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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和爱泼斯坦的世纪友谊（连载）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近半个世纪的深交
宋庆龄同爱泼斯坦的交往更是成为佳话,宋庆龄称他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爱泼斯坦从23岁开始,即从1938年至1981年,与宋庆龄共同经历了许多历史风云,共同奋战了近半个世纪.她对他后来在中国的工作、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交往近半个世纪后爱泼斯坦对宋庆龄十分了解,晚年的他评价说： “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五分钟过后,就放松了.”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生前给友人的800多封信件中,写给爱泼斯坦的就有200余封,足以证明其友谊之深厚.
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结缘,始于斯诺,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是从斯诺的新闻上知道驰名中外的宋庆龄这一大名鼎鼎女性的.斯诺有时会把宋庆龄在报纸上发表的讲话或者文章寄给天津的爱泼斯坦.当时,尽管两人未曾见过面,还没有真正的实际交往,彼此仅仅通过文章有了初步的了解,可是对彼此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倾向却有了最初也是直观的印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1938年6月,宋庆蛉在香港出面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会前身）,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作为战地记者的爱泼斯坦,从天津、北京一直南下,到台儿庄采访,经过武汉,在湖南采访报道了著名的常德之战.他一直这么走下去,走到了广州.这年九、十月间,适值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也正是在宋庆龄创办“保盟”的最初时期.爱泼斯坦在广州街头采访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而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即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后来他总是这样描述对宋庆龄的第一印象： “她又勇敢、又漂亮.”他清楚地记得,宋庆龄不顾日机袭击的危险,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两人一见如故,一见面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亲切.随即,爱泼斯坦陪同宋庆龄到广州码头一起去迎接印度国大党派来的援华人员、支援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和延安的医疗队.她还建议让他在广州成立一个保卫中国同盟分部,由他负责.
不久,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这时,爱泼斯坦工作的合众社以他过于“亲华”而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为由解雇了他.这个变动却成为爱泼斯坦一生当中的分水岭.于是,应宋庆龄的热情邀请,他辗转来到香港,参如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总部的对外宣传工作,担任委员会委员,并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一起负责编辑英文出版物《保盟新闻通讯》.他是当时机构领导成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从此,爱泼斯坦跟随宋庆龄并在她领导与关怀下,在她创办的机构里,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工作服务了一辈子,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是在此机构里从创建起就参加且工作时间最久的人.
1939年,爱泼斯坦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书的清样后以十分认同和欣赏的笔触写道：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也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爱泼斯坦还深入内地采访,此事也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如她在1940年5月31日曾写信介绍爱泼斯坦到重庆等地采访.1940年6月刊登的《进入中国》等就是他历尽艰辛到抗战前线与后方所采写的报道.1941年,宋庆龄为时任工合国际执委的爱泼斯坦到粤桂湘黔川等地调查工合运动,又专门写了介绍信.
1942年初,爱泼斯坦辗转到达重庆,继续担任“保盟”委员,为“保盟”的宣传工作竭力付出；1944年,他赴延安采访时,代表宋庆龄向转达了她的问候,并且征求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延安的意见,并带回了开给宋庆龄的所需援助的物品清单；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编辑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孙夫人的报告》,努力为基金会筹款；1946年起,他多次协助宋庆龄应对国外媒体的诽谤与中伤；1949年,当美国政府插手切断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渠道时,他又积极筹备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向世界人民介绍并让外国、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真实情况,周总理向宋庆龄提议,应该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宋庆龄完全同意.经过与周总理的反复商量,最终决定先办一份英文刊物,主要针对美英等西方敌视新中国的国家.因为是一份针对西方世界的刊物,所有参加办刊的人员一定要具备对外新闻宣传的经验,熟悉西方媒体,了解西方读者等.为此,宋庆龄想到了她很熟知的爱泼斯坦就是最佳人选之一.
1951年夏,应宋庆龄的邀请,爱泼斯坦与夫人邱茉莉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等国到达北京.并且被周总理邀请至家中,共进晚餐.而后他们立即赶去上海,看望宋庆龄.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切交谈着眼前的重任.爱泼斯坦全身心投入到我国对外传播事业中,并参与创办了新中国对外宣传刊物、后来用8种语言全球发行的《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杂志工作.爱泼斯坦担任杂志总编辑直到70岁,为办好《中国建设》杂志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辛勤工作了半个世纪,培养了大批对外宣传人才.
1951年9月18曰,爱泼斯坦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见证了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宋庆龄当场宣布将全部奖金10万卢布捐出,用于妇幼福利事业,并请爱泼斯坦替她珍藏获奖仪式上的照片.
