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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婚礼
日子是五叔定的,公历七月二十八,农历七月初二.
家里有两间瓦房,父母一间,我们兄弟一间,这一间放两张床,我和五弟睡,三弟和四弟睡,如果大哥回来,我和大哥睡一张床,三弟、四弟、五弟挤一张床.冬天还好办,大家挤一起还是挺暖和的,夏天就麻烦了,天气忒热,脱光衣服也抵挡不住南方之南的滚滚热浪,晚上无风,空气煮过似的,身上被烤出油来,草席上留下一大片乌黑的汗渍.床太小,为了自己睡得舒服一些,兄弟们经常你挤来我挤去的,有一次还将五弟挤床下了,他的头上起个大包包.五弟的肺活量很充沛,他在床底下嚎啕大哭,一直折腾到天亮.母亲要责罚我们,可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是确实不知道那一脚是谁蹬的.
在我们乡下,一般的家庭都有或大或小的庭院,我们家的庭院不大,除了两间瓦房,还有一间红泥土糊成的厨房和一间半开放的牛棚,中间一小块空地用来晒稻谷番薯.父亲在庭院里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确定大哥的新房建在厨房边上.父亲还是蛮有经济头脑的,在那个位置建新房可以省掉一堵墙的砖头.
开工后,全家人都忙碌起来,大哥也从生产队的砖瓦厂回来帮忙,这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不回来.四弟五弟依然像往常那样幸福地玩耍.三弟当小工,给师傅递砖瓦什么的,他稚嫩的小脸总是弄得很脏,看上去像个花脸,衣服上也沾满了泥土石灰.我的任务不轻,负责到村口的河边挑沙子,每天两担,几天下来,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印.
几个师傅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忙了一个多月,新房落成了,他们在外墙搧上白灰,顶上铺上瓦片,再装上木门,看上去还像回事.大哥不是太喜欢眼前的这间新房,主要是挨着厨房,油烟味太重,但他没有说什么,当父亲问他怎么样时,他笑着说挺好的.大哥知道,尽管新房简陋,但父亲已经尽力了,再说,大哥长这么大,还从未有过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如今新房就在眼前,他能有意见吗？我对大哥羡慕得要死,恨不得马上长到十八岁找个女人结婚,不用老和弟弟挤一张床.
未来的嫂子和我们家同一条村,她住村东头.花梨村是个大村,人口有一千多人,主要是符姓和周姓.符姓住村西头,周姓住村东头,村里约定俗成,同姓之间不通婚.初中刚毕业,大哥喜欢一个姓符的姑娘,他征求家里的意见,母亲说,兄妹结婚,那是.大哥只好忍痛割爱.其实,我们家和那个姓符的姑娘,要扯上亲戚关系,至少五代以上,
嫂子比大哥大两岁.大哥没有恋母情节,也不喜欢找比自己大的姑娘做老婆,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大哥犯过法,身上留有污点.前年,也就是大哥离开学校的第二年,他到坟场的树林子偷砍了一棵苦楝树,被公社民兵人赃并获.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经到县人民医院学医一年,现任公社革委会主任胡德旺当时是医院院长,父亲和他有些私交.大哥偷砍树木,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可以定性为盗窃罪,判个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如何定性,胡德旺说了算.父亲琢磨着,如何搞定胡德旺.想来想去,父亲盯上我们家的公狗.那条黑狗我已经养了好几年,每天下课回家,它就跑出院子,摇着长长的尾巴迎接我.周末我去坡上放牛,它也跟着我去放牛,可以说,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父亲要将我的伙伴送人,我一万个不答应,父亲说,难道你想让你哥蹲监狱吗？两相权衡,大哥肯定比狗重要,于是,我只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胡德旺喜欢吃狗鞭,红江公社的干部都知道,我父亲也知道.当父亲把狗牵到他面前,他蹲下来,斜着两只小偷一样的贼眼盯着狗的下面,边看边笑.我知道,这条狗的狗鞭又粗又长.胡德旺站起来,两手叉腰,对父亲说,老符啊,念你儿子是初犯,我就不把他交给县局了,我们自己处理.
大哥虽然没有坐牢,但要挂牌游街.邻近的几个村庄都知道大哥是盗窃犯,因为这个原因,大哥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因女方家长反对而告终.后来,他和失去双亲的周美春谈上了,并且很快确定了关系,父亲担心对方变卦,几个月后就把婚事定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在我们乡下,结婚是件繁琐的事情.婚礼前一天,男女双方得摆酒请客,一直忙到婚礼结束.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这么操办,路线教育工作队整天盯着给人割这个尾巴那个尾巴的,还有一帮育种队住在村里.说来好笑,领导说县里的粮食不够吃,要在濒临北部湾的热带地区种高粱,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被抽去育种队,在东北来的专家指导下培育高粱.试了一年多,高粱没有长出来,全烂在地里成了肥料.他们每天都忙乎着,劳而无所获,正愁没地方撒气,如果这个时候撞上口,弄不好要扣上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帽子,何况大哥还是个有案底之人.
