,如《惹啼痕》《定风波》《鹧鸪天》《绣停针》《秋风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红颜》里的滕雨在父亲病亡后辞母别家、远赴京城沈家寻求庇护的模式明显是对《红楼梦》的学习与致敬.性格上的沉静内敛则使得付秀莹在趋近于具有同等特质的文化传统时如鱼得水：“我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汲取养分,以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中国经验.”付秀莹：《我为什么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这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审美和抒情主体似乎从一开始就明了,任何个体的创造都难以逾越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与资源.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形成鲜明的风格和美学上的辨识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认知.
在当代作家中,不乏“写梦者”和“说梦者”,莫言、残雪、格非、孙甘露、陈染等都是个中高手.在“70后”里,付秀莹大约是最爱写梦也是最擅长写梦的,她的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几乎都包裹着一个斑驳迷离的梦境.《醉太平》讲述老费偶然开会提前回家发现了妻子的外遇,从此以后便经常梦见自己拿着钥匙打不开门,而身边的妻子沉睡如故；《刺》描写心高气傲的北京女孩燕小秋读大学时与老师恋爱失利,虽然她后来的丈夫纯良温厚,婚姻美满得无可挑剔,但那根“刺”常常化身为梦,深深扎进她平滑顺畅的日常生活里.在《夜妆》《幸福的闪电》《说吧,生活》和《你认识何卿卿吗》等小说中,主人公所做的梦既是现实遭际的触须和延宕,也如弗洛伊德所说真实而残酷地透露着主人公白日未尽的潜意识.付秀莹在写到这些梦时,并不强调它们的虚幻性、虚假性,而尽量将其实化、细化,因此往往撤去了夜晚、睡眠等构成梦境的外部元素,而直接将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与梦进行了无缝接驳.
以“实”化“虚”,以“梦”写“真”,让两者不断地向着彼此敞开、互渗、交叠,两者同时获得了增殖和拓展,付秀莹以这种方式达到了将梦境世界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的叙事效果,这种“混合”和“意外的开放”〔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5页,孟湄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使得小说在亦真亦幻中获得了多重性的品质.在长篇小说《陌上》里,付秀莹赋予了“梦”以更多的功能,更加多元的美学诉求与更为深邃的乡村愿景.勇子在妻子小瑞外出打工长久不归时,不免时常做妻子返家的团圆梦；建信在面临村里的选举危机时,梦到了与四明媳妇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小梨听说果子的被切掉后,梦见果子健康活泼地朝她跑来,“胸前有两个小兔子一样的东西,跳啊跳”.这些梦里包含着极度深重因此也是难以言喻的缺失、、痛楚、恐惧,它们像放大镜或焦点注视一样,加倍地强化着、扩放着残酷荒谬的乡间生活.付秀莹以“梦”嵌入乡村实景,则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关于当下乡村的书写方式.外部的改变与破坏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因此而造成的内心创伤与损毁则是这一现代性进程给中国乡村和农民留下的更为深重、难以抹去的痕迹.
付秀莹的小说常常有意模糊了梦境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由现实而入梦、由梦而返现实,这无疑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新认识和庚续.关于“梦”,《牡丹亭》和《红楼梦》都有着神妙和绝妙的呈现.杜丽娘因梦而爱,因爱而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一场“游园惊梦”浓缩着具有同等虚无质地的爱情与人生大梦.一部《红楼梦》则寄寓着曹雪芹对于繁华世事的深刻洞察,甄士隐、贾宝玉、贾瑞的不同梦境无不传递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经验轮回.梦境与现实孰虚孰实,难以分辨；孰前孰后,往复永续,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生命观与历史观.这种神秘化、循环论毋宁说是中国人困顿人生的别样诠释与慰藉.付秀莹对这一传统文学的精髓自有其领悟与把握,她对“梦”的运用是常态化的,又带着节制的力量与韵律,既没有让梦越过现实的界限,也没有将其复杂化、夸张化,而是以细致的笔触将梦境与现实的碎片密密缝缀,使之构成推进情节发展的“内驱力”和“加速器”,或是得以窥测人物内心的介入点.
