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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试验（上）
今年6月17日,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空中爆炸成功50周年纪念日.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进一步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1959年底,我奉调到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二局（局,简称国防科委二局）任参谋,开始从事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一干就是25年.我参加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和第一颗氢弹空中爆炸试验的一些准备工作,到核试验现场参加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到研制基地（青海221厂）检查了解第一颗氢弹研究、设计、加工、实验工作的进展情况.下面,仅就我国突破第一颗氢弹研制与试验的历程（包括氢弹原理的突破和第一颗氢弹空中爆炸成功）以及决策的一些经过,做一回顾.
氢弹的预先研究
氢弹是利用爆炸的能量,使氢的同位素氘、氚等轻原子核产生自持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又称热.氢弹的威力比大得多.从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所有发展的国家,在试验成功以后,都力争尽快发展掌握氢弹技术.
1960年深秋,当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的研制工作已经从苏联援助转向全面自力更生的时候,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就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如何部署展开的问题.
刘杰在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国防新技术协定》（简称《协定》）时,从《协定》的文本中清楚地看出,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一种氢加强的实弹样品属于,而不是氢弹.刘杰曾多次找机会向二机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在原理和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专家组组长未作任何透露.看来,苏联在氢弹技术上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刘杰认为,氢弹肯定比更复杂,研制氢弹必须由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而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不会在短期之内获得突破,这项工作也不能等到第一颗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
一天,刘杰同钱三强（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商量此事.刘杰讲了上述想法以后说：“我们部的第九研究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能不能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钱三强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氢弹的研制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早做布置好.氢弹有自己的原理,轻核反应有它自己的规律,与轻核反应有关的理论探索工作确实需要早做安排.我很赞成.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点理论物理研究力量,可以动员投入.”
随后,钱三强组织原子能研究所的黄祖洽等组成一个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名称叫“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他们开始寻觅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工作.
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祚庥多次向钱三强建议,调本所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让于敏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
从1960年第四季度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第四研究室数学组和承担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任务的轻核实验组的大力帮助下,经过四年扎扎实实的探索,对氢弹有关物理过程做了相当的研究,对氢弹的原理做了一些初步探索,对氢弹可能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一些初步设想,提出加强型和在液氘中实现非热动平衡情况下燃烧两条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和计算参数,编制了相应的简化计算程序.这四年颇富成效的工作,无论是对热核反应基本现象的了解、基本条件的掌握,还是对某些规律的认识方面,都为后来的氢弹攻关工作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在最终突破氢弹原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探索氢弹的可能结构以及作用机理的时候,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交出第一颗的理论设计方案后,抽调部分研究力量,从1963年9月起,也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并由副所长、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亲自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彭桓武和理论部科学负责人先后得出结论：加强型结构,尽管其中伴随着热核反应产生,但持续代数较少,不可能成为氢弹.他们提出,可就铀与氘化锂-6相叠加强耦合等技术问题展开研究.
1964年4月,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第九研究所于1964年2月25日改称为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理论部李德元等人对加强型理论模型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他们认为,热核反应对这种类型的威力虽有提高,但提高有限；与氢弹之间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有质的差别；在氢弹研制中不能机械地搬用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必须针对氢弹特点开展新的探索研究.随后,理论部明确下一步科研工作的中心是如何从加强型向氢弹过渡,并探索提高密度与热核反应率、提高中子和氚的增值速度等方面的新路.经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有用的科研成果.
说：三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爆炸试验成功.核试验现场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现场副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在10月底回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听取他俩的汇报时问在场的二机部部长刘杰什么时候研制成氢弹.
刘杰回答：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已经在探索,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概还得需要三五年时间.
周总理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周总理对刘杰说：你们想先搞起加强型弹,要由爬到氢弹,这个什么时间能够搞成？为什么钚-239生产线要1967年底才建成？以上这些问题你要在下一次的专委会议上作出回答.
