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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史特点
金恒薇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 110044）
摘 要：张学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亲身经历了事关中国时局命运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其相关的大量史料公开,更加丰富了对张学良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史,因其特点鲜明、极富感染力与真实性而成为史料中极具影响力的一部分.对张学良口述史特点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推动口述史的发展并提升口述史在学术界的地位.
关键词：张学良；口述；历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60-02
收稿日期：2016-07-01
作者简介：金恒薇（1976-）,女（满族）,辽宁沈阳人,宣教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硕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史学界对于史料的分类因与界定的标准不同而不同,口述史作为一门在国际上专门的学科,因它的直接性、客观性、真实性、鲜活性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已成为重要的史料形式.近年来,随着张学良口述档案资料的公布,关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书籍相继出版.与其他形式的史料相比,张学良口述史在秉承了口述史的上述特点外,一些更为细致的处理不仅使得张学良这个人物更具独特魅力,同时也凸显了口述史较其他形式的史料具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一、语言简练,以小见大,人物个性展现淋漓尽致
张学良口述史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对语言和切入点的处理方式不同.口述史中收录了大量的张学良本人对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与评论,其中也包括笔者与张学良本人大量的采访对话.这其中语言的平实、直接尤为明显.此外,口述史的切入点也是由小及大,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入手却总让人们有很深的感悟.这与一些书籍、文献中对语言过于修饰,过多掺杂笔者情感,以重大历史事件突显人物,有着明显不同之处.
在口述史中,张学良谈到感情时毫不掩饰,直抒胸怀：“我从来不追女人,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1]其实有关张学良先生的生平传记也出版了很多,尤其是张学良家乡出版的一些书籍,谈及张学良感情之事时,往往旨在表达张的感情世界里只有两位夫人（于、赵）,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接触.而张学良口述史中却以张学良本人平实直接的语言来处理,更能让人感受到张学良坦诚、直率的个性.这种直接明了的表述在张学良口述史是随处可见的.在谈及当年内战时,张学良这样说道：“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留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我真是厌倦,这有什么意思？”这样的回顾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炽热的爱国之情由来已久.除了语言处理上的直白外,口述史中还有多处的细节描写：张的一位亲属说,当年（大约九一八前后）张学良与北洋遗少等人（军阀、政要的子女,都有是富家子弟）在一起玩乐,也把梅兰芳等名角请去了.张学良玩累了,坐在一边休息时,指着在场的一大对这位亲友说,你别看现在他们都很得意,“将来,真正能写入正史的,也就我和梅兰芳两个人吧！”[2]这从消极方面说,即使在玩乐时,张学良还想着人生应当青史留名；从积极层面来说,他始终清楚,吃喝玩乐,荒唐浪漫无论多“潇洒”也是不能入正史的,只有把正经事干好,才能入正史.这样的细节处理,这样的切入点让人感到当年身处家仇国难的张学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放纵而是也在时刻想着国家的命运与己息息相关.同时,张学良也是极重情义的一个人,张在晚年回忆中说道：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副对联吗,我吊他的,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就是到了台湾也要给我找好医生.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提到,人们往往会想到蒋张之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张学良口述史以这样的一个切入点让人们深思与感悟到：正是张学良重情重义的这种鲜明的人格特征,才让张背负了一生不抵抗的骂名,也更加理解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及西安事变中的做法和态度.这种由小及大的切入方式,更会让人信服.
二、以亲历者回顾历史为主线,多角度还原历史,极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张学良口述史通过访谈形式以张学良本人的回忆为主线,将围绕张学良将军一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贯穿其中.张学良作为事件的亲历者,还原历史真相,更具感染力,所表达的内容更具说服力.同时,张学良口述史中从多个角度、以多个人物来表述张学良,也使得张学良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更具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都是其他文献史料所无法达到的.
在张学良的一生中,有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深深地影响了张学良的一生,后人对这些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极为感兴趣,所以在张学良口述史中提到“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由当事人回顾历史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也使得史料更为鲜活.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学良提到“蒋先生的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打,我说机关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3]在张学良回顾这一事件时,以当事人的角度详细地仍很激动地谈到了张对蒋的几次劝谏,当时蒋对张的态度,对于为什么非要送蒋回南京,张这样回答：“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我负责任,尤其我是个军人.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这个请罪包括把我毙的.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在飞机上我什么也没想.不过在这里我要说,等我到了洛阳时,没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了.他告诉部下要好好照看我.他怕旁人对我不好.”这不仅仅让这段历史鲜活地摆在人们面前,也使张的个性表露无遗.张的侠义、敢作敢当、不怕死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同时,张学良口述史也通过张学良对许多人物的回忆及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贯穿其中.这里有他的父亲张作霖、他的挚友郭松龄,他的部下等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展开,多角度地折射出张学良在亲情、友情、家庭、事业中的独特人格魅力.张曾说,他的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蒋公,一个就是他的父亲.通过张学良对父亲的回忆,不难发现父子俩在性格上确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张学良在面对民族、国家利益之时,那种坚定地促成国家统一,抵御顽敌的态度成为与其父亲穷兵黩武、问鼎中原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张学良更让人崇敬与尊重.提到朋友郭松龄,张总是感慨万分,“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郭松霖反奉时,张学良的内心无比矛盾,一面是至亲——张作霖,一面是至交——郭松龄,最后张忍痛打败郭时,还想尽一切办法送郭出国免一死,虽然没能救成,但张学良对待朋友“要交就交到底”的态度实属难得.对待部下,张从来不呼来喝去,很是平和.张回忆说“我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非常难过,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真喜欢我的小兵啊.我一到前线,这些小兵就说,团长你回去,他们说,要是把我们都打死了呀,那是没办法了,假使有一个人在,你放心,我们绝对不退却.”
