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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民刊:像堂吉诃德一样去渴望

黄礼孩,70后诗人.广东徐闻人.2006年,诗歌《谁跑得比闪电还快》被选入《大学语文》作为教材,另有诗歌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上百种选本.出版诗集《我对命运所知甚少》、《抵押出去的》、《给飞鸟喂食彩虹》(英文版)、《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波兰文版)、《我爱它的沉默无名》,舞蹈随笔集《起舞》、艺术随笔集《忧伤的美意》、电影随笔集《目遇》、诗歌评论集《午夜的孩子》等多部.1 999年创办《诗歌与人》,推出70后、中间代诗歌、完整性写作等概念和流派,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刊”;2005年设立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曾获2014年凤凰卫视“美动华人·年度艺术家奖”、第五届中国赤子诗人奖、第八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等.现为《诗歌与人》《中西诗歌》主编. 主编语 在民刊遍地开花的日子,我越来越感到,编一本民间诗刊就像盛开的一朵小花,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做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没有刻意去做一件事,也没有回避真正要来临的事情.诗歌是一种独立的圈内文化,她不热闹,把她当作心灵上的朋友,内心自然有一种满足的喜悦.说起来,有一点像身在江湖,我们袖手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待在生活的边缘,面带微笑地编织那些与物质没有什么关系的诗歌.编民刊就成为自怡的快乐,我没有想过愉悦他人,也没有想过要去改造诗歌世界.对于我来说,编民间诗刊,是对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对自由的想象,是一个人对新理想路径的寻找.编刊物也是自我的启蒙和教育,更是他者力量对自身局限性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和刊物走上了相互完成的途中.

1999年秋天,我开始编《诗歌与人》.任何事情想象的时候总是美好的,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办民刊碰到的首先是经费问题.以往的民间诗歌刊物是同人之间的园地,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我不想用你掏一百、我掏二百的方式来搞一本民刊.我把办民刊当成自己出版的著作来做,这种带有私人意念的办刊心理更能让我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小钱花在上面.这就意味着我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其他领域赚到钱,然后用这份钱来出诗刊.在广州,我去给别人做策划、写晚会串词、拍舞台剧照或编什么书,就这样赚一些小钱来办刊.想不起来,这些年我是如何过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奔跑.奔跑是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情投入,只有投入你才能深入生活的核,你才会获得人生的品质.虽然编民间诗刊与生存无关,但你不能否认它是一种人生的方式.

诗歌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表达,能把诗刊做得多极致,就不要停留在粗糙的层面上.虽然说办刊是为了愉悦自己,但也得做得有诗学价值、大气、时尚、现代感,对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我曾给刊物取过几个名,但都不是很满意.广州学者林贤治先生曾办过《散文与人》,我喜欢这份以书代刊的杂志.广州有散文杂志还是不够的,还得有诗歌杂志.就这样,《诗歌与人》在此地诞生.没有人,也就没有诗歌,我们更多的是看重诗人的文本贡献和个人气质.从1980年到1990年,几乎所有的民间诗刊中没有一张诗人的影像.诗人永远躲在诗歌的背面.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像明星一样风风光光地在杂志上抛头露脸?把诗人凸现出来,这是我把刊物命名《诗歌与人》的另一个想法.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浮出海面的前夜.他们在黑暗中涌动,在诗歌的洪流中挣扎.生于70年代,为自己的时代的诗人编诗刊成为我强烈的愿望.我综合诗人蒋浩等朋友的意见,在第一期推出《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没想到整个中国诗坛为之震动.接着我又推出第二期的《诗歌与人:70年代诗人诗展》,70年代诗人以更庞大的气势,群体登上诗歌的舞台,成为中国诗坛最有力量的潮流之一.《诗歌与人》仿佛一夜之间受到关注,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初的想法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行,并没有奢想就此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一直有一种松弛的状态,坚信做一些他人想不到的东西,会让诗人看到诗歌不一样的存在状态.

