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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展望:近三十年来国内以饮水为主题的史学

摘 要: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史学界对饮水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甚多.近三十年来,伴随城市史、水利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研究的展开,国内史学界亦在用水环境、饮用水源结构、水质环境、供水产业、饮水卫生观念等专题上着力颇深,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各专题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建构本土话语,如何建构更为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都是学界亟待解决的议题.

关键词:水源;水质;供水;饮水卫生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5-0076-07

因“人”与“水”的密切关系,不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人类都无法脱离对“饮水”的关心.工业革命以后,伴随城市的“都市化”与“工业化”,不断滋生的饮水问题刺激了近代西方城市饮水供应系统、水质污染治理以及饮水卫生观念等多方面的发展与转变.[1]236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对“饮水”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一系列专著,如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对美国城市供水史的研究;[2]让?皮埃尔?顾伯特对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法国人的水利用,以及此一时期清洁、卫生、健康等概念发展与变迁的探讨;[3]埃里克?M?哈迪对二战后美国亚特兰大城市化过程中的水质污染治理及市政供水的研究等.[4]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史、水利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研究的展开,历史时期的“饮水”问题亦是研究热点之一,有着相当丰富的成果.就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用水环境、饮用水源及结构、水质环境、供水产业、饮水卫生观念与管理等方面.

一、用水环境方面

区域地理环境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的水源结构与水质环境,进而影响到供水产业的类型、供水产业与民生饮水的关系等.由而,在今人相关研究中,对地理环境特征的描述是难以避开的重要环节.台湾学者蔡璠的《汉宋间文献所见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一文,概括性地分析了南北地理条件的差异,指出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北方“土厚水深”,南方则“土薄水浅”,并认为南北方之“土厚水深”“土薄水浅”是相对的,北方亦有“土薄水浅”之区,南方亦有“土厚水深”之区,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5]200-202胡英泽在蔡璠的基础上,对影响北方民生用水的地理环境特征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北方虽亦有“土厚水浅”“土薄水浅”之区,但相对南方而言,“土厚水深”乃是北方地区用水环境的主要特征.此外,胡英泽还指出,多咸卤之地是北方地区用水环境的另一突出特征.[6]64-66、[7]54-64王挺的《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一文,对“关中——天水”地区用水环境的区域内部差异进行了探讨,指出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民生用水的地理环境大体可分为三个亚区.[8]114-123总体而言,虽然在有关“饮水”的研究中,往往皆会涉及对地理环境特则的描述,但如蔡璠、胡英泽、王挺所做的民生用水地理环境特征提炼的工作,仍旧较少.

二、饮用水源及结构方面

相较于用水环境的研究,关于饮用水源及水源结构的研究则更为丰富.早在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黄盛璋便对历史上北京、西安的城市饮用水源作了梳理.侯仁之的《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阐明了水源与北京都市发展的重要关联,论述了历史时期北京城的水源问题,并总结了历史上北京城饮用水源从引用永定河,到远导白浮泉,再到修筑昆明湖的过程,提出了从“北京湾”引水入首都,在十三陵盆地等处修筑水库的科学构想.[9]272-307黄盛璋的《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一文,阐述了历史时期西安城水源的开辟、水源利用的经验与特点,并总结了西南城市发展过程与水源开辟间的紧密关系.[10]6-41侯仁之、黄盛璋对城市水源的研究,可谓历史地理学者对城市水资源研究的典范,后来者多因袭二者的范式,如蔡蕃在侯仁之的基础上,梳理了历代北京城的水资源利用与水源系统;[11]173-199马正林接续黄盛璋的研究,讨论了历史上西安城的供水状况及水源变迁;[12]70-77陆敏的《济南水文环境的变迁与城市供水》一文,论述了济南水源从“以泉水为源”到近代的“地下水开采”,再到“地表-地下联合供水”的转变过程.[13]105-116

除系统梳理单体城市的饮用水源外,不少学者以饮用水源为切入点探讨了“城市水源、用水方式、用水组织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14]72胡英泽的《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一文,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重要水源——水井,勾画了北方乡村生活用水的图景,并探讨了水井制度在划分社会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建构村际关系等方面的作用.[15]55-78胡英泽另有《凿池而饮: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一文,考察了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另一重要水源——水池,分析了州、县治所与乡村如何办理水池事务以及水池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水池的人文景观内涵.[6]63-77台湾学者周春燕则基于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城市民生用水的考察,探讨了用水环境、水资源的政治、用水与卫生等问题.[16]234-258

