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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游离者：何处之英格力士
张春梅
文学场也常常是功利的,尤其在当下互联网+的时代.比如一个曾经有不小影响的作家,若几年没有什么大作问世,就很容易被人遗忘.但也有一些作家会在某个时刻被人想起,不仅为其作品,也因为他存在的意义.比如王刚.这里的“某个时刻”与打开了文学视界的“一带一路”有关,我相信,借由这条互联互通的路途,还有很多被封存的力量会持续注入中国文学的精神.
提及王刚,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英格力士》,进而会与作者所写的特殊地域———新疆联系起来,最终落脚在作者的成长地：乌鲁木齐.所有这些,汇成的综合图谱则是一个陈述句：一个在新疆大城市成长起来的作家写了一部边疆人的心灵史.话语背后,则是一系列问题：首先,作者在哪里写作,“写新疆”与“在新疆写”是两个方位的叙事,其中最紧要的是站在什么角度来写；其次,地域在叙事中所处的位置；第三,小说叙事与电影剧本创作之间,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微妙的精神联系.最后一个问题显然已经破除了单一的“来源地”的束缚,而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或许,地域并不是一种叙述的关键,重要的是叙述中的地域被赋予了何种文化内涵？就像《英格力士》中的刘爱常常念叨的,“我是一个热爱文明的孩子”,《月亮背后》中带着米沃尔诗集闯荡北京的李苗,虽然在不同地域之间穿梭,却始终有某种心灵地带驻扎在那里.尽管有时被忽略,但它确实以被强调的方式存在.至此,地域已经被生发故事与意义的语境取代,事关细部的人的生活,这就牵扯到谁是叙事者,以及谁被叙述的问题.因此,关于王刚的多重身份联想组成了一个镜中之城,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一个重点,进而转化为文本中的叙述者和文本语境制造的意义所在.
作家的镜中之城
与当代很多专家相似,在王刚的写作图谱当中也有着鲜明的大众化的路线.文学书写与电影编剧的身份融合,而且因其影视界的声名是与冯小刚、葛优等“贺岁片”名家并置在一处,决定了王刚与我们前面所论及的作家都不相同.你无法将其摆在某个具体的群落,尤其是新疆当代文学史习常的划分,比如依据民族划分的方式.王刚的影视书写以及取得的大众收视效应,显然在大众文化体系内具有显要的地位,但这并不说明王刚的书写中少了精英化边缘的游离者：何处之英格力士/张春梅的意识.在大众文化日益成为主流,而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鼎足为三的文化格局之中,谋求三者的利益均占,这几乎是九十年代以来叙事策略的最佳取向.这并不单纯是什么文人气节的问题,而是当下多重语境的历史与现实折射下的结果.而对于王刚,由于其文本的地域联想,且主要因其文本中常常出现的边城———乌鲁木齐的影子,更增加了读者对于独特地域的一份猜想.因此,地域,首先成为反射作家形象之镜中之城的首要内容.
我们已经提到,由王刚会引起的一些猜想.有意思的是,这种猜想在他的生长之地依然存在.在二〇〇六年由夏冠洲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表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绩与兵团人生活的屯垦小说,在新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王刚的《这些“老兵团”啊》被列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或许因为王刚是汉族人的缘故,所以编史者不经意间、想当然地将其编入“屯垦作家”“兵团作家”的行列.这样的误差显然是很有语境意味的.在新疆汉族作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兵团,而《英格力士》中刘爱的父母来到新疆的经历,似乎也暗示着与兵团建制相似的情节.不管怎样,其中隐含着双重承认：汉族、新疆,而且是有着特殊新疆经历的汉族.这可以说是较为权威的一处误读,但确实是发生在王刚身上,因而成为王刚身份符码的一部分.实际上,当“屯垦作家”“西部作家”“新疆作家”等有很多雷同之处的称谓指向王刚和他的作品时,地域的文化功能就已经被大大凸显.当然,王刚给人的印象绝不在此,凡是阅读过他作品的读者,总会在他的文本中发现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人物总是在不同的地域想象中犹疑.