办了一、二期之后,《诗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诗刊在《诗歌与人》上转载诗歌.刊物有了影响,再去做其他事情就容易多了.最初,要组到全国各地请人的诗歌很不容易.我通过一个诗人介绍另一个诗人的方法来组稿,蒋浩、安琪、阿翔等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不少他们认识的诗人.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全国各地的诗人打电话或写信.我看过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天到晚奔跑,我与他一样有着某种相同的秉性,就是执着.但很多时候,更觉得自己像堂吉诃德,仿佛是一个可笑的理想主义者.给诗人打电话的时候,我试图去打动他们给予优质的稿件.打电话,有时候也会约不到稿件.这个时候,拿着电话筒感到多么的无助和茫然.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心灰意冷时,也想过放弃这个诗刊.一个人编一本诗刊是非常烦琐的事情.琐碎之事,它容易把一个人陷入其中,产生厌倦的情绪.但第二天收到来自远方的一些诗人朋友的问候和祝福,我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仿佛所有的困难不算什么.等到电信部门把上一个月的电话收费单寄来,我就傻了眼,电话约稿代价是那么高.今天的网络发达,约稿容易,但偶尔还是以打电话来约稿,听听朋友们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记得诗人铁梅在新疆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 “我只记得你的声音,我觉得声音蛮好听的,有时候甚至怀念这种声音.”实际上,我是一个乡音很浓的人,我怕别人听不懂我的话而竭力把话表达得清晰一些,丽铁梅的信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灵.也许诗人天生就是兄弟姐妹,让我在四海之内拥有极佳的人缘.

我办刊并不想固守在一种风格上,多元共生才是一个刊物的出路.这就有了后来与安琪合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生于1969年的安琪,在我所认识的诗人当中,她是一个狂热的诗歌分子.她不断地为“70后诗人”写文章呐喊,她也因此与70后诗人建立了友好的感情.安琪既不在“第三代”诗人当中,又不在“70后诗人”里,她感到自己还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诗人有被诗歌史遗忘的危险,而整个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优秀,但诗歌界没有给他们一种说法.把这些优秀的诗人团结一起,为这个群体做一点事情,成为我和她共同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诗歌与人》推出的“中间代”.因为这期专号, “中间代”这个名字在诗歌史册上出现,不管它是试图闯入,还是主动介入,它还是存在诗学问题的论争, “中间代”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

与安琪合作给了我新的思路.开放才是一个刊物的个性.这就有了后来与布咏涛(江涛)的合作.布咏涛在深圳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读书时她没有写诗.她毕业后在电台主持节目,一个偶然的机缘触动了她的情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不少诗.有一天,一个朋友带着她的诗集给我看,我随意翻了一下,被一些诗篇所吸引.看到书中夹着一张她的名片,我顺手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牵出了我与她合作编女性诗歌的源头.布咏涛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女诗人,她对诗歌充满热情又不图功名,今天像她这样纯粹的人不多了.我在与安琪一起编“中间代诗选”的时候已想过要编女性诗歌诗选,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也许缘分没到吧.后来见到布咏涛,我们不约而同谈到女性诗歌,就这样我们合编了多期“女性诗歌”.

从早期的《诗歌与人:中国女诗人大扫描》到《诗歌与人:中国女诗人访谈录》《诗歌与人: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诗歌与人:新女性新诗歌》,到后来的《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女性诗歌在那段时间绝对是中国诗歌最美的光环.很长一段时间,男诗人总是埋怨我,为何频繁推介女性诗歌?其实我没有偏颇女性或男性,只不过女性诗歌从来没有这样被重视过.21世纪以来,发展最迅速的是女性诗歌,她们与男性诗人一超构成当下中国相对平衡的格局,但就女性诗歌评论家来说,没有与女诗人平分秋色.也许,我会在这个层面多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提供新的平台.

