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关于批评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环境批评源和流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跃进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日益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美国文学批评学者率先拉开了文学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序幕.1978年威廉·鲁克特首次使用“生态批评”术语,标志着生态批评的开始.环境批评作为生态批评的深化与拓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诞生,它极大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超越了生态批评在范式和认知上的局限性,深入探寻环境危机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根源.然而,目前中国的环境批评发展滞后,环境批评方法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概念很少被梳理和系统阐释,更被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含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因而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和忽视.而环境批评作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一个分支,理应得到充分的发展.
一、环境批评的起源
(一)环境的概念
首先必须界定“环境”的基本含义.“环境”中文始见于《元史·余阙传》： “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这里“环境”的含义是指环绕所辖的地区.从语源学上,环境是指“围绕一个有机体（包含人类）的所有事物”[-】.“有道词典”关于环境的定义是指相对并相关于某项中心事物的周围事物.英语中的环境(environment)来源于动词“envlron”,意指“环绕”,源于中世纪.作为一个名词“环境”( environment)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托马斯·卡莱尔开始使用,19世纪前30年被引进《牛津英语辞典》.原指文化环境,后来经常指物理环境,可以指某一个人、某一物种、某一社会,或普遍生命形式的周边等.[z】日语中的“环”以及德语中的Umwelt（环境）一词的前缀um都包含“围绕”的意思.[s】可见,不论是在汉语、英语、日语还是德语中,“环境”的基本意义都是“围绕”“环绕”.
一般说来,环境区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环境还可进一步区分为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建成环境和虚拟环境.【一]在环境科学及其他很多领域中,环境被广泛用于特指自然环境,“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s】.依据我国2002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务,对“环境”的界定是“所谓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各种天然资源及经过人为影响之自然因素总称,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陆地、矿产、森林、野生物、景观及游憩、社会经济、文化、人文遗迹及生态系统等”【s].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西方学者们对环境的概念持有各异的观点.王诺认为“环境”这个词“是与自然、与生态相对立的概念”【,].王晓华认为“最初的环境范畴缺乏生态学意义上的含义”【s],不涵盖自然界.而陈望衡则认为,“环境当然主要指自然环境,但是它也包括人造环境”[,】.在西方,大部分学者将它与人的创造、人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阿诺德·柏林特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环境是个内涵很大的词,因为它包括了我们制造的特别的物品和他们的物理环境以及与所有人类居住者不可分割的事物.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世界、人类与自然过程并不是对立的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人类与环境是统一体.,,【m]约·瑟帕玛认为,环境可被视为这样一个场所：观察者在其中活动,选择他的场所和喜好的地点.从广义上说,想象的情景、梦境、思想以及其他类似的现实的扩展也都属于环境.环境的概念也包括具有各子领域的文化环境,甚至智性的环境：料学、艺术、宗教以及工作和娱乐,人的关系和社会制度.【儿】段义孚说： “我所用的环境这个术语,不仅包括自然（气候、地形、动植物等）和人工空间,还包括其他人.,,【他]作为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位重要的开拓者,劳伦斯·布依尔认为一切环境都同时包含“人为的”与“自然的”环境,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在他发表的“生态批评三部曲”②中,均以“环境”而非“生态”作为主题和切入点.
(二)环境批评理论的起源
在环境美学中“环境批评”是建立在美的哲学和艺术哲学的基础上,指的是环境的审美批评,它不属于文学研究范畴.文学研究范畴的“环境批评”( environmental critici)诞生于美国,同时也被称为“文学一环境研究”( literary-environmental studies)【14】,是“在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的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性质.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而拯救濒危的世界,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环境批评是如何产生的呢？邹建军教授说：“最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环境批评,其实是生态批评的一种扩展与深化.当人们认识到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以及生态批评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局限性的时候,就产生了文学的环境批评.,,【-6]
1972年美国学者R.J.甘奇韦尔主编《被盘剥的伊甸园：关于美国环境的文学》.在这本美国最早带有环境文学批评色彩的作品选集中,甘奇韦尔明确地将生态学知识运用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之中.但他的思想和观念既缺乏理论系统性,也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1974年,约瑟夫·米克在其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最早使用了“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术语,米克明确地将生态学理论引进了美国环境文学批评领域,但他的批评理论具有晦涩难懂的缺点,对引进生态学理论的“度”的认识和处理还显得不够到位.1978年威廉·鲁克特在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种生态批评试验》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 ecocritici)这一术语.鲁克特的这篇论文被生态批评界认为标志着生态批评的开始,但他并没有对具体途径提出建设性意见,因而他的批评理论在总体上仍然显得很不完善.显然生态批评的研究者主要从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借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和生态学／生物学的简单相加,它着重关注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书写,人与非人类、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更关注荒野、田园、森林、牧场等自然环境,研究的范围则相对局限”【”].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环境文学的思想内容,没有深入挖掘环境危机产生的现实根源.
