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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动妇女走进萧红小说名作中的女性之三
近些年来,萧红是现代作家中最受读者青睐的热点之一,这不只是因为葛浩文、刘禾等国外学者以及国内女性文学倡导者从不同角度的推崇,也来自于萧红小说质朴自然的呈现方式以及奇谲凄婉的特殊神韵.笔者赞同王彬彬教授的观点,即萧红算不上文学大师,而是一位有“非凡的才华”的优秀作家.但不认同王彬彬（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将《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割裂开来的说法.《生死场》的确有些稚嫩,但那种肆无忌惮的写法与异样的艺术感觉,与萧红后期小说的神韵一脉相承.虽然鲁迅先生判定《生死场》“叙事与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鲁迅：《〈生死场〉序》）,但读者最关注的还是萧红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特定命运,尤其是那些女性的命运遭际.这些底层劳动妇女的悲惨形象,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上让人频频回顾的血色雕像.
壹
新文学自诞生以来就特别关注女性命运,对女性,尤其是底层的劳动妇女抱有深切的同情.鲁迅先生的《祝福》《明天》,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等短篇都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劳动妇女形象.追随鲁迅的“乡土小说”作家也都展示过各式各样的底层女性的悲剧.在左联的话语体系里,柔石等人把焦点对准了贫富对峙下的野蛮风俗和乡村礼教,以及导致底层妇女悲剧的文化土壤.
相比较这些多少带有些许居高临下意味的“同情”之作,萧红的劳动女性书写更直接更丰富,她当仁不让地站在女性自身的角度,展示阶级社会与男权社会中底层妇女不能自主的悲惨命运,因为是女人写女人,这便在相当程度上祛除了作者与对象之间的“隔膜”,而带有了某种女性特有的“知己”意味.尽管冰心的《春桃》、丁玲早期的《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也有这种意味,但着眼点主要是从性爱的角度写女性的选择、抗争与困惑,带有些许硬朗的色泽.与冰心、丁玲相比,萧红曾沦落到底层,直接呈现为一个被贫穷、饥寒逼到命运墙角的无助女人,经历过极为落魄、困窘的流浪生涯,深刻感受到那种食不果腹衣不当寒的辛酸、恐慌与无奈.她是带着换饭吃买衣穿的急迫跳上文坛的,因此,笔下带着更多的悲怆意味.
概括地说,萧红笔下的劳动女性大多是各式各样的受害者.《王阿嫂的死》关注的是萧红后来一直萦系于心的话题：女性苦难.王阿嫂的悲剧来自两个方面：压迫与早产.王阿嫂丈夫是一个可怜的长工,因不能接受张地主借口马腿受伤就剥夺他一年的工钱,他愤懑、狂躁,在暴怒中殴打街头的孩子来发泄自己不可遏止的愤慨,甚至近乎癫狂,张地主趁他在草垛里熟睡时派人放火将他烧死.眼看着自己的丈夫由一堆火球变为一堆黑骨头,王阿嫂痛不欲生,她只能将丈夫的一根黑骨头揣在胸前,以此表达自己撕心裂肺的痛苦以及对丈夫的不舍之情.丈夫的死构成了王阿嫂的第一重悲剧,但她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随着肚子里孩子不断长大,她干活越来越吃力越来也难受,营养不良与过度悲痛,都导致了她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可恶的张地主不仅不让她休息,反倒嫌她干活无力,狠毒地踢了她一脚,导致她早产并因失血过多而死.这是萧红笔下第一个死于生育的孕妇.此后,生育痛苦始终是她纠结的题材.《生死场》中的月英、金枝、麻面婆、五姑姑的姐姐都经历过怀孕与生孩子的痛楚,月英因生育而感染上疾病,最后下肢瘫痪,在丈夫冷漠中一点点走向死亡.金枝未婚而孕,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无休止的生育与有婚无爱的婚姻加剧了这些劳动妇女的痛苦,使他们的悲剧更触目惊心.
