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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石寨山两件异形贮贝器
吴梦帆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 要］贮贝器是古滇国人用来贮藏货币（贝壳）的器具,它是古滇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代表,代表着古滇国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象征着墓主人的财富和地位.现已知的贮贝器共91件,本文拟将现知的91件贮贝器分为筒形、铜鼓形、异形三类,对其中唯一的两件异形贮贝器,即洗形贮贝器和七牛锥顶形贮贝器,做简要阐述.
［关键词］古滇国；贮贝器；异形
［中图分类号］K87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0-0040-03
贮贝器是古滇国人用来贮藏货币（贝壳）的器具,它是古滇国青铜铸造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象征着墓主人的财富和地位.自上世纪50年代晋宁石寨山第一次考古发掘以来,贮贝器一直作为滇青铜文化中的典型,被人们所关注.目前,在可确定34座墓葬中,共出土贮贝器90件,另有一件采集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些贮贝器,以筒形（桶形）和铜鼓形占大多数（本文拟将91件贮贝器分为为筒形、铜鼓形、异形）,筒形有细腰圆筒形和直壁圆筒形,铜鼓形即铜鼓形状的贮贝器,分为两类,一类直接将铜鼓倒置用以贮藏贝壳,另一类由铜鼓形贮贝器发展而来,是专门为贮贝而铸造的鼓形器.而异形贮贝器仅有两件,一件出土于晋宁石寨山M13,洗形贮贝器（又名战争场面器盖贮贝器）,另一件出土于晋宁石寨山M18,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两件贮贝器的时代均为西汉中期,本文就将对这两件贮贝器,进行简要阐述
一、洗形贮贝器
洗形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M13,M13是一个大型墓葬,墓中出土的随葬品非常丰富,甚至较出土有“滇王之印”的M6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此推测该墓的主人社会地位很高,很有可能也是一代滇王.该贮贝器器身为一洗,下附三足架,洗内贮贝壳.器盖大于器身,且二者不相扣合.该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一幅战争场面圆雕,由13个高6~9厘米的小人组成了一幅古滇国人对抗外来民族的激烈厮杀场面.滇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记载国之重事和墓主人生前的丰功伟略,通常以圆雕形式表现.在众多贮贝器器盖上都铸有纳贡、祭祀、战争场面.该盖器正中,还出现了一个较其他铜人更为高大,通体鎏金的人物,发掘报告推测其应为墓主人,器盖上的内容是为了彰显军功,记载一场得胜而归的战役而铸造.
在器盖上所表示的厮杀场面中,中心主将带领自己的军队与敌方军队作战,并且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斩获了敌人的首级.这支与滇国军队对抗的部族,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头梳双辫,发辫向后垂,此形象的人物在许多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都有出现.如晋宁石寨山M6出土的叠鼓型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上,也出现了这个辫发民族,该贮贝器上的战争场面,人物同样分为两方：一方穿甲胄,兵器精良,作战勇猛；另一方头梳发辫,多被俘虏和斩杀.考古发掘报告中指出,穿甲佩剑的系为滇国人,而另一方受掠杀者则是另一支梳双辫的民族.他们除了发式,在服饰穿着也与滇国士兵有明显不同.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桐师（今保山市）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市）.名为叟、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研究认为这支辫发的民族应为昆明族.?譹?訛昆明族是生活在滇西的一支民族,它的由来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大多数观点认为昆明族是氐羌中一支较大的部族,在向南迁徙的进程中与当地民族相结合,其中一支发展成为了我们文中所提及的昆明族.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后昆明族的一部分发展演变为南北朝及唐时的乌蛮,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之一.?譺?訛
昆明族与古滇国人的战争场面,在石寨山、李家山等墓地中出土的青铜器中屡见不鲜,可知这两支民族在当时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征战,有关他们战争的原因,因为缺乏文字的记载,我们只有凭借推测窥探一二.根据史籍记载,昆明族是游牧民族,随畜迁徙,当他们来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滇池地区,想要在此长期生存,势必会与生活在这里的滇国人产生土地和生存空间上的争端.笔者未找到当时的文献记载,但是在后世流传的一首彝族民族史诗《铜鼓王》中,记叙了大量昆明人与滇国人交往的情况,但因《铜鼓王》一为后世编写的文学作品,二来所记述的故事发生时间为汉代之后,我们在此仅作旁证.