生态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但受到多种学术思想的猛烈抨击.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注重研究自然写作和自然诗歌,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发展,这种过分反理论的倾向就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墙].同时,生态批评还受到了“以有色族人民,穷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第三世界以及环境哲学内部的社会生态学学者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的严厉批判”[19].1992年,美国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该学会的名称用“环境”而不是“生态”,表明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已经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1999年6月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决定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多元化研究小组”,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生态批评的环境转向,用布伊尔的话说,就是“从文本实践型生态批评转向到文化实践型环境批评”【加].2005年布伊尔首次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依据批评理论视野的变化,将这种文本实践型生态批评和文化实践型环境批评分别描述为两波“浪潮”：第一波浪潮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为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第二波浪潮主要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探讨文学、文化、甚至艺术与环境的关系.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史》中将这两波浪潮的发展梳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态批评学派的创立及其理论建构时期(1972-1997),第二阶段是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时期,即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1997年以后）.”[21]胡志红在“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术语处标注了它引白布伊尔的《环境批评的未来》.【22]注意这里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并不等同于“生态批评”,它是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是生态批评的深化与发展.虽然布伊尔倾向于使用“环境批评”一词,但他在该书中并没有避免使用“生态批评”一词,有时用“第二波生态批评”来指称“环境批评”.关于这一点,布伊尔在该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文学研究中的环境转向一直是更多地受问题而非范式驱动.这也是‘生态批评’这个引人注意却又过于概括的标题不如‘环境批评’或者‘文学一环境研究’的指向性那么明确的原因之一. ‘生态批评’的叫法可能还会保留下去,因为它不那么繁琐, （迄今为止）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我也一直把它看作一个很方便的简略用法,不可不用”[∞】.胡志红将两个发展阶段进行了严格细致的时间划分.布伊尔虽然对这两波“浪潮”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但他并没有对每一波浪潮具体阶段进行细致划分.他也做出了解释：“我们无法为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批评绘制一幅明确的地图.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几条标志生态批评从第一波浪潮向第二波或者说向经过修正的、日益明确的新一波浪潮演进的趋向线.然而,前两波浪潮的分水岭不能被看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清晰的交替事件.前一浪潮阶段的大多数特征在后一浪潮中依然呈强劲趋势,而后一浪潮的大多数特征往往是在借鉴前一波浪潮中的先驱并在与他们的摩擦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重峦叠嶂’这个比喻可能会比‘浪潮’更贴切.,,斯洛维克借用了布伊尔的“波的隐喻”,将其进一步推进.2010年,斯洛维克在《生态批评第三波：北美对该学科现阶段的思考> -文中提出了生态批评第三波或第三阶段的理论.他认为2 1世纪之初,西方的生态批评已经进入第三波.这一理论是在布伊尔的两个阶段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重点突出种族视野.第三波浪潮“意识到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同时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从环境角度探索人类经验的所有侧面”.第三波理论实际上是将布伊尔的第二波环境批评中的种族视野剥离出来加以突出,没有太多新意.[2s】
二、环境批评的发展
(一)环境批评在国外
西方的环境批评发展迅猛.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 1992年成立,现在日本、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建立了分会,并定期出版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西方的环境批评研究呈现出观点多元化趋势,其研究的作品题材非常丰富,包括：“自然书写、深层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毒性文学、环境公正、生物区域主义、动物生命、地方的重评、跨学科、生态理论、发掘未曾听见的声音的经典拓展及重释过去的经典作品”[27】,等等.
环境批评与第一波生态批评相比,呈现出以下特点：重新界定了“环境”的内涵,认为“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工环境,甚至城市也被纳入考察的范围；超越了第一波自然书写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所研究的文类范围,甚至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环境特性”；批评手段更加多样化,积极借用其他批评理谂或与它们交叉整合,深化、拓展其学术领域；增添了两个视野,即生态女性主义视野和种族视野,有时也包括阶级视野；强化文学与环境关系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强调生态批评学术与环境政治和环境教育之间的关联,重视学术团体与社群,甚至草根环境运动之间的联合.【勰]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环境批评学者,布伊尔、默菲、贝特、斯洛维克、格伦．A．洛夫、理查德·克里治塞梅尔斯、汉·霍赫曼、戴维·英格拉姆、罗森戴尔·斯蒂文、劳伦斯·库普、亚当森、埃文斯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出版了近三十部专著.