近年来,随着城市饮用水源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饮用水源结构与饮用水源的空间差异性.梁志平对江南居民的传统饮用水源结构作了考辩,认为江南地区的主要饮用水源为河浜水、池塘水、湖泊水等地表水.[17]28-64、[18]21-42胡勇军则探讨了杭州城饮用水源的空间差异,认为受地理环境、水质卫生及取用便捷性等因素的影响,杭州城居民的饮水习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19]31-41张亮以近代四川城市的民生饮水为考察对象,在复原城市饮用水源结构的基础上,以“四川”与“地貌区”为空间级探讨了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认为地理环境与取用便捷性是影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主要因素.[20]93-101

三、水质环境方面

水质环境的优劣关系到人体健康,乃至于寿命之长短.由是,关于历史时期水质环境的问题引发了学界诸多的讨论.王伟杰的《北京环境史话》一书,讨论了北京历史上地下水水位变化与水质问题,并分析了北京城浅层水与深层水间水质的差异.[21]94-104邱仲麟亦曾对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水质环境进行考察,对都城内外的井、山城、城河水质皆有叙述,认为受“地质因素”影响,都城“水味咸苦的情况极其普遍”.[1]236-283李健超、仇立慧、黄春长、周忠学关注了古代西安城地下水的水质问题,探讨了古代西安城地下水受污染的原因、过程和规律等.[22]78-86、[23]326-329刘亮的《饮水问题与国民政府城市危机管理——以抗战胜利后的青岛为中心》一文,讨论了因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工程性缺水引发的青岛饮水安全问题,认为水污染与居民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水质恶化,是水质型缺水的主要原因.[24]102-107罗晓翔的《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一文,讨论了南京城市水环境变迁及治水模式,该文对明清时期南京秦淮河的水污染多有涉及.[25]50-67

除以城市水质环境为研究对象外,河流水质的变迁亦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王星光、彭勇的《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一文,讨论了“黄河千年一清”中的“黄河清”现象的历史过程及产生原因.[26]29-35杭宏秋的《古代长江清浊考略》与周宏伟的《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二文,对古代长江的清浊变化过程、原因及特点皆作了概况性的叙述.[27]184-186、[28]21-39关于长江的清浊变化,郭声波所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和蓝勇主编的《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二书,亦从水土流失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长江清浊演变的时间线条及原因.[29]524-528、[30]351王婉丽则讨论了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过程、原因、影响及治理措施.[31]

另有一些学者从区域研究的视野出发,探讨区域内的水质环境问题.周春燕认为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多用井水”,且普遍“苦咸”.[16]235-237胡英泽基于对古代北方地区“土厚水深”、“多咸卤之地”的民生用水环境特征的认识,亦认为北方水质虽存在“甘甜”之区,但“井水苦咸”是普遍存在的问题.[7]54-64王挺则在胡英泽的研究基础上,以“关中——天水”为区域,研究了地下水“咸苦”问题的区域内部差异.[8]114-123近年来,梁志平在水质环境的研究上着力尤多,他的《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一文,以“改水运动”为主旨,分析了太湖流域居民传统饮用水源结构、使用方式与水质环境的关系,梳理了近代太湖流域地表水水质变迁的时空过程,进而探讨了各时期的“改水运动”,是近年来研究研究水质环境问题的一篇力作.[17]他的《救国与救民:民国工业废水与社会应对——基于嘉兴(禾)民丰造纸厂“废水风潮”的研究》一书,以“污染——社会应对”为理路,对近代江南水环境变化的重要源头——工业化污染进行了专题研究.[32]

