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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謇经世致用思想之渊源和特色
王毅
摘 要：19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诸多思潮激荡,其中, “经世致用”逐渐发展成为主潮.张謇厕身其间,无论其从事的实业或教育,既是这个时代的召唤,同时也是清代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既成教育的影响下,张謇凭着他惯有的韧性坚持,开疆拓土,并形成了特有的“经世致用”思想风格：体系非常严密,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重视科技的思想,是与紧张政治保持适度距离的思想.
关键词：张謇经世致用渊源特色
本文系校级课题“‘祈通中西’在张謇教育实践中的双重作用” （编号：TSGZ201615）阶段性研究成果.
19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诸多思潮激荡,其中, “经世致用”逐渐发展成为主潮.张謇厕身其间,无论其从事的实业或教育,既是这个时代的召唤,同时也是清代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要求.所谓“经世”,即治理世事,“致用”即发挥效用.这一社会思潮在清代其实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孕育、消沉、勃兴的时间.
首先扛起这面旗帜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他们激于民族大义,痛恨明末士人、儒生的空谈心性,不问实务的“清谈误国”,企图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反清复明.他们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却最终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个中原因很复杂,仅就指导思想而言,他们有共同的差失.其一,明朝的灭亡是否由士儒清谈引起的？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中以翔实的资料揭示出明末腐败之相：“官府坏于胥吏,地方坏于乡绅”“兵不教练而肆抢掠,将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等等,可见,空谈心性只是这个社会腐败的表征,他们没有做更远的探索,找出社会腐败的根源.其二,他们是不满阳明心学的,甚至是反对程朱理学的,但是他们的理论认知总体上并没有超出心性之学的范围,充其量只是阳明心学的余波与修正.尤其在斗争失利的情况下,强调“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往往靠道义在逆境支撑,强调民族气节,极为推重“内圣”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外王”,所以著书立说成为他们的重要使命.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黄宗羲甚至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明夷待访录》,最典型的是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多年,终身著述,留下遗著四百多卷.这种个人作为是不能挽救一个衰微民族的命运的.其三,他们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把毕生精力致力于挽救已衰败的明朝,就其探索的成果来看,诚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如黄宗羲提出的“君为天下之大害”的性政治思想,倡言的“工商为本”的经济思想；顾炎武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都泽润后世,这些思想成果只能算是后来者思想的有利营养,如果从振兴家邦的角度看,内涵不足,很不完整,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实学精神为后世所关注,可视为十九世纪“经世致用”思潮蔚为风气的先兆.
伴随着清朝的建立,统治阶级适应统治的形势,在文化征服上一方面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实行无情弹压,大兴文字狱,这些文化政策客观上使得知识分子收敛心性,埋首纸堆,于是朴学兴起,这些朴学大师皓首穷经,在整理文化遗产上不遗余力,他们只是继承了顾、黄、王这些先辈思想家的实学精神,而真正的“经世致用”则陷入低谷,古籍成为他们的政治“避难所”.而真正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的麇集,迫使清政府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乾隆帝执政后期,社会已是危机四伏,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到“衰世”来临；嘉庆帝当政后,颇想振作,在文化上结束了文字狱的历史,文网松弛,这客观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重新萌发,到道光时期,已经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发,还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山雨欲来,西方的侵略者已经觊觎中国,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几位经世大家——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他们与清初的经世大家有明显不同.相对而言,清初的经世大家恪守传统,恪守从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学的旧路,“内圣”重于“外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而晚清的经世大家,一改旧调,往往重视“外王”,他们反对朴学家的死守家法,推重公羊学说,注重微言大义,求新求变.如龚自珍被时人目为“龚呆子”,并非道德之士.魏源对待儒学甚至倡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经世致用”思潮内涵的扩大,实际上为战争后各种救国方案提供了三种可能：一种是以道义统帅功利,以洋务派为代表,他们只器重西洋的船坚炮利,急功近利的色彩非常浓厚,对触及政治体制的议论置之不理,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对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采取一种“俯视”态度.第二种是突破道义的束缚,以功利为首任,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为和主张,对待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的政治文明采取“仰视”态度；第三种则是调和两者的冲突,当两者矛盾不相害时,往往采取中间道路,当矛盾激化时,则存在道义向功利或者功利向道义让步的情况,其中以康有为、张謇为代表.这类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淫,完全抛开道义(特别是忠君爱国的观念)的约束是做不到的,但是时代的发展也会对其人生态度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的角色类似高明的调酒师,在斟酌中权衡,对西方的文明保持开明的态度,有所选择,基本上符合“平视”立场的要求.由是观之,战争后各派救国人士都在根据自己的立场利益进行选择组合.