1998年默菲出版了《自然文学：一部国际性的资料汇编》,宣告生态批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研究已正式拉开序幕.2000年英国批评家劳伦斯·库普出版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极大地超越了专注于自然书写文类探讨的局限,将性别视野也纳入生态批评视野.2001年布伊尔的《为濒危的世界而写作：文学、文化及环境》标志着其生态批评的重大转型.2001年卡拉·安布鲁斯特和凯斯林．R．华莱士共同编辑出版了文集《超越自然书写：扩大生态批评的边界》,呼吁生态批评超越自然书写和荒野文学批评的传统,拓展文本批评范围,甚至将其锋芒延伸到网络空问.亚当森2001年出版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中间地带》、2002年出版的《环境公正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被公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作品.2005年,布伊尔出版了其生态批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环境批评的未来》,评价了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布伊尔将“环境”概念扩展到超越纯自然的范围,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绿色文学研究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
(二)环境批评在中国
中国目前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在批评理论与方法方面, “基本上大多数继续沿用西方生态批评第一波的理论与方法”[29】.可以说,环境批评的研究在中国基本还未开始.在“中国期刊网”上对题目带有关键词“环境批评”的论文进行检索,能收集到的论文不足十篇.虽然有可能因为“环境”与“生态”这两个词的混用,导致论述“环境批评”的论文冠以“生态批评”的题目,数据不够精确,但至少也说明“环境批评”在中国还未受到学者们普遍的认识和重视.
第一类是专著和译著.2010年,三部西方环境批评名著的中文版问世,它们是刘蓓翻译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胡志红翻译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和韦清琦翻译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这些译著推进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深度,拓宽文本视野,具有重要的价值.2015年岳友熙翻译的《为濒危的世界写作》出版,作为布伊尔“生态三部曲”之二,被认为是环境批评代表性著作.2015年胡志红的博士论文《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出版,是国内外学界首次对西方生态批评近40年的发展历程,包括后起的第二波环境批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研究和述评.中国生态批评主要是站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从形而上层面探讨文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此处的“环境”主要指“纯自然”或“荒野”,“生态”实际上也大体等于排除了人的存在、被抽象化了的自然存在,而人类参与的环境或城市基本上没有纳入生态批评学者的视野,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等范畴与自然及环境危机之间的纠葛还远未给予综合的考量,对与现实环境问题紧密相关的生态政治、生态教育等议题的讨论显得更加稀缺.【如】根据以上特征,可以说至少在2015年该著作出版的时候,中国学者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第一波生态批评,并没有受到第二波环境批评的影响.
第二类是介绍关于西方环境批评理论的论文.最早的关于环境批评论文是2006年龙娟的《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其中第六章集中探讨了环境正义视域下的美国环境文学批评,为我国环境文学和环境文学批评起到了一定昀启示作用.2008年刘蓓在《生态批评的“环境文本”建构策略》中研究了生态批评实践中的文本建构策略以及解读方法.“任何文学文本,甚至包括表面上看来完全是描写非自然世界的文本,都可以为生态批评‘检验文学文本和理论话语中环境的建构’之目的服务.”[孔】文中所讨论的文学文本研究对象己超越了生态批评自然书写的局限,因此文中的“生态批评”实际上指的是环境批评.2008年龙娟的博士论文《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研究》深入探析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对我国环境批评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2009年朱振武和张秀丽在《生态批评的愿景和文学想象的未来》-文中介绍和分析了西方的环境批评理念,认为环境批评有利于重新估价文学文本的环境意识、地方价值和环境正义,从而为丰富自身的研究方法、文本价值和督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新的出路.另外还有章燕的《布伊尔生态批评思想研究》(2015)和方丽的博士论文《“环境的想象”——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都对布伊尔的“生态批评三部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虽然两位学者的论文题目都是以“生态批评”或“生态思想”命名,但文中都对第二波环境批评理论进行丁梳理.2013年刘蓓发表了《着眼于“环境”的生态批评——劳伦斯·布伊尔的研究特色及其启示》-文,分析了美国权威生态批评家布伊尔的三部代表作,指出其研究均以“环境”为焦点,这是一种充满生态情怀的“环境”研究,启发我们应当更加明确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特征、扩展文本对象,拓宽理论视野、借鉴跨学科知识,以增强生态批评的学术深度和现实意义.2015年张守海在《本土生态批评：范畴与观念》-文中,认为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对西方环境批评所重点关注的生态科学与环境公正两方面还比较欠缺,本土生态批评应超越自然至上论和生态至上论,整合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生态整体主义、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生态人文主义、以法治精神为导向的环境正义理论,增强本土生态批评的现代性品格.2016年刘杨在《中国当代环境文学发展困境与批评“缺位”》-文中,指出中国环境批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是制约环境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环境文学批评学者缺乏跨学科思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017年郭茂全在《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想象范式与价值维度》-文中分析了环境批评中的环境想象的修辞话语、表演和重造两种基本模式,并认为环境批评具有伦理、政治、审美等多重价值维度.