在付秀莹那里,“梦”的书写并非凌空蹈虚,而有其价值指向与意义范畴,梦境叙事承载着她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是“野心”.她说作为一个作家,她想做的是“写尽天下人的心事”,“菩萨低眉”般“勘破世道的隐情与人心的秘密”.付秀莹：《写尽天下人的心事》,《广州文艺》2017年第2期.这种“向内转”的叙事从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以来并不陌生,关于人物内心无意识与潜意识的书写,关于人性深藏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探索已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要深入理解和解读付秀莹,必须循着这一路径进入.若将她与同代作家相比,可以看到“70后”在这一点上各有侧重,也各有策略.徐则臣多通过人物“到世界去”的踪迹与关系变化呈现其内心的隐秘,李浩常运用先锋笔法钩沉出历史河流中个体的选择及其内在动因,付秀莹则更多地、有意识地通过梦境和留白来制造谜语,并且从不解谜,从而赋予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内心以更大的弹性与可想象的空间.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作为留白的重要叙事角色,“故事外叙事者”在付秀莹的小说里担当着讲述、观察和记录等功能,这既使其转述的故事具有了朦胧的特质,也将当事者的生活与心事转换为了不可解的谜.《花好月圆》通过在茶楼打工的桃叶的视角,写一对常来“花好月圆”包间的美妙男女.在桃叶看来,男客有着摄人的风仪,女客身姿优美,标致动人.由始至终,作者都没有直接描写他们的对话和交往,使得两个人的关系成为谜语,到结尾处更是因为这对男女的相拥自杀而愈显神秘.这个谜语在《传奇》里是蒲小月与准妹夫之间的暗恋究竟有几何,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里是尹欣到最后也不确定丈夫与闺蜜有无私情,在《尖叫》里是今丽猜测丈夫梦中所唤之人是否就是其美丽的同事笑贞.付秀莹通过环境、气氛、事由等对这些谜语反复进行渲染,将所有的叙事安排和诸多可能性都若有若无地指向故事的结局,仿佛随时就要引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会发生.
究其实,是在付秀莹看来,谜底为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世间,必会遭遇那些痛楚、艰苦、挣扎与索取而不得、欲求而落空的困境,这些困境化作日常化的情绪与事态,等候在生活的必经之处.无论是《有时岁月徒有虚名》《空闺》《九菊》中在农村生活的祖父辈和女性,还是《秘密》《无衣令》《世事》里到城里打工的村民,抑或是《闰六月》《旧事了》《曼啊曼》里成功跳出“农门”后在城里定居甚至功成名就的主人公们,都有着与生活苦苦周旋博弈的那一份卑微和苦涩.即便是城里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也隐藏着千疮百孔的真实.《海棠在两个早晨仓皇出逃》里海棠的出轨以双重丧失而狼狈终结,《蓝色百合》里的水青因对陌生男子的一丝渴慕而送了命,《刹那》里的路小影被暗恋者拍下裸照受到威胁,《如意令》里的乔素素再嫁给海先生虽被称羡却有抹不去的心结,《出走》和《火车开往C城》里的男主人公以短暂出走或想象出轨表达对婚姻的厌倦,《对面》和《百叶窗》里的女主人公面临着职场危机与搏杀.付秀莹将这些不同来路的主人公及其故事和命运安置于同样的困境之中,写出了他们的彷徨、无助、绝望.
但是,她要做的,并不是艰难发问和诘难,也并不给出结论和解答.一方面,她在无常的变迁里观察人性的变质,将庸常的故事讲出新鲜的曲折；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人在无论如何凋蔽荒凉的生活里依然葆有着人之为人的情意与心思,从而将人世的一段苦楚、一段凄惶转化为了婉转迤逦的内心风景.比如《琴瑟》写一对收废品的夫妻,丈夫勤勉,妻子手巧,日子虽说艰难却也温馨,但妻子仍然怀有一桩与生计、与丈夫无关的绵邈虚妄的心事,就是对那个不知名的城里清爽男子一份暗暗的情愫.《当时明月在》里爷爷与其继母花萝之间的发乎情止乎礼、《锦绣年代》里“我”对表哥的隐秘心事、《笑忘书》里姥姥对姥爷长持一生的怨念,最终都融入了乡村宁静绵长的呼吸,共同构成了人间烟火的诗性传递.