一本刊物多少会带着地域的色彩.我所在的广州是一座具有包容精神和务实精神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座城市因为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相对独立的媒体而令人心生敬意.在广州生活十几年,这座城市的自由风格,也许已进入了我们的身体之中.在广州编诗刊与办纸质媒体不同,当然是个人的事情,但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诗人,他们都过得实在而又不失诗人的和渴望.广州的老牌民刊《面影》创办十年,是一批批的诗人把它延续下来的.他们当中有、记者、老师、医生、公务员等人物.那时,他们都怀着对诗歌的热爱,你捐一百,我捐二百,把杂志办下来.白天他们都忙于自己的生计,晚上有空的时候,大家集合在不同的地点看稿、聊天.小说家陈小虎的出租屋曾经是大家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那时,每一个人拿着一叠来稿阅读,当有人找到好诗,就互相传阅,说出各自对此诗的看法,说出放在哪个栏目合适.这样的选稿会,其实也是另一种诗歌沙龙.每一次选稿会都进行得很晚,大家都合不得离开.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很多时候,看着他们消失在黑夜里的身影,我就莫名地感动,是什么让这些不甘寂寞的心聚集在一起,快乐地做着一本民间诗刊?那应是生命的梦想与,我们因为与诗歌结缘,诗歌成为我们潜在的渴望.

1997年,《面影》出十年纪念号,选稿就在我的单身宿舍里举行.那时,我住在广州歌舞团的一幢小楼里,一、二楼是开会的场所,三楼是一个小房屋,房间延伸出去的是一个阔大的阳台.阳台大得足以在上面开舞会.有一年中秋节,广州文艺界十几号人物在阳台上面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节.那时候,诗人世宾常在周末开车从广东的鹤山市来谈诗歌、谈人生理想;诗人吕约在一所中学教书,她有时也会带她的妹妹过来玩,还有全国各地来的朋友都会到我那里小聚.广西的诗人黄正崖还写过一篇《诗歌的阳台》的文章来记录当年的青春现场,佛山诗人张况多年后也写文回忆那段纯真的时光.

生活就这么过着.这么的一个地方自然成为编选诗刊的好场所.因为地方大,大家在上面唱歌、跳舞、喝啤酒、打牌什么的.有时候晚了,他们就在我那里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留下一片狼藉.《面影》出十年纪念专刊后也就停刊了.《面影》算是一个有自己小传统的民刊了,但即使办得不错,也逃脱不了自生自灭的命运.中国的民刊大都是因经费,或者环境的艰难,或主办者的消退而渐行渐远,直至随风而逝.1998年我去北京大学艺术系进修,我所住的那幢诗歌的小楼也拆掉,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往事都灰飞烟灭……

生活的变迁总令人生出许多感叹.因为广州诗人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也就如一盘散沙,需要诗歌这本民刊的集拢.也许编民刊的念想不断,加上朋友们的友谊需要什么来见证,《诗歌与人》也就应运而生,这与我曾经参与过《面影》的编辑工作有着割不断的缘分.也许生活总是存在着种种可能,只要自己保持着一颗好奇的心灵,生活会给你奖赏.对于《诗歌与人》的命运,我没有过多地去想象,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一样.但只要还有自由精神,还有新鲜的思想和策划,我还编下去.

1997年,对于广东诗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生活在广州的青年诗人东荡子、江城、世宾、演子、温志峰、巫国明和我联合出版了一本合集《如此固执地爱着》,由诗评家温远辉作序.这本书给多年寂寞的广东诗歌带来新的气息.这个群体逐渐走出多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广州的诗歌生态也由此迈向一个自由、开放、尖锐和包容的境地.诗歌交流会时常举行,朋友们之间很多时候为一个观点争得脸红耳赤.在那里,我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东荡子运用诗歌语言的经验和技巧让我看到写作的多种途径.世宾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常感染着大家,他倾向于人在思想中应当承担更多.多年后,世宾、东荡子和我一起提出一个新的诗歌主张: “完整性写作.”我用两期《诗歌与人》来推出这个诗歌理念,包括诗歌文本和诗歌主张.我得说,每一种诗歌概念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出现无疑也为诗歌的出路提供多种可能.完整性的主张是通过写作消除内心的黑暗,从而达到与世界的对话、和解,并由此衍生出新的生命.完整性写作概念2003年提出,至今还有诗人和诗评家不断延伸这个概念,丰富和完整它.

