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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桂林版叶救亡日报曳野中国化冶话语的文化方向

靳书君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文化的飞跃性发展通过特定的话语现象呈现,采用“2W+H”模式分析桂林抗战文化城《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可以廓清中国新文化生长的机制、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中国新文化吸纳的对象,能够锁定该话语现象确定的中国文化前进方向“民族”、“大众”、“科学”三大核心术语.确立这一文化方向,为当时延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提供了文化支撑.

关键词：《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抗战

中图分类号：B27;K265.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7－００14－05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广西“马工程”课题“桂林抗战文化城报纸‘中国化’话语研究”、广西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创新团队

作者简介：靳书君,山东曲阜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总书记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这个民族觉醒所达到的高度坚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展现出中华民族新生活的美好愿景.文化作为民族的基因,发展方式是渐进和突进的统一.当年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沿,同时,亡国灭种的危险惊醒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全民族抗战则给中华文化获得飞跃性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实践伟力.战火将中国的大多数文化精英驱赴桂林,共谋中华文化的出路,使这座山城成为中华文化的涅槃之城.话语是文化之砖,文化的飞跃性发展必定通过特定的话语现象呈现出来.抗战时期桂林版书籍达全国新书总量的80%之多,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大刊纷纷推出桂林版,桂林版书刊报纸的话语现象,足以呈现中华文化飞跃性发展的态势.最突出的话语现象是,当时桂林版书刊报纸涌现出一种“化字格”的话语型式,普遍使用“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现实化”、“具体化”、“政治化”、“抗战化”、“杆化”、“乡镇化”等词语,并反思批判所谓“公式化”、“拉丁化”甚至“日本化”倾向.其中,以“中国化”一词使用最频繁最典型,故统称“中国化”话语.如文学家梅英当时所言：“自从´中国化´这问题被一般人注意以来,尤其是中国化与文艺作风的问题,成为了当前文艺工作者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了.”[2]“中国化”话语的催生、争鸣和演进,凝结和体现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探寻中华文化出路的努力和成果.特别是报纸发行迅速、受众广泛,其话语更能集中体现探索中华文化出路的争鸣和共识.其中,中国以统一战线形式创办的桂林版《救亡日报》,是我党行使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形态对“中国化”话语的整合功能与精神引领.本文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看做一个全息的大传播过程,变通传播效果考量的“4W+H”模式,瞄准文化对象、文化主体和文化机制,采用“2W+H”话语分析模式（What、Who、How）,分析“化字格”语料素材“化什么”、“谁来化”、“怎么化”,探寻这一话语现象背后凝结的文化方向.

一、化什么：五四以来引进的新文化成果,核心是适合中国新生活改造的现代文化,推进文化开放

在北京策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打破了中国近世以来的文化封闭,中国文化经受了一场西方化的“”与“科学”的洗礼.十五年后以上海为中心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又使中国文化经历了苏联化的濡染.无论是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军政界还是文化界,在抗战文化运动中的口号都是“中国化”、“民族化”,这既是一场浩大的文化抗战,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化救亡.问题是,面对被近代西方文明武装起来的民族敌人日本,文化抗战和救亡如何对待五四以来引进的新文化成果？

首先,文化战线上的抗战和救亡,是否是要提振中国化从而完全拒斥外来文化,或者说,否定新文化运动也已积累的成果？针对国民党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中的文化倒退倾向,社会文化领域泛起的尊孔浪潮,桂林城的先进文化人,特别是梅英,批评了“所谓的´中国化´就是´复古´”的保守取向,认为这是在外敌入侵面前机械反应论,她界分了“中国化”和“复古”两个口号的根本区别,“复古是全部模仿古人的遗作,否定现实的一切,中国化是批判地接受遗产,同时更汲取外来的文艺精华,转化成中国的,中国人大都乐意接受的,能够消化的.”她以鲁迅作品为例,认为其之所以是“纯中国化”,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在对古今中外的作品都有精湛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是“中国化”的标准东西,正如有“俄民族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也是接受了英式的文艺作品,再转化为俄国特殊的纯粹之风.梅英论证说：“生物学家说要有优良的种子,最好以不同血统的男女配合,这正以说明,要有优良的文艺成品,除了接受自己的优秀遗产外,外来的作品更要批判地接受再熔铸成中国化的作品,这才是理想的东西”,“硬以中国化为复古,这无异于抹煞中国文化的前途.”[2]