由此,沿着梦境、留白等书写策略以及对人世间心存的那份洞悉与疼惜,付秀莹逐渐抵达了叙事的宽度,小说的品质在多种可能性中得以提升和绽放.她的文学理念和勇气来源于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无关乎信仰、宗教和思想,而是从乡村生活里攫获到的那一份天地浩渺至无穷、至生生不息的实存性经验：“鸡鸣狗吠,日升月落,婚丧嫁娶,人事更迭.一些东西凋谢了,一些东西新生了.一个被中国文化喂养大的人,谁敢说,对这样的日夜不是心中有数的呢？”付秀莹：《我为什么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因此,在她看来,写出乡村的生活,写出个体的时代命运,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浩荡心事.她的小说正是在这种丰饶和辽阔之上焕发出了庄重的气息与真挚的爱意.
二、“风景”与“人世”：审美与实践的矛盾
付秀莹擅长描写乡村的“风景”,她从孩童或亲历者视角对芳村的自然风景、风俗人情所做的描述一向为人称道,由此构成的从容缓慢而富有诗意的抒情风格亦一向为评论家所瞩目,武歆：《追随中国古典文学的脚步》,《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2日；岳雯：《与风景相遇——读付秀莹的〈陌上〉》,《人民日报》2017年5月24日.这是她将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进行接榫和化合的重要贡献,也成为她具有高度辨识性的美学风格与标志.
在关于日常、关于乡村的写景方面,付秀莹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学及其营构方式的影响.她笔下的风景以日常化和人情化而与乡土中国的典型环境保持着高度一致,同时以恒常的安静、徐缓的节奏和柔美的光晕而与深邃幽静的古典意境息息相通.《爱情到处流传》通过孩子的视角讲述父亲母亲的爱情故事.当生活向着孩子缓缓打开时,她第一次稚嫩而好奇地感受着、触摸着自然之美：叶子肥厚的绿树、长着薄翅和长须的虫子、绯红热烈的云霞、色彩缤纷的庄稼、寂静如墨的黑夜……孩童的视角使其看到的风景带着初始化、自然化的质感.《小米开花》将少女眼中逐渐成熟的世界与乡村多变的风景连结在一起,如鸡笼子、豆角架、悠长的蝉鸣、“肥沃,辽阔”的午后、跳跃着金粒子的阳光、水银般荡漾的月光等.这些风景与其说是“芳村”的,毋宁说是“中国”的,它们深植于千年乡土中国的脉络之中,以不变的形态和气息隐含在农耕文明的成熟矿层里,为广阔大地上的中国乡民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安宁如昔的慰藉与繁衍生息的资源.
与《爱情到处流传》在视角和气质上有着相似之处的是《旧院》,小说以回忆性的童年视角追认并一再确证着“旧院”和故乡恒常不变的景致：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在旧院,一群姑娘坐在一处,绣鞋垫.阳光静静地照着,偶尔也有微风,一朵枣花落下来,沾在发梢,或者鬓角,悄无声息.也不知道谁说了什么,几个人就吃吃笑了.一院子的树影.两只麻雀在地上寻寻觅觅.母鸡红着一张脸,咕咕叫着,骄傲而慌乱.
作者以富有灵性的语言和白描短句,将童年回忆里的景象与亲人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写景、叙事与抒情话语的边界交汇叠合,共同塑造出了如诗的意境、绵延的情韵.这在《迟暮》《空闺》《灯笼草》《除却天边月》等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小说将记忆主体的心念所系覆盖在乡村的整体风景上,浸染、拓取出了一幅幅淡雅安谧的水墨图.这种风景的嵌合在付秀莹的小说里节奏频密而且相当迷人,以非功利的美学存在构成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性呼应.