《月亮背后》中的李苗与牟尼,“来自哪里”实际上已经被淡化,反正这来处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如果来处是隐蔽的,那么,“去处”却被多次强调.这个“去处”被设定为北京,因此文中人物可以视作“北漂”一族.北京到底给漂泊的人群带来了怎样眩惑的想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只要能在北京生活,“北京成了他们的城市”,无论怎样都好.这种想法直接预设了以后他们为一张北京户口纸付出多大代价都将在所不惜.然而作品的叙事并未停留在北京,而是不时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中的一对母女来牵扯着牟尼的行为和思想.边疆生活的窘迫,愈发刺激牟尼在大都市的放纵施展.而当他回到边城看见家中妻子与别的男人对饮的场景,一种地域的错乱感自然浮现.无论是边城,还是首都,都没有逃离物质的匮乏激起的无穷.看到这样的情节,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王刚当年大学毕业闯荡北京的相似经历.不知道作者是否有感同身受的心情？这种想法并非是一种作家决定论,而是文本与作者之间生成的无数联想空间的一部分.
如果说,牟尼与李苗的“北漂”经历,与作家本人的经验形成了互文.那么,《英格力士》里在孤独中长大的男孩刘爱,则更具映射性和勾连功能,从而成为镜中之城作者的突出显影.在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着一些极具对比性的地名：乌鲁木齐,南京、上海、北京,“口里”,还有外国.乌鲁木齐是刘爱和其父母生活的地方,但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强烈的不满———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而对于“口里”的丰富想象,使这个孩子的思维始终缠绕着一种乌鲁木齐与口里大不相同的意识,而且,“口里”是个重要的参照物,以此凸显一种羡慕、不屑、愤恨综合起来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从何而来？可能是从他所接触到的英文,父母的唱片,来自上海的老师,还有老家南京的一幕幕场景,一种矛盾的心情就此纠结在这个孩子心里.这部作品里,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境,说其“紧张”,是因为两个地域的对比发生并铭刻在了孩子的心灵深处：
妈妈说：“这是小提琴,还有钢琴.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尔.”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声音.”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我听不惯这种声音.乌鲁木齐没有那种声音,它给我最多的音乐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记得在小的时候,有一首曲子在流行：我的热瓦甫.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我敢向你保证,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可是,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说它是小提琴,而且,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
在此之后,是孩子对母亲的质问：“那么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我想生在这儿.”其实,那天在南京街头,我本是想说：“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生在南京.”由“这儿”具化为“南京”,代表了一个孩子对另一地域的无穷向往.其实,这种心情在一个孩子那里可能是很正常的,就像没有出过家门的人对异地、对别国的憧憬一样.但这样的心情却反复流淌在作品四周,使你很难忽略.尤其是当“口里人”和“新疆人”不断并置为二元对立的时刻,成为镜中之城凸显有着相似经历的作者的瞬间.这就决定了阅读王刚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地域交叉的人生.
而当地域呈现交叉甚至是对立的时候,一种发生在地域之上的身份系谱开始建立.不同的地域暗示着不同的身份想象,而当这种想象有着现实的表征时,其力度得到了加强,其核心则是一种深刻的孤独感,这种感觉在作品中大大小小的人们心里隐藏着.《英格力士》中常常会有一些怅然的人生之问,如“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这种孤独感来自哪里,是乌鲁木齐这一被凸显的地域吗？显然不是,如果作者只是就地域而写地域,那只能说明整部作品是作者的独自呓语.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语境意义的作品,从英语要不要学,从俄文—维文—英文的更替过程、男与女的关系问题、父亲的工程设计……等一系列牵扯着特殊历史的画面,可知身份的构成并不主要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是在社会、政治、文化多重维度关注之下的形成过程.当这些视角发生变化,则身份也会随之变换.
当然,这些视角是通过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得以展现的,也正是因为由一个孩子的角度观看,才更显其真实性,也增加了打动读者的砝码.下面这段孩子的心理独白就颇具有说服力：
你在一个蛮荒的地方,渐渐长大,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你的皮肤有些粗,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尽管你对他们说了,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可是他们仍然会问：“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那是我,可是父母呢？他们是被迫去的吗？真的,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刘爱.
