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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七七是怎样纪念的
“七七”抗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王 林
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八十周年.八十年过去了,若把这次事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事变在给中华民族带来耻辱的同时,也激发起中华民族明耻思变、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日军全面侵华的炮火中真正觉醒了.
梁启超曾言,甲午战后中国人大梦方醒,戊戌变法因此而起.但甲午战后民族觉醒的层面主要是知识阶层及部分官僚,变法的失败及义和团的蜂起又证明这次民族觉醒的程度相当有限,没有触及社会底层与各行各业.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和军阀混战,使中国在君主专制解体后陷于一盘散沙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共之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又起,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仍在延续.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三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国难当头,国人的抗日热情被点燃,社会各界掀起支援东北义勇军的热潮.但东北毕竟偏居一隅,再加上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国人的抗日热情和义举受到极大的限制.“七七事变”爆发后,政府与民众的态度与“九一八”时大为不同,究其原因,一是北平是元明清都城,中华民国的故都,北平被占,故都沦陷,侵略者的已逼近胸膛,除拼死一搏外别无选择；二是国民政府的对日底线已经突破,除抵抗外也别无选择.在此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各界在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全国人民由一盘散沙开始拧成一股绳,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是民族觉醒最明显的标志.血浓于水,民族的存亡超越一切,中华民族在即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彻底觉醒了.
本期刊登的几篇文章均与民族觉醒的主题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七七”是怎样纪念的》一文,以抗战时期的“七七”纪念为视角,考察了抗战时期“七七”纪念的形式与内容,特别强调纪念话语中蕴含的抗战合理性、抗战有利条件、军民应尽的责任、抗战的精神领袖等内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七七事变”作为“最大的国耻日”,不断地重复纪念,其目的就是要在哀悼的气氛中,在国耻的感召下,将社会各阶层动员起来,凝聚到一起,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以坚持抗战.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每次“七七”纪念,都是在对国人进行国耻教育,都是在唤醒民众起来共赴国难,都是对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提炼.《中国政学两界所记录的“七七事变”》一文,分析了政学两界人士在“七七事变”时的复杂心态.作为社会精英,他们自然比一般百姓更关注时局,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和政府日渐强硬的态度,他们大都预感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为自己的处境更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治学环境,学者们大多选择南下,与政府一道肩负起文化抗战的使命,或坚守讲台,传承民族的文化；或以笔做,唤醒民众参加抗战.《卢沟桥事变后的北平救济》一文,论述了世界、北平商会、基督教佛教及上海各慈善团体对北平难民的救济,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七七事变”后民众和社会团体的积极反应,从中可以看出“七七事变”后民众的觉醒程度和行动力度.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各政党各团体各阶层在抗日这一大目标下逐渐达成一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这就使抗战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今天的中国与八十年前的中国已截然不同,我们今天纪念“七七事变”并不是要强调仇恨,而是要不忘历史,珍惜和平,总结中华民族在抗击外敌入侵中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
（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郭 辉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意味着全面抗战阶段的到来.该事件并非如“后见之明”般具有显著意义,于国人而言,“九一八事变”更为突然,因此后“国难”一词逐渐流行,各界竞相以国难奔走呼号,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人已意识到抗日开始,不少地方的英勇志士举起抵抗旗帜,奋不顾身勇于牺牲,努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与伟大复兴之路.所以“七七事变”爆发,国人反倒不觉意外,略显平静也淡然接受,视为抗日的扩大与民族危机渐趋严重.“九一八”到“七七”,随着日本对华侵略不断扩大,爱国志士的抗日也越发奋勇.国人于“七七”的最大感知应是国难越发深重,国将不国使人们惶恐不安.陈济棠在《陈济棠自传稿》中,言“七七”爆发时正在瑞士考察,拟下一步游美,闻“七七事变”发生,行程中止,用“不料”一词形容卢沟桥事变发生,也并无更多意外之词.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有言,“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正在青岛消夏,过去日军军事行动均在长城之外,此次“竟在平津区域发动,实已演成全国性的战争,而不能目为地方事件”.“七七”之变予国家及个体生命带来不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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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皆有纪念,虽不时举行国家层面纪念活动,但终究未将诸如此类事变的纪念变为正式纪念日.纪念目的无非在使人们不忘昔日苦难与耻辱,进行事实记忆与政治宣传.与此同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似乎也非真正重视如“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纪念,若重视者应上升至正式国家纪念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家层面对该事件特别重视,并赋以全国性意义.当然,若从最浅显层面而言,“九一八事变”应更具标志性,“七七事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但孰重孰轻往往与政府政策有关,纪念活动与政治相连.“七七事变”爆发将近一周年之际,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之制作成最高级别的纪念日,即“国定纪念日”“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冠以战时国民党施行的最为重要的国策“抗战建国”之名,刻意为之的痕迹相当明显.“七七”纪念成为宣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战时“抗战建国”理念与策略的重要宣传手段.
