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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号飞机起义参和者张华访谈录

单杰华?杨志军

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专机“建国号”从扬州起义,降落在延安机场,开创了敌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到延安后,“建国号”改为“820号”,成为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周恩来对“建国号”起义非常关注,曾亲拟电文.当年,张华作为“建国号”飞机起义的参与者之一,亲历了起义全过程.

单杰华、杨志军(以下简称“单、杨”):您是怎样进入空军学校,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投奔的想法?

张华:我的老家在吉林省桦甸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从此生活在苦难之中.我自小梦想学医为民治病,1940年,我17岁,投考沈阳医大,未考上,准备到大后方找当教授的大舅后,再报考大学.但1941年我辗转到南京时,找到一个老乡,他对我说:“你去重庆,要经过日本人的好多道封锁线,弄不好会被捉起来.”那时我的盘缠快用光了,正好看到报纸上航空署招收飞行学员的消息,为了生计,我报了名,随即被录取.在南京军校军训半年后,即到常州的汪伪“空军学校”学习飞行,两年后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

其实,早在常州航空学校时我就开始有了投奔的打算.

那时,常州飞机场周围有新四军活动.1942年,装备精良的常州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的率领下投奔了新四军,引起很大反响.我闲暇时与周围的老百姓聊天,老百姓都说“四哥(新四军)好”.那时我已经明白人心所向了.我很苦闷,感到自己为了生活走错了门.

1944年,我在空军学校的同班同学黄哲夫(“建国号”起义领航员),因思想进步,抨击某些官员欺压百姓、强买强卖、贪污中饱的行为,被关禁闭、停飞,后又被开除,罪名是“思想不良”,实际上就是说他有通共嫌疑.黄哲夫连夜逃走.飞行员中对汪伪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蔓延.

1945年夏,空军学校从常州搬迁到扬州,那时飞行员已经不多了.

一天,空军学校的三架飞机被策动去了国民党那里,为此,南京航空署派周致和(“建国号”起义正驾驶)少校飞行教官给我们讲话.他似乎是来安抚我们的,他说:“三架飞机被国民党策动去了.你们要相信我,会有出路的!”我知道周致和与黄哲夫关系很好,所以一下就猜到周致和话中的指向,是朝着“四哥”的方向去.

单、杨:您是怎样参与到“建国号”飞机起义的?

张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空军学校内一片混乱.8月17日,有人在我的床铺上放了一张未署名的纸条,上面写着:“你立即到南京旅社来找我.”我一看纸条,就断定是周致和放的.我心想,机会可能来了.因为空军学校内已有风声说,周致和与黄哲夫等人正在悄悄“准备出路”.

我马上收拾好洗漱用具,穿上军装,从扬州赶赴南京旅社,周致和已在等我,他只对我说:“你来了,明天送人.”

当天晚上,我躺在旅社的单人房间里,脑子里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我想,周致和看中我,一定是从黄哲夫那里知道我平时思想比较正派、靠得住、飞行技术好、懂日语,但不知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

18日早上,我与一个地勤人员到明故宫机场为飞机加油,我镇定地将加油单往一个日本人办公桌上用力一拍,用日语吩咐:“有重要任务,给飞机加油.”日本人立刻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然后就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要送的人是汪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叶蓬,此时他已被任命为湖北省省长,我们送他去上任.

19日,周致和带我一起到了机场.我们要驾驶的这架飞机是“九九式”双发运输机,它是日本政府送给汪伪政权的所谓“国府专机班”的三架飞机之一,命名为“建国号”.我们到了飞机旁,周致和忽然对几个地勤人员说:“去,找一桶油漆来,把飞机上的机徽涂掉.”地勤人员用油漆涂掉了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机徽.后来我才明白,周致和此举是为了便于延安方面识别,以防误击.

飞机送叶蓬一行抵达汉口机场后,周致和没有关机,待叶蓬一行下机后,马上飞到扬州机场着陆.周致和对我说:“明天一起走.”他并没说第二天去哪里,但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因为飞机没有飞回南京,而是飞到扬州机场加油.一位随机的空中机械师看出了端倪,当天不辞而别,偷偷地溜走了.

