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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的《米》和李锐的《旧址》比较论

摘 要:苏童的《米》与李锐的《旧址》,同样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两者是具有可比性的.本文将从历史观与人性书这两个方面将二者进行解读和比较,从而加深我们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认识和了解,并对新历史主义的特点有所把握.

关键词:《米》;《旧址》;历史观;人性书写

作者简介:李瑶,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10-03

在《米》与《旧址》这两部小说中,都具有一定的前卫性和探索性,同样都是建构于大历史背景之下,同样都是在家国矛盾中,在叙事内容,叙事方式和叙事话语等方面都有着符合新历史主义风格的鲜明的反叛性;有着颠覆英雄神话色彩,消解崇高庄重的审美风格的“反史诗性”的倾向.《米》讲述了难民五龙为逃离洪水来到城市并在城市遭受屈辱后被大鸿米店收留,内心却一直压抑着仇恨与复仇之火,在米店老板的陷阱与圈套中苟活下来,仇恨与复仇之火却越燃越凶,最终熬到米店老板去世,也经历了与米店大小姐和二小姐两段利益式婚姻,五龙接手了米店,又用一担米,换取了码头兄弟会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城市中混的风生水起,最终又落得患花柳病垂死于装满米堆驶往家乡的火车上的下场.《旧址》则以描写李氏家族为背景而展开,穿插了“土改”的一系列国家变革,同时也以李氏家庭成员的一系列经历,描绘出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最后一个个在作者笔下死去,最后只剩下李京生苦味这伤感的结局,在寻根中,李京生回到这所谓的“故乡”,却是一个完全陌生,在老照片中无法印证,与姑姑的描述无法对号的“故乡”.同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理论指导下的小说,《米》是在大历史背景下讲述了小人物琐碎跌宕的一生,《旧址》则是将人物的经历与家族兴衰,历史变迁编织成一体,家族兴亡隐藏着个人命运走向,国事变迁又关系着家族兴亡,个人命运又被国事变迁所影响.总的来说都是叙述家族史与历史关系,却又存在着诸多不同点.就此笔者将从历史观与人性书写这两个方面来对该两篇文学作品作出比较,以此为切入点加深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认识和了解.

一、历史观的比较

在将两篇作品进行历史观比较之前,先大致了解一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特点,新历史主义小说,之所以称其为“新”,主要是在对于历史的解构这块,不再只是简单地用文学去反映历史,而是以一种崭新的历史意识去解读“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创建中,王侯将相,英雄人物不再是主角,新历史主义将普通人平民置身于历史创作的舞台,关注的是历史背景之下寻常人的事迹.他们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写作模式,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意识的产生,由此与历史主义小说区分开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是该类小说的一大特点,因为在将《米》和《旧址》做比较研究时,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剖析,是非常具有比较价值的.

在作品《米》中, 五龙不仅仅是文中主角,他更像是一个符号, 看似是个为复仇不曾停歇的逃亡者,逃亡着命灾害,逃亡着欺凌,永远都在为受过的不公平待遇而回击,最终却又不得不在精神和肉体的共同衰败中倒下,垂死于一生的精神寄托——米堆之上.而除去逃亡者的身份,他又作为一个符号,一个作者洞察历史的符号,看似在《米》中,作者描述的是边缘人类的生存苦难境地,却又通过了这类人折射出了大历史生活背景之下生存带来的恐惧和绝望,补充了阶级论的历史观.在《米》中,年代和地点都只是一个特定虚构,或者说是臆造的时空维度,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说的也只是小人物挣扎苟活的一生,而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故事构造方式,与正统历史,正统文学决裂.《米》全篇给人一种沉重,哀痛,衰败,阴沉的氛围,作者正是试图站在历史边缘,去侧耳倾听来自边缘人群的苦痛与挣扎,表现出来的是在奔涌巨大,无畏向前的历史大河背后,那许多被碾压的粉碎而又不被人注意的生命的呐喊.《米》将历史分解为生存、文化和人性内容三部分,作者将主人公五龙置身于走投无路的极端,在这种极端压迫下展示出这个农业民族所有的情感,观念与,在文中,米,是主人公热忱的信仰,也作为农业民族“民以食为天”的一种象征.五龙的苟活、发达、繁衍、垂死无一不是与米联系在一起.米是生,亦是死,米能让人果腹,也能让人活活撑死(运往米店的米袋中有一个活活被生米撑死的孩子).米是五龙也是整个种族永恒的情节,构成了农耕种族生存的全部背景,内涵和价值,它形同脚下这片土地,可以温柔的包容所有需要生存的人们,也可以无情地将种群扼杀于绝望之中.无论人们对它是何种感情,它都在那里,无喜无怒,却又扎根在人们的血液里,精神里,将种族文化心理与生活方式塑造出来,将农民与城镇,市面与黑道,男人与女人,种种光怪陆离不甚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历史图画.

