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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再论高行健》自序

刘再复

摘要：没有一个像高行健如此给我启迪.这启迪,甚至改变了我的某些文学理念和思维方式.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人文发现”：1. 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即被“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主宰的蒙昧；2. 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3. 发现“脆弱的人”；4. 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

关键词：高行健；刘再复；人文发现；自序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5-0005-04

二十多年前,我就说,高行健不仅是个作家,而且是个大作家.那时就有人表示怀疑；之后,我又说,高行健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思想家,也有人怀疑.但我却愈来愈坚定自己对高行健的认识.2014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欢迎高行健的对话会上,他和我对话,我再次郑重地说：我钦佩高行健并非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数不清的荣誉和奖项,而是因为他很有思想.他的作品不仅使我感动、震动,而且从根本上启迪了我.我结识过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曾打动我,但没有一个像高行健如此给我启迪.这启迪,甚至改变了我的某些文学理念和思维方式.

因为受到启迪,所以不断写讲述高行健的文章.到了2004年竟收集成一部长达360多页的《高行健论》,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此书的出版,我以为是对高行健认识的一个小结.没想到,出书之后,一方面是高行健继续前行,并在理论、绘画、电影、诗歌诸多领域不断创造,成果累累；另一方面则是我对他的认识也随之加深,跟踪阅读与思索时,继续受到他的启迪,而且比出书前的启迪更深邃.于是,我又继续书写高行健,从2004年至今的12年中,我竟然在法、德、韩诸国以及台湾、香港作了八次演讲,写了二十多篇文章,所以今天能编汇成另一个集子,很自然命名为《再论高行健》.我所以抑制不住说话和作文,也是因为高行健激发我,使我不能不说,不得不写,而且每次都有些新话要讲.这次我编好《再论》之后,自然想说说我编辑的理由和我为什么总是敬佩高行健.以往写过的数十万字的文章已说了许多,但今天我想对读者说：高行健有许多独特的人文发现,也可以说是思想发现.

五月间,我读了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扎哈戴（Jean-Pierre Zarader）撰写的《高行健与哲学》一文,载于2015年5月号《明报月刊》附册《明月》上.扎哈戴先生写过五卷本的《世界哲学史》,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兼艺术史家.我读了他这篇论文,深深共鸣而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早晨,我给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潘淑阳写了“微信”,说我昨天晚上失眠了,因为一位法国哲学家把我对高行健的一个重要认识破道了.他说：“高行健不自认哲学家,也不愿意当哲学家,却不断作哲学思考,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对高而言,不管是作为小说家、剧作家或电影艺术家（且不说画家）,高都表明：哲学就在他的作品中,难分难解,有时甚至难以觉察,但总也在场.”

扎哈戴说的真好,他作为哲学家,确认高行健的作品蕴含哲学,用他的话说,“哲学总也在场”,但又不是哲学.也就是说,高行健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但除了充分审美之外,又充分哲学.这些话我早就想讲,结果还是被扎哈戴率先道破了.不过,还是可以作点补充.我要说明：高行健这种非哲学又很哲学的创作,就因为作品中浸透思想,甚至是大思想.这些思想是他对世界、社会、人生、审美、艺术独到的认知.这些认知饱含哲学意蕴,却不是哲学形态.我还要进一步说,高行健的一切富有哲学意蕴的思想,乃是文学家艺术家的思想形态,也即化入文学艺术中的思想,而非哲学家的思想形态.这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已有许多伟大的先例,例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没有柏拉图与康德那种诉诸形而上的哲学,但是另一种有血有肉、有人的气息的哲思.高行健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哲学,我宁可称之为思想,诸如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思想,同样都在思索人的存在.柏拉图与康德等哲学家们面对的存在是人的抽象存在,而但丁、莎士比亚们面对的则是人的具体存在.