周致和此番行动经过了缜密考虑.因为航空队的飞机大多是“九三式”“九五式”的初、中级双座小型教练机,只能飞两个多小时、四五百公里,要想驾驶它们去延安,需中途着陆加油,这样做显然不行.而停在南京的这三架“九九式”运输机,可以飞1000多公里,但日本人控制极严,所以,只有利用这次“送人”的机会,才能把这个“礼物”带到延安.

当天下午和晚上,周致和又是在绿杨旅社的茶社喝茶、听清唱,又是带我们到中华饭店吃饭,目的是在热闹的公开场合露面,表示一切照常.

20日一早,我与一个空军学校的同学一起吃早点.吃完早点,我对他说:“今天我们的飞机要飞走,你去不去?”我想让这位同学也一起参加起义,这位同学听懂了我的意思,但他犹豫片刻,说:“不去了.”

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到机场时,周致和带着一个飞行员管序东(扬州人)已在飞机旁等候.我们上了飞机,周致和在上飞机前像是开玩笑似的大声对飞机下的地勤人员说:“到上海去,一两天就回来.谁去呀?”沈时槐、黄文星一听,就说“我去,我去”,也上了飞机.周致和为什么要带两个地勤人员去延安呢?因为如果没有地勤人员,飞机飞到延安后没法保障飞行.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周致和担任正驾驶,我担任副驾驶,当飞机准备转弯对风向时,我忽然看见我这一侧机身的不远处,有一个人正飞速跑来.我一下就认出了,赶紧叫道:“是黄哲夫!”原来黄哲夫怕机场警卫营抓他,早已藏在草丛里.飞机的侧门打开后,黄哲夫迅速爬上飞机,立即跑到驾驶舱,在周致和耳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只听见周致和大声说:“知道了,起飞!”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次行动能够圆满实现,几个月来与周致和等人一直筹划驾机起义的黄哲夫,昨晚再次秘密到扬州郊区杨家庙向甘泉县委书记程明汇报,请他让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给和朱总司令发了

电报.

单、杨:“建国号”从扬州到延安的飞行过程是否顺利?

张华:周致和事先秘密做好了这次飞行的航行计算等准备工作.飞机的起飞和着陆由周致和亲自操作,中途航行由我驾驶.在飞机上,周致和将航行图交给我看.我一看飞行的航向,心中彻底明朗了:我们是向延安飞去.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机场空域,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那天云海茫茫,成了空中保护伞.当我们飞近黄河时,浮云渐散,飞机暴露在空中,大家十分担心,对照地图检查地标后,发觉偏离了原来航线.虽然事先做了较详细的航行计划,可这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情况,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根据地标航行.

在飞行近四个小时后,到达风陵渡,我们看到机翼下波光闪闪的洛河,到了洛川,转向北飞,就接近延安了.我们又看到了弯弯曲曲的延河,周致和对我说:“好好看看地图.”黄哲夫忽然兴奋地叫起来:“宝塔山,宝塔山!”我们看到了延安的地标——宝塔山.“到延安了,到延安了!”大家的心情无比兴奋和

激动.

飞机下降高度继续搜寻延安机场,我们看到一条的跑道,但不知道是不是.周致和说:“不能再降了,保持高度2000米,大家注意看!”飞机又转了一大圈,终于看到在那条的跑道上升起了风向袋.我们确定这就是延安机场,飞机对正跑道顺利着陆.

单、杨:“建国号”飞机降落延安机场后是什么情况?

张华:飞机刚停稳,我们看见一个哨兵奔跑过来,一会儿,又有一个穿军装的人跑过来.穿军装的人叫油江,哨兵介绍说他是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热情地与我们握手,说是专门等候我们的,因为电报只说有飞机来,但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他已等候多时.他告诉我们,延安卫戍区的江司令也在等我们.他带我们走出延安机场,来到跑道尽头小坡上的一个小院.小院是三排窑洞式平房,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延安卫戍区司令部”的牌子.我们一进院,卫戍区江司令就热情地跟我们一一握手.他很关切地询问我们一路上的情况,请我们洗洗脸,还叫人为我们泡了茶.后来我们才知道,茶叶在当时的延安是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被安排在卫戍区的小院里住下来.第二天(21日),我们“建国号”起义人员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致敬信,汇报了起义经过及还有一批航空人员即将从陆路前来解放区的情况,表示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在签字的时候,出于保护家人安全的考虑,更是纪念机组人员新生命的开始,周致和、黄哲夫、我、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依次写上新名字: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当时,新华社记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考虑到参与起义的还有一批人员要来解放区,消息公开后可能会对他们不利,蔡云翔、于飞和我们商量后,建议不要公开报道,所以这件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下午,江司令说朱总司令要请我们吃饭,于是,带着我们去了王家坪的八路部.总部前面有一个“半篮球场”(只有半个篮球场大,一根木头上面钉一块板组成一个篮球架),我们看见一群人正在打篮球.其中一位穿着白衬衣,袖子高高挽着,年纪较大,看上去像一位老炊事员,他问江司令:“都来了吗?”江司令也没敬礼,随意地回答:“都来了.”