“风景”不仅有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还包括一时一地的饮食习惯、风俗观念.付秀莹擅长将时令节气的风俗与季节的变换、自然的景致相融合,通过邻里村民的言语行动营造出节日的气氛,也令那在古老风俗里得以滋养的乡村生活摇曳出了动人的韵律,如《六月半》里提到的“六月半,小帖串”,指的是当年娶新的人家六月里把喜帖送到女方家,再如《三月三》里的“农历三月初三,万物都醒了,是个好节气”.这种对传统节令的重视与亲近本身就是一种古老风景的重构.《陌上》由始至终都交替性地贯穿着乡间的风景与时节,它们柔化着也浓化着人们的血缘、亲情、伦理和乡村秩序,由此生发出绵软温暖的人情味和对人间生活的珍视,小说的节奏也因此而缓慢下来,情感交流的审美性与抒情性得以突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付秀莹的小说里有着一种明显的断裂或者说矛盾,它横亘在恒常静谧的“风景”与游移变迁的“人世”中间,两者之间的静与动、慢与快、亲切与疏离、古老与现代等诸多差异形成了反向的扭结.“芳村”的风景是古已有之、千年未变的.不过,作者的抒情仅止于芳村自然景致和时令节气的描写,其怀旧只在记忆掠过熟悉事物的刹那降落其上停留片刻.具有古典韵味的意境只是小说的“外壳”,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的内里,关于芳村的当下和芳村当下的生活.芳村人被大面积地卷入了离土别家、进城打工的所谓城市化进程中,即使是在村子的皮革厂里打工,他们生活的环境也不再是传统秩序架构和护卫而成.由于建起了皮革厂,村里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人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和城里人一样买水喝,得了不知名也治不好的怪病.换言之,无论是进城的还是留下的,都同样经历着被金钱、婚变、伦常恶化等现代生活环节所异化的痛苦,成为被“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所剥夺和抛弃的“过剩”的“废弃品”.〔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第6页,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面对着“风景”与“人世”,付秀莹在写作态度上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不同的感情与笔触.当她写到芳村恒静的风景时,她的笔触是温良悠扬、饱含情致的；当她写到游移的人世时,叙事风格开始变得疏离、隔膜甚至有些漫漶.让我感兴趣并愿意持续追问的并非断裂或矛盾的表象,而是,同样是书写芳村和芳村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叙事风格,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这种矛盾可以称为审美与实践的断裂,是不同文化视角带来的内与外、记忆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判然有别.当付秀莹面对乡村时,她是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72页,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0.进行书写的.她通过记忆世界和真实生活的经验与符号凝视并构筑着“芳村”.由于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历、所见证过的中国乡村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风韵与景致,于是她的“芳村”风景也就执著地追随其记忆而亘古如常地安静诗意；当她书写故土亲人的当下生活时,她已经远离了故乡,主要通过与父亲的电话和偶尔还乡了解乡村.这种了解经过了双重甚至是多重的转述,与其作为经验主体的意识相隔甚远.可以说,就前者而言,是“自我”的还原,是静态的、与乡土传统息息相关的审美存在；就后者而言,是“他者”的转述,是动态的、作为当代生活形态的实践存在.
这种审美与实践之间的断裂或悖离,在付秀莹的城市小说里也同样存在.这里的矛盾来自于城市风景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反向逆之.小说主人公目之所见、所感的风景是稳定的、恒常的,与这宁静恒常的风景相悖离的是,人物的生活处于快速迅疾和变幻莫测的城市节奏里.付秀莹的城市小说有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主人公通过读书从乡下奋斗到了京城,拥有了城市户口和稳定的工作,但由于某种不甘心,他们以有违正常生活的模式来反抗即将成型的固化,其结果无非是加速的堕落、毁灭甚至是死亡.《那边》里的小裳和老边、《当你孤单时》里的春忍和南京、《那雪》里的那雪和孟世代、《韶光贱》里的小真与导师,均属于当下城市常见的婚外恋关系.《如果·爱》《如何纪》《绿了芭蕉》和《秋已尽》里的男主人公则迷醉于浮华的生活,或以婚姻为代价换取事业的成功,但情感和的缺口显豁得近乎残废.这些失败者在“广纳百川,不择净秽”付秀莹：《在城市的灯火中回望乡土》,《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的城市里奔波辗转,以精神上所经受的苦役和折磨诠释着、佐证着作者的叙事设置：作为审美意识存在的“风景”与作为社会实践存在的“拉斯蒂涅”们的冲动之间矛盾丛生,它们冲撞着理性与秩序的边界,带来了美学上的强烈冲突和对比,也带来了叙事的多层面、多元化的阐释空间.
