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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之年的周扬和陈伯达
叶永烈
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一文,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
(一)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比陈伯达小4岁.新中国成立前,周扬曾在上海从事文学界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也曾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一开始,周扬作为“四条汉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轰.陈伯达作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曾抨击过周扬.周扬在“”之初,便身陷囹圄.此后,陈伯达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为“第四号人物”,处于一生的巅峰.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遭到批判,从此.不久,也身陷囹圄,与周扬一样.
迟暮的周扬,从有关部门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决定与陈伯达一晤——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在周扬看来,即便像陈伯达这样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在他悔悟之后,也值得关心.
面对周扬的主动约晤,陈伯达当即答应了.在陈伯达的迟暮之年,还没有一位像周扬这样高级别的人物,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
(二)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记得,那天傍晚6时20分,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和一辆轿车,前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想陪父亲一道去,人员告知,他不能一起去.
本来,估计见面之后,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不料,直到深夜11时15分,陈伯达才在人员陪同下回到家中.原来,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个小时！
以下是陈晓农当时所记陈伯达回忆与周扬的谈话部分内容：
周扬：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听不到有你的名字,知道你倒了.我也很难过.“”中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是首屈一指的.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指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周扬：那时我也在阜平,听说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你救了.……“”开始时,你为什么把给别人的题字都收回去了？是不是怕别人连累你？
陈伯达：那倒不是,那时我实际上也是随时可能倒的人,也怕牵连别人.所以运动开始以后,我就把散在下面的题字收回了.有些人并没有什么事,我也把题字收回了么.
周扬：可是我这里就还有一幅,怎么没有收呢？
陈伯达：漏掉的也有吧,我跟你不熟么,不记得你是哪里的,当然就漏掉了.
周扬：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提到几篇文章题目）?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进你们文联的门,也需要有点东西（指作品）吧,这几篇文艺的文章也算是我的一点东西.
周扬：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候看些文学史方面的书（指指客厅桌上的书,陈看到有不少是外国文学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没有看过.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7过去好像没听说过（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该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
陈伯达：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周扬：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
周扬：可以.
以上的谈话记录,当然很简短.4个小时的谈话,不可能只这么几句.很遗憾,当时陈晓农未被准许同去.不过,他能够在事后马上请陈伯达作了回忆,并做了这样的记录,终究是很不错的了.
(三)
在这次谈话中,陈伯达跟周扬说及“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了没有？”陈伯达提到几篇文章题目,其中就有那篇《求知难》.周扬说：“我没有看到.”于是,陈伯达便说：“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
陈伯达果然“向上面提一下”.于是,陈伯达所写的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便交到了周扬手中.
据陈晓农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那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经过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
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
那位朋友只是很简单地告诉他,《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
又过了一个月,这两位老朋友又一次来访,才把《求知难》发表的内情详细告诉陈伯达：自从陈伯达向“上面”提出之后,《求知难》等文章由“上面”转到了周扬手中,周扬颇为赞赏.
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十分感动.确实,在陈伯达晚年,长期处于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使陈伯达为之动容.
1989年的到来,把周扬夫妇和陈伯达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年7月31日,周扬辞世.这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周扬夫人苏灵扬也走了.
（摘自《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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