在办刊之初的几年间,《诗歌与人》推出“70后诗歌”“中间代”“女性诗歌”“完整性写作”,一时间刊物获得了创造性的力量,先锋精神随之而来.除了群体性的文本推荐外,我也看重个人的文本推介.没有个体白然谈不上群体.俞心樵的诗歌才情横溢,他早期在清华园写的诗歌充满英雄主义的人文色彩,具有个案的意义,也有文本的价值.《诗歌与人》在出版了他的专号后,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又回到读者的视野中来;兰州诗人古马的诗歌写作很有特点,在西部是一个文本有异于他人的诗人,很多诗评家为他写了大量的评论和文本细读,敦煌文艺出版社联合《诗歌与人》为他出版了《古马:种玉为月》,这也是国内出版社首次与《诗歌与人》合作;东荡子的诗歌无疑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奇怪的是他的诗歌现场没有赢得诗歌界太多的重视.优秀的诗人像其他事物一样存在被埋没的命运.《诗歌与人》给东荡子做的专号是散文专号,他的散文很有生活的阅历,又有个人深刻的体会,诗人散文成为观察一个人写作的一面镜子;朵渔是70后诗人中少有担当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切身的痛感,他坚守个体理想、秉承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创造,给予当下更多的警醒.有一年的“柔刚诗歌奖”由我来主办,我把奖颁给了他.朵渔虽是“下半身”的灵魂人物,但他的写作理念却有别于其他诗人.朵渔一直没有出版过他的个人诗集,《诗歌与人》出版了他的《追蝴蝶:朵渔诗选》,除了集中呈现他多年来的诗歌之外,也期待这是一个关于70后的诗歌个案研究;此后,《诗歌与人》也给摩洛哥女诗人法蒂哈-莫奇德出版过一本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三种语言在一起的专号,以此拓展语言的多元性.像这样的个人诗歌文本的推介,以后更专注于更杰出的诗人.因为《诗歌与人》的影响力,很多诗人希望能在《诗歌与人》推出专号,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比在出版社出版还有意义.正是因为众多诗人的看重,我反而更为慎重.任何刊物,没有节制的话都会损害到刊物的自身.尽管如此,但在出版的系列作品中,还是存在一些不甚理想的专题,自我感到这是对刊物的伤害.

也许是这样,对于一期专题的策划,更需要深思熟虑,评估它的价值和影响.我曾经提出,《诗歌与人》要去出版别人不关注或遗忘的部分.比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没有人来编过.后来,我与诗人陈陟云编的《新诗九十年序跋选集》也成为一本唯一的书,它是另一种中国现代诗歌史.这个选题的资料非常难找,中国社科院的刘福春老师曾经给我提供过无私的支持.如这类选题具有唯~性的专号往往会赢得研究者的青睐,听说有些人居然在孔夫子网上书店以高价出售《诗歌与人》.《诗歌与人》尽管印量在1000-2000本之间,都是赠送、交流,覆盖面很小,却是有效的发行.所以《诗歌与人》提出的口号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去传播诗歌,当然还有图书馆.

一本刊物除了竭力挖掘被忽略的题材外,它对于时代也应该去记录.2008年5- 12,《诗歌与人》及时出版了一期诗歌专号,结果里面很多诗歌入选当年的年度选本.的诗歌井喷是一种现象,问题很多,对此,《诗歌与人》还专门出版了一期《5-12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这期专号被一家诗歌机构评为“年度十大事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与人》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联合“诗生活”网,在广州和深圳举办了四场诗歌朗会,为灾区捐了八万多元.虽然钱不多,但它是《诗歌与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担当.