重视中国化、民族化,不是我们拒绝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理由,诸如抗日文艺宣传,我们完全没必要一定要从历史剧的题材如《离骚》中去展现我们民族当下所存在的困境.恰恰相反,可以从现今西方具有的当下民众熟知拜伦的形式来展示.著名漫画家黄茅认为,我们的民族不缺乏那种天马行空抒发情怀的旷世之作,“特别是汉画上墨的浓淡与线条的变化,但是以这种方法画出来的也不一定有中国化.因为这种士大夫的艺术形式是非科学的,内容从来不革命,超现实,和大众隔离.”[3]马克思主义文化工作者、桂林文协分会秘书黄药眠指出：“今天我们如要谈到继承过去的传统,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的注意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上的成果……所以与其到封建主义文学里面的离骚里汲取新鲜的血液,倒不如去拜伦那里,向玛耶可夫斯基那里去汲取更多的新鲜的血液,新的中国诗歌应该继承世界的优良的传统,同时也应该继承这十余年来已经中国化了的新文艺的传统.”[4]正如李曼如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以科学的世界观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准,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呈现出新鲜活泼的气概,相比之下,中国旧有的文艺形式显得枯衰残旧,像一个没有血气的老人.新文艺的成果闪耀着光辉,我们绝不可以抹煞,鲁迅、老舍、茅盾等诸多人之许多作品,那还是民族化、中国化的”.[5]中国化的核心是催生中国的新文化,即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化而非回到古代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我们接受和引进的外来文化当中,选择的首先是那些能够激发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新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是基于中国新社会基础而产生的,是中国人在吸取外来文化过程中选择能够催生中国现代文化的初步成果,这是中国化的所化之义.

二、谁来化：投身伟大抗战实践的最广大民众,特别是卷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劳动大众化群众,成为文化根基

桂林版《救亡日报》汇聚的文艺工作者认为,文艺的“中国化”问题就是在文艺宣传话语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要体现中国的人文环境,要为中国最广大的人群所能理解接受乃至产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的“中国化”实质上就是“大众化”.只要能真实反映民众的声音,能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加以真实表达,能将他们的生活意义予以选择性提炼与深刻揭示,这样的作品一定能打动人,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的.五四以来积累的新文化成果,具备了与民间文化相结合,融入民间文化系统,从而提升改造民间文化,从而整个中国文化的社会力量基础.从文艺产生和发展过程来说,民间文艺,是产于民间,为各地民众所创作或集体创作的,它配合当地民众环境、习尚以及劳动关系,适合人民的口味,为人民所喜爱,有文化人士称：“它是真真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作品.”[6]发扬彰显民间文艺也在于它是感化民众组织民众的文物,收集它,再经改造,去其劣质,采其精华,配合民族解放战争的主题,使它再回到民间去.要达到这个程度自然不可缺乏对文艺对象和采用形式的合理运用,这也构成了检验文艺大众化的基本标准.因此,中国文艺话语要以“大众懂不懂”来决定文艺的价值,只要不适合这个条件,则不是“大众化.”[7]由此可见,文艺大众化不是粗暴地将文艺变成一少部分人的孤芳自赏,而是必须注重文艺的通俗性才能有利于大众化.汇聚在《救亡日报》周围的文艺工作者认为,任何艺术包括文艺艺术都源自于人民群众,他们是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有民族性的,因而,任何一种艺术也都会打上民族性的烙印,这也是民间文艺的特色所在.在整个的艺术表现中,“所有的歌词、曲调、服装、道具、灯光、乐器,不但应是中国化的,而且更应该是省化县化乡镇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合理利用外来的表现形式,例如,《军民进行曲》的演唱,“所用的音乐充满着中国气氛,但并不拒绝用外来的提琴和风琴,认为这正是建立民族音乐的正确道路.”[8]对于地方性的剧种,民族化的表现手法往往达到的功效是其他手法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文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要义所在.正如黄茅所说：“时代版画一种纯粹民间艺术趣味的风格,的确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阵营.”“昨日接到战区政治部朋友办的纯木刻的抗战画报,特别是第三期上的木刻.大部运用线和空白来表现,这是中国化的作风,下层民众看得懂,大众化极了.”[9]所以,以人民生活为出发点来估计一个艺术作品,做到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当然,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而必须尊重文艺的自身规律,例如歌剧本身的特质决定其应具有的欣赏力,否则歌剧也不是歌剧了.文艺有高低先进落后之别,问题在于鉴赏力的提升,因为任何文艺形式都取决于文艺内容.所以,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一定可以在共同实践主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共同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桂林文协分会分析了当时文化创造的社会结构：一类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一小部分进步工人为程度较高的读者,另一类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大众是程度较低的读者.针对两类群体,文艺的两种表现形式应该都有着一定的生存空间,一种是以发扬五四以来新文艺传统为主,但应切实地中国化与大众化；一种是以发扬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的优点为主,但应大胆地对旧形式加以改造提高.二者可以兼用,文艺作品面向不同的群体,不可苛求,这两种形式能同时做好实属不易,也都需要创造力,可能不同的作家注重不同的表现形式,同一作家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新剧也好,改良剧也罢,抑或合作剧,表现的形式仍然属于方法技巧层面,但内容与主题上遵守共同的原则：文艺作品现实化.[7]有了这个共同点,两种文艺表现形式不但不互相排斥,正可以补充、互相渗透、互相参展,深植中国新文化发展的社会根基.

