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业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与论清代徽商对浙江农业商品化的贡献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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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徽商对浙江农业商品化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a.2018.10.070

摘 要清代浙江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商品化农业其生产、销售均依赖市场,徽商通过典质为农民的商品化生产提供资金,通过购销将浙江市场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使丝、棉与粮食贸易形成良性的互动.

关键词浙江农业商品化徽商

明清时期浙江商业发达,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以杭嘉湖三府为代表的桑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1696 年康熙帝南巡,赞叹曰:“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1]杭嘉湖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桑争稻田已是杭嘉湖三府的普遍现象,据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推算,清代中后期的桑园约占耕地的30%.

浙江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化农业,其生产与销售均依赖市场.浙江农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离不开徽商在资金上的支持,更得益于徽商的转贩经营,使丝、棉与粮食贸易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1 借、质多途,徽商提供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资金

明清时期政府赋税折银比例渐重,小农的生产、生活资料越来越多地仰赖于市场,小农对货币的需求渐强,典当质铺调剂农民资金余缺的功能日益明显.

相对于稻作生产,蚕桑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更高,生产资本的投入更大,农业商品生产资本投入的增加使不少农民不得不仰赖借贷完成生产,他们常常借贷以从事育蚕缫丝,丝上市出售后再清偿所有债务.

农村经济的季节性使农民和典当可以互为利用.农民在新谷登场和丝茶上市时资金宽裕,而在上交赋税和春季种植期资金时又相对紧张,此时就需要依靠典当来调剂.浙江农民常利用典当利息相对较低、经营比较稳定的特点,通过实物典押避开市场冲击,获取资金完成再生产过程.清代以后,两浙地区实物典押非常普遍,在嘉湖二府属县,“每岁新谷登场,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户小农,一时若有缓急,皆将所收之米,随其多寡,当银用度,次年蚕麦成熟,新稻未收之前赎回,以济口食,较之现买,米价平贱,人以为便……”[2]

正是典当资本在浙江农村的畅顺流通,才保障了两浙商品化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三府商品性农业生产发达,农产品生产资金多来源于典当质剂,而在此三府,徽州典当铺非常集中,是当地百姓主要的融资之处.

入清后典商余增祥业典四十余年后,在杭州创立六邑同乡会,修造徽州会馆.道光年间,徽商鼎和典等17 典铺曾向杭州新安惟善堂捐款.[3]在杭州近郊的塘栖镇更是集聚徽州典商,“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至辐辏”.[4]

嘉兴府也是徽州典铺集中的地区,嘉兴府属平湖县“游惰日众.有田宅者鬻田宅,无田宅者典衣质器以谋薪粒.城周广数里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5]嘉兴秀水县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人”.[6]嘉善县“负重资牟利者,率多徽商,本土人弗与焉.”[7]徽商已基本把持嘉兴市镇的业.在德清,清代嘉道年间徽商开有典铺1座,曾聘请休宁程梦麟管理财务.[8]明清时期,徽州典铺深入杭嘉湖城乡,占据主导地位,为农业商品化生产提供了融资之便.

2 购、销多渠,徽商加速两浙农业商品的流通

浙江地区的商品化农业生产以蚕桑为主体,浙江地区输出的大部分蚕丝都来自小农劳作,农家是植桑、饲蚕、缫丝、织绸的生产主体.因此,小农在输出蚕丝商品的同时,亦需要粮食维生,丝粮的贸易互动在清代浙江十分普遍.作为中介的商人,正是他们的转运贩销,使丝织品的输出和粮食的输入畅顺无阻,从而使农民能安心进行丝棉专业化生产.反之,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必受阻.“通有无以利农”是商人对浙江地区农业的最大贡献.

2.1 转运贩销,徽商拉动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

杭、嘉、湖三府是江南丝绸贸易最集中的区域,吸引了大批商人前来,徽商更是利用地理便利从事丝绸业的贩销.在浙江各丝绸业发达市镇中,徽人广建会馆、义园等设施,徽商在这些地方的活动,显然与丝绸贸易有关.在乌青镇,徽人先后在这里建有新安会馆、新安公所,还设有“集义堂”“存仁堂”等公益设施.[9]塘栖镇盛产丝绸,徽商在此开典贸丝,徽人在此建有“怀仁堂”“新安义所”.[4]其他盛产丝绸的市镇,如南浔镇、双林镇、菱湖镇、濮院镇、石门镇等都有徽人的会馆、义园、殡舍等设施,表明徽商在上述市镇中人数众多,势力甚强,是丝绸贸易的积极参与者.

徽商还在全国各地开店坐贾专售绸缎,在浙江兰溪,自乾隆以后徽商一直执兰溪绸布业之牛耳,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歙商郑友峰开设了三阳布店,该店持续了一百年,直到抗战时期兰溪陷落才歇业.[10]民国时期兰溪县城的11家绸布店9 家为徽商投资开设,2 家委托徽人担任经理,可以说在兰溪县绸布业徽商一统天下.[10]

五口通商后,上海开埠,浙江的丝绸外贸兴起,湖州南浔镇是湖丝的集散中心,镇上丝行林立,徽商也纷至沓来,徽商在此处建有两处会馆,一处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建于南栅园旁,咸丰时毁于战火,同治四年(1865 年)重建.另一处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 年),位于醋坊桥东竹园头,咸丰时未毁.[11]南浔一镇即有两处新安会馆,可见徽商在此地人数不少,其中有不少就从事丝业贸易,最著名的要数民国奇人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了,张氏祖籍休宁,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上海开埠后,张颂贤在上海开设“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的出口业务,资产迅速增值,积资达1200 余万两,成为南浔丝业“四象”之一.[12]

正因包括徽商在内的全国各地行商坐贾致力于浙江的丝织品贸易,蚕桑业成为浙江蚕桑区不少农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在市场利益的驱动调节下蚕桑压倒稻作,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甚至引起了时人的担忧,“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使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13]

2.2 运销、坐贾商品粮,徽商助力农民的专业化生产

杭嘉湖地区蚕桑等商品性农作种植发达的原因除了天时、地利、交通、政府政策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浙江地区商品粮流通顺畅.正因为农民可以方便地从市场获得粮食,他们才能安心从事商品化生产.

粮食的贩运、经销是徽商很早就涉及的领域,徽州粮商将四川、两湖、江西地区的粮食经过长江、运河运到浙江地区.

吴承明先生曾推算,清前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四川、湖广、江西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 万石.[14]如此多的粮食运往江南,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往浙江缺粮区,而徽商是其中重要的转运者.徽商吴鹏翔一次性就运川米数万石至汉口,可见其资本雄厚.[15]婺源商人程承瑜“曾贩籴江西”.[16]

流入浙江的粮食经徽商在市镇的设店列肆,顺畅地到达消费者手中,徽商在浙江蚕桑集中区的米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丝织业繁盛的塘栖镇,徽商顿米贸丝,不少徽人的后代移居塘栖,承继祖业,“汪壬……唐栖人,原籍新安……尝开米肆于市,道光己酉大水,田禾被灾重,壬即自行平价以粜,极贫者察其情勿收值也……”[17]

正因徽商的经营贩销,使长江流域的粮食畅顺注入浙江,使浙江粮食的供需达到平衡;正是徽商的开店卖粮,将运入浙江的粮食迅速卖出,完成最终向消费者分散的功能.正是有了商品粮的畅顺流通,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购得口粮,才使浙江百姓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土地种植收益较佳的经济作物,改变传统单一稻作结构,促进以蚕桑为主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浙江农业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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