此外,梁志平、余新忠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以往水质环境研究的两篇文章,在方法论上颇有创见.梁志平的《西人对1842年至1870年上海地区饮用水水质的认知与应对》一文,从“对水质的感观与认知”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开埠初期西人对上海地区饮用水的水质认知,认为应从水体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化学特性三方面综合地认识水质,不宜以物理特性的“浊”与生物特性的“秽”便简单地认为水质极差.[33]192-197余新忠的《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决与运用》一文,对以往水质环境研究中使用“选精”、“集粹”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辨析,认为在研究水质环境时,要“特别注意解读和利用史料的方法论,充分考虑利用史料的性质、语境和时空特性等内容对自己关注信息的影响,要注意挖掘文本蕴涵的‘常识’和典型意义”,以正确认识水质环境的具体图景.[14]72-85实际上,梁志平与余新忠的着力点都在于重构对水质环境的认知,此种“认识”与“再认识”的过程,无遗深化了关于水质环境的叙述.

由于水质环境与卫生、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在医疗社会史、疾病卫生史等研究中亦会在不同程度涉及到水质环境的问题,代表性的学者有萧璠、余新忠、李玉尚、李洪河等人.萧璠的研究表明,汉宋间南方产生的各类地方病、传染病,除地理背景、生活习俗、生产活动造成的影响外,江、河、溪等水源的污染亦是产生地方病的重要原因.[5]193-298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与《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二书,在谈及江南瘟疫形成的原因、流行以及预防时,阐述了因人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活动导致的饮用水污染,水质较差与饮水不洁的生活习惯是导致疫病的重要原因.[34]李玉尚的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在探讨江南传染病流行的地理环境背景时,考察了近代以来江南居民的饮用水状况,着重分析了苏州城市水质的污染与治理,亦认为饮水不洁是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原因.[35]此后,李玉尚先后发表了《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疫病》与《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二文,进一步分析了包含霍乱在内的诸多传染病与水质环境的关系,认为饮水不洁与水质不良为疾病提供了生存条件与传播条件.[36]133-140、[37]150-161李洪河的《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在分析新中国建立后疫病发生的背景时,指出建国后中国大部分城市自来水建设不良,居民仍多采取传统的饮水方式,直接取用受污染的河水、井水等,导致传染病的流行.[38]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水质不良和饮水不洁的生活习惯是疫病形成、传播的重要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医疗社会史、疾病卫生史等研究中涉及的水质问题,更多地偏向于人的生产活动造成的水质污染,正如胡英泽所言:“此类‘研究’偏重于水体外在的‘所染’,而较少关注‘所染’之外水体自身的‘所含’.”[7]54

四、供水产业方面

人需饮水,则有各式取水之法,亦有相应的供水产业.对供水产业的关心,实际上落脚点仍在于“饮水”.关于供水产业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传统时期的供水业及其近代变迁,一类则是关于城市自来水系统.

就前者而言,熊远报与邱仲麟的研究极具代表性.熊远报的《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卖水业与“水道路”》一文,利用北京水买卖的档案文书,讨论了明中期以后北京城供水业如何展开,供水业者如何参与到北京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供水业者如何逐步建立并维护“水道路”的权利与秩序.[39]47-67邱仲麟以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城内的供水业者——水窝子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北京城供水业的发展过程,探讨了供水业变迁导致的多重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秩序的变化.[1]236-283后来者在研究传统供水业的近代变迁时,多沿用此二人的理路,如曹牧的《近代天津工业化供水与水夫水铺的转型》一文,考察了近代天津的水夫与水铺在自来水刺激下的近代转型,认为传统水夫在新的供水体系中仍为不可或缺的一环.[40]48-53

对城市自来水系统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成果可谓丰富.如史明正对北京[41]163-222,程恺礼、周武、彭善民、菊池智子对上海[42],罗芸芸、刘海岩对天津[43]等城市自来水系统的研究.若算及关于城市自来水研究的说博士论文,成果则更为丰硕.[44]但正如梁志平所谈到的,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近代城市化冲击下自来水建立的过程”,目的在于说明“城市现代化历程”,并不考虑自来水系统的供应范围以及当时城乡居民最普遍、最主要的饮用水源、结构与方式,无疑是有一些缺憾的.[18]4