当时,中国国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均衡,尤其是农村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为了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挖掘反映农村的题材,提升农民觉悟意识,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成为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工作重心.黄药眠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我们中国的文艺作品上所反映出来的是“国人实在太少关注农民,因为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已并不是中国土生的农民,而是在都市里沾染了一些洋货的知识分子了.我想我们的文艺家以后应该更多侧重于真正的中国人物的描写.”[10]所以,桂林版《救亡日报》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要迷恋后方的都市,要在农村把文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理论付诸实践,形成最完美的民族形式及中国化內容的优秀民间文艺,把新文化创造的根基延伸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桂林版《救亡日报》对于民间文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实践探索,为我们党的文艺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经过这三年来的实际的经验与许多次的座谈会的结论,到今天,文艺的大众化和中国化已经成为延安文艺工作的确定的总方向.”[11]

三、怎么化：融入中华文明发展轨道,促生更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实现文化复兴

文艺“中国化”并非把中国大门关起来,把中国过去的文艺的渣滓都当成珍宝来保存,“中国化”不应该忽视外来的技术,尤其不应忽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的思想和技术.同时,我们必须反对过去的,脱离开了中国民族的立场,离开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需要,离开了中国语言的自然韵律的生吞活剥的西洋崇拜,可是这和我们在基本精神上要承继五四运动以来的和科学的文艺传统并没有妨碍.文学创作是如此,其他诗歌类也相通,黄茅说：“绘画中国化愿向西洋学习也非此路不通,而且是必要的,民族形式的发挥首先要和西洋取得结合.”[12]只有深入地蕴含中国已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才能够更好地站在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先进的文艺以便更好地为我们利用.有些文艺作品我们民族本身固有的,在发展中借鉴西方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画家黄茅指出：“一张完全西洋作风的作品同一张东方色彩与单纯线条具有强烈黑白对照作品,谁的效果来得更大呢？事实告诉我们,前者民众不能接受,而后者他们却看懂而有兴趣,因为它根本就是生长于广大的民间与民众中间的艺术的缘故.”[9]关键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西贯通是怎么样完成的？也就是文艺中国化的机制问题.

法西斯日本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但是,如果能够化危为机,也一定能够推动中国文艺的伟大复兴,世界文艺历史的发展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英国战胜西班牙以后产生了莎士比亚,德国的暴风雨时代产生了歌德,俄国民族觉醒的时候产生了普希金,而中国当时也正处于民族精神昂扬奋进之际,这也为复兴中国文艺带来了一定契机.语境与现实构成了文艺的生发地,离开了这个疆域,就会像大力之神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失去的只能是力量的源泉.桂林版《救亡日报》在中国的直接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特别是科学实践观得到传播和认同,文艺源自社会生活实践,文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也必然是文艺在全部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因此,社会生活实践不仅是衡量外来输入的语言艺术乃至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标准,也是对内检验文艺水平高低的基本标准.1939年10月28日,桂林文协分会召开“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座谈会,戏剧家孟超提出：“我们的文艺除了´中国化大众化´的口号以外,还要加上一个´抗战化与现代化´的口号”,一种文化形式能够在历史上遗传下来,必定是其能够适合于当时某种生活内容的表现,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内容大为改变,任何文化艺术形式,都必须适合于今天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实践.黄药眠专门就“抗战化”作了解读：“至于中国文艺必须抗战化的问题,我想这是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如果一篇作品即使大众化了、中国化了、现代化了,可是他如果违反了我们民族主义的精神,那么无疑的这种文学决不能算是´中国的文学´,而只是汉奸的文学,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必须要以民族精神来淘练我们中国旧有的文学传统,特别是那些民间文学传统.”[13]文艺中国化的机制,首先就是紧紧围绕当时中国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全民族抗战实践这个历史主题,用新文化运动成果展现、刻画和诠释伟大实践催生的抗战精神、民族精神,并以之作为价值标准重新评估和激活传统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当然文艺话语的“中国化”,不仅在于理论的探讨,先进理念的树立,更在于扬弃旧有的文艺形式,更要将中国化视之为文化运动和创作实践的过程.这次座谈会上,文学家芦荻提出,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不应该只当成问题来讨论,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运动,作为创作的实践.我们要从事于创作,只有创作出真正的大众化中国化的作品,很好的作品,才能够使我们的文艺真具有民族的样式特点.这种倡议代表了相当多文化界人士的取向,许多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践行“中国化大众化抗战化现代化”口号.画家白轸指出：“完全欧化的画片,和我们的血肉的现实有远的距离.应该从内容到形式,不能从形式来套内容.”[14]这是绘画的基本态度,要求画家深刻观察今日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感情,用西洋画的科学原理来刻画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容,由此确定采用哪些中国画的传统形式,并吸收西洋画的表现形式于这些民族形式之中.文艺工作者还向诗人呼吁：“找出中国群众的精粹的语言,吸取中国化的写作技术,再加上抗战的偌大的现实,年轻的诗人们,你们会创作更生动的诗篇”.[15]当时在广西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是中国新文化创造的重要内容,目睹于此的钢鸣说：“在这个成人教育的教学方法上,也包含了具体的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更包含着我们任何向民众中去学习的问题.”[16]