因为时代的变化,民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民刊的定义也就不一样了.显然,这不是一个办民刊最好的年份,人们更多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看作“民刊之春”.在东欧,一些国家则在50年代出现以民刊表达自我声音的浪潮,他们把在民刊上的写作视为”萨米亚特”.这个隐喻来自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的一部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国家,那里的居民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作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到岸上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故事,他说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呼吸.自此,萨米亚特写作便成为东欧地下写作的一个符号.那个时候的东欧充满冲突和变化,陷入乌托邦迷思中的知识分子醒来,他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争取自由的先锋力量.在《地下》一中,对萨米亚特有深入研究的景凯旋教授说: “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的权利,更是人的存在.因此,他们才会将其写作面向公众,而不是当权者.’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不知中东今日的“萨米亚特”如何了,而中国当下的民刊已不是当年的民刊.现在的民刊已难觅当年的呐喊、突围、发声的身影.所以,当人们还拿80年代的民刊的标准来看今日民刊时,多少是失望的.做出改变应是所有民刊的出路.也正是以往的和现在的裹挟,危机感一种伴随着《诗歌与人》.因为个人的局限,这本刊物无疑也受到主编者个人气味的影响.在我看来,国际视野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尽管《诗歌与人》策划了《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国外五诗人诗选》等外国选本,但还是远远不够.带着危机感去办民刊,这种适度的紧张有助于抓住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不满足于只是发表中国一些民间或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同一时空下,还有世界诗人的声音.在与我们同时代用别的语言写作的诗人,他们在思考什么?呈现什么?这是我所关心的.

2005年在给葡萄牙诗歌大师安德拉德出版《诗歌与人:安德拉德诗选》(姚风/译)后,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给刊物赋予其他的诗歌机遇了.这一年,我设立“诗歌与人一诗人奖”,旨在给那些在漫长岁月中越写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进行褒奖,意欲让更多的人沐浴诗歌精神的光芒,为人类的智慧和心灵的丰盈做出努力.这个奖我没有设立评委会,只有我一个人来做评委.我知道,别人会质疑这一做法,担心它的公乎、公正和专业.我们知道任何奖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国内有些奖黑箱操作是路人皆知.我不想模仿所谓的权威,也不想变成小圈子,再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付评委费.抛弃集体举手票决的形式,选择独立的评奖品质,远离利益关系,推出有灵魂感应的文本,这是我个人的愿望.

尽管奖金不够诱人,但我们推出诗人的文本和给予诗人高贵的领奖仪式,这样的方式也不是哪个奖都具备的.第一届获奖诗人为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先生,第二届是中国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彭燕郊先生,第三届是翻译家、诗人张曙光先生,第四届是女诗人蓝蓝女士,第五届是俄罗斯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女士,第六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先生;第七届授予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先生,第八届授予中国诗人东荡子先生,第九届授予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先生,第十届授予美国诗人丽塔-达夫女士和中国诗人西川先生,第十一届授予英国诗人乔治-西尔泰什先生和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先生(终身成就奖),第十二届授予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先生.

2011年是“诗歌与人”被光照亮的日子.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意想不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荣获此奖.很多朋友来信、来电祝贺我.都觉得我有超前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颁奖给这位世界大师.一年之内,两个奖项颁给同一个人,很多人觉得太巧合了.感谢上帝给我这份礼物.但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前面十八年的努力,再好的运气也不会来光顾你.从第一届“诗歌与人一诗人奖”的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安德拉德,到第六届“诗歌与人一诗人奖”的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再到第十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科特, “诗歌与人一诗人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着某个频道的同步,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以前写过一篇文《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思想》,《诗歌与人》设立这个自由的民间诗歌奖,它奖励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和人”,我把此视为个人小小的行动,也渴望汉语诗歌自信地融人世界诗歌的潮流中,把自身有益的新思想输向四面八方,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应得尊严和尊重.