以上就清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替转换做粗略的回顾,实际上也是张謇“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宏大背景,它所揭示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从学统的角度,则可以找出他“经世致用”思想的直接依据.张謇受业于桐城门下,是曾国藩的再传弟子,桐城派文学在20世纪初被新文化运动者所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若对它的发展做线性考察,那么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桐城派从方苞开始提倡,中经刘大櫆,到姚鼐已蔚然成大宗,在文坛上居于重要地位.这一流派实际上是顺应清王朝大一统的局面而产生的,是在康熙、雍正二帝企图并强制统一上至殿堂下至闾巷思想意识的文化政策下被扶持起来的,披戴拟古、仿古、合古的衣冠,以一味揣摩圣人喜怒哀乐为己任.尤其是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又使时文古文化,其结果是将古文纳入了正统思想的轨道,使时文变为摹古、拟古的程式套子.桐城派作文宗旨,经方苞的义法,到姚鼐的综合汉学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不可缺一”,俨然成为文坛规范.所以,在大讲程朱理学（作为的统治意识）的清代,桐城派的主张必然是：“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贴合题义,而取才于三代、两汉之书；欲令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之有物.”（《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这样的主张,在“康乾盛世”,应该说很有市场,但到嘉庆、道光年间,理应受到风云际会时代的谴责——他们站在保守的立场,不敢揭露、抨击封建社会的弊端,只能把一切造成封建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归结为人心、世风、士风不正,而开出一个总药方则是：正风俗、兴教化.所以,在战争前后,包世臣等经世作家就指责桐城派以标榜“道”来抬高自己,实际却离开了与“道”的实行有关的具体的“事”与“礼”,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期前后,桐城派已经陷入了“门面言道”的恐慌之中,所言无补于世、无补于时,遭到谴责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看不到事实的另一面也是有失公允的.其实,桐城派传人也在自我调适、转变当中,这转变尤其体现在姚鼐的诸多弟子之中：姚鼐弟子梅曾亮主张在恪守“道统”“文统”的同时,提出“真”的衡文要求,记录时代之真,记录性情之真,记录言语之真；姚鼐另一弟子方东树曾言：“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冀传后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耻也；必也才当世用,卓乎实能济世……”（《与罗月川太守书》）；姚莹（姚鼐的侄孙）则直接修改了姚鼐所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主张,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黄香石诗序》）.明确将“经济”列为读书作文的四大要素之一,这一提法后来因曾国藩的提倡而变为桐城派共识.客观而言,桐城派之所以遭到谴责是因为桐城后人虽有经世致用之心,但是缺乏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见识与能力,或者说他们缺乏经世致用的实绩,从总体上看,他们虽然有“经世”的倾向,但是他们仍然将理学视为救世的灵丹妙药,所用的思想资料仍然是“修、齐、治、平”的老套,且为文带有很深的书生意气,不堪运用.所以,受到当时的汉学家、骈体文派、经世文派的重重围剿,虽费尽心机但今非昔比.梅曾亮、方东树去世后,更是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而使桐城派复兴的则是曾国藩,他以雄奇瑰玮之文药桐城派文规模狭小之病,在学习范围上扩大桐城派所守,编选《经史百家文钞》,并以义理规范经济,以经济充实义理.曾国藩所为,实际上削弱了桐城派的复古色彩,侧重于“因时”,并在“复古”与“因时”之间保持适当张力.其所收门徒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更是将其主张发扬光大.吴汝纶、薛福成等人都能根据“因时”与“经世致用”的需要自觉学习西方,眼界不断拓宽,这是给后继者张謇的有力启示.张謇曾受业于张裕钊,与张裕钊专攻文章相比,张謇更有事功的基础,这是他能将“经世致用”思想推广至深的根本原因.张謇没有像先儒一样纠结于心、性、道、理,也没有枯守笔墨,更没有一味像龚自珍、魏源诸人强调“外王”、急功近利,而是以践行为基础从事其宏伟蓝图的创设.早在“状元办厂”之前,张謇就有相当的社会阅历与社会实践.据《张謇传》记载：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光绪二十年（1894）,也就是张謇高中状元前十年,他一方面致力于学,另一方面致力于事：办理通海花布减捐,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筹建滨海渔团,提议平粜和建立社仓,恢复海门慈善机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其以后村落自治的雏形.大魁天下、“状元办厂”前,张謇受命总办通海团练,为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在此疏中他提出了发展近代工业与近代教育,这些可贵思想并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可以说,张謇出于桐城而不囿于桐城陈规,桐城派的得失成败是形成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来源.