村里的路教队长邱志高得知大哥要结婚,警告我父亲,婚可以结,但礼不能办,还给我父亲规定了几条不准.父亲本想把儿子的婚礼办得像样一点,但上面有要求,他吃了豹子胆也是不敢违抗的.前些日子,村东头的周姓家大白天给儿子办婚礼,客人正在欢天喜地喝酒吃饭,十几个打手一样的民兵突然冲进来,将桌椅砸个稀巴烂,场面十分狼狈,成为一个笑话.
父亲可不想被人家笑话,何况父亲胆小怕事,所以,晚上结婚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大队部有电,村里却一片漆黑.不用下地干农活的,村里人都称之为干部,父亲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也勉强算个小干部.父亲拿着两条丰收牌去拜访村支书,村支书笑呵呵地接过,说,接吧,就一晚.两盏40瓦灯泡,加上一盏白炽灯,虽然说不上灯火通明,但客人至少不会把饭吃到鼻子里.
喝喜酒是要掏份子钱的,我们家穷,亲戚朋友自然也是穷得叮当响.五叔坐在轮椅上,来一个登记一个,客人给的份子钱零零碎碎地装在一个黑布袋里,布袋挂在五叔手摇三轮车的手柄上.五叔小心翼翼地护着那个钱袋子.
婚礼在晚上举行.半夜,大哥带着他的朋友去嫂子家迎亲.我家和嫂子家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但迎亲不能走小路,必须走大路,这样,要拐几个大弯,路程增加不少.
迎亲路上,新娘在10个伴娘的陪同下,面向娘家,倒着走.走走停停,哭哭啼啼.我原来不明白,母亲告诉我,新娘面向娘家,倒着走,那是表示新娘舍不得自己的父母.哭哭啼啼,也是这个意思,此外,还有未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伤心之意.
新娘走得越慢越表示自己对娘家的眷恋,有时候,新娘干脆站着不动,和伴娘聊天.伴郎可以在后面赶她们,但不能用手推.以前,新郎可以叫伴郎在伴娘的身后放鞭炮,赶她们往前走,现在不能放鞭炮,新郎只能干着急.新娘不走,新郎就和伴郎在后面抽烟等候.
凌晨,迎亲队伍才到我们家,我和三弟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挂鞭炮燃放.白天,三弟对我说,大哥结婚没有放鞭炮不过瘾,咱们买两挂鞭炮放放.我也想放鞭炮,但又担心惹祸.三弟说,没事的,三更半夜的,那些人都睡觉了,他们不会知道的.我说行,但买一挂就好了.
父亲、母亲以及在座的亲戚朋友都被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吓着了,如果是在平时,我们肯定一顿挨打,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父亲没有动手.父亲训了我们一顿,声音很小,但态度很严厉,他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是不是想把你哥的婚事搅黄才甘心,啊？我不以为然,放挂鞭炮,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和三弟都没有吭声,父亲骂了几句,就忙去了.
新娘和伴娘站在大门外,没有马上进去.五叔算过大哥和嫂子的生辰八字,认为大嫂的生辰八字破婆家,就在大门口放一片完好的瓦片,新娘进门时故意踩破瓦片,大家一起大声说,破了！破了！以此禳解嫂子八字中的缺陷.
父亲、母亲和几个叔叔,还有舅舅坐在院子,两个伴娘陪同嫂子,分别给长辈敬茶,大哥介绍一个,嫂子敬一个.
早上,我们在家里收拾桌椅碗筷,邱志高忽然出现在门口,他身后还跟着两名路教队员.邱志高脸色很难看,黑得浓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他一进门口,操起两道凶恶的目光,对父亲破口大骂,符国恩,你的政治立场哪去了？你的同情心哪去了？国家发生那么大灾难,你在这里打办婚事,还燃放鞭炮！父亲不是党员,没有政治立场,邱志高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训人方式,把什么人都当党员看待.当时信息很不畅通,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父亲一头雾水,不知道邱志高说的国家大事是指什么.见父亲傻楞着,邱志高说,唐山发生大地震了,我们的同胞死了好几百万呢！父亲不知道唐山在哪里,也不知道地震能死那么多人,邱志高是有身份的领导,他的信息来得快,错不了.父亲懵懵懂懂地低头站着,不知所措.邱志高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和他一起来的队员走到父亲身边,用手推了一下,父亲乖乖跟着他们去大队部.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发生地震,此时,正是我们放鞭炮的时间.那时我没有手表,但五叔曾经说过,新娘凌晨三点半进门最好.所以我能肯定唐山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和三弟点燃了那挂鞭炮.
父亲被带走时,母亲僵硬地站在牛棚旁边,她手里抓着一把稻草,牛把头拉直,舌头伸过来,拼命想咬她手里的稻草,母亲将稻草往前送,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门外,父亲已经没有了踪影.母亲的脸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皱纹,在晨光的映照下,清晰成干涸的河床,泪水在里面汩汩流淌.
大队广播不停地播放唐山地震的消息,村里人这才知道国家刚刚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父亲被路教队安排坐在大队的一间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多小时,路教队和大队干部集体对他进行讨伐,之后,父亲留在那间办公室,两级干部到会议室开会讨论父亲的问题.