我特别喜爱高行健,除了他拥有诉诸具体生动的个人的思想之外,还有一种他人未必感受得到的大思想,这就是他的人文发现.我阅读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人文发现”,深深地启迪了我.

第一,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即被“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主宰的蒙昧.二十世纪政治意识形态覆盖一切,也覆盖文学艺术.高行健发现这种意识形态来自三个方向：来自左的泛马克思主义与来自右的自由主义,还有来自古典的“老人道主义”.高行健的《没有主义》一书,可以说是他告别二十世纪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言.这部著作,放在我主编的《文学中国》丛书中.推出之前,我因为职责关系先细读了一遍.那时我异常兴奋：终于有一个人从根本上对包围着文学的魔咒发出一声“不”了！这是天下第一声.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当代文学“解放”的开始.高行健在告别一个各种主义泛滥的时代.“没有主义”不仅是空谷足音,而且令人振聋发聩.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高行健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是个思想家,至少可以说,他已达到一个思想家的高度与深度.《没有主义》这部文论集,产生于九十年代初期,在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刚完成之后.很明显,“没有主义”正是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出发点.

至今,我还记得在阅读《没有主义》之后,给出版这套丛书的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负责人刘文良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此书非同一般.它不一定很有销路,但它的思路是划时代的,以往我们的作家诗人总是认可一种体系或一种框架,把文学纳入其中.此书却一反常规,摆脱这些体系与框架,不要这些主义,另辟一条非常明晰的大思路.”我还郑重地跟刘文良说,此书“没有主义”,但不是没有思想.相反,这本书提出许多新思路、新思想,说出许多新话.这些新话,又不是空话.它的历史针对性极强,针对的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谜团,质疑的是“改造世界”、“重建社会”和“新人”的乌托邦,其态度异常鲜明,思想非常彻底.刘文良听我评介后就说“那就发稿吧,我们可以说它是一家之言.”我立即纠正说：“虽是一家之言,但它肯定是百家未言,千家首言”.

高行健的“没有主义”,是他到海外后的第一人文发现,也算是给我的第一个思想启迪.而他的第二个人文发现,则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他出国不久,写了《逃亡》这一剧本,呈现的正是这一主题.发表后,说他“反动”,另一方说他是“抹黑”,双方都把它视为政治戏.其实,这是一部哲学戏.戏中的思想非常突出,他把萨特的“他人是地狱”翻转为“自我又何尝不是地狱”.笔下之意是：倘若人在逃避现实政治和他人的压迫之时,不能清醒关注身在其中那混沌的自我,这自我也会成为地狱.这也正是现时代人普遍的病痛.他这种内心的观审可说是慧能的“去我执”的延续,这种冷观在他随后的剧作《生死界》和《夜游神》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现代表述.

高行健为什么总是抓住尼采不放,屡次批判尼采？正因为尼采哲学,不仅不能提醒人们去警惕“自我地狱”,而且造成二十世纪无数浪漫的自我与膨胀的自我.这些小尼采不仅自己陷入“超人”的地狱,也把许多人引向妄言妄行的地狱.

从戏剧史的意义上说,高行健在奥尼尔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之后,又开辟了“人与自我”的第五维度.但从思想的意义上说,高行健在萨特的“他人是地狱”之后发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对自我倘若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这自我同样可能成为地狱.这是敦促人进行自我反省的一个卓越的人文命题.

高行健在《灵山》中设置“我、你、他”内在主体三坐标,那个他,是第三只眼睛,用以关照、审视“你”和“我”,这是写作“冷文学”的一种艺术发明.他常说,有这只眼睛进行自我审视,才有冷静.他的所有作品,都用这所谓的第三只眼睛,即冷静而清明的慧眼,关注人世的众生相,同时又观审混沌的自我,从而放下以文学救世的说教,也嘲弄尼采的超人和救世主这样的现代神话.意识与觉悟正是来自这种观审,这也正是高行健的认识论的前提.

