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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借口说话宣传策略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传播策略,频频“借口说话”,创造性地拓展传播途径,成功打破了国内外敌人的新,较好实现了宣传目标.这些成功实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通过分析最大限度借助第三方之口为我说话、始终秉持坦诚相待的真诚态度和充分尊重国际宣传的通行规则等方面的抗战时期“借口说话”宣传策略,对我国当下的对外宣传具有时代价值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借口说话；宣传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囿于自身传播力量的薄弱和国民党严格的新,的抗日活动和抗日主张很少为外界所知晓.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形下,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传播策略,极富创造性地拓展传播途径,频频“借口说话”,成功打破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新,提高了外界对抗日事业的知晓度与支持度,为抗战胜利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较好实现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标.
一、最大限度借助第三方之口为我说话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国民党的新闻政策虽然有所松动,但割断解放区与外界的联系的企图并没有消除,在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对中国控制的区域进行严密的新.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严密的信息阻断,回击歪曲宣传,最大限度地借助第三方力量,利用各种机会巧妙地开展对外宣传.抗战期间,对外宣传借助的第三方力量主要有：
(一)外国记者与其他来华人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迅速为全世界所瞩目,英、美等多国记者纷纷来到中国,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在此背景下,热情邀请并积极配合外国记者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报道.抗战期间,外国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曾经出现过两个.第一个是从全面抗战爆发一直到1939年秋天.在这一时期,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霍尔多·汉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及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瑞士作家伊鲁娜·苏斯、《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等,都曾到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受到了的亲切接见.于是,一批客观介绍抗日斗争的外文作品相继问世.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先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加印3次,发行10万多册.1938年和1939年,史沫特莱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中国的战歌》,其中有相当篇幅描述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战斗情景.1939年,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相继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它真实地描述了其在陕甘宁、晋西北、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这些传播形成了在西方国家最初的国际影响.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将外国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推向第二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共有成员31人,其中有来自美、英、苏等国的多名记者,比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时代》周刊的爱泼斯坦、《信号》杂志的科马克·夏南汉、《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的武道和塔斯社的普多岑科等.在延安期间,这些外国记者采写了大量报道,叙述了他们在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从5月到8月,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共撰写新闻稿件107件”.［1］这些报道,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阴谋”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除了专业的新闻记者以外,还十分注重利用其他来华的外国人员传播信息进行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提出要积极“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大力加强“对海外的宣传”.［2］1941年12月9日,在《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中专门指出：“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起来到我区,或经我区退走.”［3］
(二)民营报刊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营报刊不论背景如何,都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一前提,着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基于此,许多民营报刊也就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有时党的有些文章和消息,《新华日报》不便发表,就通过统战工作的渠道转给其他报纸发表,新民、大公、国民、新蜀、商务等报都发表过这类材料”.[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大公报》和《新民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根据地采写的报道除了在《大公报》发表外,还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两书数月内连印7次,向广大读者详细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红军长征的真实消息和西安事变的真相就是通过范长江的报道首次对外界披露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作为参观团成员,《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采写了大量西北之行的报道.这些报道内容丰富详实,立场中立、客观,系统、详细地描述了领导下的边区情况,深受读者的喜爱.赵超构的报道除了在《新民报》上连载外,还被报社集结为《延安一月》一书,在重庆、成都两地刊出.
(三)国民党新闻传媒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背景下,还巧妙借助国民党的新闻传媒进行宣传,努力做到为我所用.利用国民党报刊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利用一切机会将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媒体的内部.比如国民党的党报《日报》、军报《扫荡报》和通讯社等媒体内都有一些的地下党员,《扫荡报》的地下党员谢爽秋还由记者升为采访主任,当时关于边区的许多报道都是由他设法发表的.二是积极利用国民党媒体内部的左派爱国人士发表一些对边区的真实报道.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整理的谈话稿并得以发表的事件,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1939年6月,张西洛（新民报）、刘尊棋（社）和耿坚白（扫荡报）等三名记者一起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前线抗敌将士慰劳团”,并在9月份就抗战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边区政府是否取消等问题在延安采访了.由于国民党高层的干涉,这篇谈话在这三家报纸都没能够发表.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篇题为《和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文章,轰动了中外各界.而这篇报道正是社记者刘尊棋整理后寄给《新华日报》的.
(四)海外华侨及其媒体
抗战时期,广大海外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对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表示支持.自然,许多爱国华侨和华侨媒体也就成为宣传所借助的重要力量之一.特别是在国民党实行严密的新期间,许多华侨人士凭借崇高的威望和无私的爱国热情积极向外界传播边区的信息.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访问延安.在延安访问期间,陈嘉庚参加了4次群众性集会,并多次会晤了、朱德、王明等领导人.返回到重庆后,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陈嘉庚以《西北之观感》为题发表演讲,如实地报告了他“延安之行”的见闻.回到南洋后,他又将在延安的见闻和感受向侨胞进行详实介绍,对广大侨胞真实了解边区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华侨女记者黄薇也是将抗战信息积极向海外传播的杰出代表.1938年,黄薇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调安排下,作为“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随团记者,来到延安访问,并多次受到的接见.回到重庆后,她把自己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经历写成敌后通讯,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洲晚报》等报刊上连载,许多华侨报纸予以转载,影响很大.