周总理指示说：我们的四大目标是一年搞一个,今年在铁塔上爆炸成功了；明年第二个是核航弹,空中爆炸；后年第三个是上导弹搞两弹结合；1967年第四个搞氢弹或加强弹试验.他还指示说：我们国家的核试验不要多,要少一点,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很多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将来要结合试验进行军事上的战术演习.今年内要对首次核试验作出结论,要写出核试验工作总结报告.参加首次核试验的人员回到北京后,要组织一次接见.
在这以后,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一方面组织人力研究的小型化,一方面迅速抽调了1/3的力量,对氢弹的二十几项理论课题展开研究,以加速突破氢弹原理.
1965年1月7日下午,刘杰在二机部党委会议上讲话时,传达了不久前主席的指示.说：如果有氢弹、导弹,仗可能就打不起来,和平就更有把握了.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多,吓吓人,壮壮胆.又说：还有三年才搞成氢弹,太慢了.
1月23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党对掌握氢弹的要求如此紧迫,二机部领导的心情是很焦虑的.这促使刘杰和刘西尧、钱三强想到：把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这两方面研究氢弹理论的研究力量统一起来,形成拳头,集智攻关.
1965年1月,黄祖洽、于敏等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的31位科研人员携带着预先探索研究的所有成果和资料,调到了九院理论部,与主战场汇合,一起攻关.黄祖洽、于敏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
2月3日,二机部党委给专委写的《关于加速发展问题的报告》中讲到氢弹的设计制造问题时说：目前我们在氢弹的理论上还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探索.根据现在了解,从到氢弹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美国是7年,苏联是6年,英国是5年,法国从1960年进行试验之后,至今尚未搞成,据说要到1968年才行.氢弹一般的含意,核爆炸的TNT当量在百万吨以上,聚变反应的能量要在30%以上.从比威力（单位重量的爆炸威力）和聚变比（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整个核反应中所占的份额）较低的氢弹到比威力和聚变比较高的氢弹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开始试验氢弹装置到开始试验氢导弹头,美国经过6年,苏联经过8年.他们都是经过一系列核爆炸试验才突破氢弹技术的.
看来影响氢核反应的因素很多,错综复杂,不仅许多已经理解的东西需要通过试验去验证,还有许多没有理解、没有发现的东西,需要通过试验才能理解,才能发现.根据过去苏联专家零星谈话记录,制造氢弹至少需要3种核装料,即铀-235、氘化锂-6和钚-239.目前我们只有铀-235和氘化锂-6,还没有钚-239.所以从爆炸到研究制造氢弹必须解决理论技术和核燃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能力,力争时间,尽速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报告接着说：经过将近一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初步看来,要解决氢弹设计制造的理论技术问题,必须通过各种必要的试验摸清各种核燃料的基本性能和各种核反应的基本规律；必须抓住有关氢弹设计、制造的主要问题,在原理和结构上从多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的调查、研究,提出初步的研究、实验规划,力争在1968年开始进行氢弹装置
试验.
2月3日和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专委第十次会议,批准了二机部党委呈报的报告.专委要求二机部在1968年前完成三项主要任务：1.建成钚-239生产线；2.建成第二个扩散工厂和部分建成第二套原子能工业基地；3.实现一年试验一种,并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制定氢弹科研大纲,目标是实现“1100”
专委会议以后,二三月间,九院根据二机部党委的要求,组织理论部有关方面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开规划会议,讨论制定了旨在突破氢弹技术的《氢弹科研大纲》.大纲要求：氢弹研制的近期目标主要是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突破并掌握重量轻、威力大的热的基本原理；这一目标的标志,是争取完成重量约1吨左右、威力为100万吨级TNT当量的热头的理论设计（当时把这一目标简称为“1100”）.“1100”目标的制定,反映了当时在领导上对研制的氢弹是要装到导弹上去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领导和科学家们对氢弹的正确认识,没有把加强型与氢弹相混淆.但是,当时九院理论部已经掌握的技术途径,距离要达到的“1100”目标还差很远.