五、饮水卫生观念与管理方面

在医疗社会史与疾病卫生史研究中所谈及的“饮水不洁”,实际上便与不良的饮水卫生观念相关.但前述所列举的研究成果多关注的是“饮水不洁”的社会现象,以及“饮水不洁”与疾病间的关联,对饮水卫生观念涉入不深.管见所及,仅有杜丽红玉与余新忠曾撰文对饮水卫生观念做了专门的讨论.杜丽红的《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一文,考察了近代北京饮水卫生观念形成的过程,认为伴随西方饮水卫生知识的传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饮水卫生观念,亦促成了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45]58-67余新忠则撰有《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一文,考察了传统时期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以及嘉道以后的近代变迁,认为传统时期虽无公共卫生的立法,但朴素的饮水卫生观念多有存在,嘉道以后,伴随江南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知识体系的刺激,逐步促成了江南地区卫生行政的建立.[46]12-26二者的关注重心虽在于“卫生行政”,但从“饮水卫生观念”的角度而言,亦可谓是研究“饮水”问题的两篇佳作.

相较于饮水卫生观念的研究,饮水卫生管理的成果则较为丰富,主要包含在公共卫生史的相关成果中.如杜丽红对北京,[47]杨发源对青岛,[48]刘岸冰、龚小雪、陈蔚林对上海,[49]李忠萍对苏州,[50]黄冬英对武汉,[51]杨韵菲对重庆,[52]毛姝静、米晓燕对成都[53]等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中,皆在不同程度涉及到了饮水卫生管理的内容.

总的来说,近30年来国内以“饮水”为题的史学研究,在用水环境、饮用水源及结构、水质环境、供水产业、饮水卫生观念与管理等方面俱积累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首先,现有研究多只呈现出“饮水”某一方面的问题,且研究成果散见于水利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疾病卫生史、城市史、环境史的成果之中,以“饮水”为主旨的系统讨论仍相对较少;其次,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以及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其它地区的研究相当匮乏.出现此种情形,一方面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向来多学术研究的重镇,一方面则是缘于“北方地区”与“江南地区”饮水问题的典型性更易受到学者的关注;再者,就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前述各方面仍有继续推进的余地:

1.在用水环境方面,虽然在有关“饮水”的史学研究中,皆会一定程度涉及对地理环境特征的描述,但对民生用水地理环境特征提炼的工作,仍有不足.

2.在饮用水源及结构方面,历史地理学与水利社会史对城乡水源皆有较多关注,但区域内部水源结构的探讨则涉入不深,研究寥寥.实际上,若忽视民生用水地理环境特征的差异,对水源结构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

3.在水质环境方面,关于历史时期的水质情形、水污染及治理、水质与疾病的关系等的研究可谓成熟,值得进一步探讨是如何重构对水质环境的认知,以更为科学的技术方法去复原水质环境.这个认知至少应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建构时人对水质的认知,即时人如何辨别水质的差异,另一个层面则是建构今人对历史时期水质的客观认知,即通过多重资料的相互考辩过程,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

4.在供水产业方面,研究者较多地关注了传统供水业的近代转型、城市自来水系统的兴起及其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对城市自来水的供应量、供应面以及供水方式与民生用水间的关联则关注不多.

5.在饮水卫生观念与管理方面,关于饮水卫生观念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偏重于政府、科学机构、士人之观念,对下层社会的饮水卫生观念存在很大程度地忽视.此外,研究者较多地关注到了“饮水不洁”的现象,然对“饮水不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探讨较少.

概言之,史学界关于“饮水”的专题研究并不在少数,但在某些层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尤为重要的是,在专题研究之上,如何建构“饮水”研究的本土话语,如何建构关于“饮水”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如何更为科学地衡量“饮水”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史学议题.

注 释:

[1] 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Nelson Manfred Blake, Water for Cities: A History of the Urban Water Supply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6.

[3] Jean-Pierre Goubert, The Conquest of Water: The Advent of Health in the Industri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4] Eric M. Hardy, Policy Drought: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Urba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in Post-world War II Atlanta,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1.其它西方学者的成果还有:斯坦伯格?西奥多对工业化时代英格兰水问题的探讨(Theodore Steinberg, Nature Incorpor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Water of New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丹尼斯?史密斯论述了从古罗马至20世纪早期城市供水、公共卫生概念、卫生工程间的关联,且涉及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多地(Denis Smith, ed., Water-Supply and Public Health Engineering,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9);J?莱利?斯奈德从建筑结构角度探讨了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饮水供应(J. Riley Snyder,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Water Supply of Constantinople and Anastasian Wall,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2);迈克尔?J?麦奎尔对1908年新泽西州泽西市第一次使用氯消毒城市供水的讨论(Michael J. McGuire, The Chlorine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Water Disinfection and the Fight to Se Lives,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n Press, 2013),等等.此外,邱仲麟的《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一文以及英国学者伊恩?道格拉斯的《城市环境史》(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对西方已有成果转引颇多,亦可资参考.