孩子心目中内地人对自己的想象已经具体到皮肤和说话的腔调,这种地域上的“异”凸显出“求同”心理的渴望.尤其是当“同”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也被要求实现的时候,英语在这时候就充当了这样的功能.范主任的一句话挽救了英语,也挽救王亚军的教师身份———“英语还是要学的.北京的中小学都学英语,咱们乌鲁木齐虽然离北京万里远,可是,英语还是要学的.”显然,英语的学与否,是涉及到文化身份的组成的.在孩子们的心里,“国际音标四个字让大家心里充满了感动与渴望,就好像我们可以乘着戈壁滩上的大风,越过塔里木沙漠,越过阿尔泰那边的额尔齐斯河,一直漂到欧洲的英国,最后才落到美国.”这样一来,随着不同因素的介入,作品中人的身份愈加丰富起来.父亲是一名有自己建筑观念的建筑师,父亲还是个懦夫,胆小鬼,但他也是熟谙外文的才子.刘爱呢,一个学生,英语的痴迷者,王亚军的崇拜者,阿吉泰的倾慕者,同时还是一个偷窥者,但始终是个追求“文明”的人.在多重身份中游移,赋予了人物一种反思的力度,反思的中心则是“人应该怎样生活”.
《月亮背后》同样如此.李苗与牟尼同样钟爱并时不时拿来品读的米沃尔诗集,提醒着他们自身的身份认知：我们是知识分子,是有品位的人.但这种提醒并没有阻止他们身份的扩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谓“知识分子”只是一块谋生的挡箭牌、一个工具.文化经纪人、商人、情人,最终落为具体的“骗子”,他们的身份成为骗子的集合.到底哪里才是他们还没有失守的疆土？此种情境下,作者并没有就此让其彻底沉沦,一份对爱的犹疑始终穿插在李苗与牟尼之间,就连那个坏事做尽的丛小波也一样有个“妹妹”的死穴.这可能就是这些游离于地域与身份之间的人们之所以游离的原因吧.
谁在叙述
在作者与作品的多地域、多身份以及多领域的穿梭之城背后,是留存在文本中的叙述.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是谁在叙述.
谁在叙述,差不多是解读一部作品的开始.这牵扯到叙述的眼光、视角以及叙述可信度等问题,而且,这一身份还与潜在的隐形作者有关.很明显,在《英格力士》中,小男孩刘爱的视线所及就是读者的界限.这部作品采用了明显的双重叙述,一个是“我”也就是刘爱在生活中的具体故事,另一个是“他”,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站在故事之外对发生事件进行评价.这两种叙述使历史以现实发生的面貌展现出来,却又由于评述而显得客观而遥远.这时,有关叙述者主体性的问题凸现出来.首先,这是“我”———刘爱的一篇回忆录.其次,回忆的主体与学习英语的经历有关,因为这是“我”至今不悔的人生追求.英语,使“我”与众不同.现实中的刘爱,或者说进行回忆的刘爱,并没有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到达梦寐以求的“口里”,成为内地人,他仍然在这座小城延续着已变为现实的童年生活想象：抹着头油,洒着香水,喜欢聪明的女孩子.第三人称叙事者“他”是否就是已经长大成人担任英语教师的“我”呢？这一原本肯定的回答却因为文中常常出现的评价和插话,尤其是刘爱的心理独白,而扰乱了答案的内容.刘爱,这个小男孩,被塑造成为一个超越本身年龄的早熟的孩子,他经常会有的质询与疑问使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的界限发生着交叉式位移,以至于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是“我”之思,还是“他”之评价？这样的结果是,“我”的叙述位置与“他”融为一体.如,下面的心理独白就很明显：
现在想想真怪,我真是一个热爱文明的孩子,当别人对英语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就想学好,而且,从小我就是那么渴望权力,当不上班长,也想当课代表.特别是英语课代表,我为什么会那么渴望？是因为我对英语这种语言天生有一种好感吗？那些远在天边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高兴了？一个在天山脚下,乌鲁木齐的孩子在他童年那样的时代里,竟然喜欢这种语言,这是什么原因呢？英语是靠什么力量征服我们这些在迷蒙中的孩子的？
有时候我常想：一个人的命运被决定就这么简单,是谁在决定我们的一生的命运？它推着我们从生到死,从挖防空洞这样的事,到学英语这样的事———我是说,在“我”这篇回忆录里,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发生,而不那样发生？
我们很容易认为“热爱文明”“渴望权力”这样的话语是出自回忆中的“他”,但只要是在进行具体阅读,就会有另外的感受：似乎这话既是当事人刘爱当时的想法———因为小男孩刘爱本来表达自身的方式就很独特,又好像总有一种反讽的语气充斥在字里行间.其中强烈的反思意识似乎又超过了文本语境中发生跨时代对话的“我”和“他”.对于这样混杂的状况,我们可以有双重理解：一是回忆中的刘爱和被叙述的刘爱,在时间的流逝中,并未产生多少思想上的距离,所以给人感觉事件正在发生,到底是哪个刘爱并不重要；一是与事件发生保持着一定距离又能给予充分理解的潜在叙述者在主导着话语的表达.显然,文中的“我”“他”还有这个隐形作者,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在这部作品中,罕见地少有那种叙述者之间的话语裂缝,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的主体意识参与到了叙述中并真正主导了叙述.当有些读者认为这就是王刚的“文学性的自传”时,显然是有些道理的.