在告别主义、告别浪漫自我之后,高行健第三个人文发现,就是发现“脆弱的人”.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十多年,有意思的是又获得了法国“文艺复兴”金质奖章.我也一直把自己的这位挚友视为“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即多才多艺、人格全面发展的奇迹般的人物.但高行健自己却明确地说,他呼唤“文艺复兴”,但与文艺复兴时代那老人文主义的理念有所不同.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们,其“人”的理念是大写的人,卓越的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而高行健的“人”,则是小写的人,脆弱的人,具有种种人性弱点的人,也可以说是平常人,普通人,充满人性的种种弱点与困惑的人,这就是高行健的新人文观.世上的每一种大文化都有自己的人文观,高行健也一再呈现和表明自己的人文观.他的人文观之核心就是在生存困境中的真实的人,而真实的个人是脆弱的,这是他的大判断.

2014秋天,他在和我的对话中,多次如此表述：我们不能止步于老人道主义的体魄健全身心完美理想中的人.我们宁可从关于人的理念走向具体的个人,即有种种弱点真实的人.高行健的作品和论述呈现的正是这脆弱的人.他从人道和人权空洞的政治话语中走出来,用纯然个人的声音说话,落实到在现实社会种种制约下的个人.像《一个人的圣经》里那个主人公,在“革命风暴”降临时立即变形,书生变成了“跳梁小丑”,在现实的生存困境中一再失败,在恐惧中苟活,在危难前逃跑.面对生存困境中脆弱的人,便是面对生命,面对真实的人的本性.因此,高行健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电影还是绘画,他都面对这异常丰富而复杂活生生的人,绝对不作简单化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他只对人性与人情进行审美判断.高行健比现代的任何一个中国作家都更早地觉悟到,他不负担“改造世界”和“救世”的使命,只如是呈现与表述,不充当法官、先知、教主或救星这类角色,即只给读者提供他对世界与人性的认知.

他怀疑而不悲观,彷徨而不厌世,清醒而不消极.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生存条件,历来如此,其悲剧,其喜剧,其闹剧,从来就是这样,不必大惊小怪,呼天喊地.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开始,世界和人类本就如此,《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依战争,只为一个美人而杀得血流成河,又何谈正义.战争中双方的英雄,不死即伤,其实也很脆弱.高行健的新人文精神,乃是一种新人文发现,他以自己的创作说明,“人”绝非神仙,也非善主.世界本就荒诞,人类自古以来既贪婪又充满种种欲念.然而,文学却可以去认识生存困境中的人的真相,从而唤醒人的觉悟.高行健对“脆弱人”的反复阐释与呈现,其实正是对“文艺复兴”的传统的深化,从而达到对人与社会更深刻的认知.

高行健还有第四个重大的“人文发现”,这就是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高行健的绘画,在此发现中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开拓新的艺术形象的巨大可能.高行健全方位的文学艺术创作涉及小说、戏剧,也包括歌剧和舞剧,诗歌、绘画与电影,而且都有相关的美学论述.他一再更新文学艺术的表述形式,都与这“第三地带”的发现有关.诸如：

小说以人称代物,同一个人物,诉诸我、你、他三个不同的人称,从不同的角度以思绪的语言流替代情节,从而找到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戏剧从多声部到多人称的剧作法,同一人物诉诸你与我不同的人称,从而构成戏剧舞台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假对话而真独白；乃至于在戏剧史上首次提出表演的三重性,在演员与角色之间确认“中性演员”的身份,给剧作法和表演提示新的可能,并且体现在他的剧作与导演中.他的绘画则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他的电影诗,把这门建立在声音与画面两者组合上的艺术,改造成声音、画面和语言相对独立和对位,他称之为“三元电影”,解脱了电影以画面为主导的通常的叙事模式.像写诗一样自由,借鉴音乐作曲的多声部结构,把戏剧、舞蹈、音乐、诗歌和绘画融于一炉,成为一种完全的艺术.