在种种断裂或悖离之下,一种抑制不住、驱散不了的心结依然在沉浮跌宕,那就是主人公凭着“一撇一捺”从芳村来到城市,最终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心路历程,这里头包含着无尽的酸楚、痛苦、博弈、绝望,它们在付秀莹的城市叙事里被反复地渲染与书写,由此展开的关于婚姻、情感、个人奋斗的价值判断及其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阐述.那些在渴望、欲念、婚姻、爱情中冒险并连续受挫的主人公们,最终只能在无法挽回的流逝里形只影单,空留遗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乡间的宁静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渴望与嫉妒.《红了樱桃》里的樱桃切实感受到的“孤魂野鬼”般的城市生活,与她的姐姐和母亲最后能“笃定”、“如归”地回到土地深处的安宁乡村生活,构成了鲜明的两极,她就在这两极之间不断地彷徨、踟蹰.《现实与虚构》以“元小说”手法,讲述于芳菲通过写小说将自己的生活纳入其中并按照理想进行篡改.“外表是现代的,骨子里却是传统的；或者说,外表是传统的,骨子里却是现代的”,这是作者对于芳菲的描写,也代表了主人公在“进城”过程里磨砺出的典型的矛盾性格.
这种情感上的游移、性格上的两难,显示出了主人公在“当下”的“城市”处境里对“过去”的“故乡”情境的眷恋,以及难以磨灭的旧日痕迹.这种情感与性格的乡村生活源头曾经是真实的,在当下则是抽象的,不能兑现的,只能存在于记忆与想象里.付秀莹通过主人公在双重矛盾中的挣扎与不无凄凉的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根”和来处.但是,是我们自己蹂躏了故乡,抛弃了故乡,埋葬了故乡,将自己连根拔起变做了如寄的飘蓬,从此以后只能在风雨飘摇的想念里枉自追忆.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这是芳村人的命运,也是中国人的命运.
三、“陌上中国”与当代乡土书写的格局
中国历来有乡土书写的传统,从五四乡土文学到延安革命化乡土叙事,到新中国初期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承包、经济改革等叙事,乡土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谱系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就乡土书写的主题与道德趋向的动力而言,它往往脱离了乡土中国超级稳定的公序良俗、礼治秩序、亲缘血缘等格局,而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了现代中国在历史、文化、革命、思想、价值重建等层面的书写.
在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中,不乏铁笔与巨擘.丁玲、赵树理、柳青、孙犁、周立波、梁斌固然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下描摹乡村,但深植于个体美学素养基础上的风景描写、文人笔法、伦理勾勒,却成为从时代和历史绝对信念的筛子下滴漏出的文学性存在与价值判断原则,使其文本到今天依然具有“再解读”的丰富空间.新时期以来的高晓声、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格非、迟子建等作家更是为乡土书写提供了富有中国美学和地方性特质的文本.时至今日,关于乡村的书写并未断绝.“70后”作为拥有乡村生活的最后一代作家,他们依然在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对于故乡的情感与经验,以丰富的叙事才华与能量构筑着属于一代人的“文学地理图”.
从2009年的《爱情到处流传》开始,付秀莹的乡村书写得到了广泛关注,2016年的长篇小说《陌上》更是颇受好评,其古典意境、人物白描、风景素描与对现实的苍凉再现,都诚恳地践行着作家对于故乡、乡村及其在当下中国语境里的经验剪裁与情感书写.有人称付秀莹写的是“陌上中国”：“《陌上》之前,‘陌上’属于唐诗宋词；《陌上》之后,‘陌上’将属于付秀莹.”王十月：《陌上花开异旧时》,《人民日报》2017年1月25日.这一称谓将付秀莹从具有某种“共性”、“共识”的乡土书写序列中区分出来,赋予了其以个人化色彩和美学价值的命名与概念.事实上,“陌上”这一书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农事诗”的意象积淀和“柔桑嫩芽”般情窦初绽的光华,与其内容恰成差异性的甚至是反向的对比.毋宁说,作者是以此作为回忆、怀想和可依偎的青葱界碑,为童年的乡村、童年的记忆,祭出了一份久远深阔的情感涌动与想象性建构.
