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方面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与1947年:后委机关生活点滴类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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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后委机关生活点滴

胡双宝,生于1932年9月.1946年11月跟随父亲到延安.1946年底至1949年夏,先后在延安王家坪军委机关、山西临县三交双塔后委机关、河北建屏(今属平山)夹峪(当时对外叫工农学校教育处的机关和在平山霍宾台中直文校,全称是直属机关文化补习学校,李鉴是副校长)工作、学习.1949年到了北京以后上了中学,后来上了北京大学,并且在北大中文系工作,1984年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岗位上离休.

对1947至1948年驻山西临县三交镇一带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所见记载甚少.我这一年间在后委机关当工务员,记述个人经历,说及一个工务员接触到的一些人和事.

我1932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父亲胡光华于1937年1 1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延安王家坪军委即八路司令部行政处当会计.我和妹妹双清于1946年1 1月下旬到延安,在王家坪住了三个多月.1947年3月8日,随其他人员离开延安,向黄河边转移.约十天后,到了宋家川渡口,两条木船把人员和物资运到对岸军渡兵站.人员分散住附近村庄.几天以后,和住在附近各村的人员向北转移,住在临县西南端碛口镇东北二里的侯台村、曹家峁.三四天后,转移到临县城北约十华里的万家坪.4月中旬,再次转移.这回是向南,目的地是临县城南约五十华里三交镇西南四华里的双塔村.在这里住了十个多月.这时候,机关成为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对外名称叫后勤部.书记是叶剑英,副书记兼后方支队司令员是杨尚昆.

这一阵走走停停.《杨尚昆回忆录》(文献出版社,2001)“后方工作委员会”这一章对由延安转移到这里的机关人员1947年三四月间的安排有比较细的说明:3月28日,周副主席到河东,初步商定在靠近黄河的山西临县一带成立后委.4月11日正式通知,这部分人员就地安排在三交镇附近一些村里.后委担负起为在陕北的提供情报等任务,当然也包括向转运物资等.在陕北的机关只能有小功率的电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全由后委的大功率电台转递.

在双塔,行政处住在一号院.这是全村最好也是最大的院子.一些大的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叶剑英住西边的独院,杨尚昆和作战部长李涛住北边的独院.杨、李的院子跟作战部一局的院子紧挨着,里边有通道.一号院外院南房办起了阅览室,我借过《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 原杨家岭机关即系统,住在湫水河东,离双塔不到二里的武家沟,其他机关住在孙家沟、刘王家沟等村.

安定下来,行政处协理员李鉴让我先到青年队当小鬼.机关的勤杂人员,也就是工务员,成立青年队,队长是李良发.从此,我就成了工务员,主要是负责财务室的清洁卫生等事,正规参加青年队的一切活动:清早出操,晚间学习等.青年队有20多人.工务员都是2哕以下的年轻人.

后委阶段,还是行政处建制,但除了供给科,没有别的科.财务业务叫财务室;原来的秘书科的日常业务由处里直接抓;另有庶务股,经管杂务.后勤业务,粮秣供给等占很大比重,所以保留供给科的建制,科长是高福有.

财务室主任钟运堂是江西于都人,长征过来的,1911年生.他保留着一双江西老乡做的鞋,没有穿.给了我.我穿了大半年.他经常到南边四五里外的薛家坪供给部办事,后来叫上我一起去.不是东西多,而是为了认识人.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去.反正是定量供应,粮秣供给等,该多少,领多少.遇到特殊情况,由行政处写条子,我去找供给部供给处梁锡昌处长批,然后到指定的地方去领.供给部财务科长刘志贤是我们同乡文水大象村人.粮秣科长是杨靖,这个科有个女同志叫皖来,想必是安徽来的.

5月某天起,原来享受中灶待遇的科、处级人员,每天中午多一个菜.也是素菜.医生享受科长级待遇.机关有两名医生:行政处处长罗道让的夫人王凌生,在陕北的原行政处秘书科科长任放的夫人唐联青.机关医务室还有司药高侗和男护士曹明宗.