高行健这“第三地带”的发现,带给他的创作广阔的空间.我相信,他自己应当为此感到欢欣,但他的发现却不是偶然的.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对我们这一代人普遍接受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进行叩问与质疑.他以怀疑作为认知的出发点,排除先验的绝对精神和终极的本体预设,以及各种框定的价值观,可又不导致虚无主义.他用认识论取代本体论,再三强调认识再认识,从而告别了二十世纪盛行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对传统的否定与颠覆.然而,他并不割断文化传统,反而是在前人已到达的认识的基础上,以前人为参照,去深化和开拓新的认知.

他撇开现时代普遍流行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乃至于二律背反模式,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慧能的“不二法门”中得到启迪,在两端之间开拓出认知的广阔天地和表述的种种新的可能,并诉诸文学艺术创作.法国哲学家扎哈戴说得好：“高行健超越二律背反,用更为精确的方式去思考‘两者之间’.在他的作品中不断越界,具体而切实,超越一切对立和规范.”

扎哈戴熟知欧洲哲学,他当然深知高行健通过作品呈现的哲学不同于他所熟悉的那些哲学理念,所以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著写《高行健与哲学》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

我还想说,高行健还有第五、第六种人文发现.例如他发现西方艺术思潮中的时代症,即以理念代替审美,以说教代替艺术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时代病,并与之划清界限,从而摈弃诸如“现代性”这种新教条.关于这一点,他可谓先知先觉.上世纪末他写的《另一种美学》和他的剧作《叩问死亡》,开宗明义,就针对现今的时代病,在这些论述与剧作中,他不只是对当代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言说尖锐批评,而且挖掘其意识形态的根由,也即意识形态导致的种种主义的泛滥.

全球化从西方到了东方,这时代病已非一日,早已蔓延全球,以致葬送“美”和艺术.他去年完成的电影《美的葬礼》,自编自导,就是对现今全球美的凋零的挽歌.在哀悼美的丧失的同时,呼唤再一轮文艺复兴.更有意味的是,他回归审美的背后更为深刻的思考：是回到人,回到人性的丰富复杂与幽深,回到认知,唤醒觉悟,重新追求精神的层次而诉诸创造.

2014年我在课堂里放映了台湾师范大学制作、台北剧院上演的摇滚音乐剧《山海经传》.高行健从古籍《山海经》中的古神话遗存中找寻早已散失的神话体系,重新立传,写出了这么一部远古华夏的史诗剧,规模宏大,令人震撼.而他的长篇小说则把中国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这场浩劫写成了《一个人的圣经》.他的电影史诗《美的葬礼》为美在当今世界丧失而哀悼,同时又发出再一轮文艺复兴的呼唤.行文至此,回顾高行健的人文发现和全方位的文学艺术创作,我突然想到,这可不就是一个世界性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吗？“梦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来我的朋友,那位曾经在北京、巴黎促膝谈心的朋友,那位个子不高总是抽着卷烟的朋友,那位三十年前,帮我把我小女儿抱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观赏他的《车站》的这位老朋友,正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2012年,我在韩国汉阳大学讲演时就说,在我心目中至少有四个高行健：小说家高行健、戏剧家高行健、理论家高行健、画家高行健.这之后我又观赏了他的三部电影诗,还为他的诗集作序,这一切真是名符其实的全方位,名符其实的文艺复兴式的代表人物.当年我称高行健是个大作家、思想家时,有人质疑.今天我说高行健是个世上稀有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是不是还会有人质疑呢？当然,高行健全方位的成就,只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时代的文艺复兴.然而,这多少也说明,美虽然颓败,但只要作家艺术家充分自觉,认识到文艺有复兴的必要与可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大千世界尽管嘈杂而混乱,人欲尽管横流,一个脆弱的个体生命固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后人后世留下一份有精神价值的创造.

2015年7月26日于美国科罗拉多

（责任编辑：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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