为了突破氢弹原理,实现“1100”目标,九院理论部分兵作战,多路探索.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带领有关研究室的人员分别攻关夺隘.与他们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大多刚出校门不久,精力旺盛,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甚至是通宵达旦.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在会上,从彭桓武副院长这样的大科学家,到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部主任,直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论资格,人人都有发言权.不论谁有了新的想法,都可以登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就展开争论,一场争论下来,常常大家都面红耳赤,但谁说得对,就听谁的,彼此都从中得到启发.许多好的想法,就是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产生的.通过一个个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以及鸣放会,许多种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被提了出来.其中有人就提出用能量的这样或那样的朴素猜测.
然而,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诸多制约因素混杂.经过几个月的探索研究,许多种试图突破它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仔细的讨论、计算和分析后,又一条条地被否定了.理论部的研究人员虽然从失败中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但设计氢弹的关键并没有掌握,没有找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面对着困难,大家的积极性依然高涨.
到了1965年7月,经过半年的努力,虽然在氢弹探索的道路上有所前进,但计算结果表明,两条突破氢弹可能的技术途径都有各自的困难.其中的一条途径是加强型模型,已弄清楚了这种模型的威力与重量的关系,要想威力上去,重量就得上去；在总威力中,聚变威力所占的份额不能随着威力的增加而增加；这种中所加的热核材料,固然能起到加强的威力的作用,但由于热核材料燃烧得不充分,这种加强作用又是有限的；对于好材料的作用也进行了探索.结论是：这条途径与“1100”目标相差甚远.探索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一时受阻.
修改大纲,分两步达到“1100”目标
此时,刘杰的思路回到了向专委呈送的《关于加速发展问题的报告》上,即力争在1968年开始进行氢弹装置的试验,然后再尽快地解决上导弹的氢弹.刘杰在一次部党委会上说：“搞氢弹,先采取一切办法,加大个头,多加材料,暴露轻核反应的规律”,“美国经过6次核爆炸试验才突破氢弹技术.我们不一定试验这么多次,但总得要试几次.能够先达到聚变比占到15%也是很可贵的.由低到高嘛！”专委2月初批准二机部党委呈报的《关于加速发展问题的报告》以后,九院理论部的科学家们提出来搞“1100”,即搞设计先进的上导弹头的氢弹,刘杰是赞成的.但刘杰认为：眼下高的一时争取不到时,就要准备低的,并继续在理论和试验结合中去探索高的.
7月初,刘西尧又与九院副院长彭桓武、朱光亚一起指导理论部开了一个规划修订会,对二三月间制定的《氢弹科研大纲》作了修改.修改后的大纲提出：要达到“1100”这一目标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继续探索氢弹原理的同时,先做几次大威力加强型试验,即重量可以放宽,先设计轰-6飞机能携带的威力在100万吨左右TNT当量的核炸弹.通过这几次试验,也可能发现一些还没有认识的东西.从哲学上讲,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中,实践是第一性的,量变会引起质变.第二步再设计“1100”即能装到导弹头的氢弹.
1965年8月9日上午、10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专委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具体安排.会后,二机部的领导要求九院理论部尽快交出一个威力尽可能接近100万吨TNT当量、轰-6投弹飞机能够携带的核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理论部主任会议决定,理论部的大部分人力在北京利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119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继续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由于敏率领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完成加强型核装置——三相氢航弹优化设计的任务.
连续奋战近百天,突破氢弹原理
于敏带领的小组到上海安顿好以后,马上开始了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进行了大量的数值模拟计算.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日夜加班,很快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离要求并不太远,只要加入少量的贵重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到100万吨TNT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并没有充分燃烧.