第三类是专家访谈录.2009年生安锋发表了《人文关卡与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劳伦斯·布伊尔教授访谈录》.布依尔评价了环境批评当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2010年程相占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与布伊尔的访谈录《生态批评、城市批评与环境批评》,布伊尔从理论上总结了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趋势和集中研究方式,指出环境批评日益将其基础立于“环境正义”的伦理范式上.程相占表示他更喜欢“环境批评”这一术语,因为它包容的对象范围更广.2010年韦清琦在《鄱阳湖学刊》上发表了《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韦清琦和斯洛维克就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进行了交流讨论,并且斯洛维克认为生态批评可以应用于任何文本,甚至那些自然界没有提及或强调的文本.这里的“生态批评”指的是第二波环境批评.2015年刘蓓、朱利华、黎会华等学者在《鄱阳湖学刊》上发表了《斯科特·斯洛维克与中国访问学者的对话》,斯洛维克主要对三位中国访问学者的研究计划进行了指导.
第四类是将环境批评理论应用于文学文本分析的论文.2010年陈爱敏发表的《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用环境批评理论,对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风水”和动物进行解读,弥补了从环境批评视角来研读族裔文学文本的缺失状态.
中国目前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环境批评理论探索不够深入.有关“环境批评”论文总数较少,对西方环境批评理论的研究不多,只有寥寥几部西方环境批评理论的重要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还有部分学者即使是在论述环境批评,用的也是“生态批评”术语而不是“环境批评”.在学术讨论会方面,虽然1991年成立了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200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拳行了“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大会讨论的主题也都只是围绕生态批评研究展开,并非环境批评.事实证明环境批评在中国尚不成熟,“反而淹没在泛生态批评的话语中”[驼】.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导致交流障碍.因此要提高文学与环境研究者的外语水平,加强与西方环境批评理论的沟通与交流,使我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跟上西方国际的步伐.
其二,环境批评理论应用于文本分析的研究太少.跨学科性是环境批评最显著的特征,这就要求在进行环境批评的过程中,学者必须跨学科、跨方法进行文学研究,掌握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法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和具备跨学科思考问题的能力.对中国的环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学研究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批评者进行文本分析研究的难度.
三、“环境批评”与“生态批评”命名之辩
目前出现了很多“环境”和“生态”两种概念混用的情况.如布伊尔关于环境批评研究的三部著作被称为“生态批评三部曲”.虽然布伊尔坚决主张用“环境批评”( environmental critici),但是他本人也对生态批评持有包容的态度,在与国内学者的访谈中,他经常自称生态批评家.他说：“我必须承认,与‘环境批评相比’, ‘生态批评’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新颖术语,学术界对它也更加熟悉.因此,在这两个术语的争执中,我注定要失败.实际上,我经常自称生态批评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陷入交流困境.”除了“环境批评”和“生态批评”之外,作为生态批评理论支点的生态主义、生态正义、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与环境主义、环境正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环境美学等术语也经常难以区隔.例如《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书序言中用的全部是“生态伦理”一词来指称该著作中的“环境伦理”,而紧随其后该中文序言的英译版又将该中文序言中出现的所有“生态伦理”翻译为“envlronmental ethics” （环境伦理）.【341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批评”胜于“环境批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一词有“环绕”“围绕”之意,将导致人类中心主义.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认为,环境( enviro-)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的,暗示人类是中心,被不属于我们的环境环绕.王晓华也撰文讨论了环境批评与生态批评这两个命名问题,他认为,环境批评概念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和局限,而倡导生态批评概念则可以消解它们.他认为生态批评概念可以涵括环境批评,环境批评则不能反过来涵括生态批评.王诺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使用“环境”一词,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曾繁仁专门撰文分析了“环境”与“生态”的区别,认为“环境”一词作为科学主义的概念无法包含东方“天人合一”等生态哲学与审美智慧；而“生态”一词的关系性与生命性内涵则必然包含着东方生态智慧.[38]2008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司各特·斯洛维克,特里·吉福德,西蒙·艾斯托克以及结城正美等就“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这两个概念展开了讨论.学者们认为“生态批评”已经成为文学领域认可的一个批评术语,不建议用“环境批评”替换“生态批评”.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环境批评术语.龙娟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是“环境文学”和“环境文学批评”.陈爱敏认为,“环境批评”一词则以其更加包容的姿态和更深刻的内涵而越来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研究范式上它更趋向于跨学科、多层次、多领域同时展开.【∞]程相占在“生态批评、城市批评与环境批评”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明,那就是1992年美国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它的会刊名叫《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这个学会被认为是生态批评的正式机构,刊物被认为是生态批评最权威的刊物.这两个名字都表明所谓的“生态批评”所研究的其实是“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批评”是一个更恰当的术语.[40】刘蓓认为布伊尔用“环境批评”代替“生态批评”,体现了一种富有学术建设意义的绿怀,不仅没有违背“生态”精神,而且更加符合“生态”糈神.