然而,不管哪个叙述者,其叙述都始终围绕着曾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身.所以,最终还是事件组成了叙述的最核心的部分.刚才的引文提到我“为什么会那么渴望当英语课代表”“英语是靠什么力量征服我们这些在迷蒙中的孩子的”这些充满反思强度的问题,又将发生在身边的语言更替现象赋予了凝重的历史感：“俄语走了,维语走了,英语就要来了”,并对这种不断的“走了”发出了事关根本的疑问———“我们是天山脚下的城市,我们有许多维吾尔族的同类,于是我们要学维语；我们离苏联比任何地方都近,所以我们要学俄罗斯语.但是英语有什么用呢？英国和美国都离我们太远了.”这些描述和问题都显出“我”或者“他”的敏锐与锋利.其中,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孩子口中的“英语课代表”———可以跟老师去宿舍拿教学用具、可以带着同学朗读英文、可以随意翻阅那本《英语词典》.“权力”,无疑担当了超叙述的功能,但当此重任的并不止于此.“我真是一个热爱文明的孩子”与日后在小学校教授英文的简单生活联系起来,展示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这里对“文明”的想象,与权力话语南辕北辙,成为生活中的另类.正是时代语境中关于“权力”的表征与对“文明”的想象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的选择.或许可以说,“时代”才是真正的叙述者,只是多棱的生活和人的需要使应有的思考不自觉地扭转了方向.“soul”,是灵魂的意思,在这部作品中具有着深刻的辐射时代的意义：
教室就我一个人,安静让我感到了无聊,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先是写了soul,love,house,change———然后,我又一个个地看着这些单词,想象着它们的意思,又用板擦一个个地擦掉它们,当只留下最后一个词love时,我没有擦,而是把它留在了黑板上.soul这个词,擦得不太干净,李垃圾把它重新描清楚了,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说：“灵魂.”李垃圾又笑了,说：“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写了多少触及灵魂的检查.可是,我真是不知道灵魂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抽象词汇与生活用语的相撞.当已经写了无数“触及灵魂的检查”的李垃圾说“那为什么要让我写,而且还要触及灵魂”的时候,一种语境性的差异出现了,这是一种怀疑,而曾经要求书写“检查”的权力是那样无可置疑.“那为什么要让我写”的前提其实非常简单———刘爱不用写检查,而我李垃圾却被校长要求写一篇触及灵魂的检查.权力因人而异,是质问的根由.
如果说时代是《英格力士》中超然于一切的叙述者,那么,在《月亮背面》中这一叙述者仍然发挥着掌控功能,只不过,此时的权力转化为具象的金钱,而文明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和身份的点缀.历史跨越时空笼罩着不同时代的人们,月亮的背面是阴暗的、没有光的,还是如同它的表面一样皎洁神圣,这是作品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是,原来月亮终究只是反射太阳的光.金钱的超叙述功能,表征着一个评价标准与体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的到来.
《月亮背面》写于九十年代初,这部作品看似以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李苗和牟尼闯荡北京的经历为主线,两人担任起叙述的角色,然而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两个异域的年轻人怎样才能在关于生活与身份的想象已然发生严重错位的城市谋求一席之地？我们用了“异域”这个词,并不单单指称地域的边缘与中心的差异,还在于两个年轻人关于未来的憧憬已经不是自己的想象能够掌控.如果说,《英格力士》中的刘爱还能坚持自己对文明的追求,做生活中的异类,那在李苗和牟尼的话语空间中,剩下的只有“适应”.这显然有着作者对金钱主导下人的灵魂将如何安置的深入思考.每当李苗与牟尼为自己对文化的滔滔不绝感到陶醉之时,每当牟尼在李苗的情感面前后缩之时,当牟尼眼中孩子般渴求玩具的眼神飘忽而过的时候,文本世界中一种异质性的力量就在上升.这是隐形作者在超然于外的时空中的寄望,可以想见其中的焦灼与无奈,反射出作者对这样一种人生的评价.但这种思考的力量有多大呢？随着李苗的死,牟尼的回归故乡,一切照旧.人,该怎样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英格力士》倒是可以给李苗等这样生活着的人们提个醒,还有刘爱这样始终跟随自己的“心”的生活方式存在,那是属于自己的轴心.