尽管《诗歌与人》已有很好的开局,尽管我满怀,但面对现实也有耗尽的时候.每一个办过民刊的人都知道,办民刊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诗歌与人》还艰难地存在着,它似乎是一块试金石.不知内情的江湖,常流传我是富翁的说法,因为按照正常思维,一个不富有的诗人不可能穷尽所有来干这等傻事.对此等美谈,也不必解释什么.这些年,因为刊物的影响力,我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试图挖出我在十几年来当中最感人的事件,有没有砸锅卖铁、有没有到的地步?还好,还没沦落到那样悲惨的时刻,但很穷的日子也去买彩票,试试运气.但痛苦的时候也有,比如当别人问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名牌好车时,内心就有所波动.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些出几本书了.数数这些具体的数目时,总是沮丧,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现在编刊物的速度减下来,不再为编而编.很多时候,常常怀疑自己编刊物的意义何在?这样做有益诗歌的发展吗?它的诗文本和诗价值在哪里?质疑常让我陷入新的困顿之中.后来有些时间,我常常游离于诗歌之外,而徘徊在各种艺术行当之中.原来艺术世界大得很,有趣的东西多着呢.反过来,各种艺术因素又激活了我对诗歌的认识.

当然说得妤听一点是,编民刊也是一种异质混成的行为.它除了内行的眼光、专业的精神、宽阔的心胸和一种天然的禀赋外,独立和担当依然是它远飞的一对翅膀.在我看来,编民刊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它是一种空中的虚无,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滴深夜的露水,一束闪烁的阳光……其实,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很多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堂吉诃德,走在风中….. 荐诗 西川的诗二首 商代青铜戈 邈远.一只戈,仿佛一片优雅的树叶.优雅.一只商代青铜戈,也许不是商代的——西周早期的亦无两样.也许商纣王,暴君而俊美,迷恋狐狸精的人上人,在士兵的队列中,偶然瞥见过这一把青铜戈——也许他没有瞥见过这一把青铜戈.也许是杀过人的青铜戈,甚至杀过两个人——也许是没有杀过人的青铜戈,只曾在国家祭典的仪仗中摆摆样子.邈远.它拥有与它配套的江山、制度、战阵、呐喊、冶炼技术、审美趣味.这铸造的工艺:谁画的图样?谁负责制造陶范?谁负责浇铸?它是铸造于夏季还是秋季?它的冰冷同一于黄昏的空气,还是黎明的空气?它被分配到了谁的手上?不管那持戈者是谁的祖先我都认他作我的祖先.你答应吧,答应吧,有钱的祖先或者没钱的祖先——无所谓.这只戈,眼前的邈远,仿佛优雅本身;薄薄的金属,当时的高科技,仿佛可以被孔夫子朴实的风儿吹走.它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三千多年:五十部《诗经》的长度,九十九万次相遇和八千四百万次离别的空间.死亡忙坏了人类,却与它无关!当它再次遇到空气、阳光和风时,它曾有瞬间变软,仿佛是晕眩所致.它变得像泥巴制成.然后它再次变硬,变回这世间的东西.仿佛为了成为一件真正的世间的东西,它只好再次变硬,从泥巴树叶变回青铜,并且在这世上无足轻重,像一片树叶的阴影.

慎子

慎子够谨慎,或者,慎子够懒惰,

就写这么一点点,或者,就让历史筛漏下这

么一点点.

慎子够模糊:是法家?是道家?还是什么家

都不是?

是否另有一个慎子,懂大道理,写大文章,

偏偏被忘记?

慎子够幸运,就写这么一点点居然

也混迹于诸子之间,并且流芳百世.

他说野兽喜欢四脚着地所以常常粘得满身泥

土.好废话.

他喜欢拿秤杆和秤砣打比喻,这暴露出他小

商人的出身.