《陌上》以人物为结构和支脉,以“散点透视”的方法、“桔瓣式”的布局和“三言二拍”式的白描,将芳村的人际关系详实地展现出来：增志和大全两个大能人搅动起了芳村伦理关系的错乱,望日莲和香罗通过男人赚取钱财和利益既被垢病又被羡慕,爱梨嫁到芳村过上了安定生活却自有隐秘过往,小别扭媳妇银花作为“识破”在芳村颇具威望和可信度……作者给人物分配了大致相当的笔力,以日常生活环节如赶集、农忙、娶新、嫁女、打工、过节、婚葬等将人物关系连接起来,蒸饺子、打月饼、包粽子、腌豆酱、做韮花等朴素的食事则在与风景、节气的缠绕中,将乡村生活交织出动人的面目和稳定的韵律.这种“红楼”笔法使小说更接近于传统小说的格调与质感.每一章开始前的关于“芳村生态学”的描述,则以散文诗的美感淬取出了乡村自然逻辑与生命循环的精髓要义,与故事内容一道构成了心事和情感的互证.这种互文关系以自我指涉的自足性完成了对人物命运的暗示、提醒与揭橥.
写人物是小说的题中之义,写日常生活是近年来尤其是“70后”的重要叙事主题和价值所在,“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可能正来自于‘经验写作’,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魏微：《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这已经成为了一代作家和评论家的共识.他们都确切地意识到,“70后”成长和经历的是一个“小时代”,是卡夫卡而非托尔斯泰的时代.因此,琐屑和日常不仅是生活的内容,也是生命的内容,这种叙事“不仅确立了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也确立了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传达了‘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美学思想”.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不过,将人物和日常生活作为长篇小说的主要基底与结构,《陌上》可能是当代文学中首次这样处理的.它绕开了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社会更迭等重大主题,而以具象丰饶的细节、微妙复杂的关系、绵密缠绕的心思,对时代作一侧面的回应与再现.这种书写不同于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以宏观视角和寓言手法写就的长篇乡土小说,它要做的不是判断,而是展现；不是结论,而是记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付秀莹放弃了价值立场与情感趋向,她所了解、所看到的当下乡村现实仿佛一道涌动的激流不断地冲击着、强化着她的叙事动力.她将人物作为乡村群像的展示放置于当代中国的乡土结构及其带来的变迁之中,赋予了那些在冲突、矛盾、之中的人物以深切的凝视与观察,写出了当代中国乡村如何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着异化,写出了那些曾经稳定向善的人心、人性如何“变形”及其给人物带来的命运的转折、修改或毁灭.这使得作者的笔触从传统乡村关系的细描游荡开去,而着力于现实环境带来的改变.翠台与素台虽为姐妹,但小说并没有详细描写其姐妹情谊,而着重讲述她们之间由于不对等的经济状况带来的无法平等的金钱关系；难看为了家里的饭店生意,默许了儿媳妇春米与建信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开工厂的团聚夫妇面慈心软,被亲兄弟和小姨子坑骗而破产；瓶子媳妇年幼时被村里的瞎眼老四,婚后为了家里利益和乡里秘书银栓、厂长增志有了私情；大全为了不让儿子娶望日莲竟然亲自用“仨瓜俩枣”勾引了她,完全无视这其中的.喜针与不孝儿媳吵架,小鸾被子侄辈的中树非礼,贫困的老人喝农药自杀,靠发财的扩军被称为“能人”,返乡的读书人遭到冷落和讽刺,诸如此种,令人想到中国当下乡村已经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和城市同样经历着“金钱、权力、性”带来的道德观念的朽败堕落.如韩少功所说：“城市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韩少功：《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天涯》2018年第1期.城市固然不是现代文明的终极指向,乡村也不再是心灵与精神的栖返之地.这是《陌上》向我们传递的重要的观念变化,也是付秀莹在经历城乡双重生活之后得到的点化与启悟.
