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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善曾：我的祖父徐志摩，一生诗意多情志在摩登
电影《无问西东》中,泰戈尔在清华园演讲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台下黑压压的倾听者,虔诚的目光,以及因此而决定人生方向的年轻人,浸染着一股理想主义的青春气息.而站在旁边,担任泰戈尔此次访华专职联络人与翻译的徐志摩,却正陷于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
造化弄人
1922 年10 月15 日,徐志摩乘船抵达上海.这时距他在柏林和张幼仪离婚已有数月之久,距他远赴学院更是已隔四年.上岸之后,他返回家乡硖石看望父母.根据张幼仪的回忆,徐家此番团聚可谓悲喜交加,父母见到儿子留洋归来,自然感到高兴；但一听到儿子和儿媳离婚了,他们在“震惊之余又困惑难当,感觉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被儿子的行为深深伤害”.
惴惴不安地见过父母之后,徐志摩立即动身赶往北京寻访林徽因.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结交北京文化界的同侪.那时,北京是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到了北京,他发现导师梁启超打算把自己的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撮合在一起,并已向林家提出了婚约.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都是以思想进步的改革派著称,但一到儿女的亲事,他们还是向包办婚姻的千年传统低下了头.
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挑定的儿媳妇,因此,他对徐志摩继续纠缠林徽因感到非常不满.虽然梁林两家并无正式的婚约,但这两个名门望族都乐得促成这对小儿女的婚事,并把真心追求林徽因的徐志摩视作插足的第三者.
1923 年1 月2 日,梁启超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他盛赞了爱徒徐志摩的才华,称几乎将徐志摩当自家的子嗣看待,舐犊之情溢于言表.但梁启超也建议徐志摩重新考虑他对林徽因的感情,并希望他能浪子回头,潜心于学问和实业.梁启超写道：
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也,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也批评了离婚之后徐志摩与张幼仪的藕断丝连.柏林分别之后,他们仍有书信联系,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二人已经离婚,但仍是事实上的家人关系.梁启超写道：
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此名或不当,但吾愿姑用之）实有不能相处者存,故不忍复置一词.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真神秘不可思议矣.
徐志摩的回信一反他平日的绮丽纤秾,文风雄健而激扬.他宣称,他的一生都要无愧于自己的信仰,他要以爱、自由与美指引自己的人生.而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当时的他都感到失望.他写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虽然徐志摩放出如此高调的言论,但林徽因对一往情深的徐志摩极为冷淡,而且她整日和梁思成谈情说爱,你侬我侬.显然,这个名门大家的千金小姐明白,自己的未来全系于现在的决定,嫁给大名鼎鼎的梁家公子,比嫁给这个前程未卜,还离过婚的男人要好得多.
虽然情路受阻,伤怀苦闷,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诗名日益显赫,他先后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其中就有1923 年3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康桥再会罢》.报社的排版工人不理解徐志摩的形式创新,将他笔断意连的分行和特意添加的标点全都删掉了,这让他大为窝火.
文化界的一些朋友给了徐志摩很大的帮助,其中助力最大的是他的恩师梁启超.虽然梁启超对徐志摩的私生活颇为不满,但他一如既往地栽培徐志摩这位高徒.彼时,梁启超与很多知名报刊多有交集,他推荐徐志摩去上海出任《时事新报》的编辑,这是个令人艳羡的职位,虽说最后徐志摩未能赴任.
梁启超任职于北京松坡图书馆之后,委任徐志摩管理其中的全部英文图书,并专门给他拨了一大笔经费,以购买西方的文艺图书.后来,梁启超与胡适、林长民等人决定邀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作家泰戈尔来华.鉴于泰戈尔已是63 岁高龄,且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梁启超安排徐志摩全程陪同泰戈尔,并给他做翻译.
名友双收
很多中国学者评论说,泰戈尔这位诗哲不仅是印度文学的名片,而且他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事实确实如此,泰戈尔曾多次宣称,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在亚洲各个古老的文明之间建立更深切的联系.
1924 年4 月12 日,泰戈尔乘坐的客轮抵达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恩厚之,他是泰戈尔的英国事务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三位孟加拉人随行,其中包括梵文学者克什迪默汗·森,著名艺术家南答拉·博什以及作家、政治家卡里达·耐格议员.徐志摩和数百位慕名而来的学子一起,在上海滩的码头迎接泰戈尔一行的到来.
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身兼专职联络人与翻译两职.他流利地在汉语和英语中相互转换,再加上其风趣幽默,诗情洋溢,泰戈尔对他更是青睐有加.泰戈尔说：“只需与徐志摩接触,你就能知道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两位诗人,虽一老一幼却惺惺相惜.徐志摩后来写道,他在泰戈尔的身上发现了“最为和谐,境界最高的人格,在他身上,从古到今的印度文化一以贯之”.
在北京,泰戈尔又多了一位助手—林徽因.林徽因同样精通英语,因此她也为泰戈尔打开了另一扇文化之窗.林徽因还是泰戈尔的“拐杖”,老诗人泰戈尔年迈体衰,出入必有林徽因搀扶左右.泰戈尔鹤发鸡皮,白髯飘飘,与风华正茂的徐志摩、林徽因二人相映成趣.当时有一位作家写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岁寒三友者,松、竹、梅也.
虽与林徽因相见,但相爱终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徐志摩陷入了深深的颓废和伤感中.他只能与老诗人泰戈尔谈文论艺,以寻求慰藉.泰戈尔亲昵地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这是一个印度王子的名字；徐志摩则称泰戈尔为“卢比大大”,即“老大哥”的谐趣之称.
刚开始时,泰戈尔旨在促进中印兄弟情谊的旅行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不同,有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思想颇不认同,他们声称泰戈尔这位诗人还“活在旧世界”.此后,全国上下就泰戈尔访华展开了思想大论辩,这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著名的一段公案.
对泰戈尔的攻击深深地刺痛了徐志摩.泰戈尔访华期间,是徐志摩精神状态极为复杂的时期.他在幸福和痛苦之间起落不定.他的整个人生,也同样悲喜交加.在此期间,他与泰戈尔同进同出,受到万众瞩目,可谓声名鹊起；除此之外,他和泰戈尔这位印度诗人亦师亦友,从与其的交往中也受益颇多.但是,泰戈尔心怀爱与友情而来,却受到如此恶意的对待,这不能不让徐志摩悲愤难平.由于全力维护泰戈尔,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猛烈抨击.
至于个人生活,徐志摩也同样在幸福和痛苦中挣扎.他终于可以陪伴在林徽因左右了,但林徽因对他依旧冷若冰霜.这个“一身诗意”的女子,这个仿佛是爱与美化身的女子,就像苍穹之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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