于敏经常深入计算机机房,聚精会神地仔细分析计算结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为了找出优化设计中的问题,于敏从计算的多个模型中选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看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不外乎有两条：一是高温度道路,一是高密度道路.高温度道路已经探索过,知道其中的困难所在.从分析加强型模型看出,这种模型中氚-中子之所以达不到多次循环,是因为热核材料没有被极大地压缩,没有达到极高的密度.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而热核材料之所以达不到极高的压缩密度,是因为这种加强型核装置模型的压缩靠的是的能量,而可利用的能量是有限的,要使热核材料达到极高的压缩密度,单靠提高能量利用率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
于敏紧紧抓住问题的关键,认为要达到极高的压缩度,只有利用原子能才有可能.经过进一步深入分析,于敏认为：在加强弹中,爆炸后出现许多物理因素,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破坏作用.限于弹体的构形,它们不可能很好地配合.
于敏又苦苦思索,估算了几天几夜.他首先分析了爆炸所释放的各种能量形式,比较了它们的特性与在总能量中所占的比例,明确了一种比较容易控制、驾驭的能量形式.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减少这种能量损失,提高其利用率的精巧结构,估计了有多少能量可以被利用,又有多少可以用来压缩热核材料氘化锂-6,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能量,氘化锂-6能压缩到什么程度,如何使它点火和自持（自行维持下去）燃烧等等.
10月29日,于敏和13研究室副主任蔡少辉谈到应如何创造条件让热核材料充分燃烧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加强型核装置的构形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他建议：“可以先计算两个模型看看.其中的一个会比较理想……另一个则比较接近实际……”那天晚上回到住处的办公室后,蔡少辉立即向研究室主任孙和生讲了于敏的想法.孙和生听后表示支持,并安排计算.
11月1日晚,第一个模型最后的计算结果如于敏事前所料.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接着,于敏同大家一起商量,临时又加算了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结果也不坏.11月3日,计算了另一个模型,也取得了完美的结果.至此,两类共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能量,我们就可以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
弹来.
于敏向大家介绍了“氢弹原理设想”新模型的设计思想.他说：“过去大家都很重视对的压缩,现在看来,热核材料的压缩更重要.”“要实现这么大的压缩度,靠不行,要靠原子能！”
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使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因素和创造这些因素的技术途径终于被找到了.
于敏等回到北京后,向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和上级领导做了多次学术报告,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和氢弹新原理设想方案.吴翔也作了氢弹引爆方案的论证报告.邓稼先组织理论部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这个设想方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推敲,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途径.大家补充了一些非常好的重要改进意见,不但提高了原子能的利用率,而且克服了爆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使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更臻于完善.当时,大家估计这就是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
12月9日至10日,吴际霖主持召开了九院1966—1967年科学研究与生产两年规划讨论会.于敏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利用作为“扳机”（“初级”）来引爆“被扳机”（“次级”）的两级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以及实现该方案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与结构问题,初步提出了对爆轰实验、加工制造、核测试诊断等方面的要求.会上,大部分同志都认为于敏报告的方案从基本物理规律上判断是合理的、可行的,前景乐观,比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方案优越得多,应该作为首选方案.
会议决定,按照新的理论设想方案组织理论、实验、设计、试制等方面的力量,加速准备试验工作,要求尽快确定两级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力争在1966年底前后用铁塔爆炸方式进行一次减威力的两级氢弹原理试验.在不影响这次核试验目的的前提下,设计中要尽可能采用已有的部件和已成熟的技术.会议还对继续进行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做了安排,并安排了九院1966—1967年科研、生产两年规划.
12月29日、30日、31日,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专委第十四次会议.
周总理很关心已突破的氢弹原理的新设想.他还问刘杰：准备好“扳机”试验需要多长时间？明年能成功吗？刘杰答：明年年底可以试验“扳机”.外国经常爆炸2万吨TNT当量的核试验,很多试验是为了解决和改进“扳机”.
会议原则批准了1966—1967年研制两年规划和1966—1967年导弹的研制计划.
协同攻关,完成氢弹原理试验核装置的
研究与加工
要使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从理论变成现实,就必须通过核试验的实践来检验原理是否正确,技术上是否现实可能.要进行氢弹原理核试验,首先需要九院理论部尽快把包含有“扳机”和“被扳机”的氢弹原理试验装置的物理设计方案确定下来.经过三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进行了上百次爆轰模拟实验和反复研究分析,在大家的相互启发下,最后解决了“扳机”系统的结构方案,并经过爆轰模拟实验的满意结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模型,最终诞生了代号为629的氢弹原理试验装置的“扳机”理论设计模型.