在萧红这里,最核心的语汇是“阶级压迫”与“贫富差距”.《桥》中的黄良子在同村地主家里做奶妈,一条小河割断了他们两家的住处,地主家在河的这边,而亲生儿子跟爸爸住在河的另一边.黄良子探望儿子要转好远的路.她慨叹儿子“命中缺一座桥”.似乎是天随人愿,桥后来造起来了.她不时地回到桥的那头看儿子,给宝贝儿一口吃食——她从地主家拿来的,儿子也不断越过那座桥来到她身边,一座小桥怎么能隔断母子深情呢？一头是“胖孩子”,地主的儿子,黄良子要去照顾他、呵护他；一头是“瘦孩子”,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她时时挂心的骨肉.“桥”两端似乎代表了贫与富的巨大鸿沟.日久天长,月复一月,儿子终于跌落在了桥下,永远失去了可怜的小生命.萧红絮叨的、重复的叙述,把这位母亲内心的分裂、痛苦与卑微袒露无遗,那种身在曹营身在汉（这个词用在可怜的黄良子身上确实太大了）的无奈,那种随时翘首探望儿子的姿态,都显得真切自然.而与王阿嫂相比,黄良子面对的地主家似乎并非凶神恶煞,甚至还有些宽容、大度,居然还能容忍她那些不干不净的行为.但即便是这样,她的宝贝儿子还是掉到水里淹死了！她的悲剧来自那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来自一个贫苦女人无法养活自己孩子的残酷事实,来自一种必须养育他人孩子才能获得养育自己孩子能力的窘迫之境.
套用老托尔斯泰的话说,不幸的妇女各有各的不幸.在萧红的语境中,丈夫（尽管他们是多么可恶！）和孩子,似乎永远是女人的依靠.丈夫生命的被剥夺,是对依赖他们的女性的极大伤害,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事者仍难以释怀.《牛车上》的五云嫂就永远忘不掉寻找丈夫的那一幕,永远无法淡忘这个被“正法”的逃亡军人！
五云嫂的丈夫是一个被军阀裹胁的小军官,因不甘心做炮灰,他带着手下弟兄们逃跑.这违反了军阀的“军纪”,他与另外两名小军官惨遭军阀“就地正法”,剩余的逃亡士兵也被军阀押至乡下示众——等待他们的依然是被“正法”的运命.在这篇小说中,萧红用了叙事分层的手法,“我”——一个主人家的女孩,在由外祖父家返回祖父家的牛车上听到女佣人对赶车夫的诉说,一堆絮絮叨叨、啰里啰唆的零碎话语.五云嫂反复诉说的是她赶集“听”到告示后到兵营去寻找老公的过程,这是她人生的震惊时刻,尽管事情过去了许多年,她仍然记得每一个细节.总之,一个小小的逃亡事件,使无数的家庭惨遭毁灭.五云嫂永远失去了丈夫,而那个可怜的老汉则失去了他人生的支柱与希望——儿子,还有几十个士兵的家庭也将承受这无情的打击.萧红选取的这一视角也纯粹是女人式的,她不关注军阀战争的是是非非,也不关注哪一派军阀跟哪一派军阀作战,总之,在二级叙述者——五云嫂眼里,这是一帮强盗,是无辜剥夺人家丈夫和儿子生命的恶棍,这就够了！这一叙述角度着重呈现的是军阀混战对普通百姓的残害,这便使五云嫂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带有了相当大的普遍性.
贰
除了大量受害的劳动妇女,萧红小说还表现了女性加害者.《呼兰河传》中胡家大儿媳妇——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便是这样一个代表.应该说,她才是一个真正的鬼魂附体者,这个“鬼魂”——一种相沿已久的陋习、私有观念与迷信主宰着她,她发自内心地认为：“哪有团圆媳妇不挨打的？”“……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那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打,是为了让这个小团团媳妇变得像个真正的团圆媳妇,一个吃饭要少吃晚吃,走路要低头慢行,坐着要小心欠身的使唤丫头,总之要让她“守规矩”.于是,“她一不顺心,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于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在她眼里,小团圆媳妇不及一头猪一只鸡：“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显而易见,她把小团圆媳妇当成了她的私有财产与发泄对象.