李锐的《旧址》中长达一个世纪的叙述彷佛都是因为历史而作.其中包括了二十世纪初两种背景的民族企业家的商战,地方小军阀的争斗,大家族的兴衰,革命学生的运动,以及建国后的清洗事件直到九十年代的出国热潮.《旧址》与《米》不同之处在于.《旧址》呈现出来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虚构,臆想出来的历史,而又与传统旧历史小说不同,作者通过用另一种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近代历史别样的画卷.基于现实历史背景基础上,作者以一个虚构的城市——银城作为故事地点展开,家事与国事的变幻莫测交织在一起,人物命运也是百转千回.如果说在《米》中,历史是块背景,人物只负责上演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在《旧址》中,人物的命运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历史是条河流,人生是起是落由不得自己掌控.就像李乃之

在改造期间,虽然坚信党会给他清白,然而依最后旧是落得一个在绝望中死去的下场.其实《旧址》的历史观着眼点主要在于批判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人性、对文明的找害与摧残,事实上身处底层地位卑贱的穷苦大众变革社会的动力主要在于先进思想的先进性作为指引他们行动的灯塔,而不是在于这种贫穷、卑残本身.往往越是处于政治经济落后,文化愚昧的环境,越是使人卑贱、贫穷,而物质上的贫穷也往往导致精神上的贫困.比如文中的农民赤卫队队长陈狗儿,就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该历史观的例子,陈狗儿骁勇善战,在成功推翻国民党旧政权事件中可以完全看出他的能力,而他在获胜后的个人行为,却低俗而粗暴,在穷苦愚昧环境中出身的农民战士赵狗儿,最为关心的还是物质上的贪欲,毫无精神上的进步与升华.《旧址》与《米》在历史观的比较上,共同点是都对历史提出了质疑,从平民角度构造历史故事,不同点则在于李锐的《旧址》中的历史观把历史背景对人生的影响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而在苏童的《米》中,历史更是一中信仰,植根于血脉润物细无声却似乎不可相关.由此可见这两篇作品在大方向上是都符合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历史观特点的,却又有着作者自身带来的不同见解.

二、人性书写的比较

新历史主义小说由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学论思潮的影响,其在人性书写上有着鲜明特征,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新历史主义小说是以普通人的事迹,人性的发展作为主要依据的,而非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中心,人性书写是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要的一部分.在《米》与《旧址》,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人性书写方面的特点表现得很明显,也是这两篇作品比较的重要方面.对于人性书写方面的重视和回归,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人性的关注,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之路.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人性的书写,往往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在民间的普通人和历史边缘寻性的存在,关注的不仅只是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光明磊落的事迹,在对人性阴暗的一面也有着深入的挖掘,凡是有光的地方必定有暗,不像历史主义小说只传达,歌颂荣光,那最隐私,最难以启齿的人性之痛,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所投视的地方.