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核试验于1966年5月9日16时（北京时间）爆炸成功.结果表明,试验装置的反应过程与理论预计基本相符,氘和氚的热核聚变已经点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裂变－聚变－裂变反应.这次核试验给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加深了对热核聚变规律的认识.
到了6月上旬,在经过大量的理论计算和爆轰模拟实验以后,629装置“扳机”的理论设计方案初步确定.经过认真准备,8月19日和9月8日,九院先后进行了两次1∶1尺寸的局部爆轰实验,并于11月12日晚成功地进行了一次1∶1尺寸的整体爆轰出中子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理想.至此,氢导弹头“扳机”试验的方案最后被肯定.
九院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在配合爆轰模拟实验确定629装置“扳机”理论设计方案的同时,还进行了629装置“被扳机”的理论研究计算工作.为了清楚计算从“扳机”爆炸传送能量给“被扳机”这一重要过程,九院理论部的数学工作者,根据当时的计算条件,发展了计算方法,在二维计算程序的编制中做了很出色的工作.物理与力学工作者研究了热核聚变反应过程中各阶段的物理图像和发展规律,论证了“扳机”爆炸对“被扳机”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了部件的配置与能量释放的关系.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到11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确定了629装置“被扳机”的理论方案.
九院研究人员宋家树等负责研究“被扳机”的热核材料部件.当时,他们对于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一无所知,一切都得从头摸起.他们决定用最短的时间进行多路探索.经过对几种工艺大量的试验比较,宋家树等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攻克了粉末成型、机械加工、防潮涂层三个难关,拿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用于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空爆核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宋家树等人再接再厉,又于12月中旬为629-1核装置“被扳机”加工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
核试验现场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1966年4月3日至11日,国防科委在核试验基地召开会议,请二机部九院、工程兵设计院、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等单位的技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了“扳机”核试验的方案.会议讨论了这次核试验的铁塔工程及其他场地工程的技术要求,其中,铁塔顶部安放氢弹装置的工作间及休息室设计成圆柱形结构,以利于测量工作的需要（1964年第一颗塔爆试验时的塔顶工作间为方柱形结构）,并商定由工程兵设计院负责上述各项工程的设计.会议还研究了这次核试验的测量要求及新增测量项目和总体测量方案.
4月间,张蕴钰（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胡若嘏（国防科委二局局长）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还到核试验场区勘选了铁塔的位置.
6月1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部分专委委员参加的专委小会.会议批准了所选的铁塔位置,同时要求国防科委和核试验基地积极采取减少放射性物质沉降和加强防护的措施,确保这次核试验的安全.为了减轻放射性污染,刘杰在会上发言时建议,对铁塔塔基周围半径数百米内的地面用水泥做加固处理,以减少地面松土卷入烟云中.专委会议同意刘杰的建议并请国防科委和核试验基地研究考虑.
参加这次“扳机”核试验的军内外单位共28个,技术和保障人员6408人.从6月份起就陆续展开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专委第十六次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的试验方案和工作安排后,核试验现场的工程准备、测量技术准备、安全防护、效应试验、试验指挥与勤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从10月开始全面展开.
聂荣臻元帅于10月31日来到核试验基地,检查了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现场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
经过221厂广大职工群众紧张不懈的努力,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在12月18日全部加工完毕.经领导干部、专家和工人三结合检查,质量良好,19日夜装箱完毕,待命启运.21日15时20分空运到核试验场区.25日完成了氢弹装置的总装配.
第五次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25日已全部完成.只等出现适合试验要求的好天气,确定了零时,即进行正式试验.根据气象预报,28日可能是适合试验要求的好天气.26日3时,核试验党委向国防科委并周总理、专委请示,拟先按28日正式进行核试验来安排各项工作,待气象情况查明后,再请示批准零时.周总理批准了这一请示.