《铜鼓王》自第五部分《赞鼓》开始,讲述了昆明族和滇国人交往的故事.昆明族首领波涛带领族人逃难来到滇境,帮助滇王打败了劫掠的悍匪,拯救了滇国的公主,被拯救的公主十分感谢波涛,希望与波涛结下百年好合.“我正遭匪祸,碰着大恩人.波涛不救我,我必入火坑……愿结百年好,恩爱过一生.”同时滇王为了感谢昆明人,接纳了波涛带领的族人,并且“划地三百里,送给昆明人……两族大汇合,结下好婚姻.历史是见证,铜鼓是象征,就从这时起,滇池扎了根.昆明和滇人,成了一家人”.自此这支昆明族在波涛和滇国公主的带领下,与滇国人和谐相处,辛勤劳作,开垦土地.但是好景不长,至第九章《卜鼓》,波涛和公主纷纷去世,昆明人和滇人都换了新的首领,新的小滇王一直视昆明人为眼中钉,两族结怨日深.小滇王要求昆明人还地,交租纳税,并且觊觎昆明族的神鼓,这些举动惹怒了昆明人.昆明人在新首领都罗的带领下,开始与滇人作战,两族的战争持续了九年,未分胜负,直到昆明族离开滇境,双方战争才停歇.《铜鼓王》为文学作品,并且记述内容和我们所探讨的时期不完全相符,但其应该是基于真实的历史背景进行创作的,根据这部作品,可以推测在古滇国历史上,滇国人与昆明人极有可能因为土地和生存空间而产生争端,战争频发,因此才会在贮贝器这样的“国之重器”上,出现大量两族交战的场面,以此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和军功.
有关昆明人和滇人长期作战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是与滇国人的“猎头”习俗和略截战败方的族人为奴隶的习惯有关.他们所俘获的异族奴隶,以辫发人最为常见,除了上文提到的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中所表现的掠杀场面,同时在晋宁山M13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牌饰上,镌刻着两名全副武装的滇族甲士,在战斗之后返回的情况.画面中的甲士戴盔贯甲,左手提着一颗男子头颅,右手用绳牵着一妇女,妇女脑后垂有发辫,身后背有婴孩.后面的甲士左同样手提头颅,肩扛曲柄斧,脚踩一具无头女尸.这显然是一幅残忍的掠奴画面,滇国士兵将昆明族的男子在战争中杀死,砍下其头颅,将女人和小孩掳走作为奴隶.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推测,滇国人常常将战争中的昆明人掠夺为奴,并且有残忍的“猎头”行为,这些行为进一步激化了两族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恶性的循环,这可能是是双方交战的另一个原因.
二、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
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M18,该墓葬在发掘时已经被扰乱,出土文物仅25件,其中包含两件贮贝器,七牛锥顶形贮贝器和圆锥形屋顶贮贝器.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器盖顶做圆锥形,上有立体的七条牛环绕,器身至底部做四方形,底有四足,盖与身相连,口开于盖顶,器内装满贝壳.
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以牛作为了主要表现对象,这些牛体型硕大,角较长,从额前两端伸出,先平直而后往上翘,脊项处有一块驼峰状隆起,研究认为这是史书上所称的“封牛”.但也有认为此种体型较大,两角先平直而后往上翘的黄牛可能和现在残存在云南南部的印度野牛有亲缘关系,而封牛应为另一种体型较小的黄牛,前额凸起略呈弧形,两角弯曲下垂,颈项有凸起的高肉峰.但具体如何,至今未有明确定论.
牛在古滇国青铜器中屡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江川县李家山M69墓出土的牛虎铜岸,郭沫若先生曾对其发出过“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的感慨.青铜器上大量出现精美而丰富的牛形象,说明了牛在古滇国人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汉代,滇国人已广泛使用牛作为劳动力,贮贝器上表现畜牧业的场面特别多,如石寨山M10：53号筒形贮贝器盖和M10：28号贮贝器盖上均以圆雕的形式铸有牧牛图,说明了古滇国畜牧业较为发达.另一方面,牛在古滇国人的生活中也有代表着财富,财富的多寡与地位息息相关,因此不但重器贮贝器上多有牛的圆雕和线刻,古滇国人还在建筑物上悬挂牛头作为装饰,这既是对自身财富的炫耀,也表达了古滇国居民向往富足生活的美好心愿.
