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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名头等内战战犯名单形成始末
1 9 4 8 年1 2 月2 5 日,时在西柏坡的以“陕北权威人士”的身份,以“新华社陕北电讯”的形式,就内战战犯名单问题发表谈话,首次公布于具有权威性的4 4 名头等内战战犯名单.这个名单究竟怎样形成的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
新华社公布内战头等战犯名单
1947 年6 月,国民党当局全面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 月份达成的“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三年内战序幕由此拉开.
10 月10 日,中国人民解放部发布由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称“逮捕、审判和惩办以为首的内战罪犯”、“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广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
1948 年11 月1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孤立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打击集团中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团结中间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明确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员只要犯下命令所列十二条罪恶行为之一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同时,宣布我党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12 月25 日,时在西柏坡的以“新华社陕北电讯”的形式,就内战战犯名单问题发表谈话,称：“全部战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文明的头等战犯,如、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玲、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励等,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者.然而,应当列入头等战犯的人,远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提出.”
这是公布的第一个具有权成性的内战战犯名单.此项战犯名单是由情报部一室书报简讯科向提供的,该室最初共向提供了127 名战犯名单( 包括军事方面39 名,政治方面42 名,党、特方面59 名,还包括一些反动小党派和其他战犯).经多次讨论,最后由、周恩来审定公布了44 人头等战犯名单( 在12月25 日公布的45 人名单的基础上加上了黄维).
内战战犯纷纷落网
内战战犯名单公布后不久,情报部一室根据的指示,通过建立的情报系统,广泛征集各党派和人士的意见建议.
当时,有些党派曾提出了不同意见.上海“民革”认为“如此公布战犯名单会使许多人绝望而战”.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实际并不如此.愈因我们宣布他们为战犯,乃愈向我们打招呼.自然有些死硬派是愈加绝望,但不公布,他也是死硬到底.”形势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预期的那样,战犯名单的公布对集团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分化瓦解作用.
1949 年1 月16 日,新华社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与热烈讨论战犯名单”的消息.报道称,对于1948 年12 月25 日某权威人士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统区人民纷纷进行议论,很多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接着,该报道又列出了37 人的补充名单.
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打击下,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不得不在1949 年1 月21 日下午将国民党的中常委请到南京官邸,正式宣布下野.22 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并宣布接受所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然而,南京政府竟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于31 日接受美国驻远东司令麦克阿瑟的命令,将侵华日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内的260 名日本战犯释放回国.对此,2 月5 日发言人郑重声明：“和平谈判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和国内战争罪犯.”
4 月1 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了张治中,在谈到惩办国内战犯问题时,张治中一再陈说“已经,一切已交由李宗仁主持.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不要把毛先生提出的八项条件之首的惩办战犯问题写入和平协定条文.”以大局为重,当即允予考虑.
但是,国共两党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商谈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稿,还是被在浙江溪口幕后指挥的断然拒绝.
于是,1949 年4 月21 日,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其中第二条即“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
随后,集团党政军特系统的战争罪犯,便因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纷纷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对在押战犯宽大处理
此后,领导人由于忙于指挥三军追赶残敌,稳定各地秩序,以及筹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建人民政府等事宜,暂未顾及对俘获的战犯作出明确指示.
但在此前的1948 年1 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处理战犯的会议,会上,刘少奇以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主任( 兼任) 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
在谈及将如何处置国民党俘虏问题时,报告列举了五种方式：即统统杀掉、关起来、待为上宾、强迫劳动和释放.报告指明,统统杀掉不但不能瓦解敌人,反而会使敌人更加顽固.关起来,不利于减少敌对,也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待为上宾,则丧失立场,因为他们还不是朋友.强迫劳动,容易得不偿失.因此,放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放的好处在于能揭露的欺骗宣传,降低敌人的战斗意志,体现我党我军一贯的宽大政策,使他们能够感恩戴德,以利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为我们做些工作.
事实上,各野战军和各军区创办的各类“解放军官兵教导处”都是按照确定的以上方针实行的.当时,在各地军事单位收押的党政军特高级骨干,不但都穿解放军军服,他们彼此间还可互称“同志”,军职以上者起居、伙食等均享特殊供给,只要在驻地警戒线之内,允许他们自由交往与自由活动.其中,杜聿明、黄维单独收押,王陵基归西南拘押.
未料,最初提出集团战犯问题,并主张对蒋集团战犯应“依法惩办”的、周恩来,在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如何处理在押的集团战犯问题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1953 年11 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向政法委党组和报告了现押战犯的情况和处理战犯工作的意见.
此后,经过党内外各方面的协商和讨论,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对在押的国内战犯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及“小审不判”的处理方针,撤销了原最高人民检察署提出的一律经过审判与判刑的处理方案.
同时还决定,由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处理犯专案小组”,负责有关政策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研讨和处理.
( 摘自《纵横》)
——／附录／一一
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
1959 年9 月14 日,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 周年的时候,对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可以特赦一批.
9 月17 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功德林一号的战犯们无比激动,欣喜若狂.10 月2 日,战犯们还给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首批特赦共释放了33 名战犯.12 月14 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了周恩来和陈毅、习仲勋的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周恩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勉励大家要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从1959 年开始到1975 年,先后分7 批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 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 余名.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另外一些人则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台湾方面对于祖目大陆的和平呼吁,也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政权.不过,台湾当局对于真正改善两岸关系还没有诚意.
1975 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救后,有10 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的“统战阴谋”,认为回台的10 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10 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4 人去了美国,2 人留在了香港,5 人返回大陆,1 人自杀身亡.
( 摘自《人民日报》)
名单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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