这个“鬼魂”附体者确信,她的小团圆媳妇是被狐仙附体了,只有大神和各路人马的偏方,才能使这个小媳妇得救,只有洗热水澡才能使这个小媳妇避免“出马”的命运,为此,她不惜十吊钱十吊钱的抽贴,也不惜动用一个个的怪偏方,就是为了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真正”是“为她好”.
加害者,不仅是胡家大儿媳妇,还有一个庞大的看他人倒霉而取乐的“看客”群体.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将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更具象化了：
“大神说,洗澡必得连洗三次,还有两次要洗的.”“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这来看热闹的,不下三十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
小团圆媳妇受虐,成了这些街坊邻居的一大看点,众人随时可以过去搭把手,享受一下施虐的快感,仅仅做旁观者似乎难以完全满足这些人的恶癖.当然,如果不能搭手的时候,欣赏一下小团圆媳妇被的惨象,也能获得某种快感.事实上,这个看客群体,加剧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成了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杀人共犯.
这种以他人痛苦为乐的群体心理,是《呼兰河传》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县城东二道街大坑周围的人们,都知道随时会有人有马有猪掉进大坑,但没人要填上它,为的是这泥坑能“施给当地居民”二条“福利”：一条是“可使居民说长道短,非常热闹”,二条是可以吃淹死的便宜猪肉.总之,是在看倒霉人的笑话或赚倒霉人的便宜.这种无处不在的恶意,越是熟人越强烈.冯歪嘴子跟二姑娘好上并结婚,老厨子等人心理颇为不平,迫切地想看他俩的笑话,期待着他俩倒霉.似乎是冯歪嘴子命运的改善衬托出了周边人的窘迫,只有他倒霉,他们才能获得心理满足,于是不由自主地生出恶意来.
萧红笔下的劳动妇女,大都是逆来顺受型的,真正的反叛者少之又少.但《生死场》中的王婆是一位比较突出的反叛者.她一生多次嫁人,饱经辛酸.她默许甚至支持儿子去当“胡子”,赵三们组织镰刀会,她搞来一杆给予支持.赵三与地主妥协之后,她对其抱有深深的蔑视,她不能接受这种妥协.儿子被害以后,她愤而自杀这个罪恶的社会.尽管她嫉恶如仇,但却很善良,对不幸的女性充满同情,她与五姑姑一起去看望瘫痪在床的可怜女人月英,帮她洗刷打理.她甚至不忍心将那头老马交给屠宰场.尽管作者不善于集中笔墨刻画人物,但王婆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团圆媳妇的反抗出自保护自己的本能.显然,她原本生长在一个贫寒但天然淳朴的家庭,少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与规训.所以,她“吃饭吃三大碗”,走路抬头,坐得笔直,这些正常的行为却因为她卑微的身份而成了罪状,不惟赶车人一家,就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不能接受,所以她挨打就成了必然的了.但她还未学会逆来顺受,婆婆拧她一下,她甚至咬婆婆一口.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也不能接受这种终日挨打的命运.但她的反抗惹来更残酷的暴力.她说的“我要回家”,本是她心声与愿望的自然流露,但因触犯了这个家庭的禁忌,被解读为要回到狐仙那里,于是陷入了越反抗便越受惩治的窘境.
小团圆媳妇的反抗终究归于失败,一个天然淳朴的生命被野蛮、愚昧、迷信的陋习吞噬了.她的悲剧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极端荒谬与将人视为私有财产的无耻.