还积极推荐党员到华侨媒体工作,以此来加强自身的对外宣传.1939年秋,由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到国内物色报社编辑主任（后称总编辑）人选,经周恩来与高层研究,派出秘密党员胡愈之出任该报编辑主任,以更好地开展的海外抗日宣传.特别是1941年文化界人士南迁,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一些转移到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当地的侨报工作,使这些报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在海外的喉舌”.［5］
(五)苏联媒体
抗战初期特别是红军长征开始后,在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在白区疯狂地破坏的组织,致使长征中的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为了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陈云于1935年9月从上海赶往苏联.到达苏联后的陈云,非常注重借助苏联媒体为进行宣传.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的报告最早在苏联的广播中播发,随后又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并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6］,这也成为世界革命阵营中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
二、始终秉持坦诚相待的真诚态度
“借口说话”是一种高超的宣传策略,借助的是非本方传播资源,特别是众多中间力量控制和影响的传播媒体甚至是敌对国家和政治集团影响下的传播力量,最大化地传播本方的声音.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新和歪曲宣传,许多外国记者对的认识是片面的、间接的,甚至带有很深的反共成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他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活动,始终秉持坦诚相待的真诚态度,用热情和真挚打消他们的疑虑,消除他们的误会.
无论是在国民党新闻政策稍微松动的抗战初期,还是在实行严密新的抗战中后期,都不失时机地热情邀请外国记者和重要报人到其控制区域内采访报道.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就致电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希望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7］,“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的抗日主张”.［8］1944年3月9日,当得知国民党批准英美记者团访问延安后,周恩来亲自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朱德两同志及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9］4月30日,专门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10］
另外,还积极配合和精心保障来访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尽可能地为他们的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周恩来就如何接待来访记者曾明确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正如斯诺所说：“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11］
三、充分尊重国际宣传的通行规则
“借口说话”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策略,它要求宣传主体具有高度的策略性和灵活性,否则便会产生宣传学上的“飞去来器”效应,导致自我伤害.为此,抗战时期充分尊重国际宣传的通行规则,积极改进宣传风格,努力适应境外媒体、国际受众的不同文化传统和心理需求.
抗战期间,来解放区采访的记者成分比较复杂,许多记者对有偏见和误会,甚至还有国民党的特务以记者身份混入其中,稍有疏忽和浮夸就会让他们抓住口实,不但起不到宣传效果,反而会加深他们对的反感.为此,非常注重实事求是,从来不回避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就如何接待中外记者,周恩来在延安交际处的全体干部大会上曾明确指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叶剑英也曾要求负责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同志：“我们的材料一定要实实在在、朴朴实实,绝不要夸大其词、哗众取宠.”
此外,还采取聘请外国人做顾问的方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积极改进宣传风格.为了扩大对外宣传,1940年10月,时任部长的张闻天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美籍大夫马海德、印度大夫巴苏华、越南人黄正光、印尼人王大材、华裔印尼人毕道文”［12］等外籍人员,围绕如何开展对外宣传进行专题研究.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英文广播部正式开始对外报道.早期的英文广播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报道较强的主观性,致使“新闻味”不足,“宣传味”偏重,外国媒体用得很少.英国人林迈可在担任新华社英语部顾问期间,根据自己在工作中的实际经验,对于新华社对外广播中存在的弊端作了总结思考,即：新华社的一些对外新闻报道看上去“使人觉得不过是宣传家有意挑选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而且各分社的记者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为一个相信他报道中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读者而写作,而实际上他们是为那些对于中国形势不甚了解抱有怀疑敌视态度的读者而写作,因而报道常常不能适应外国读者”,并认为“更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陈述观点,指出事实依据”.［13］林迈可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新华社社长博古的认同和赞成,并将其传达给各分社,成为大家学习业务、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举一动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还不够强、不够大,“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问题依然存在.对外宣传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外交部统计,截至2015年1月,共有来自50个国家320家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派驻记者,总人数近700名.［14］他们是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可以积极加以利用的重要外宣资源.正是从这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意义上来看,“借口说话”的历史经验对于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时代价值及借鉴意义.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6M590310）
参考文献：
［1］张注洪.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00.
［2］档案馆编.文件选集（13册）［M］.北京：党校出版社,1982：264.
［3］统战部,档案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590.
［4］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抗战时期的中国新闻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309.
［5］王晓岚,戴建兵.中国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J］.党史研究,2003（4）.
［6］张金才.陈云化名背后的历史记忆［J］.党史博览,2012（8）.
［7］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322.
［8］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322.
［9］周恩来.周恩来书信选集［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8：232.
［1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11］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70.
［12］朱清河.延安时期根据地新闻宣传的传播学检视［J］.当代传播,2009（5）.
［13］刘云莱.新华社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5.
［14］张素.2015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在京举行［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6/c_127503870.htm.
（作者为政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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