“七七”纪念呈志哀特质.纪念办法规定全国须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且各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均须分别集会纪念,各地高级党部要召开各界纪念大会.进而全国素食一天并有抗战阵亡将士及出征军人之家属与伤兵的慰问活动.纪念具体方案与国耻纪念相同,但同时亦具强烈现实意蕴,“七七”被视为牺牲的最后关头,也是抗战建国的光荣开始,成为全国抗战的发端与民族复兴的起点.“抗战建国纪念日”是“以全民族的赤血洗刷国耻,以全民族的武装解除束缚的一天”,士兵和民众的血肉牺牲,“有了苦痛才有庆祝,在庆祝的时候,时常要‘痛定思痛’,含着追悼的意思.”（戚戚：《不大不小的问题——七七纪念应当庆祝？》,《现世报》1938 年第12 期）因此,“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被赋予志庆之内质,使志哀和庆祝相伴相随.但确定“七七”为国定纪念日,其初衷与抗战初期的时局特点相吻合,重在凸显志哀特色.若从广泛视角而言,志哀型纪念日活动应内敛,活动不多且纪念本质亦略显封闭.但“七七”纪念似不同,有各式活动供众人参与.
国家层面往往会举行纪念大会,且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多合并举行.每年“七七”纪念大会均有国家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设重要讲座、训话、报告等环节.如1943 年“七七”纪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合并举行“七七”抗战纪念大会,参与并担任大会主席,领导诸参会人员依据规定举行仪式,还特别有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的仪节,最后由时任陆司令何应钦详尽报告六年来的抗战情形与经过.纪念大会规模有限,参与人数受限制,多为重要政界人士,形成略显封闭的纪念空间.且因诸多参与者有较为类似的抗战经历,容易形成共鸣,形成共同情感的同时也凝聚人心.国家级纪念大会受空间控制,往往较少有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各界举办的地方性和行业性纪念会则可弥补该方面缺陷.如“七七”周年纪念前夕,武汉三镇各界民众提前分别召开纪念会,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向献旗典礼,参加民众约在二万人以上.“七七”二周年纪念日香港华商总会、文化团体、难童学校、学生赈会、洋务工会等各界皆举行纪念会.民众参与者不计其数.
“七七”纪念活动有开展献金运动.如抗战周年纪念之际,武汉设献金台六处,分别在：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大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门首；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武昌关门首；汉阳东门轮渡码头.献金日期自7月7 日起,为期三天.献金运动中不仅民众参与情绪热烈,“献毕咸抱欣喜之色而退,其爱国之情绪,莫不充溢眉宇”（《纪念抗战周年各地民众献金》,《申报》1938 年7 月6日）,及其夫人也带头献金两万元,更是激起民众献金.三日献金运动结束后,各界民众要求延长献金时间,后决定延长两日.最后统计,武汉五日的献纳人数逾五十万,金额超百万元.“七七”纪念活动有全国素食,如广州各界在筹备“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中,吴铁城提倡广东全省禁屠及素食一天,表示“同仇敌忾,坚忍卓绝之决心”.通告屠牛栏业同业公会、屠猪肉业同业公会、生鱼栏业同业公会,各屠场转饬是日一律停止杀生.酒楼茶室一律制素品售卖,不得杀生,并不得宴会.还有其他各种纪念活动应时而设,灵活多变.“七七”纪念既有固定的纪念活动,也有随时设置的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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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话语是纪念的重要内容,“七七”纪念的言论主调在“抗战动员”.“七七”纪念话语侧重于澄清事实、振奋人心、申明使命、关注现实等阐述,以进行抗战动员,从精神上促使和保证抗战胜利.
纪念话语论证抗战的合理性.因中国被卷入空前战争,难免给国内同胞带来无尽痛苦.战争不仅使将士大量牺牲,民众死伤也无数.各行各业与百姓生活遭受破坏,日本残暴无形,直接或间接地给全国人民造成伤害.所以,中国军民应奋起为保卫民族生存和独立自由而抗战,也应为正义公理而抗战.正因日本的残暴侵略事实,才使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进行一场为保卫民族生存,保证公理的正义之战.此不仅是反抗日本军事侵略,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自卫之战,为了能使中华民族生存于世界.当然,纪念话语不断地揭露出日本更多的侵略事实,因随着日本侵略的持续,国内民众直接面对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铁一般的侵略事实无须做出更多申辩.随着抗战的进行,纪念话语阐述日本的侵略事实,并成为国家与民族耻辱的来源,不断激起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正是因为日本的暴行和无耻行径,使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日本侵华的事实和历史的揭露,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提供了合理性证据支持.