叁
萧红小说中的劳动妇女也有美好生活的追求者,但这种追求往往难于成功往往使其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其一,是对爱情婚姻的向往与追求.金枝在情窦初开的花季,受到男青年成业的诱惑,在约会中怀了身孕.母亲不得不同意了这桩婚事.可怀孕生子之后的金枝,并没有得到成业真正的爱与呵护,这个曾与她悄悄约会的男人,在婚后判若两人,他冷酷、暴躁,对她的苦痛不管不问,甚至动辄殴打……在贫穷的破压下,夫妻之间的争执发展到暴力冲突,脾气暴躁的成业在盛怒之下摔死了孩子,这给金枝带来极大的痛苦.在由情人到妻子身份的转换中,金枝饱尝了男人的喜怒无常与薄情寡义.成业的婶子福发嫂年轻时也受到福发的诱惑,而嫁给了他,但现在“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冲塞住”.
同样是爱情追求者,佣人李妈（《朦胧的期待》）只能把对军人金立之的爱与追求默默藏在心里,当即将奔赴前线的金立之短暂回到府上时,她满腹的话语却没机会向他诉说,只能忙着去为他买两包战壕里要用的.但当她赶回太太府上时,金立之早已奔赴前方,她甚至连表达一点儿关怀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临别时的叮咛与嘱托了.战争已使她送别了一个朦胧的恋人,现在又一次将她的心上人驱离身边,她的爱情无所皈依无所附丽,只能在梦中将“朦胧的期待”化为现实.
其二是对文化知识的追求.萧红早期短篇中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是那篇写劳动女孩读书理想破灭的《手》.主人公王亚明父女对文化知识的追求是普通劳动者一曲凄婉的悲歌.作为开染坊人家的女儿,长期的染布生涯使王亚明的手变成了黑绿相间的颜色.她一家人的收入微薄,生计艰难.即便这样,她的父亲还是将她送进一个洋学堂就读,希望她通过三年的学习,粗通文墨,回来再教她的妹妹们.然而,她在学校里却遭受到非人的歧视,先是因为她手的颜色与其他同学的白手不一致,而被剥夺了上早操的权利；为了能上早操,她戴上了父亲的手套,但手套被校长摔到了地上.继而,因为被子的异味而被所有的同学排斥,只好睡在过道的排椅上.为了省下买黑袜子的钱,她把白袜子染成了黑色的,因为用了同学的小铁锅而被当面羞辱.甚至连校役也歧视她,在寒风凛冽的凌晨任她瑟瑟发抖就是不给开门.在这里,她显然是一个另类,没人接受也没人在意她更没人倾听她,所以她想说话也只能对着众人说.她经历了一场“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但却是一个劳动家庭希望破灭的悲剧.读书的愿望被无情地粉碎了.这悲剧,既来自主人公的不够聪明,但更来自这所学校无所不在的歧视.或许只有那凛冽的北风能够记着王亚明的屈辱、孤独与悲哀.她需要用多大的心理力量才能承受那显而易见的侮辱与歧视呀？她怎么可能将注意力真正定格在课本上呢？小说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表现了深刻的阶级差异,以及劳动者求知希望的破灭.
陌生化如果仅限于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艺术手段的陌生化（参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 年版）,显然不足以充分揭示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事实上,韵味、主题甚至题材（“本事”）的陌生化同样具备“拉长”读者审美体验的效果,甚至让读者流连忘返.
回望波澜壮阔的20 世纪,在诸多惊心动魄的变革中,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地位的显著提升或许是这个古老国家最成功的社会现实之一.王阿嫂、金枝、小团圆媳妇以及王亚明们的悲剧已然成为永久的过去,但萧红的小说却仍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年代劳动妇女遭受过怎样的悲痛与辛酸.这些作品所呈现的事实越是陌生,作品对当下的读者便越具有某种新鲜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中国妇女命运的巨大改观成就了萧红小说的阅读热.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 世纪4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创作研究”成果.）
妇女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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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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