口述史中除了张学良对身边人的回忆,也有当年与张共事过的部下对张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回忆.当年张的部下卢广绩在接受NHK采访时提到了东北易帜：“张学良爱国,同时感到光靠东北的力量不足以与日本对峙,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于是他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国民政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奉军有30万人,有海军,还有飞机.当时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也没有飞机.从数量上说,我们的力金恒薇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 110044）量大.如果张作霖活着的话,绝不会服从国民政府的.但是张学良为了国内统一,为了与外国对峙,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必要的.便毅然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在回忆不抵抗的由来时,张学良的部下何柱国将军说：“九一八事变前,曾电约张学良到石家庄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时我驻军石家庄,铁路的警戒都由我负责.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张回至自己车上,我问张与蒋谈了什么,张说：不得了,日本人要动手了.我说,那我们得赶快调兵做好准备.张说：总司令叫我们不要还手.我说：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打来了,怎么可以不还手.张说：是呀,守土有责,但总司令说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联好说话.这就是不抵抗的由来,从这次石家庄秘谈说明日本要占领东北,是事先得到情报的,我可以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张学良口述史紧紧抓住了以张学良本人回顾为主的这一主线,清晰明了地还原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又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点,展开对多个人物的回忆,从多个角度解读张学良的近代史框架,从而使得张学良这个叱咤近代史的风云人物更为全面更有特点,也让史料更加生动,鲜活而真实.
三、客观分析口述资料,辩证看待口述史
张学良口述史并不是简单地将口述者的资料进行罗列,而是对这些史料进行了有逻辑性的推理、判断,客观性的分析、整理.这样使得口述史既有被采访者还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有笔者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其进行的精彩评论和理性分析.这样,对于口述史中客观存在的一点不足也能做到有效地弥补,使人们能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口述史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
就张学良口述史中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笔者在将第一手资料呈现于读者后,客观地分析了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像口述史中提到的1994年4月,梅兰芳之子女梅葆玖、梅葆玖到台北演出京剧,张学良观看后,拉着两人的手说,那年日本人制造皇如屯事件,炸死了其父张作霖,当晚他正在北京请外国公使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是手下的人找到戏院向他报告消息的,许多报刊都参照了张的这段话.其实这是张学良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晚上发生的事,错记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上了.还有就是面对NHK记者的询问：“九一八”当晚是您自己做的决定吗？或者是当时即对您有指示吗？张竟说：现在好多人替我辩解,说是当时怎么样.当时不是蒋先生,不是蒋总统,那是孙科负责的时候.这显然是错的,因为当时还是,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是在之后（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口述史,尤其是毕万闻先生整理的资料,他很好地将第一手资料与自己的分析推理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二者交相辉映,让更多的人对口述史中的不一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一是可能与张学良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张学良在台湾接受过采访,在美国也接受过访问.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张的自由身份上,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张的谈话,有些事情有些观点,张还是要深思熟虑的.所以对于形成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口述史,就会有不一致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可能是张学良内心的道德底线约束了他.在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史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当晚,张有没有接到蒋下达的不抵抗电报,张始终没能正面地清晰地道出历史真相,而是如出一辙的回答,“是我对当时日本人估计错了”,其实张的部下曾回忆说,当年张学良私下里提到过手里确实有当晚蒋发来的不抵抗的密电,可是张在公开场合甚至在蒋死后也只字未提,而始终成为一个谜.这就是张一贯的做人处事的风格.三是跟张学良年龄大等身体方面的原因有关.在后期的采访中,张已是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虽说精神十足,但也指东说西,前后颠倒了,许多处从时间上都交代不过去的.
口述史的形成也有它的客观局限性,有的采访不是一次能完成的,有的口述回忆也是片段性的,作者的客观分析使得口述资料更完整、更有延续性.当年哥伦比亚大学对张学良的采访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其一是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赵一荻总是喜欢坐在一旁,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她还会中途打断.她经常在旁提示张说“给他们讲讲”又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当越进入口述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赵一荻的话就越多,有时她会在张学良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以干预的语气对张说：“你说得太多了”或是“这个问题你根本不能回答.”其二是张学良有把历史事件过分简单化加以谈叙的习惯.同时这位老人也喜欢像普通人那样,善于把许多史学家眼里看来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他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并加以表述.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将采访提出的具体问题丢在一旁,却兴趣盎然地纵论其他与此无关的问题.这样对张的采访在时断时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口述史的后期整理编辑工作成为张学良口述史的成败一环.不仅要对张的口述内容进行认真判断,这就需要笔者通过自己的客观分析对这第一手材料进行“统筹”,进行合乎逻辑的判断整理,还要将其还原到那段历史中进行推敲与分析,更要将张学良将军超凡无私的精神真实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来弥补口述史中客观形成的遗憾.
参考文献：
[1]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2]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张学良,口述.唐德刚访录.张学良世纪传奇[M].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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