7月份去供给部,让我要一匹马.双塔和薛家坪都在湫水河西边,河水流到双塔村东南一里多地的地方,遇到峭壁转而向东,所以要过两次河.这天,去的时候,河水不大,我牵着马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河水猛然增大.我不敢骑马过河,就牵着马从山头绕回双塔.

给女同志领卫生纸也归我管,两个月一刀比较细软的黄草纸.

8月份给局级干部发灰色细布制服,是我去薛家坪再南四五里外林家坪被服厂领的.双塔一共有司局级干部九人:一局局长童陆生,外事组副组长王炳南.外事组成员柯伯年、曾绍辉、徐大年、董越千、马海德,特别会计处处长赖祖烈,还有老干部夏之栩.由我逐一送到住处.给这些干部还领过牙刷、牙粉等物.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另有供应系统.叶剑英的生活管理员是建必忠,杨尚昆的生活管理员是任光庭.

9月份要发津贴,每个工作人员晋绥币2000元,也是我一个人,牵上那匹老实的马.机关工作人员二百几十号人,四五十万.谁也没有想到要去两个人.钱是100圆一张的新票子,100张1沓,10沓1捆,一共四五捆.2000元,今天听来也是不小的数字.晋绥币的币值低,记得当时只能买四块或者四条普通肥皂.

七八月间,安排机关工作人员赵庆合、乔树清、樊成春、李良发四人去陕北庆阳分区(今属甘肃省)搞土改.那一带不是胡宗南军队争夺的要地.但当时临近敌区,实际无法真正展开土改,不久,他们四人辗转回到双塔.

我们驻的村子名叫双塔,可村里以及村子附近周围,一个塔也没有.村东北跨路有个牌坊,是某一人家得了(或者捐了)功名立的.那时候没有历史文化意识,没有看看姓甚名谁,什么功名,什么年代立的等.村东有个小门楼,下面是门洞,上面是个简单的亭子,显然不属塔.村西南山上,有个老式亭子,红绿各种颜色还比较鲜亮,防空时去过几次.财务室有个小皮箱,装着比较重要的单据等.每次防空,我都拎着这个小皮箱.

在双塔,只能看到《晋绥日报》,四开四版.在九十多里外的兴县印刷,第二天上午看到.除了黄草纸,还有5张是白报纸的,分别给叶剑英、杨尚昆和李涛,另两份单独卷起,外写两行五个字“陕北李得胜”,当时叫这个名字,周副主席叫胡必成.这是收发室杨林清分报纸的第一件事情.杨林清40多岁,多年在收发室工作,一直兼司号员,清早六点吹起床号,机关不吹熄灯号.大家都叫他老号长.

5月31日的报上登载新华社评论《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收入《选集》第四卷).一些人逐句分析,看到最后一段“中国局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特别受鼓舞.有人说,一定是写的.

从6月起,每月有一次时事报告,在村里小学外的广场,报告人是作战部一局的负责工作人员.时事报告,只讲战局:一个月来消灭了多少敌人,解放了哪些城市等,另外就是形势分析.8月份由一局童局长报告,传达了7月间小河会议上对形势的估计:从1947年算起,五年左右可以消灭.

外事组的组长是叶剑英,外事组随王家坪机关.到了双塔,外事组本身的业务工作不多,他们办起了油印《新闻材料》和《参考资料》,正常各八开四版,双面印.他们刻蜡版,油印,当天上午发到各办公室,附近各机关当天也都能看到,比《晋绥日报》早一天.《新闻材料》是全国性的军事、政治等消息.《参考消息》则社、合众社、美联社、路透社等的消息都有.

冬天,每天傍晚时分,警卫科科长李树槐住的院子对外播放新闻,呼号仍然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实际是在邯郸播音,我每天去听.

12月28日的《新闻材料》全文刊登了12月25日在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9日的《新闻材料》有个更正:昨天刊登的报告里的“振撼”,应该是“震撼”.