为了消解“环境”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她对“环境”的含义做了一种新的解释：它暗示着把人类看作在地球母亲的臂膀“环绕”着的孩童,由此而生对地球、对大自然的归属感.【叭]张守海认为,实际上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环境属性,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系统”,而生态危机的核心也是生物的生存环境危机,不能脱离“环境”谈生态批评,所以不应对“环境”这个词太抵触,也不必一提到“环境”就想到“人类中心主义”,一想到“人类中心主义”就想到破坏生态平衡,好像“以人类为中心”就一定导向生态危机.【42]在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环境”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环境批评对它进行了重新认定与界定,因此有了比生态批评更加广阔的研究范围和更加开阔的研究视野.对于生态批评家来说,“环境”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或荒野,因而限制了环境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环境批评的“环境”概念有所拓宽,从自然或荒野发展到人文环境、城市景观,将环境理解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环境整体主义观.布伊尔概括了他选择“环境批评”术语的三点理由：第一,生态批评是一个相对青涩时期的术语,今天已不再适用；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我相信,“环境”这个前缀胜过“生态“,因为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一切“环境”,也更好地囊括了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焦点……第三,“环境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更准确地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中跨学科组合——其研究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4s】从这个角度来说,“环境批评”比“生态批评”指向性更加明确.
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由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几十亿年就已经存在了,而后来人类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类为着自己而用双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的世界.在这后一个世界里,人类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和机器、自己的科学发明以及自己的设想,来创造一个符合人类理想和意愿的环境”【“].这两个世界即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我们不可能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里逃离出去,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解决人类社会的健康和福利问题.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而环境批评正是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与社会正义的要求而产生.
“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从批评理论的价值角度来看,二者各具价值与意义.邹建军教授说： “环境批评实际上是生态批评的一种扩展与深化,两者的主要内容与精神指向其实并不一样.,,生态批评关心的对象是纯自然环境,而环境批评包容的对象范围拓宽到包含自然环境和人工建构的环境；生态批评重点关注生态科学,而环境批评则关注生态科学与环境公正两个方面；生态批评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为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环境批评主要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探讨文学、文化、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将环境批评与生态批评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能为了肯定一个概念而批判和否定另一个概念.我们应该理清二者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依据,使它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其次,不论是“环境批评”还是“生态批评”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中国的土壤上不具有原生性.“环境”或“生态”也都只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翻译时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对等.布伊尔说： “在中文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应英文environment的词,在西班牙文里没有一个词足以涵盖英文中的‘荒野’ ( wildness),而在美国和欧洲,乃至同属英语区的英国, ‘watershed’ （分水岭、流域等）的意思有时迥然相异.”[4s】而要在英语中找到一个完全对应汉语“环境”的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常用的词语,如‘场景’ ‘境遇’ ‘生活环境’等表述都不恰当,必然陷入二元论.其他的如‘母体’ “隋境’ ‘领域’ ‘脉络’与‘生活世界’等较好一些,不过也得谨防客体化和二元论,譬如将人类理解成置于环境之中,而不是与环境共存”[4,】.可见,中国学者对环境和生态这两种概念的争议并没有很大意义.
环境批评将环境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联姻”,不仅关注文本内的环境,还关注文本外的环境.它不仅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还更多地向环境美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等相邻学科借鉴批评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将文本内的环境问题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跨文化研究,以环境正义为关注焦点的文化研究.但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会导致“将文学研究混同于文化研究,似乎探触到了文学的文化本质,其实丢失了文学自身的特征,不把文学当文学”.因此,在进行文学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时,中国的环境批评学者者还需努力探寻出路,超越环境批评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我们要加强翻译、介绍和引进西方环境批评理论.同时,更要以文学本身为关注点,探索适合中国文学特点的、更加合理有效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批评论文范文结:
关于批评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批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