《米》全篇营造了一种使人感到无比压抑,压抑到快窒息的氛围,五龙的家庭,五龙所在的城市,都像是一个牢笼,一个陷阱.一开始他逃荒进城,为了能活下去讨口饭吃进了米店卖力气活,然而这一起来自然而然的事,却让五龙在仇恨中褪去了乡村青年的质朴和纯良,他变得狡诈,阴险,且复仇心极强.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复仇中度过,又在如同他一般有着强烈报复心的抱玉的折磨中垂死.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有着全部的“恶”的人性,这个城市几乎是个浸泡在仇恨与冷漠中的城市,五龙的家人,城市的富豪,瓦匠街的街坊,不同于其他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有善有恶,在苏彤先生创作的《米》的世界里,没有善恶之分,只有恶与更恶.甚至五龙十岁的儿子米生,都能因为家长的一顿打而向亲妹妹小碗复仇,杀害了自己的亲妹妹.这是一个何等荒谬何等黑暗的世界,所以人都在想着如何算计别人或者防止算计.这种人性的“恶”的被苏童先生揭开,露着可憎的面目和满是疮痍的伤疤,朝着读者怒吼,宣泄着他的愤怒和伤痛.《米》对人性的揭露,其实不单单只是想说明人性本恶,在故事的一开始,逃离水灾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的少年,对城市是无知迷惘的,这时的他只是个简单质朴的少年,甚至会去关心路边的陌生人提醒他要着凉,结果却发现那是具尸体;也尝试过为了果腹向黑暗势力低头,喊码头兄弟会的人“爹”;一开始对米店大小姐织云也是抱有朦胧又纯粹的感情的,会担心织云情况如何.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辱下,他终于发现,顺从和善心只会得来更过分的打压,于是这个男人身上原本就带着的“恶之花”以一种无法遏制的迅猛之势怒放,他满腔的仇恨一心想着寻仇,对待家人都是刻薄而猜疑的.也就是说苏童对于人性书写,是存在一种变化和递进关系的,他想表达的是一种疼痛式的人性,一种人性的成长,而非直接定义某人是好人或者好人.这种人性的成长,从只求自保逃命,到奋起反击先下手消灭对自己可能会产生威胁的敌人,就像是一种自毁式自保,宁愿丢掉原来纯粹的自己,只为了求得生存.在当时处于乱世的历史背景下,似乎只有这种——为了不被狼吃掉,干脆变成头狼吃别人,吃同类的做法,能求得生存了.没有人会无端产生仇恨去复仇,基于某种关系的破坏和权力的失衡,才会让人有被压迫感,顺从到极点也会爆发出来.其实这种病态的人性书写虽然看似离我们很远,但是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不过是换了一种情况,当下社会依旧是一个竞争惨烈的世界,我们又该如何抉择我们自己的人性书写,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旧址》中的历史主线是有现实依据的,而银城则是一个虚构的小城,作者李锐用了大篇幅优美细致的词句堆砌了银城.虽然在篇章的一开始,是以极其血型恐怖的场面开头的,作者也是用的清新优雅的文风带过了,是场大屠杀,也是随着时间长河在人们印象中淡去,消失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因为作者淡淡的描写方式似乎更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银城这场屠杀存在于记忆中,会感叹也只是嘴边一句话,风一吹就溜走了.这开篇汹涌而来的死亡不仅预示了主人公李乃之以后的人生轨迹,也揭示了革命的残酷性,全篇不同于《米》将历史作为背景可有可无,而是将历史直接推到最前面,与人物命运紧密交织.如果说《米》是以疼痛的成长来表达人性,那么《旧址》就是以革命的矛盾来表达人性.在文中开篇这盛大的死亡,就是将革命的残酷性昭然若揭,而银城的人们呢,有的愿意为他前仆后继断头颅洒热血,也有人将其置身事外却因为家人不得不卷入其中.[4]李乃之的大姐李紫痕就是这样一个为家人卷入革命热潮的角色,李紫痕作为全篇中一个传奇人物,有着执着鲜明的性格色彩,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家中早早遭遇变故,年幼起就担负起又当爹又当妈的重任照顾弟弟妹妹,始终执着与父亲的遗言一定要供弟弟妹妹念书,这种信念甚至让她作出毁容吃斋的决心,做出如此牺牲才换来弟弟妹妹得以继续读书的权利.实际上目不识丁的她哪里懂得什么大义,什么知识改变命运,她只是宁愿一直活得像条看门狗,也要守护李家的根脉,在李乃敬决后也要自己一人养活之生.最后这执着了一生的信念终于随着闹文化大革命闹去了东哥和之生,信念没了,李紫痕也再没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想过卷入革命却成了女员的李紫痕似乎没怎么受革命影响,而真正卷入革命的人,置身于革命的人,似乎由于有了革命这个目标,就不能有掺杂任何多余的感情在人性之中,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爱人甚至父母.李乃之作为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毫不犹豫的投身到了革命之中,为了完成革命任务,他在内心极端痛苦的矛盾与挣扎之中杀死了他大学时期结交的革命启蒙老师陈先生,陈先生甚至是一家唯一的顶梁柱.似乎是为了获取内心的安慰或者是刚进入革命人性还没被完全摧残,他后来又偷偷去了陈先生家并放下二十块银元.然而在革命中,就算是这种情理之中的事都要受到严惩.革命对人性的纯良的侵蚀显得都理所应当,似乎人就是为革命而生的机器,不应有别的感情,李乃之在最后一直等待着党能给他清白,却只等来了妻子的死讯以及冬夜的咯血,甚至三女儿延安,都立志为了革命与父母划清界限.革命的破坏性和残酷给人性带来的压抑和毁灭,是让人无法置信了,置身于革命热潮的人们,都是革命的信徒而不再拥有社会角色.《米》与《旧址》在人性书写上,都善于发掘人性的成长和变化,而对于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两者又有不同的见解,在对于人性书写的词措上,也是风格迥异,带来的震撼却都是直击灵魂式的,都达到了以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来使读者产生对当下境地的思考的目的.

三、结语

从对两本长篇小说在历史观与人性书写的两个角度对比进行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新历史主义小说是怎么个新法,与旧历史主义小说的区别又在哪些,又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发掘探究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思考.对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希望能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加精进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1]苏童.米[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

[2]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仲荣慧. 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人性书写[D].扬州大学,2006.

[4] 傅书华. 对人性与历史的追问与审视——评李锐小说《旧址》[J]. 文科教学,1994,01:53-58.

苏童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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