结果很快出来,父亲被免掉赤脚医生职务.对父亲而言,这算不了什么处分,赤脚医生也是农民身份,每天按12分计,没有任何补贴.父亲本来就是一介农夫,回生产队犁地耕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父亲原来担心事情会牵扯到大哥身上,如果追究大哥的责任,大哥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下好了,只是自己当不成赤脚医生,大哥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好办.
五叔对大哥娶周美春一直持保留态度,他觉得大哥和周美春的八字不合,周美春的八字克婆家.父亲丢掉赤脚医生的饭碗,五叔更坚定自己的观点.下午,五叔摇着三轮车来我家,大哥和嫂子去公社照相.那个时候,结婚没有结婚证,摆个结婚酒,照张合影像挂墙上,两个人就算是合法夫妻了.五叔又将自己的观点亮给我的父母,母亲看着父亲,没有说话,父亲说,已经摆了酒了,你说怎么办？五叔对我说,小二,你去把你三叔、四叔叫来.五叔虽然最小,但他的几个哥哥都很尊重他,可能是因为他对八字比较有研究,加上又是一个双脚瘫痪的残疾人,在我的父辈中,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父亲对他的意见也是看很重的.
他们凑在一起开家庭会议,主角仍然是五叔,母亲给他们每人倒杯水,就躲房里去了.五叔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破旧的书,他翻翻看看,然后说,我反复看,反复论证,他们两个人的八字严重相克,如果美春比大龙大三岁,我就不会反对他们结合,现在看来,我的看法是对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地写着,错不了.
当天晚上,父亲一夜没睡,他和母亲小声地谈论着大哥的婚姻,叹气声不断从他们的房间溜出来.后来,父亲干脆起床,到院子抽烟.深夜,没有星光,夜深重地黑着,父亲像一根木头一样浮在黑的河里.天亮了,父亲仍旧坐在那张破椅子上.
做出这样的决定很难,父亲想了一个晚上,想法渐渐地向着五叔的方向靠拢,大哥和大嫂还蒙在鼓里,因为白天步行去公社照相,他们累了,所以睡得很香,大哥的鼾声时起时伏,长短不一,没有规律.
大哥很晚才起床,父亲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大哥虽然已经成亲,但总的来说还是个大小孩.我们几个兄弟都很尊重父亲和叔叔,大哥也不例外,当父亲将家庭会议决定告诉他,他沉默了一会,咬咬牙说,我听你们的.声音很低,微微发颤.
第二天向大嫂宣布决定的不是父亲,也不是大哥,是五叔.大哥不敢面对大嫂,五叔找大嫂谈话那天,他跟着三叔去了生产队的砖瓦厂.大嫂没有为自己争辩,她知道,五叔是代表符家向她宣布决定的,她还能说什么呢？
大嫂走的时候,父亲去大队上班,母亲下田里干活.大嫂独自在仅仅住了一个星期的新房收拾自己的衣物.墙上挂着结婚照,两个新人脸挨着脸,幸福地笑着.大嫂将照片取下来,用剪刀从中间剪开,两个人分开了,她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装进袋子,将大哥那一半放桌上.
大嫂的姐姐周美容来我们家找过我母亲,大嫂是她带大的,长姐为母.她对我母亲说,你们这样做,叫我妹子以后怎么嫁人？母亲一个劲地陪不是.周美容没有大吵大闹,但话里头无不充满着谴责的语气.不管周美容说什么,母亲都没有反驳,只是一脸的歉意.
没过多久,周美春嫁到江北,他丈夫的年龄比她大一轮还多,男人的两个孩子喊她妈.在我们乡下,女人如果被丈夫抛弃,基本上不能在村里立足,大多数远嫁他乡,周美春走的仍旧是村里的一条老路.
大哥在砖瓦厂干活,回家的次数比以前少了许多.有一次刮台风,大哥差点没命了.我们那里,每年月份都要刮几次台风,那时候,砖瓦厂没有收音机,更别说有电视了,信息非常闭塞.台风是晚上来的,大家都已经睡了,那天大哥肚子不舒服,请假回镇医院看病,顺便回家.突如其来的将砖瓦厂的房子推到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被压在瓦砾下,他的腰断了,在病床上了半个月,死了.母亲说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哥每次回家,母亲总唠叨起相亲的事,大哥找借口搪塞.母亲有一次生气了,说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打光棍？大哥说,一辈子打光棍有什么不好？母亲说,你不结婚,下面几个弟弟怎么结婚？在我们那里,结婚是有顺序的,大的不结婚,小的是不能插队的.
许多年后,大哥仍孑然一身,母亲说,你再不成家,你的弟弟可不能等你了.我知道,母亲说的弟弟是指我,因为我已经十八岁了.如果我比哥哥早结婚,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是对大哥的一种嘲笑、侮辱,姑娘一般都不愿意嫁给这样没出息的男人.
我结婚了.新娘挺着大肚子住进大哥曾经的新房,不久,老婆给我生了个白胖的肉团子.大哥抱着自己的侄子,黑瘦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眼角处的皱纹逶迤至耳边.
大哥和父亲站在午后的阳光下,看上去,他们像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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