作为女性作家,付秀莹给予了乡村女性以更多的关注.她讲述在乡村秩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故事和命运,展现出其备受侮辱、欺凌与压榨的状态.这里有“芳村内”和“芳村外”两类女性可作对比观照.从“芳村内”的女性来看,《苦夏》和《翠缺》都涉及芳村女童被叔伯长辈的题材.翠缺受到的凌辱更是双重的,其反抗也是致命的.“芳村外”的女性指那些通过买卖或利益交换被迫嫁到芳村的媳妇,《大青媳妇》中的女主人公以开赌场和卖身养活丈夫,无意中惹出命案；《蜜三刀》里的穗子娘带着穗子改嫁给智障秋叔,在芳村人异样的打量里艰难度日.小说通过小女孩的视角和感受,描写成年女性的美好、生动、温绵、能干,也将她们哀伤痛苦、绝望无助展现出来.作者要讲述的并非通常的性别叙事和社会冲突,而是女性在传统乡村的必然性的悲剧命运,“芳村”之内外莫不如此.作者通过对那些从挣扎到平静接受命运的女性生活的细致描写,对其命运陡峭直落的敏锐观察,将乡村的丑陋风习和粗鄙观念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看来,“陌上中国”不是牧歌,亦非挽歌,它平静地将作者的所看、所闻、所思展示出来,铺陈出一幅当下乡村的现实和人伦变迁图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主题历来与历史沿革、社会制度、世风人情等密切相关.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蛙》讲述了国家行政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带来乡村整体性的悲剧,贾平凹的《秦腔》《带灯》通过个体的生活变化批判乡村观念与城市进程带来的损毁,格非的《望春风》以文人意象和传统世情点染出正在逝去的江南乡村的善好淳朴,阿来的《空山》讲述被汉族现代化进程入侵而逐渐崩塌消失的藏族村庄,与之相比,《陌上》的特点在于将乡村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如实具体的描述.由于伦理错乱、人情淡薄、金钱至上、反读书论等道德恶化并非单独个体的现象,而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它的揭示就有了一种普遍化的力量.
如何为“陌上中国”找到精神上的依托,复活其在当代生活里的活力与生命力？对此,付秀莹以《跳跃的乡村》间接做出了回答.小说讲述村长得来招来了小红缨教大家跳舞.秋然的女儿小满从城里回来,建议村长将跳舞的人分组,年轻的跳快舞,上了岁数的跳秧歌舞.人们从羞涩保守到积极参与,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跳舞不仅带来了新的乡村格局与生活变迁,也改善了芳村萎靡的精神状态.付秀莹以虚构作品尝试性地提出了当下乡村如何从被异化、萎缩的精神状态中自我拯救的路径.
“芳村”之于付秀莹既是肉身的故乡所指,也是文本中的乡村建构.从鲁迅开始,“故乡”便成为文学中的重要存在,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剥离,而只有剥离开来,才能抵达更好、更完整的书写.2017年10月22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主办“梁鸿、付秀莹对谈：虚构与非虚构——乡土经验的两种表达方式”的文学讲座.关于当代乡土写作,有研究者指出,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讲述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的全貌,其局限性之中便自动携带着合理性,孟繁华：《历史合目的性与乡土文学实践难题——谈乡土文学叙事的局限与合理性》,《光明日报》2017年3月27日.反之亦然.所以,对于当代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讲述的内容,而是讲述的姿态：不要在城市里做“返乡梦”,也不要回避乡村现实的尖锐冲突,而应切实认识到中国当下乡村的问题并将之尽量客观详实地展现出来.在这方面,付秀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尝试.
在“70后”中,付秀莹的乡村书写独具特色,她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对乡村景致与生活进行铺展.不过,叙事的难度和难题依然存在.城乡双重生活成就了她,也造成了一些限制,如对待城乡的二元化对立态度,如将婚恋当作城市书写的主要题材而导致某种模式化,这在沈从文那里也出现过.这种态度既受限于作家的经验域和价值观,也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过渡阶段的观念呈现.长远来看,这是一场文本与经验之间的“战争”.
在此,我并不是否认或拒斥作家对乡村饱含肯定、承认的眷恋性书写,而是说,作家面对城乡时并不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褒贬是可以共存和多元化转换的.对作家而言,能否以更加丰富、更有弹性的视角观察城市,是当下与未来的一个重要挑战.不仅能看到城市在文明进程中的资本“余孽”和“恶之花”,也能看到城市对于现代个体意识和现代生活的强力塑形,这需要作家尽量避免或消解叙事上的“不冒险主义”.由于未经时间的提炼和沉淀,要对城市生活的滚滚洪流和宽阔人性做出即时性、独立性的价值判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何书写,怎样抉择,这完全来自于作家对自我叙事力量的信心、勇气与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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