人人骂他,人人排挤他,不想给他诸子之一

的座位.

慎子不发火,坐下,不再挪身.

(刊于《诗歌与人》2015年9月总第36期)

蓝蓝的诗三首

哥特兰岛的黄昏

“啊!一切都完美无缺!”

我在草地坐下,心酸如脚下的潮水

涌进眼眶.

远处是年迈的波浪,近处是年轻的波浪.

海鸥站在礁石上就像

脚下是教堂的尖顶.

当它们在暮色里消失,星星便出现在

我们的头顶.

什么都不缺:

微风,草地,夕阳和大海.

什么都不缺:

和平与富足,宁静和教堂的晚钟.

“完美”即使拒绝.当我震惊于

没有父母、孩子和亲人

没有往常我家楼下杂乱的街道

在身边——这样不洁的幸福

扩大了我视力的阴影……

仿佛是无意的羞辱——

对于你,波罗的海圆满而又坚硬的落日

我是个外人,一个来自中国

内心阴郁的陌生人.

哥特兰的黄昏把一切都变成噩梦.

是的,没有比这更寒冷的风景.

野葵花

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

砍下头颅.

打她身边走过的人会突然

回来.天色已近黄昏,

她的脸,随夕阳化为

金色的烟尘,

连同整个无边无际的夏天.

穿越谁?穿越荞麦花的天边?

为忧伤所掩盖的『日事,我

替谁又死了一次?

不真实的野葵花.不真实的

歌声.

扎疼我胸膛的秋风的毒刺.

如今我黑黑的眼睛

如今我黑黑的眼睛

比写在树上的夜醒得更早

比赤麻鸭更早看见

北方青青的麦苗

如今积雪是可以记起的往事

可以在槐花下吟唱的过去

如今杨穗掉在田头

地米菜像恋爱的眼睛布满小路

我看见杏树金色的微风翻动

在墙头弄出斑斑驳驳的花影

仿佛这一切从另一个春天传来

是另一个人迈动我轻快的双脚

如今暖暖的风早已吹远

地虫在苏醒后的恐惧里忙碌

如今我不再想下一个春天

那里已经不会有这张忧伤的脸

朵渔的诗四首

野榛果

在越省公路的背后,榛子丛中

我双手环抱她薄薄的胸脯

一阵颤抖后,篮子扔到地上,野榛果

像她的小纷纷滚落

她毛发稀少,水分充足

像刚刚钻出草坪的蘑菇

我将软软的放在她的腿间

她诡秘地笑,四周花香寂静

在采榛子的年龄,我们都乐于尝试

这小兽般的冲动,而快感却像

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

坚硬但不可把握

非常爱

我爱这个女孩

一小块一小块地爱

她太小了,张开双臂就能飞

她太美了

我找不到她确切的肉体

我们在中相熟相知

在接近中寻找合适的距离

有一天当我离去

她的身体突发了雪崩

其中的一块,当着我的面

被斜斜地切下

那是作为情感生活的

肉瘤

听巴赫,突然下起了雨

听巴赫,突然下起了雨

路灯的碎银撒在水洼里

鸟儿缩在檐下,空巷里

几只狗追逐着

悲哀来得恰到好处

有那么一刻,我仿佛

看见了狱中人的面孔

抬起头,乌云已布置好幕布

乌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雷声重新为巴赫定了调子

我听——世界只剩下一只耳朵

却有无数张嘴巴!

远处,雨雾的码头上

那踯躅于途者,正背着一袋判决书

要来与我分享……

中秋京郊遇雨

我来此尚有雨的款待.

我来此醉访木匠.

雨打屋檐,上青苔

入花丛,一连几个跟头

如开放的

湿裙子

我听见她们挤呀挤的

差点

笑出声来.

终于可以偃卧寒榻听风

似雨了,

终于可以滴水

不必穿石.

我有时听到自己在哭,

哭什么?

我依然活着.也只有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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