一群被叙述的人们
无论是谁在叙述,最终都需落脚在被叙述的人、事身上,否则一个系统的网络就无法建立.其逻辑是“谁叙述谁”的关系.这决定我们必须关注王刚作品中人物、事件及行为等有概括力的征象.我将这些看似无关的人们称作“游离者”,这些游离者莫不涉及对世界的认知,其中突出的是关于男人与女人,当然,还有他们生活的世界.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英格力士》与《月亮背面》似乎应该倒着来读.虽然后者出现在先,但是两者的同时存在却展示出特殊的时代演变逻辑,生活其中的人、事自然也大为不同.《英格力士》的人、事处在英语将要来到边疆城市的环境里,这件事的期待强度超过了读者的想象,而作品也并没有给出合乎想象的背景.总之,当原先的维文老师将要离开时,以为孩子们会有一些留恋的想法,然而———“阿吉泰想错了,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更不要说维语,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漾过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对此来处的追寻可能也只能放在王亚军的身上,王亚军的来临,是裹挟着差异与不同的———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的男老师,而且是讲授英语的男老师.无论是遥远的时髦城市上海,还是更加时髦的“外国人说的话”,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神秘而且超越现实、与众不同的所在.这位男教师不仅生活讲究,而且丝毫不像众人那样注意男女的界限：王亚军这个习惯真不好,招人恨.许多男老师都喜欢单独地给女生补课,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大人们经常处于紧张的情况下,男老师们都有所收敛,只有王亚军,他就好像是从天外来的,就好像他们这些来自上海的人,跟别的地方的人都不一样.这是不是因为上海过早地成为了美国人的地方,而美国人又培养了受害人的某种与众不同的习惯呢？
这句表述看起来是在指责王亚军的不顾整体意识的做法,但强烈的反讽之中又弥漫着羡慕的意味.
这种羡慕是和上海、美国缠在一起的,最终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而王亚军手上那本《英语词典》更是“与众不同”的宝藏.在那里,任何一个平常的词汇都有一个对应的“外国人的世界”.所以,王亚军俨然是个时髦文化的使者———“他带着眼镜,在英语的世界里,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欧洲,还看到了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明生活,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的笑容和习惯”,甚至有着“像太阳一样地朝我走来”的光辉形象.在这些叙述中,一种关于“雄性”气质的语境系统开始建立———女生们心目中的英语,来自上海的男教师,与美国相连的太阳.
但王亚军毕竟只是个被叙述者,而且是个被叙述的男人.作品中,有一处对话明显与孩子们的陌生想象生成于不同的时空.主管地区思想的范主任问学校校长“王亚军是谁？”校长回答说“从上海来的,一个教英语的老师.”范主任则说“这些小事你们自己定吧.”很明显,王亚军的地位在两种视野中有巨大的反差,能否教授英语在代表主导文化的范主任那里不过是一件“小事”.王亚军的与众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也只能建立在他者的认知之上.他最终落入监牢更是残酷的证明.而这一结局仍然与被叙述有关,只是此时被叙述的是关于男女和自己情感的私己之事.
王亚军与阿吉泰,刘爱的母亲与校长,都涉及男女情爱问题,但通过孩子的眼睛却反射出不同的社会认知.原本王亚军与阿吉泰是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选择,其间只有“喜不喜欢”的问题,但这种关系引起了学生的嫉妒,尤其是刘爱和黄旭升这样已有朦胧的情感取向的孩子.这还是有关孩子视角可以理解的事,然而当带着鲜明身份印记的范主任强行介入阿吉泰的感情选择时,孩子的力量虽然只是微乎其微,但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两类被叙述的人物.一类是在“我”看来谨小慎微、遮遮掩掩,隐藏着许多复杂心事的人们,如刘爱的父母、校长、范主任、黄旭升的妈妈和两个爸爸；一类是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深深地影响了“我”,看似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如王亚军、阿吉泰、黄旭升、李垃圾.
