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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民风，八方乐颂引
“四面八方——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专场音乐会之三”在沪上首演引起高度关注,同行们自发地从各地聚拢来围观这一交响乐新作的盛装上演.周湘林、赵光、张旭儒、尹五四位作曲家以“团队创作”的形式,围绕民族民间音乐来创作大型作品,这是他们的第四次合作了,其不忘民族民间音乐现代化、交响化之心以及执着追求的精神令人感佩.
眷顾民间音乐的原生形态
“四面八方团队”的第一次创作成果于2011年6月24日晚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呈现.“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专场音乐会”中的四部作品分别以将蒙古族长调和呼麦、湖南土家族打溜子、江南丝竹、朝鲜族的民间歌谣等四个乐种为选材及乐颂对象.作曲家将这些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性民间音乐与交响音乐交融,其新颖探索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业内外的关注.这四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间音乐原生形态与交响乐队并置同构,如《漠壁长歌》中的“草原音乐三宝”马头琴、呼麦与长调,《打家业》中的湘西土家族“交响乐队”“打溜子”,《听雨思竹》中江南丝竹的曲笛与古筝,《长白山随想》中的朝鲜族“音乐三绝”横笛、伽倻琴与长鼓等.这些作品的创作既照顾到民间音乐最典型的个性,彰显其符号化的明确指向性,又注意将其与现代交响予以协调发展,其做法与之前“新潮音乐家”们的“拼贴”之法不同,也与后来“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核心素材运用之法有别.它较好地呈现了民间音乐淳朴、悠远、厚重的质感,也展现了交融语境下的多形式、多样态发展.这一新的做法自然引起围观与聚议.之后不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进京交响乐展演的作品,周湘林的《打家业》、张旭儒的《漠壁长歌》让北京的交响乐迷见识了这种民间音乐与交响并置同构的新做法之魅.
第二次创作成果于2014年3月4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呈现.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不再以祖国各地乐种为地理方位宽视域的取材之选,而是集中以某一多民族汇聚地区——贵州为中心.水族、侗族、瑶族、苗族中较小部落的音乐成为四位作曲家的素材之选,其“非典型性”选材引起了大家对濒临消失的原始性音乐品种的关注.张旭儒取于水族音乐素材的《连山易·续歌》、周湘林取于花裤瑶族音乐素材的《董蒙》、赵光取于侗族琵琶歌音乐素材的《侗歌赋》、尹五取于苗族芭莎部落音乐素材的《芭莎》再次展现最原始民间音乐在与交响乐队交融时的特殊魅力.
第三次创作成果呈现于2016年9月19日晚在“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首演的《丝路追梦》.“丝路”题材中兼容并举的西北民间音乐,甚至域外“丝路”上的“民间”音乐,被置于现代交响乐构建的语境中,原型民间音乐旋律或节奏与交响乐并置同构产生了奇异的音乐效果.后来,它还被纳入到随后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节目中.《序曲》（周湘林）、《随想曲》（叶国辉）、《狂想曲》（张旭儒）、《幻想曲》（赵光）、《畅想曲》（尹五）五乐章错落有致,一气呵成,将“丝路”沿线的民俗风情以交响画卷的形式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其新颖的选题和深层次的乐颂吸引了业内外观众的赞赏.
对民间音乐素材的深情眷顾,是四位作曲家创作的初心,而将其本原形态的音乐光彩进行现代交响乐精心“呵护”式的适度发展,是作曲家们艺术追求的目标.其“四位一体化”的创作组合形式的不断成功,还将大家关于“团队创作”可行性及如何寻求新突破的话题再次唤起.
“团队创作”的优良传统
“团队创作”是聚合集体智慧,集中技艺优势,各个“击破”艺术创新的重要形式之选.它在个性张扬的后现代音乐语境下是否过时？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团队创作”由来已久,并不乏成功案例,其最为成功者当首推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于1945年初作曲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团队创作”也成为之后民族歌剧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如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的《刘胡兰》（1948）,欧阳谦叔、张敬安作曲的《洪湖赤卫队》（1959）,王锡仁、胡士平作曲的《红珊瑚》（1961）,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江姐》（1964）等.
后来团队创作形式铺展到其他音乐体裁,如吴祖强与杜鸣心作曲的芭蕾舞剧《鱼美人》（1959）,吴祖强、杜鸣心、戴洪威、施万春、王燕樵等作曲的《红色娘子军》（1964）,何占豪与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和许斐星作曲的钢琴协奏曲《黄河》（1969）,张晓峰、朱晓谷作曲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1980）等.民族音调或传统文化成为新作中的内容,也成为其成功的关键性要素.