宋庆龄所撰写的重要文稿也经常请爱泼斯坦帮助提供资料,征求意见,修改润色.像出访国外的讲稿、纪念孙中山的文稿等.从1956年起,每逢孙中山诞辰纪念,爱泼斯坦即协助撰写纪念文章与发言.她在1966年2月的信中说： “请帮我一个大忙.我一直在用心写为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但感到需要你的大力帮助.”他当然尽力相助.其成果就是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著名的演讲稿.1978年,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共同回顾机构发展,撰写会庆40周年纪念文章.1980年,爱泼斯坦为《人物》杂志拟写介绍宋庆龄的专题；1981年,为宋庆龄拟写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答词.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长期坦诚相处,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二人对新闻、写作与阅读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爱好,经常交流阅读心得以及国外最新出版的书刊和知名作家的信息.二人在对外宣传报道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在坚持《中国建设》杂志独特的定位与风格的努力中经常共同探讨与磋商.而且往往为了一篇重要的稿件,庋复推敲和修改.宋庆龄也曾多次放手请爱泼斯坦代拟文章、起草信函、修改润色.特别是二人在共同应对一些造谣诽谤的事件的过程中曾无数次一起讨论与斟酌,宋庆龄对爱泼斯坦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也很明白,爱泼斯坦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大约在1951年时,爱泼斯坦为向海外推销与介绍《中国建设》杂志,曾为宋庆龄写过一份简介.当年的那份简介经过宋庆龄的亲自审阅与确定.后来,在回击与澄清海外各种书刊、文章中伤和诽谤宋庆龄的事件中,宋庆龄曾多次向爱泼斯坦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具体细节,要求他据此为其代拟信函.如1946年9月,美国一刊物专栏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宋庆龄进行了诽谤.宋庆龄写信给爱泼斯坦及其夫人邱茉莉,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并商量如何回击.1970年代,为了澄清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不实描写与内容,宋庆龄曾多次与爱泼斯坦商讨如何应对.之后宋庆龄又针对希夫林的不实描写,请爱泼斯坦写信更正.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的习惯,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经常用信件沟通信息.尢其是爱泼斯坦曾应邀在1980年<人物》第三期写了《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一文,事前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完稿后又交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完全赞同并补充了内容.
鉴于二人数十年颇深的交情,爱泼斯坦还有幸会经常看到她的手稿,读过她的文章,自然对她的文风有亲切的体会.他后来回忆说：“翻开《为新中国奋斗》,可以看出宋庆龄的文风是很美的.她的文章都比较短,长的很少.”他说,宋庆龄的文章有着真正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多余的词汇.活泼、流畅,含意深远,很有力量.清晰、简短,不兜圈子,一目了然.爱泼斯坦笑笑,幽默地说：“没有加酱油.”《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书名是周恩来总理题写的.书中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52年间发表的讲演、文章和声明等共64篇,都是宋庆龄亲自选定的.扉页上还写有宋庆龄的献词： “献给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这册文集出版后,宋庆龄将部分稿酬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使用.现收藏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后来,当一些前来拜访的朋友和记者们问及他与宋庆龄的友谊时,爱泼斯坦有时会拿出宋庆龄给他的一大叠信,抽出几份来给大家传阅.他说： “妣的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字写得很整齐、漂亮,内容亲切、感人.她写文章,写信,就像同知心朋友交谈一样,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的文章同她的性格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文如其人了.她思想很清晰,办事有条不紊,办公桌上千干净净,该办的事不在抽屉里过夜.她讲话也是这样,干净、利落.”爱泼斯坦还说：“宋庆龄很谦虚,文章写好了,还征求别人意见.”
几十年来,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关心和帮助共同的朋友,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斯诺夫妇、格兰尼奇夫妇、有吉幸治、杨孟东、路易·艾黎、耿丽淑、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兰、周恩来夫妇、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邓文钊父子、陈乙明、陈翰笙,陈志昆一家等等.
1975年,爱泼斯坦受宋庆龄的嘱托,希望他在她身后来帮助完成自己的传记.甚至为此3次写信给爱泼斯坦.之前,宋庆龄谢绝了许多海内外知名作家为她作传的请求,她说,只有爱泼斯坦是她信任并可以为她作传的人.她在1975年5月致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并强调：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1980年9月,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继续谈到： “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
1975年5月28日,宋庆龄向爱泼斯坦写去一封信,首次真挚传递出想让他写传的讯息：亲爱的朋友：
读了你的短信很感欣慰.一些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曾和我联系,他们甚至还派代表到我这里来,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这些人我都拒绝会见,并向他们说明“我要自己写回忆录”,以此作挡箭牌.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等我们有时间,我会写信约你单独来谈谈.
向你致以爱意.
你的永远的SCL
1975年5月28日
爱泼斯坦并未急于表态,因为这是宋庆龄首次自己提及写传的意向,同时她在信中的语气似乎并不十分急迫,也没有要求他表态.