前一类,基本上是以成年人的姿态出现,其标识是在社会上拥有一定身份；后者则与刘爱的成长息息相关.刘爱的父母虽然是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也同样压抑着自己内心的与追求,甚至连自己最为骄傲的建筑事业都不敢在他人面前提起.刘爱母亲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处处与社会话语扭结,我们很难看到一点点个人选择的力量.显然,这类人始终处于被叙述的行列.反而是那些特殊的“王亚军”们,还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选择的权力.虽然王亚军与阿吉泰均在范主任的强力下改变了人生道路,王亚军进了监狱,阿吉泰成了清洁工,但都不足改变其自由选择的意志.作品中的“我”,或者刘爱,“仍在大学外边冒充着绅士,而且,还是英国绅士”,“像知识分子那样留着卷曲的分头,戴着眼镜（还是平光的）,穿得笔挺,身上还有香水味,每天走在路上还夹本书”,“脑子里都被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占满了,哪里还装得下真正的知识？”极富反讽意识的叙述语流将历史与现实巧妙地卷在一搭.但可能每个读者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忧伤,因为“我”年少时期的梦想大多已经破灭,关于英语,关于朋友,关于父亲、母亲.下面这句叙事者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情感的力度,“我们这些乌鲁木齐出生的孩子就是喝着王亚军的眼泪长大了的,就是的,我从来没有喝过黄河与长江的水,我是异类,我是喝着王亚军的泪水长大的乌鲁木齐人.”
当《英格力士》中的刘爱终于可以公开说“我最喜欢的是聪明的女同学”时,时代早已发展到了李苗和牟尼的阶段,发生在王亚军和阿吉泰身上的事,也已不复原来的意义.《月亮背面》叙述的是一些在金钱主宰下的小人物.一个农民,地太少、粮食又贱,只能被迫刻章做违法的事情谋生计,继而为了金钱行骗；一个被大学开除的人,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他能做什么？他只能去做一些违法的勾当,抛弃良知,去欺骗对自己有过恩惠的人；一个不得志的作家,他又能干什么？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所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他的尊严、他的个人意志、他的友情……一个不小的人物,打着文化公司老板幌子的骗子,对员工乱许愿却从不为员工实现……
牟尼只是一个小人物,做着小人物的事,有小人物的陋习,即便他通过“借钱不还就能成为富翁”这一概念终究一度富了起来,可他还是一个小人物.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了无数次的抗争,终究也只是一个笑话.这一切的伪装在那些“大人物”面前不堪一击,就如作者所说：“奴才永远是奴才,他就怕碰见主子.”在这样的路上升腾起来的是刻骨的仇恨,对社会、对骗过他们的人,这种仇恨转而演变为他人对自己的仇恨.而每个人,最终都沦为欺骗者.“没有人天生就会骗人,他必定是在被骗之后才学会骗人,就像人都是在被现实伤害之后,才能学会适应现实”,“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你投入你所有的精力去做一件事,而到头来却告诉你你只是在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这个世界上最感动人的,却是那些虚伪的假话”,“在这个肮脏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灵魂在做抵押,自甘当着舞台上的小丑,唱起一出又一出可供嘲笑的悲剧”……
在这个社会里,男人和女人都不好当.因为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被叙述的对象.有着良好传统文化修养的李苗只能安慰自己———坚信在去天堂的路上,必须经过厕所.但她没想到的是,在被选择和选择之间,没有第三条路好走.一种深沉的无奈弥漫在叙述的整个空间.
与其说李苗等人当初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阴谋、一场骗局,倒不如说这是作者对完全陷于被叙述状态的人的一种展示.这里充满了“我要谁”“谁要我”的玄机.而所有在叙述中呈现的主流、边缘、政治、文化、金钱背景后面,却依然是刘爱时期关于“如何生活”的自我想象.生活艰难,依然未变,人们仍然希冀着美好的生活,只是,似乎像兰波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无论是边城,还是大城市里的面具人生；无论是边城对“口里”的想象,还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人”,都在叙述与被叙述之间.这时,倒是刘爱父亲设计的方案显示出跨越界限的历史力量,他说：“因为它们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几百年,不管是汉族人,还是维吾尔人,都不要跟这些古树去争,它们知道我们的前生,也知道我们的身后.”而我们的再阐释是,不管是口里人,还是边疆人,都是同一历史中的一份子.界限到底由谁划定？
责任编辑：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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