有人说,改革开放后更加强调个性写作,“团队创作”过时了,对艺术创新是一种束缚,难再有突破.但由王祖皆、张卓娅、王锡仁、印青、季承、方天行等作曲的歌剧《党的女儿》在1991年首演后持续受宠,至今已演出逾五百余场,这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团队创作”的优势所在及可行性空间.此后,这种创作形式不断被采用,赵季平、程大兆、韩兰魁、张坚、景建树联合创作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2004）自首演以来影响深远,而以赵季平为首的“西北团队”在不同的创作主题中又根据需要而变换合作者,如：《敦煌音画》（2012）中有赵季平、景建树、张坚、韩兰魁,《长安》（2012）中有赵季平、崔炳元、平远、杨一博,《丝海粤韵》（2015）中有赵季平、景建树、韩兰魁、张坚、张晓峰、蓝程宝、房晓敏,《大秦岭》（2015）中有赵季平、崔炳元、韩兰魁、赵麟、杨一博.这些作品均有各种角度的突破,最终获得了成功.
上海音乐学院最近活跃着两个创作团队.但不同于赵季平团队不断变换合作人的方式,上音两个团队的合作者——尹五、张旭儒、周湘林、赵光与叶国辉、陆培、温德青、陈牧声——则相对固定.除了前述“四面八方团队”持续成果的呈现外,叶国辉团队创作的《辛亥交响》（2011）、《交响牡丹亭——天地人和》（2013）、《交响上海》（2015）等“三部曲”,也在民族交响的探索上不断有突破.
上海音乐学院一直有着“团队创作”的优良学术传统,除了《梁祝》外,还有萧白、王久芳、王强、张英作曲的《幸福河大合唱》（1959）,刘敦南、孙以强、金复载、朱晓谷作曲的钢琴与乐队《跃进颂歌》（1960）,杨立青、陆培等作曲的舞剧《无字碑》（1988）,杨立青、徐孟东、尹五、张旭儒、陈强斌合作的交响京剧多媒体音乐剧场《白娘子·爱情四季》（2009）等.“四面八方团队”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在发扬集体智慧而快速创作新作的优势之上,也在探索新型的、妙趣横生的形式之变.这一团队无领导,无核心,大家平等相处,有事静心协商,沟通无极限,这有利于“以艺术创作为最高准绳”的纯粹性发挥团队优势.
创新艺术追求的多样形态
既然“团队创作”有其优势,“四面八方”团队在发扬优势中创作的“三部曲”和十二部作品已经实现了不断的艺术创新与民间音乐素材发展的新突破,它的艺术追求对于今后的同类创作有借鉴价值.
一是在手法上以集中明确的音乐主题聚拢而聚合集体智慧.“四面八方”之一以东南西北四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民间音乐为中心：汉族江南丝竹乐、土家族打溜子、蒙古族长调、朝鲜族“阿里郎”,这种将个性迥异的民间音乐素材在交响乐的现代融会下实现主题聚合的方法在之后的系列创作中被沿用；“四面八方”之二以贵州少数民族的水族“连山易”、花裤瑶族、侗族琵琶部落、苗族芭莎部落的音乐为素材.
二是在确立基调的基础上加强独立创作中的沟通互补,以此实现风格的统一.“四面八方”之三选取了藏族、布朗族、维吾尔族与赫哲族四个最具个性的少数民族音乐曲调,以藏族舞歌、布朗族歌谣、维吾尔族木卡姆、赫哲族渔歌作为交响乐构成的主体予以发展,使新作充满了载歌载舞的音乐共性,使作品在互补之间形成错落有致的篇章,给人以统一风格基调下的个性绽放效果.
三是在协调发展中加强乐章间的联系,以交响套曲的结构模式联缀成篇.在“四面八方”之三动笔之前,四位作曲家分别进行了实地采风与调研,并在不定期的创作商讨会中就素材、手法等细节进行商定,来协同篇章的“起落”“呼应”“张弛”关系,均衡各部的整体性构思,使作品摆脱故事型线索的束缚,而以地域风情画卷布局全篇,从而使团队创作中的共性得以升华,个性也得以张扬.
“四面八方”之三展现出“团队创作”的大视野、大容量及多元个性涵容的优势.它从“之一”的注重个性到“之二”的“多彩汇聚”,经由“丝路追梦”中“沿途”线索的联缀,到“之三“”歌腔曲调的张弛发展.它们抛开传统、现代手法的束缚,注重素材的固有魅力彰显,并在展示出的集体智慧基础上发展出特殊空间.这是作曲家个性张扬时代难得的目标一致的艺术追求之法,或将在今后新的主题创作语境下实现新的跨越,获得新的突破,为民族交响开辟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更多样态,发扬传统经典音乐文化的新境界.
四面民风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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