江司令带我们走进一个房间,为我们介绍了几位首长: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首长们亲切地与我们握手,招呼我们入座.这时,那位“老炊事员”拿毛巾擦着汗进来了,叶剑英参谋长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朱老总.”朱老总的形象让我大吃一惊,也使我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我没想到,的领袖人物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加明白了老百姓说的“四哥好”这句话的含义.

朱老总对我们来延安表示欢迎,他像长辈一样亲切地跟我们拉起了家常,使我们原先有些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向我们介绍了革命形势,说:八路军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今后你们会大有用武之地.叶剑英说,知道你们到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收到电报,没有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你们的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经过研究,这架飞机今后就叫“820号”飞机.

这次是朱老总请客,为我们特地烧了八个菜,有红烧肉、四喜丸子等.这些菜,虽然不是什么名菜,但在当时的延安已经是很高规格的“宴席”了,显示了中国人接纳起义人员的诚挚胸怀.

我们抵达延安后,一直受到这样特殊的照顾,上级指示专门为我们六个人“开小灶”.起初,我们并不知情,只是觉得每天的饭食还不错,大米饭、肉丝炒蔬菜、番茄炒蛋之类.后来,我们发现同住一个院的干部、战士们跟我们吃的不一样,他们捧着大碗,吃的是粗粮素菜.我们注意了一下,才知道我们的饭食都是由附近一个小饭馆烧好,用挑担送来的.这怎么行呢?我们六个人坚决要求跟干部、战士享受同等待遇,可是江司令不同意,他说这是“工作的需要”,搞飞行的一定要保证营养,他还亲自陪我们吃饭,但吃了一段时间,他就“告辞”了.他说他工作忙,有时不能在一起吃饭了,但每次饭后,他都要到我们这里检查一下,真是待人以诚啊!

没几天,延安召开军民大会.听说八路军有了飞机,而且要高空撒传单,许多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前来观看.“820号”飞机由我驾驶,蔡云翔、于飞、顾青等坐在里面,我们看着舱外巍峨的宝塔山和蜿蜒的延河水以及来看飞机的延安军民,激动不已.当五颜六色的传单从天而降时,“八路军有飞机了”的呼声响遍延河两岸.

8月28日上午,卫戍区的王参谋突然跑来通知我们,说要去重庆谈判,去之前要见见我们,现在已在机场.王参谋带着我们赶往机场,一路上,我们很兴奋,急急赶到延安机场时,只见已经登上C-47运输机,正站在机舱口,举着帽子,向送行的人们挥手.我们赶紧站在人群里,向挥手道别.的高大形象,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单、杨:您到延安后就投入了人民空军的建设,请您介绍一下您后来的工作

情况.

张华:我们到延安后,进入延安航空小组.1945年8月,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我们从扬州起义的“建国号”机组人员及后来起义去的人员,都按照上级要求分批去东北参加创建航校.我是10月过去的.1946年3月1日,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校─东北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成立,我任翻译科科长,并成为东北老航校首批飞行教官.1950年10月,我从东北老航校被选调到北平飞行队,进行驱逐机训练.抗美援朝期间,我任空二师四团副团长,曾参加轰炸大和岛美军基地等战斗.1952年,我到上海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后历任团长、副师长、基地主任、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1983年6月离职休养.(感谢张老外甥沈阳先生对本次采访给予的大力支持)(编辑 王雪)

采访者:扬州市党史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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