文学界、美术家、教育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如果都把中国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围绕抗战主题,援用现代技法,塑造民族精神,激活传统精华,如此就必然将吸收的外来文化纳入中国文化既有的发展轨道之中,在这个轨道上创生出中国的现代文化.文艺中国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以民族的基因为引子,开启民族文化的新征程,“中国化”一定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化”,而民族的一定是属于大众的.针对五四运动以来轻视本国传统文化,唯外来文艺“马首是瞻”的倾向,黄药眠倡导“中国化”的文学要遵循我国的传统文艺的内在发展规律,把外国的先进文艺纳入民族文化的基因,借助抗战的伟大实践,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创作出新的民族文艺.“´中国化´不应该忽视外来的技术,尤其不应忽视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的新文学的思想和技术.现代的中国需要现代的技术,因此所谓中国化的文学应该是以强烈的战斗的民族意识,来淘汰,洗练,融化新的和旧的传统的文学而造成新的更丰富的文学.”[17]现代的中国需要现代的技术,文艺工作者介绍普希金、莎士比亚与歌德等,不是为了让其成为我们模仿的对象,而应成为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的阶梯.黄药眠参照俄国现代文化发展经验,认为起初彼得大帝醉心于欧化,大量输入西欧的科学与技术,俄国的文艺作品充满着许多非俄国的生硬的东西,但后来由于俄国文艺本身的成长,外来的文艺经过消化之后,变成了俄国文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使其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延安归来的文学家林山说：“站在今天的现实的立场,用最进步的科学的方法给民族文艺,主要是民间文艺以新的估价,洗刷去它的不现实的不合理的有毒的部分,而把它的精粹吸收起来,接受它某一部分风格与方法,来创作新的民族的同时是大众的文艺.另一方面……把外国伟大的进步的科学的创作性方法用到中国的现实环境来,变成中国民族文艺的一部分.”[11]世界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吸收的外来先进文化,在本国实践基础上纳入本民族文化既有发展轨道,遵循本民族文化发展规律,才能从整体上、根本上创造本民族的现代新文化.所以,黄茅说：“中国化不但要彻底改革,而且还要创造.”[3]“没有人反对木刻之趋向西洋作风……如果一张做到中西彼此贯通,借以发挥中国化的艺术,事实上也是无不可的.”[9]文艺“中国化”的进程,是创造性的全面系统工程.梅英提出：“一般所要求的中国化,是整个的,绝不是一枝一节,最重要的形成这东西的技术.”[2]按照这种文化发展机制,必将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彻底改造,一步一步打造出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四、结语

文化转型是渐进的,又是突进的.20世纪初期外来的文艺开始传入中国,但由于过分模仿外来文艺,未能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外来的先进的文化思潮没有融入民族文化血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时候的文化发展是缓慢的.伟大的抗战实践造就了桂林文化城,又以巨大的历史伟力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积极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里紧密结合起来了.抗战时期,延安和桂林之间是暗合的、互动的,延安政治特区和桂林文化特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支点.通过延安这个支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进入民族文化,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需要中国文化自身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下,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中国化,集中体现就是“中国化”话语的催生、争鸣和演进.通过话语分析可见：化什么即中国新文化吸纳的对象是五四以来引进的适合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外来文化,关键词是“科学”；谁来化即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主体是投身全民族抗战实践的最更大民众,特别是第一次卷入现代政治生活的工农群众,关键词是“大众”；怎么化即中国新文化生长的机制是依靠抗战实践伟力将外来文化纳入中华文明发展轨道,催生更高形态的中国文化,关键词是“民族”.《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廓清了中国新文化前进方向“民族”、“大众”、“科学”三大核心术语,秉持了文化开放、文化主体和文化复兴.先进的理论只有在先进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持久、透彻地发挥作用,桂林版《救亡日报》“中国化”话语为延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支撑,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方向,为21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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