参加完工作会议的陈毅返回山东,在双塔住了一晚,1月6日清早离开双塔.早饭以后,看见他和警卫员各骑一匹马,向三交的方向走去.他们穿着草绿色军装,格外显眼.我们都穿灰色制服.

5月初,蟠龙战役以后,新华社评论里有四句顺口溜: “胡蛮(指胡宗南)胡蛮不中用,延(安)榆(林)公路打不通,丢蟠龙,丢绥德,一场游行两头空.”随后山东孟良崮战役击毙国民党王牌军74师师长张灵甫,七八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消息,十分鼓舞大家.

这年“七一”,新华社的社论是《艰苦奋斗,迎接胜利》. “七一”前,李鉴协理员利用旧的曲调编了一首唱词,教我们唱:“打起一阵鼓,敲起一阵锣;正月里闹新年,今天闹什么?今天是七月一日,诞生纪念日.中国,今年二十六,领导全国人民,与敌人奋斗;打败了帝国主义日本鬼,人民出了头.反动派,真呀真混蛋,抗战的果实,他要来抢占……”

五六月间,董必武、吴玉章以及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携子女,先后在一号2院住过.8月间,贺龙、王震、习仲勋、王维舟、起义将领赵寿山(后来知道,他1942年秘密加入)等一行十几人从陕北过来,在一号院住了一晚,我们财务室五个人挤在一间.此后不久,谢觉哉、陈瑾昆、张曙时短期在1号院办公室住过.黄兴之子黄乃带着几岁的儿子也在这里住过.那时候,黄乃高度近视,他儿子也戴着眼镜.19世纪80年代,参加谈论盲文方案的会,中午休息时,我问到他儿子,说是“也看不见了”.

10月,报纸上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土地法大纲》用大张纸印出,贴在一号院外面墙上.不几天,在一号院举行报告会,由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叶参谋长作报告,附近各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出席.可惜叶参谋长的梅县客家话,北方干部不大能听懂.不久,在同一地方,由康乃尔介绍土地改革经验.

7月间,去三交镇看过斗地主的活动,主要场面是把地主的上衣扒光,背朝下,在铺着炉灰渣的地上拖,过后,地主的背上自然是鲜血淋漓.暗中跟2月在延安看到的斗地主的场面相比,颇怀疑问:是否应该有人身体罚?11月间,双塔也有斗地主的活动,一天,从刘姓地主院子水井里挖出几十个元宝,院子里摆了一小片.地主在旁边低着头.双塔的土改工作队队长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

为配合本村土改,机关排演过《挖穷根》(剧本是晋冀鲁豫新华书店出版的).剧本揭露地主的手腕和诡计.《晋绥日报》不时有揭露地主剥削手段的文章.放在图书室的《晋察冀日报》第四版下方连载了画家蔡若虹题为《地主和农民》的连环画.

在双塔的几个月,不记得吃过肉.快过春节,机关派刘殿爵和萧杰到晋北买猪.几天以后,拉回一车冻猪肉.当时天气冷,冻肉运输方便.过春节,连续几天有肉.这几个月,中午是小米干饭,偶尔是馒头;早晚是稀饭.生活水平低于延安时期.

12月至1948年1月间,开展“三查”运动.让我去东边五六里外的刘王家沟社会部看人家的大会.那天的对象是童小鹏、邹大鹏(1949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政务院任命的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名单里有某科科长邹大鹏).听来都属工作作风问题.双塔机关在一号院开过一次大会,到会也就一百人,坐了一小片,批评对象是李伯钊,两三人发言,不到一个小时.再就是在一号院外院南边棚式房间里出壁报,记得针对行政处处长罗道让的一份有好多张纸,开始直呼其名,后来在贴出的稿子上逐一添上“同志”二字.以后,再没有有关“三查”的活动.

《杨尚昆回忆录》记:1948年1月20日,通知,后委准备转移.过了春节没几天,我们一小部分人离开双塔,几天以后到了当时属建屏县的夹峪村.夹峪是这一带最大的村子,有四五百户人家.整个工作委员会机关的对外名称是工农学校,夹峪这一片叫工校教育处.不久,双塔的人员相继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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