三、异形贮贝器考析
如今,大家将用于贮藏贝币的器具统称为贮贝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贮贝器应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贮贝器是为了装盛贝币而铸造的器具,其功能就是铸贝；而广义的贮贝器既包括专门为贮藏货币而铸造的贮贝器,同时也包括贮贝器的代用品以及形状与贮贝器相似的器具.在贮贝器产生之初,贝币还没有多到需要铸造一种专门的器具来装盛它的时候,人们便选用其他一些器具来贮藏货币.例如直接将铜鼓倒置作为贮贝器或者早期的直筒贮贝器,都存在这样的代用情况.我们所探讨的两件贮贝器,在造型上颇为奇特,笔者认为,这两件贮贝器也应为代用品,而非专门的贮贝器.
首先,洗形贮贝器并非一件完整的贮贝器,它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这在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及“盖大于洗,可知原来器身已缺失,洗是后来配上的”.贮贝器是国之重器,器盖上描绘的战争场面为国之大事,该贮贝器又出土于M13这样高规格的墓葬中,出现器盖与器身不符的情况是很奇怪的.而且贮贝器器盖、洗、三足架的这样的组合也仅此一例,极为特殊.因此研究认为,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和洗形器身,并不是原配.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应该属于M13中出土的另一件叠鼓型贮贝器“纳贡场面贮贝器”.
纳贡场面铜贮贝器在出土之初就已经残破,仅余下鼓和一部分上鼓下端檐口.研究认为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属于纳贡场面贮贝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二者同出一墓且出土位置相近,纳贡场面贮贝器出土于13号墓墓后端北角,而洗形铜贮贝器盖出土于墓后端底层,二者位置相邻.在滇墓中,铜洗与铜贮贝器、铜鼓等器物作为组合摆放一处的情况并不特殊,如在昆明羊甫头墓葬M30中,同样在铜贮贝器和铜鼓的旁边发现了铜洗.其二,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的尺寸在与纳贡场面贮贝器组合在一起时比较吻合.纳贡场面贮贝器上鼓面径应该在30厘米左右,而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直径为30厘米,二者尺寸比较契合.?譻?訛其三,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是专门为贮贝器铸造的器盖,器盖上有可以与器身相互卡牢的工字型插销,而洗形器身无法使用这样的插销,二者应属于临时组合.而能使用这种工字型插销的,在M13中应为纳贡场面贮贝器.其四,两者所表现的内容都是国之重事,一为纳贡,一为征战,彼此呼应.根据上述原因,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更有可能是纳贡场面贮贝器的上鼓器盖,而与洗形器身无关.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叠鼓型贮贝器的上鼓损毁,无奈之下才找了洗形器装盛上鼓中的贝币,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洗形贮贝器.因此笔者认为,洗形贮贝器器身是一件代用品,根据M13和M18出土的随葬品分析,两件异形贮贝器的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时间约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85年,此时已经是贮贝器发展相对完善的阶段,出现了专门为贮藏贝币铸造的青铜器,但仍然延续了贮贝器产生之初的一些做法,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如原贮贝器损毁）,将上鼓中的贝币盛装入另一件洗形器中下葬入殓,从而临时拼凑出了洗形贮贝器.
七牛锥顶形贮贝器的形状也与普通贮贝器有很大不同,它为圆口,方底,下附四足,器身上部为圆形,下部收缩为方形,盖为尖斗笠状,上饰圆雕动物.这种形状的贮贝器在目前已知的91件贮贝器中仅此一件,颇为特殊.然而如果放眼所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不难发现这样的器具,与李家山出土的几个线盒有很大的相似性.李家山墓葬群中出土了三件针线盒,线盒的器身上圆下方,有四足,盖为锥顶,盖上焊铸有圆雕立牛,盖和腹上各有两耳,互为对称.将七牛贮贝器与这种线盒做比较,很明显在形状和装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相似,因此推测,七牛贮贝器原身可能是线盒.M18虽然被扰乱过,但墓中出土了金饰、玉环等女性用品,发掘报告推测该墓主人是一位女性.那么在其墓中出现针线盒,用其代装贝币,是极有可能的.
洗形贮贝器和七牛锥顶形贮贝器虽然形状比较特殊,但总的来说,在铸造工艺和内容表现方面,都能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反应了古滇国人一定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古滇国由于没有文字资料遗存,铸造青铜器的工匠成为了滇国人最后的史官,他们用自己的手,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得以在千年以后一窥那个美丽王国的真实面貌.目前滇国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有很多问题由于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我们仅能做一些猜测,而不能下明确的结论,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以还原最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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