纪念话语展现抗战的有利条件.敌人固然残暴,但真正能振奋人心的还是抗战赢得的各方面条件的支持.纪念话语的宣传使人们明白一个事实,即最后抗战终将取得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从自身条件而言,因战局开展,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使命,人们比抗战前更加坚忍、沉毅、勇敢、团结,并且军民也普遍树立了“最后胜利的信心”.人们在精神上赢得抗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日益坚定.当然,于长期作战的中国而言,精神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限.所以纪念话语重在强调军民的抗战精神.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得到世界同盟国的大力支持,这一优势条件自不能忽视,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自然能鼓舞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自抗战第二年开始,国际方面对中国的支持逐渐增多,全世界各友邦政府和公私团体采取各种手段支援中国抗战.到抗战四周年之际,世界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国家已形成显著分野,反侵略国家结成统一联盟.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努力,给抗战路上的中国人民希望.
纪念话语强
调军民的应尽职责.纪念话语申明全国军民应该担负起的责任,希望能够团结一心抵抗敌人的侵略.所以,纪念话语对全国军民职责的强调成了重点所在.全国军民的责任主要在精神与行动上,特别是对精神上的要求更为显著.全国军民需要将牺牲的精神贯穿整个战争始终,能不惜牺牲,坚持到底.军民还需要有贡献的精神,此与牺牲精神紧密联系,即抗战中需要军民能够尽自己最大可能的贡献,从而使一点一滴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巨大坚实的力量.具体而言,则是人人能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国家尽最后的努力和最大的义务.其实,贡献亦即牺牲.军民还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残酷的抗战环境中,各方面皆无法得到正常保障.尤其是实施长期抗战的战略,则需要军民能够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形成坚韧性格,发扬不畏艰辛的品质.军民还需要团结的精神.抗战是全国军民的事情,若需保证其胜利,则必须达到团结统一,要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协同运作与精神团结显得格外重要.
纪念话语阐述抗战的精神领袖.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主张将孙中山尊为“国父”,虽孙中山崇拜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但于抗战时期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尤其需要精神领袖,以鼓励军民抗战,实现抗战的全面胜利.所以,纪念话语与精神领袖孙中山的强调成为重要内容,特别是三义成为国民党指导思想,备受推崇.三义指引抗战军民的思想和行动.纪念话语将三义置于神圣的位置,所以,全国军民必须实行三义以拥护国民政府,知廉耻,讲纪律,人人皆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目标,集中意志和力量准备为国家民族作任何牺牲.孙中山之伟大在其精神的崇高与主义的可贵,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导,所以必须在抗战实际中贯彻和实行其主义,以此为建国的最高原理,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富强康乐的三义新国家.纪念话语强调孙中山为抗战精神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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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纪念活动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文化政策,七七事变引起之国难激起国人的抗战.
“七七”纪念不管是对国耻的宣传、民族精神的振奋,抑或对民众痛苦的关注,都凝聚了民族精神.任何的纪念活动都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能够将参加纪念活动的个人凝聚到一起,使之关系更加密切,从而增强整体的凝聚力.“七七”纪念活动的进行,由于其程式化和固定性的特征,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仪式行为”,正是通过这么一种仪式化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仪式场所的群众能够直接感受到仪式的力量,形成共同的情感体验.同时,由于“七七”纪念已成为一种社会化行为,在这一天,全社会动员起来,不仅政府进行纪念大会,学校也组成宣传队,报刊出版专刊发表纪念文章,商家提供使用国货,民众自发组织游行等等,就算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活动,也能够间接地受到“纪念”的影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之作为“最大的国耻日”,而具有普遍的哀悼气氛,在国耻的感召下,社会则被雪耻动员起来,凝聚到一起,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以进行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纪念不仅是人们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也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达现实政治诉求的途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政治局势发表意见,是自身形象的一种形塑,反之,也有利于社会认识国家,增强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国家认同感的塑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七七”纪念不断地宣传国耻,将国耻的感受波及社会,增强人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社会各界都深切地感受到国耻的消泯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个人的事情,在凝聚人心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集体认同.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历史资源被国家广泛运用,虽然“七七事变”为“耻辱性”事件,却被当作一个“新的传统”每年都予以纪念,此是国家的政策使然,也是国家在寻求能够利用的资源.其实,社会对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正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意图追求的根本所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七七”纪念上升到国家纪念日的地位,每年国府都会召开纪念大会,举行纪念活动.纪念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殊为复杂,但是其中对“记忆”的传递和保存却不容置疑,“七七”纪念显然保留的是“国耻”记忆,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对中国同胞的残害,都是值得保留的记忆,通过纪念活动中各种话语不断地重复.当然,应该指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仅快乐的记忆要保存,痛苦的记忆也应该保存,这样才能够丰富民族的历史记忆,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资源.作为一个民族痛苦的记忆,“七七事变”在抗日战争记忆史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为中国空前国难的开始.当然,“七七”形成的记忆资源不同于个人的记忆,而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灾难和体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此主要通过“七七”纪念所具有的影响力,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七七”的存在.当时国人所形成的对“七七”、对抗日战争的痛苦的、志哀性质的集体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今天的我们不应忘记的.
(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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