26日下午,正式试验用的氢弹装置吊装到102米高的铁塔塔顶工作间.28日11时许,聂荣臻元帅等来到核试验现场指挥部.12时,在聂帅亲自主持下,氢弹装置按时爆炸.
聂帅看到了翻滚着的蘑菇状烟云向上升起的时候,他与在场的科学家、基地领导和指挥部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热烈
祝贺.
核爆炸后,根据爆后侦察分队的宏观观察报告,铁塔全部被熔化,地面无明显弹坑,仅残留少量变了形的钢管.塔架周围地面被烧成褐色.距爆心200米内的建筑物全部被吹光.另外,测试队很快向指挥部报告了速报数据.聂帅、张震寰、张蕴钰、李觉及九院的领导与专家和程开甲及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专家,一起听取了上述宏观观察和速报数据的汇报.于敏一听到两个关键的速报数据,便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此时,于敏已经可以断定,我们掌握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设计方案是可行的,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已获解决.
周总理、聂帅同意赶在法国前面炸响氢弹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证明：采用“扳机”引爆“被扳机”这一氢弹的原理、结构与设计是成功的,这条路走通了,走对了.它标志着实现了氢弹技术的突破.
下一步就是按照既定计划立即按两级氢弹原理设计TNT当量为百万吨级的氢弹（代号639）,进行空爆核试验.
聂帅指示,初步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各有关方面都要按此设想安排各项准备工作.
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使九院理论部有了设计氢弹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理论部的广大科研人员,他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念,积极地投入了639氢弹的研制任务.639氢弹的“扳机”采用629的“扳机”,639氢弹的“被扳机”是在629“被扳机”的基础上重新修改设计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国,二机部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九院理论部的“造反派”也进行了夺权,他们夺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对理论部的科研业务工作的监督权.一时间,正常的科研工作受到了干扰.不过,理论部的大多数研究人员和职工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持领导工作,继续默默地开展着639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及二维计算方法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
进展.
1967年初,有媒体报道,法国将在这一年7月进行氢弹爆炸试验.2月3日,国防科委二局胡若嘏局长到九院理论部了解639氢弹理论设计工作进展情况和调整修改研制规划的安排情况时,理论部有几位科研人员向胡若嘏、朱光亚反映了一些意见,主要是：今年只安排一次核试验,而且在时间上还这么靠后,这是不应该的；你们领导层把困难看得太多了,把消极面看得太重了,这可能使我国空爆氢弹的研制工作落到法国后边,大家意见很大；空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在春节前即可定案,请国防科委考虑639氢弹空爆试验能否改在7月1日前炸响,我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请你们把这一意见尽快向聂帅汇报反映；有困难也得干,要把计划安排交给群众充分讨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理论部副主任周毓麟还希望九院在召开科研生产规划会议时,把三线建设中电子计算机计算中心的建设问题一起讨论,要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
散会后,胡若嘏与朱光亚作了商议,他俩对几位同志反映的意见很重视.胡若嘏表示将向国防科委领导汇报,并拟与空军和核试验基地的领导及有关部门商量提前到上半年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胡若嘏还向朱光亚建议,请九院和221厂也专门研究一下提前进行核试验的问题.朱光亚表示将向李觉副部长及九院的其他几位领导作汇报,并考虑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安排一下,看能提前到何时进行核
试验.
国防科委在与李觉和空军的领导对这次核试验做了仔细研究后,于2月20日向周总理、聂帅、叶帅及党、军委写出报告,汇报了九院理论部科研人员的意见,即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不能响在法国后边,应力争在今年７月１日前炸响；汇报了经与各有关方面研究后对这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安排情况,各单位都认为可以提前,并建议批准力争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核试验,以动员各方加速各项准备工作.当晚,周总理、聂帅在京西宾馆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的汇报后,批准了国防科委的这一
安排.（编辑杨琳）
作者：原总装备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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