[5] 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6] 胡英泽:《凿池而饮: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7] 胡英泽:《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8] 王挺:《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3期.

[9] 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收录于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收录于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北京出版社,1987年.

[12] 马正林:《由历史上西安城的供水探讨今后解决水源的根本途径》,《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13] 陆敏:《济南水文环境的变迁与城市供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14] 余新忠:《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兼论相关史料的解读与运用》,《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5] 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6] 周春燕:《明清华北平原城市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

[17] 梁志平:《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18] 梁志平:《水乡之渴:江南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1840-198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 胡勇军:《民国时期杭州饮用水源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史林》,2017年第1期.

[20] 张亮:《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1] 王伟杰:《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89年.

[22] 李健超:《汉唐长安城与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

[23] 仇立慧、黄春长、周忠学:《古代西安地下水污染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4] 刘亮:《饮水问题与国民政府城市危机管理——以抗战胜利后的青岛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5] 罗晓翔:《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26] 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

[27] 杭宏秋:《古代长江水清浊考略》,《古今农业》,1987年第2期.

[28] 周宏伟:《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29] 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30] 蓝勇:《近两千年长江上游森林分布与水土流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1] 王婉丽:《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与治理》,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2] 梁志平:《救国与救民:民国工业废水与社会应对——基于嘉兴禾(民)丰造纸厂“废水风潮”的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

[33] 梁志平:《西人对1842年至1870年上海地区饮用水水质的认知与应对》,《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34]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余新忠、赵献海、张笑川:《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

[35] 李玉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36] 李玉尚:《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7] 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8] 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党史出版社,2007年.

[39] 熊远报:《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卖水业和“水道路”》,《社会经济史学》第66卷第2号, 2000年7月.

[40] 曹牧:《近代天津工业化供水与水夫水铺的转型》,《历史教学》,2015年第18期.

[41] 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2] 程恺礼:《19世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周武:《晚清上海市政演进与新旧冲突——以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为中心的分析》,《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菊池智子:《从晚清上海自来水建设看城市社会的形成》,《城市史研究》(第25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43] [美]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作舟译,《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合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刘海岩:《20世纪前期天津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变迁》,《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刘海岩:《清末民初天津水供给系统的形成及其影响》,《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44] 朱志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组——以日领时期台湾自来水事业为中心的探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周春燕:《清末中国城市生活的转变及其冲突——以用水、照明为对象的探讨》,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谷银波:《清末民初的京师自来水公司》,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陈常妹:《民国时期城市公用事业管理模式研究——以南昌水电管理为例》,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德海:《政府接管前后的广州自来水公司(1905-1938)》,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谭慧施:《晚清民国时期广州自来水与城市近代化》,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蒋露露:《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生活给水与排水考察》,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满振祥的《近代上海供水事业的历史考察(1883-1949)》,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赵国正:《民国时期杭州公用事业研究——以杭州自来水厂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田玲玲:《矛盾与冲突:北京自来水公司的早期发展(1908-1937)》,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苏秀英:《北京自来水公司研究(1908-1937)》,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贺亚丹:《20世纪福州自来水事业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等.

[45] 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6]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7] 杜丽红:《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48] 杨发源:《1898-1914年间青岛的城市卫生事业》,《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9] 刘岸冰:《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史林》,2006年第2期;龚小雪:《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陈蔚林:《晚清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探析(1854-1910)》,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50] 李忠萍:《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51] 黄冬英:《近代武汉环境卫生管理研究(1900-1938)》,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52] 杨韵菲:《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卫生管理初探》,重庆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3] 毛姝静:《一九四〇年代成都市公共饮食卫生及其管理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米晓燕:《公共卫生与都市生活——以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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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