时隔5年后的1980年9月17日,宋庆龄第二次提及写传的事.那天,她给爱泼斯坦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她又旧话重提,请他为自己写传.她说：“无论如何,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
当时,爱泼斯坦接到信后由于匆忙,并未将信全文通阅,而是只看了信的前半部分后就急忙按照宋庆龄信中的要求去处理交办的事去了,压根没有看到关于写传的这部分内容,因此也就没有做出反应.等到他忙完了事情准备写信向宋庆龄汇报事情处理结果时,重新把来信再回看一遍后才看到了有关写传的这部分内容.
爱泼斯坦说,面对宋庆龄交给自己的重托,他此时的第一反应是受信任.他知道,几十年申,世界上无数比他知名的人一直要求为宋庆龄写传但均遭到拒绝.而此刻,宋庆龄却选择了自己,要求自己为她写传.他非常感动,被宋庆龄对自己的友情和信任所深深地感动.当然他也明白,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他只觉得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于是,他经过十分认真、慎重的考虑后,9月20日回复了宋庆龄一封长信.同时,把自己对如何写传的思考与计划一并做了汇报.他向宋庆龄表示： “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
宋庆龄于9月25日高兴地回信表示感谢.这是她给他的关于写传的第3封信.在信里,宋庆龄完全同意爱泼斯坦草拟的写作方案,同时表示： “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所有的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我现在过于疲乏,不能经常地坐下来回答问题,但我随时都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缘何宋庆龄单单选中爱泼斯坦为自己写传？这是一个经常被人问及的话题.针对此,在1980年9月25日的信中,宋庆龄也毫不避讳而坦率地向爱泼斯坦披露了友人的质疑： “当然,在同志们中间关于谁来写我的传记有争执,但我根本不恕讨论这件事.”用宋庆龄自己的回答是： “信任”！即“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的确,信任与了解,是宋庆龄选中爱泼斯坦为她写传的最主要因素.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宋庆龄十分了解爱泼斯坦的为人与行事风格,特别是对他的文字功夫与写作能力,不仅熟知而且欣赏.她知道,爱泼斯坦的写作态度很严谨,长期的新闻与编辑工作经历,培养了他追求真实与准确的习惯.况且,从他写作并出版的书籍名称就可以知道他所热衷与关注的话题：《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等等,她完全清楚爱泼斯坦一向不关心鸡零狗碎的八卦小道消息,他绝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附庸低级趣味.传记到他手里,绝不会写歪.
据后来爱泼斯坦回忆说： “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后来她病了,病变很快,我们该谈的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谈.”好在其间宋庆龄曾经慷慨热心地向他提供了自己的很多交往书信,这使得这本传记写出来颇有权威性,加上爱泼斯坦的深厚写作功力,让这本传记几乎成为经典.当然,已届七旬的爱泼斯坦,这还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其中的艰辛和付出也是常人难以恕象的.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
爱泼斯坦认为对宋庆龄最好的纪念是行动,他除了要尽力办好宋庆龄创办的杂志外,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完成她生前重托的传记写作任务.此后10年,爱泼斯坦全身心投入到撰写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
在开始筹划并动手写作时,爱泼斯坦已年届70岁,那段时间,他经常查阅大量有关图书资料,走访许多宋庆龄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踏访她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最后他躲到到宋庆龄故居勤奋笔耕.他花了大约10年时间,潜心搜集整理与梳理研究宋庆龄的壮丽一生,最终于1993年1月给世界呈上这份激动人心的传记精品,并且赶在宋庆龄诞辰1 00周年之际作为厚礼献出.他说：“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因为受宋庆龄的嘱托,也出于对她的无比的爱.”他的传记写作是非常认真的,他认为：一部传记必须严格区别于历史小说,传记决不容许有任何想象.他在写作中,充分运用自己平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做到言必有据,事必有实.他说：只有了解历史背景之后才能更好地了解宋庆龄的一生.所以他十分强调把宋庆龄的一生活动结合中国20世纪革命的大背景来写.这样该书出色地再现了她作为坚定的爱国革命家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与密切合作,为创建新中国及世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千秋功业.此书在中外发行,好评如潮.而他坦诚地说： “我希望此书的出版,会促使更多更好的宋庆龄传记的出版,不但在我们这一代,而且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因为宋庆龄是不朽的.”这年,这本书的中英文版同时面世.除了中文简体字版、英文版、日文版等版本,台湾还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时的爱泼斯坦虽年事已高,但仍被这一如火如荼的社会新浪潮感化催动不已,常在、爱国犹甚的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相继完成了《西藏的转变》《从战争到解放》《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3部著作.到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还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总之,他一生笔耕不辍,除了以上提及的之外,他逐主要精心撰写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其中,《西藏的转变》与《历史不应忘记》两本书以东西方交织的视角,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晚年的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回顾“保盟”历史时,字里行间言简意赅而深情地表述了他们多年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 “当我读这篇讲话稿的时候,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到了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你是合众社派出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事务.我为你对中国的友谊深深感动.当你同意我的请求到香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时,我是多么高兴.”她还这样高度评价爱泼斯坦说： “你做了真诚的努力,你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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