当然,张謇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还涉及其他因素,是由各种因素的“合力”而成,甚至包括他家庭的背景,这里就不一一点明了.总之,在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既成教育的影响下,张謇凭着他惯有的韧性坚持,开疆拓土,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首先,张謇“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系非常严密.从涉及的空间来讲,张謇走垦牧乡-通海地区-江苏省-全国这样比较稳妥的道路,按部就班,由点到面,由近及远.从涉及的内容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涵盖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任何一种建设内容加以考察,都可以看出张謇思路的细密和工作的踏实.例如,张謇曾经设想借助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大失所望后毅然在通州创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张謇除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外,又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且陆续在各地兴办了一批中学和小学.作为一名开拓者,张謇对实业知识（包括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都非常重视.他在师范学校附设测绘、农、工等科,在通州中学附设国文专修科,在上海创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张謇对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视,为工科大学、南阳大学筹划设计,协助创办复旦学院等等.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张謇所构建的教育网络,搭建的就是以师范教育为基础,以高等教育与实业技术教育为两翼的格局,他教育的理念是如此全面,为南通成为“教育之乡”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其次,张謇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积极吸收外来文化、重视科技的思想.在教育方面,早在1895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就要求“广开学堂”；1897年,他进一步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律例、公法、格致、植物、农商、医、化、重、电、光、汽之学”；在创设师范学校后,他积极引进外籍教师,开设理化、测绘、体操等课程,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可以说,张謇是我国近代社会极其重视西方科技的重要人物.中国对西方科技的认识与吸纳实际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明代末期,在徐光启、方以智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才第一次出现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浪潮,他们当时的作为不外乎两种：译著和在科技研究中使用近代科技方法.但是,这些作为只如一道闪电,短暂而明亮,17~18世纪本是中国穷追猛赶西方的契机,却因缺少雄厚的土壤的支持和滋润而夭折.明末进入中国的西学,虽然在清初呈现活跃的势头,但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下,对西方的科技充其量也就是承认其“高明”而已.国门洞开前后,中国有识之士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只是“依葫芦画瓢”,重视制作坚船利炮,甲午一战,灰飞烟灭,科技在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张謇吸收了洋务派沉痛的教训,他的突破就在于他把科技用于“治生”,把科技推向日常的教育与生活,从而扩大了科技的客观影响,这一功绩当然与他一贯秉持的民本思想息息相关.
最后,张謇的“经世致用”思想是与紧张政治保持适度距离的思想,反映了张謇浓厚的求稳心态.近代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列强的无休止侵略夹杂着中国形形色色的自赎自救,政治局面混乱而紧张.从政治身份看,张謇是清流人物、帝党分子；但是从他的实际作用来看,他只是个“佐幕”人物,因此,他没有遭到翁同龢那样的命运,也因为他自认与康有为、梁启超“是群非党”,所以没有受到清政府宫廷斗争的牵累.在弹性范围内,张謇倾心于自己的“王国”,1895年清政府总理衙门曾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以“维护华权,渐收权利” ,所以说“状元办厂”实际上也是奉命办厂.采用何种方式融资呢？张謇采用的是“绅领商办”,这种形式是作为“官商合办”与“官招商办”的中间形态存在的,它一方面为当时当地的一般商人所乐意接受,另一方面,朝廷只是到期领取官利而已,而不占据直接支配企业的地位.张謇实际上已经觉察到官办工业的腐朽,但是抛开官僚机器谋求民族资本的独立发展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正如前面所言,张謇是高明的调酒师,他善于“通官商之邮”,游刃于政治与实业之间.再结合张謇若干政治作为来看：1901年,张謇所撰的《变法平议》出炉,彰显了他的若干改革主张.但这一平议实际上是在清政府为了取悦列强而欺骗人民的形势下产生的,张謇等绅商渴望在清政府的宽容与支持下进行温和的革新,以谋求国家的富强与自身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扩展.这种温和的态度,反映了张謇这些绅商人物的天生脆弱,一方面他们有“为民请命”的真诚,另一方面,希望维持现有的政治运作,保持资本与政治的妥协关系.继此而后,张謇投身立宪,看起来好像与政治靠得很近,实际上这场运动的原动力在于清政府.张謇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改良,“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并促使清政府确实有所革新”（《张謇传》）,这场运动虽被张謇目为“一生之成毁”所在,但革命烈火惊醒了他的一枕美梦.
纵观张謇的一生,乃至于他后来周旋于新旧军阀之间,其充当的只是民间温和批评者的角色,他的企业需要政治的扶持,其本人希望有云开天霁的时代背景,所以,张謇总是一腔热情参与政治,避免政治与资本你死我活的争斗,希望找到资本生长的缝隙,寻求政治协作的合适距离.但是,对张謇来说,悲剧性的命运不可避免.
（王毅,南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近代文学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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